程卓《使金录》考论
赵永春 祝贺
摘 要： 南宋程卓于嘉定四年（1211）九月使金贺正旦，嘉定五年（1212）二月返回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使期间撰成《使金录》一书。有人认为其书“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所记惟道途琐事”，“不能当作史料应用”，等等。其实，《使金录》一书，不是宋人出使辽金“语录”中最为简略的，而是众多“语录”中比较祥赡的一种。书中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宋金交聘制度和礼仪，使者出使行程之地理、文物古迹、遗闻趣事、金代城市建筑、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等，皆为作者亲见亲闻，是研究金末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宋金交聘制度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关键词： 南宋;程卓;《使金录》
南宋程卓于嘉定四年使金贺正旦，撰成《使金录》一书。《四库全书》未收其书，仅列入存目，称其书“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于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记惟道途琐事”，“未足据也”。①
有人依据四库馆臣之言，认为“此书甚为简略，所记惟道途琐事”，“在宋人语录中恐怕是有代表性的”。②
也有人认为该书“缺点是记载简略，不能当作史料应用”，“对于金国情形，无一字相及。书中亦记琐事，如世所传宋高宗泥马渡康王，即出自此书，显然不可凭信”③
等等，全面否定了这部“语录”的史料价值。台湾学者王民信辑录《南宋国信语录四种》④
时，亦未能将其书做为南宋国信语录第五种辑入其书。可见，学界对程卓《使金錄》的评价是不高的。笔者认为《使金录》的史料价值是不应该低估的。因作此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程卓生平与撰成《使金录》一书
程卓，《宋史》无传。《四库全书总目》称程卓“休宁人，大昌从子，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历官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⑤
乾隆时修《江南通志》记为，“程卓，字从元，休宁人。淳熙十一年廷对，首乙科。嘉定中尝使金，察和议虚实，归奏：敌人陵弱，请固邦本，修戎备，以待复仇。除军器监，请诏偏禆以上各条具方略。知泉州，请减上供银数，又请敕广南通行会子，以流通境内楮币。除福州帅，严察吏蠧，税清讼息。迁同知枢密院事，一时政要多所规切。卒谥正惠。初休宁赋税以卓请，得蠲免，乡人祀之”。【（清）赵弘恩等：《江南通志》卷一四七《人物志·宦绩九·徽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511册第270-271页。】梁克家《三山志》称程卓嘉定十一年（1218）“以朝散大夫、直秘阁”知福州，“正月初二日到任，四月转朝请大夫”，嘉定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被旨令赴行在奏事”。【（宋）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二二《秩官类三·郡守》，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是知，程卓于淳熙十一年中进士后，曾任扬州户曹，知嘉兴府，后迁刑部郎中。嘉定四年程卓使金时的署衔即是“朝散郎、尚书刑部员外郎”，【（宋）程正惠公：《使金录》，（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易名审订：《新安文献志》卷三四《杂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721页。】“借朝请大夫、工部尚书，充贺金国正旦使”。【（宋）傅忠简公：《程公卓行状》，（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易名审订：《新安文献志》卷七四，第1813页。】程卓使金回国以后，曾任朝请郎、军器监、泉州知州等，嘉定十一年以朝散大夫、直秘阁任福州帅（郡守），嘉定十二年“赴行在奏事”。
《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少监》记载，嘉定以后任职秘书少监者20人，程卓，“淳熙十一年卫泾榜进士及第，治书，十二年十二月除，是月为起居郎”。【（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官联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2页。】同书卷九《官联三·同修国史》记载，嘉定以后任同修国史者31人，“程卓十三年十月以权工部侍郎兼，十四年八月为给事中仍兼”。同卷《官联三·实录院同修撰》记载，嘉定以后任实录院同修撰者31人，“程卓十三年十月以权工部侍郎兼，十四年八月为给事中仍兼”。同卷《官联三·实录院检讨官》记载，嘉定以后任实录院检讨官者62人，“程卓，十二年十二月以起居郎兼”。【（宋）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官联三》，第363、386、399页。】是知，程卓于嘉定十二年九月由福州赴行在奏事，十二月任职秘书少监，除起居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十三年（1220）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十四年八月升为给事中，仍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宋史》卷四○《宁宗纪四》称，嘉定十五年（1222）九月辛亥，以“给事中程卓同知枢密院事”，【《宋史》卷四○《宁宗纪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79页。】嘉定十五年十一月，程卓为竹洲先生吴公儆作《行状》署名称“通奉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宋）程正惠公：《竹洲先生吴公儆行状》，（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易名审订：《新安文献志》卷六九，第1689页。】嘉定十六年（1223），程卓因病“转正议大夫、守同知枢密院事致仕”，【（宋）傅忠简公：《程公卓行状》，（明）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易名审订：《新安文献志》卷七四，第1814页。】“六月丁酉，程卓薨”。【《宋史》卷四○《宁宗纪四》，第780页。】
程卓于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受旨使金贺正旦，嘉定五年二月一日返回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往返凡四阅月”。按宋时规定，凡出使者均须向朝廷提交一份出使记录，时称“语录”。宋人“语录”虽无固定范式，但均为按日记载出使期间与对方接送伴使、馆伴使、押宴使等应对酬答情况、沿途经过路线及所见所闻等等，因需要关照两国关系，有关国家机密等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之事，多不记载。《使金录》一书就是程卓在出使金朝期间撰成的这样一部“语录”。
二、《使金录》一书的版本及其流传
程卓撰成《使金录》，也应该按照宋时规定，上交国信所存档，但国信所保存的大量的“语录”并没有刊印，今多不传。唯有使者所撰“语录”底本（或称“复本”）或被刊印或被传抄，才部分保留下来。程卓的《使金录》也是这样。
《中国丛书综录》只记载了程卓《使金录》的《碧琳琅馆丛书》和《芋园丛书》两种本子。【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01页。】
《碧琳琅馆丛书》是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方功惠所辑，并于清光绪十年（1884）刊行的丛书。【（清）刘锦藻等：《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七三《经籍考十七·子杂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180页。】该丛书多选取世所少见之古本，共44种，282卷，分裝成120册。所收《使金录》后附《跋语》二篇：
宋人行役，多为日录，以记其经历之详。其间道里之遐迩、郡邑之更革，有可概见。而举山川、考古迹、传时事，在博洽者，不为无助焉。故余每喜观之。若程正惠公之《使金录》，其一也。庚戌夏，五录置少城茅斋中，因题简末。
《使金录》一卷，枚庵先生原本行役，记载必详。如放翁《入蜀记》、《出蜀记》，皆有成书。宋人著作无不笔之于书。我国家渔洋先生，有《皇华纪闻》，亦仿其意而作也。因今僧在观钞录存之。时乾隆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重九，灯下根石披览，偶缀数字于后。【（清）方功惠：《碧琳琅馆丛书·使金录》，巴陵方氏广东刻宣统元年印本，第18页。】
据第二篇跋语“枚庵先生原本行役”分析，第一篇跋语当为枚庵先生于庚戌年所做。枚庵是清初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吴翌凤之号。吴翌凤生于乾隆七年（1742），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庚戌年当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据第二篇跋语“因今僧在观钞录存之”分析，署第二篇跋语的本子应是僧在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据吴翌凤于乾隆五十五年所做跋语之本子手抄而成的抄本。是知，《碧琳琅馆丛书》所收《使金录》所据之本子应是乾隆五十七年僧在观抄本，而乾隆五十七年僧在观抄本所据则为乾隆五十五年吴翌凤所做跋语之抄本，也就是说，《碧琳琅馆丛书》所收《使金录》的僧在观底本源于吴翌凤于乾隆五十五年所做跋语的家藏本。近年，由齐鲁书社于1996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5册所收《使金录》即是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巴陵方氏广东刻宣统元年（1909）印《碧琳琅馆丛书》本影印的本子。
《芋园丛书》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东南海人黄咏雩（字肇沂，号芋园）集《碧琳琅馆丛书》版与《翠琅玕馆丛书版》经增补修订后的汇印本，所收程卓《使金录》据《碧琳琅馆丛书》本排印，也就是说，《芋园丛书·使金录》本也是依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僧在观抄本，而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吴翌凤所做跋语之抄本。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5年出版的《丛书集成续编》第276册所收程卓《使金录》就是依据《芋园丛书》本而影印的本子。
程卓《使金录》除了上述《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碧琳琅馆丛书》本和《芋园丛书》本以外，还有《芋花广丛书》、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鹤俦抄本以及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等版本。
《芋花广丛书》见于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笔者初见其书，以为该丛书为《芋园丛书》之别名，后细观其丛书，知其与《芋园丛书》并非为一。该丛书扉页大字墨书“芋华广丛书”，目录刻印“芋花广丛书总目”，正文单页9行，行21字，版心下有“芋花广”或“芋花广丛书”字样，书根有“芋花菴丛书”字样，是知该丛书称“芋花广（或芋华广）丛书”或“芋花菴丛书”。该书扉页B面有“宣统元年辑刊”“碧琳琅馆藏版”等字样。是知该丛书主要依据《碧琳琅馆丛书》排印。《碧琳琅馆丛书》于光绪十年（1884）印行，而《芋花广丛书》所收第一部书《古文四声韵》书名页则有“光绪壬午（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碧琳琅馆藏版”等字样，所收《过庭记余》一书书尾有“光绪七年（1881）秋七月巴陵方功惠校刊”等字样，大约是该丛书沿用《碧琳琅馆丛书》正式刊行前陆续刻成之旧版。所收第一部书《古文四声韵》后有“巴陵方功惠校刊”“仁和李岳云篆隶并书”“番禺黎永椿校字”“萃文堂刊刷”等字样，《文选编珠》后有“巴陵方功泉校字”，《文选纪闻》后有“门人朱邦衡校录”等字样，都说明该丛书沿用了“碧琳琅馆藏版”之旧版。所收程卓《使金录》亦当为《碧琳琅馆丛书》之旧版。该丛书究竟为何人所辑，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考证研究。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第423册史部杂史类所收《使金录》、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6册所收《使金录》、《全宋笔记》第6编所收《使金录》，系依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乾隆四十二年李鹤俦抄本影印和整理。该抄本文后有清吴翌凤于乾隆五十五年所做跋语，文字与《碧琳琅馆丛书》、《芋园丛书》、《芋花广丛书》本第一篇跋语相同，唯多出“羽士李鹤俦从余友林蠡艖游，工楷法，是卷嘱其手录，时丁酉九月也。枚葊漫士记”32字。【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23册《使金录》文后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0页。】多出文字中所说的“丁酉年”即是乾隆四十二年，可知，该抄本是李鹤俦于乾隆四十二年手抄而成，并由吴翌凤所收藏，吴翌凤于乾隆五十五年为该手抄本写下跋语。乾隆五十七年僧在观又据李鹤俦抄本手抄成僧在观抄本。是知，《碧琳琅馆丛书》所据僧在观抄本刊印时，保留吴翌凤跋语之正文，删去了“羽士李鹤俦”“手录，时丁酉九月”等说明性文字。可知，《碧琳琅馆丛书》本所据乾隆五十七年僧在观抄本所据之乾隆五十五年吴翌凤所做跋语之版本即是乾隆四十二年李鹤俦抄本。按此追述，《芋花广丛书》和《芋园丛书》等版本也都是依据乾隆四十二年李鹤俦抄本而刊行的。
其实，程卓《使金录》还有比乾隆四十二年李鹤俦抄本更早的本子传世，一直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明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本。明人程敏政在其所辑撰的《新安文献志》卷三四《杂著》类收有程卓《使金录》一书全秩。程敏政所辑撰的《新安文献志》有明弘治本、明万历本和清《四库全书》本。何庆善、于石据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明弘治本重新进行点校整理，由黄山书社于2004年出版，是目前所见有关程卓《使金录》最早的整理本。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所收程卓《使金录》当源自于程氏家族保留下来的《使金录》抄本。不知与乾隆四十二年李鹤俦抄本是否为同一种抄本，但可以肯定的是，两抄本都应源自于程卓上交国信所之底本（或称复本）。顾宏义、李文即据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所收《使金录》，重新整理标校，收入《宋代日记丛编》一书之中，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此外，四库馆臣在为《使金录》一书做存目提要时所依据的本子是“编修汪如藻家藏本”，不知是何种版本。晚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和版本学家傅增湘曾收藏有一种“明丛书堂红格写本”《使金录》，“十行二十字”，跋语与《碧琳琅馆丛书·使金录》本所收第一篇跋语相同，亦未有“羽士李鹤俦”“手录”等文字。书中“钤有‘玉兰堂、‘辛夷馆诸印，又有‘谦牧堂藏书记、‘古吴王氏、‘季振宜印、‘沧苇、‘季振宜读书、‘礼邸珍玩各印”。【（清）傅增湘：《藏園群书经眼录二·史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2页。】大约是依据乾隆四十二年李鹤俦抄本而抄成的一种本子，或许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吴翌凤所做跋语之抄本（两种抄本为一个底本），亦未可知。不管是明朝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本，还是清朝李鹤俦等抄本以及《碧琳琅馆》等丛书排印本，如果追述最初本源的话，皆源自于程卓上交国信所之底本（或称复本），再加上《使金录》一书文字量不大，各种抄本和排印本在传抄和排印过程中错讹较少，各种版本出入不大，均可采用。
三、《使金录》一书的史料价值
学界对程卓《使金录》多持否定态度，其实，程卓《使金录》的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不应该有所忽视。
第一，学者诟病《使金录》的一个问题是“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史部·杂史类存目》，第472页。】应该说，程卓《使金录》是有些简略，但这并非是程卓《使金录》一篇“语录”的问题，而是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的通病。宋朝规定，使者回国后都要向朝廷上交“语录”，主要按日记载出使行程、应对酬答及所见所闻等事，由于宋朝使者出使“语录”多为备案所用之公文以及需要照顾两国关系等，“语录”多记载出使期间与对方劳问寒喧之语而不记载机密文字，故而，使者提交国信所备案用的“语录”就成了官样文章，都比较简略。程卓《使金录》由于受到时代和体例的限制，尤其是受到众多的简略的官样文章“语录”的影响，也难有新的突破。
实际上，程卓《使金录》在众多的比较简略的“语录”之中，并非是最简略的，不应该用“简略太甚”来定性。纵观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程卓的《使金录》虽然比不上比较典型的超过万言的陈襄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楼钥的《北行日录》、范成大的《揽辔录》、周煇的《北辕录》、倪思的《重明节馆伴语录》，但也有六七千言，超过其他的各种“语录”。可以说，程卓的《使金录》在众多的比较简略的“语录”之中，绝不是最简略的，当处于中上之地位，应该是当时众多“语录”中比较祥赡的一种。
《使金录》一书虽然仅有六七千言，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宋金交聘制度和礼仪，使者出使行程之地理、文物古迹、遗闻趣事、金代城市建筑、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等，皆为作者亲见亲闻，史料价值很高。并非是“不能有资考证”“不能当作史料应用”，而是多有可资考证之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下面仅以宋金交聘制度和礼仪为例，对程卓《使金录》可资考证之处作一简要探讨，窥一斑以见全豹。
书中记载，程卓一行“使节”出国门至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即将由盱眙军出国境时，先“遣盱眙军客将”前往金境之“泗州探问”，称金人“先排已至”，“再问，接伴使副继至”，随后“遣掌仪高宗愈等过淮传衔”，即将大使、副使姓名及官衔等传达给对方，“继同北书表张震亨、先排书表完颜速传接伴使副名衔”，即将金朝接伴使、副之姓名和官衔传达给宋朝使团，“至盱眙燕馆，使大中大夫尚书户部郎中李希道、副广威将军东上閤门副使蒲察信，从旧礼，立饮书表三杯而去”。第二天，金朝接伴使副要前来津亭迎接宋朝使节，“（程）卓等具冠裳登舟，乘马入亭内，望拜如常仪。次与希道、信对揖，升中庭，酒三行，退，分位少憩。三节官属与左先排完颜速、右先排完颜南海，互参使副，各上马对揖，并行。入泗州驿，讲私觌正泛送之礼”。【（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45页。】对宋使出国境，金人先排、接伴使前来迎接等礼仪记载十分详细，是其余“语录”没有详载的珍贵史料。
宋人出使辽金“语录”对宋辽和宋金交聘制度及礼仪多有记载，但对于宋使出国境之礼仪，多比较简略地称对方派遣接伴使副前来迎接，少有记载如此详细者，尤其是对金朝“先排”和“北书表”的记载，不见他书及各种“语录”之记载。从书中所记情况分析，金朝“先排”应该是金朝接伴使副派遣的先行筹办接待宋使的人员，书中不仅记载了金朝先排先行到达泗州筹办接待宋使等事务，而且记载了金朝左先排、右先排和北书表的名字及宋使与金朝先排见面的礼仪，还记载使团一行至灵壁县中途，“护军千户及先排等群骑猎于旷野浅草中，时获獐兔”，至东京（今河南开封）“接伴遣书表张震亨借私觌正泛送至真定之数”【（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5、447页。】等等，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宋使即将出国境时金朝先排筹办接待宋使等情况，而且金朝所派遣的先排有左右之分以及金朝先排和书表还要陪伴宋使同行等等。这些记载，不仅不见于其他“语录”，也不见于正史等史书，足补史书记载之缺，对于我们了解宋金交聘制度及其礼仪大有裨益。
书中称“入泗州驿，讲私觌正泛送之礼”，“借私觌正泛送至真定之数，照例从之”，回至恩华馆“送伴乞借尽回程正泛送礼私觌礼物”，回到会通馆“分三节官属银绢”等等，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宋金交聘制度中的“私觌正泛送之礼”，也使我们知晓了使者所得礼物皆归使者所有，可以分给三节人从等使团人员，并不上交国家等等，这些记载也少见于他书，足资考证。书中又说，至柳子镇，西望即凤凰山，“遇北使数车南上，乃贺本朝正旦使也”，
【（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5、447、453、454、446页。】
关于金朝使者出使宋朝使用的交通工具，史书记载也不算多，据此处记载可知，金朝出使宋朝的使者也乘车，对我们了解金朝使者出使宋朝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有所补益。
嘉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程卓一行由定兴至涿州“掌仪黄昌嗣以病殁于车中”，二十四日“牒接伴使副为黄掌仪治丧，致赙礼绢布各二十五匹，茶毗于城之西”，【（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1页。】记载了金人遇到宋朝使者途中死亡时的接待礼仪和赙礼。关于金人遇到宋朝使者途中死亡的赙礼，史书少有记载。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礼部在讨论遇到来使及三节人从赴阙身故的接待礼仪时，曾援引元祐七年（1092）吕希绩等接送伴语录、元祐三年（1088）楚珣接送伴语录和绍兴八年（1138）莫将接送伴语录，吕希绩等接送伴辽使时遇到辽朝大使耶律迪身亡，按朝廷规定“大使赐绫、罗、绢各五十匹，副使折赐绫、罗、绢各三十匹”。楚珣等接送伴辽使时遇一下节人使身死，致赙礼“绢三十匹、钱三十贯”。莫将接送伴金使时遇到金朝上节书状官魏千运身亡“赐银六百两”。绍兴十九年（1149）礼部在讨论此类问题时，规定，“将来若有上节到阙或回程身亡之人，欲赐银二百两。如未到阙，在沿路身死，欲依魏千运体例，止赐六百两。其中节人比附上节减半，给银三百两。下节人却比附中节减半，给银一百五十两。”【《吕希绩等接送伴语录三篇》，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144-145页。】这些“语录”记载了宋人遇到金使使宋期间病故的丧礼和赙礼，但没有宋使使金期间病故金人治丧的礼仪等相关记载，程卓《使金录》记载的宋使黄掌仪在使金途中病故，金人“致赙礼绢布各二十五匹”，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失，提供了与宋人致辽金使者赙礼互相比较和参证的重要资料，不可不谓弥足珍贵。
根据宋金交聘制度规定，正月四日“例有射弓宴”，大使、副使等要在对方伴射使、馆伴使等陪同下，进行射箭比赛。金朝后期，金人在射箭比赛中常常射“不中”，成为一些“语录”关注的事情。如楼钥《北行日录》称金朝押宴完颜仲雄“以射选借官而来，射虽不能命中，而善于发矢，人多服之”。【（宋）楼钥：《北行日录》下，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382页。】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称宋朝伴射使郑彦射弓，金朝大使完颜兖与宋朝馆伴副使赵昴、金朝副使路伯达并射弩，“昴第一对，后箭先射中，次彦射中”。“次，移垛子、添箭、添碗讫，昴中的。再轮射间，兖方射中，次伯达射中，已上并随射中”。“又再轮射间，昴复中的”。【（宋）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39页。】程卓《使金录》对使金期间举行的“射弓宴”也有记述，称“自午初射”，金朝伴射使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连不中”，宋朝副使赵师嵒“先中的”，“次（金朝）馆伴副使完颜良弼中角花，（程）卓继中角花。其次，馆伴正使张仲仁及伴射完颜守荣方中。师嵒凡射中碗九十七，卓射中碗二十一。射至黄昏，屡传示礼成，请止。伴射迫晚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师嵒连中的，虏人至是皆脱箭。”
【（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3页。】
可见，程卓《使金录》对本来善于骑马射箭的女真民族在射弓宴上却屡射不中等情况的记载，虽非是唯一之记载，但却是最为详细之记录，不仅使我们对宋金交聘制度和礼仪中的射弓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可以与其他“语录”互证异同，对金朝末年武备荒弛的情况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此外，书中对宋金交聘制度中的赐分食、赐酒果、赐生饩等礼仪皆有记载。还称，至恩华馆，与金朝馆伴使传衔相见，与接伴使副相别，入居会同馆;回至恩华馆，与馆伴使相别，与送伴使相见;回至泗州至淮河，與金朝送伴使相别【（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2、447、451、453、455页。】等等，对我们了解宋金交聘的有关制度和礼仪不无补益。
可见，程卓《使金录》虽然有些简略，但所记内容十分丰富，并非是“不能有资考证”，更不是“不能当作史料应用”，而是多有可资考证之处。是我们研究宋金交聘制度和礼仪的十分难得的珍贵资料。
第二，学者诟病《使金录》的第二个问题是“于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使金录》“称接伴使李希道等，往还不交一谈，无可纪述，故于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记惟道途琐事”。【（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史部·杂史类存目》，第472页。】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影响，有人进一步指出“书中说接伴使李希道等馆伴金使，往还不交一谈，无可记述，故对于金国情形，无一字相及”。【老铁主编：《中华野史辞典》，第303页。李希道是接送伴使，不是“馆伴金使”。】应该说，程卓在《使金录》中确实说过，金朝接送伴使“李希道等往还，绝不交一谈，无可纪述，彼意盖欲掩国中扰攘，故默默云”。【（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5页。】程卓说“李希道等往还，绝不交一谈，无可纪述”，主要是指接送伴使李希道和副使蒲察信不交一谈，但并没有说其他人不交一谈。实际上，书中所记其他人交谈之事很多，涉及金人金事也不算少。我们仅从上述程卓解释“李希道等往还，绝不交一谈”的原因是“欲掩国中扰攘”的记载中就能看到金国受到蒙古攻伐的情事，并非是对“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更非是“无一字相及”，而是对当时金人情事多有记述。
首先，书中对金朝末年蒙古攻金等情事多有直接或间接的记载。
程卓于嘉定四年使金贺正旦，那一年正是蒙金开战之时。据史书记载，嘉定四年二月，成吉思汗率兵南伐，多次大败金人，逼近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后，又退去。程卓《使金录》对那时金朝遭遇蒙古攻伐之情事多有反映。
书中称，程卓一行于嘉定四年十二月二日至宿州永丰驿后，“数问车夫以金虏用兵事，或言有诏书鞑靼已退，或言犹未退，但是多用佥军把阸，其言不一”。又说，九日在东京馆舍，“传得北人二十九日诏书，其中云：‘爰自山西及于畿甸，掠夺财畜，凭陵室庐，中都、西京路及沧州，今年税赋并行减免。其承应人自言，鞑靼方略退，约春初大相打”。【（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7页。原文“打”字后有释文“‘打，言‘战也”。】真实地记录了时人对蒙古攻金的传闻。十二日过黄河至卫州河平军驿，“前被甲而立者，内见一人即荷担之夫，乃知官兵北征，担夫通用也”。“自河以北，车夫走乏屡佥民兵，其数尤多于河南，加之科敛刍粟，民间罄竭，肆言无忌。沿途承应人，无非市户。随行骑士，亦无官中卒马，所至率驱市户为之”。记载了金朝官兵都去抗击蒙古，屡次佥军仍不够用，致使接待宋使之役人骑士皆无官中卒马以至出现担夫和士兵通用之现象。十三日至卫县，见“县市书壁云：‘征军逃亡，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自过淮，每传闻金人为鞑靼攻掠，直抵城下。前此屡战皆北，兵多溃散。”不仅记载了金人在蒙古攻伐下屡战屡败之情事，也揭示了金朝佥军多有逃亡的情况，又通过“科以流罪”的记载，使我们明确知道金朝也存在“流刑”，完全可以为学者们有关金朝是否存在流刑的争论画上句号。书中又记载，十五日至临洺镇，车夫云：“洺州吊桥塞路，以防鞑靼。”真实地记载了金人为防蒙古进攻自行破坏桥梁的情况。十八日至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南门外驿，车夫等云：“鞑靼欲攘真定，已逾五台山，相去百二十里。”二十六日至良乡县（今北京市房山县良乡），“良乡为鞑靼残毁，惟存驿在城外”。二十七日自恩华馆“并马逶迤行墟墓间多十余里，初非寻常使人所经之路，始达城门，入丰宜门，过夺玉桥，入宣阳门，即西转过文楼侧，入会同馆”。嘉定五年（1212）正月六日，由会同馆回恩华馆时，“再由墟墓以行，乃闻旧路近西南门外，方遭残破，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见之，迂回以避之也”。十七日回国渡黄河时，“闻埽兵提铃唱声督守浮桥，人戽水甚遽”。【（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6、447、448、449、450、451、453、454、455页。】真实地记载了蒙古攻金残毁州县，以至金人害怕宋人知道金朝被蒙古残毁的惨象，而让使者不走原来路线发生绕“行墟墓间”的情况。这些记述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蒙古攻金的情事，多有正史所不载之史料。
其次，书中对金朝职官及军兵等情事也有所涉及。
书中不仅记载了金朝接送伴使、馆伴使、北书表、先排、押宴使、伴射使等众多金朝官员的官职，为我们研究金朝职官提供了重要资料，还记载了沿途所见官僚机构及有关军兵等情况。如称程卓一行于嘉定四年十二月二日至宿州（今安徽宿县）永丰驿，见“州治之侧，左有司候司，右有司狱司”。【（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6页。】可与《金史·地理志》所载“明昌四年（1193）置司候司”【《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66页。】相互印证。
书中称，程卓一行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会同馆“同官属与馆伴上马，自右文楼过驰道，转左武楼，行千步廊，紫茸、青茸军分立廊外”。【（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1页。】关于紫茸军和青茸军，《金史》无载，《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一引晁公忞《败盟记》称：“逆亮有亲军女真三万，矛盾戈戟器械精纯，尽用紫茸丝绦穿联铁甲，号紫茸军;其次用黄茸，号黄茸军;其次用青茸，号青茸军。紫、青、黄三军，一名细军，又名护驾军，专一簇御宿卫，虽有大敌，悉不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一引晁公忞《败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0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谓“金主亮令诸处统军择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军，皆用茸丝联甲，紫茸为上，黄茸、青茸次之，号硬军，亦曰细军”。【（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正月是月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46页。】程卓使金见到紫茸军和青茸军分立于千步廊之外，足可补《金史》记载之缺，并可以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所记互证异同。《使金录》在记述“紫茸、青茸军分立廊外”以后又称“自馆至殿，皆甲士排立，每过一门，对立二十人，皂衣持弓靴刀。入宣明门，内有红金花袍帽八人为列，后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对立三百人，意其卫士之属也。殿下两行，若行门之类，衣紫衫，裹帽，金带，腰弓箭，执长骨朵，三十余人，对殿而立。殿上亦有被甲弓箭，分左右立”。【（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2页。】这恐怕是我们研究金代兵制及其礼仪不可多得的资料。
再次，书中对金朝的经济文化尤其是金朝遭遇蒙古进攻后的经济残破的形势也多有记述。
程卓使金，虽然未能通过与接送伴使李希道、蒲察信交谈了解到金朝的政治经济情事，但通过与车夫、木工、承应人等人交谈了解到不少金朝的政治经济情事，尤其是这些人所透露的金朝赋役繁重以及金朝遭遇蒙古进攻后的经济残破的形势，都是正史中所难以见到的重要资料。如程卓等于十二月二日至宿州永丰驿后，所至车夫等言，“被官司科斂频仍，民间贫乏，父子兄弟因佥军久不见面，词语怨嗟”。十八日至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车弊，修车，木工云：“此间官司不恤民，一应工役，自备工食及合用竹木等费，子孙不敢世其业。”揭示了金朝“科敛频仍”以及木工生活困窘“子孙不敢世其业”的情况。程卓等人听到这些话，有所感慨地说“我南朝爱民，不如此。”嘉定五年（1212）正月二日程卓等人在会同馆，与承应人交谈，承应人言：“燕京粟直每石十千足，军兵合给月米，每石折钱一千，仅得时直十之一而已。”这不仅是当时金朝粟米价格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了解金朝通过折钱而导致金朝军兵月收入实际所得不足十分之一的重要资料。正月十日，程卓等人回至真定府，“途中遇差诸路人丁往添筑燕城，无日不见运粮草军往来，牛马或毙，即载车中。车夫怨言：‘征取之扰，自常赋外，有曰和籴，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6、450、452、453页。】在蒙古进攻的形势下，修城、筑路、运粮草等徭役日见增多，赋税也不断增加，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赋役繁重的怨言。这恐怕是在正史中很少看到的记录。
程卓一行于十二月十四日至彰德府，见城中印榜：“‘交易三贯以上，并用交钞，如违，断徒追赏。注云：‘罪止徒二年，赏钱五十贯。”【（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8页。】这是金朝限制使用铜钱的重要资料。金朝因为铜钱制造不足，以及为了与宋朝争夺铜钱，鼓励人们使用交钞，限制使用铜钱。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范成大《揽辔录》，该书称“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现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现钱，不用钞”。【（宋）范成大：《揽辔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392页。】范成大《揽辔录》所记“过河即用现钱，不用钞”，与程卓《使金录》记载稍有不同，足见《使金录》的记载可以与他书互证异同或补史之缺。
书中还记载一些程卓等人所经之地亲见亲闻的特产，如程卓一行于嘉定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今河北磁县），过滏阳河，称当地的“酒亦以‘滏阳春为名”。十五日至“邯郸县（今河北邯郸），出北门望见丛台在右，今为鬻酒之所”。对滏阳春酒及邯郸卖酒之所做了记述。程卓等人于十六日至内丘县（今河北内丘），称“内丘有梨，为天下第一。枣林绵亘。磁、邢烧石灰，色黑，微有焰”。为我们留下了内丘之梨天下第一，以及当地盛产大枣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磁、邢烧石灰的记载，使我们知道磁州、邢州等地当时已经用煤炭做燃料，无疑是古人使用煤炭做燃料的重要资料。书中还称“过卢沟河，石桥长九十丈，每桥柱刻狮子象凡数百，所谓天上人间，无比此桥”。【（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8、449、453页。】对金人所修卢沟桥做了高度评价。
此外，书中称程卓等人于嘉定五年正月十九日回至郭桥镇，午后过牟陀冈，“瓦窑千余，昔烧龙凤砖者，今半阝贵毁”。是我们了解瓦窑在金代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书中又说，庆都县（今河北望都）“县人多瘿，东接唐县，病瘿者众，形气相传如此”。是记载金代地方病的重要资料。书中还说正月十七日回至卫州，驿中人云：“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二十五日“宿会亭镇。自此以北，往来皆缺雨，麦苗如针，绝无秀润”。【（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4、450、455页。】对我们了解金末的自然灾害也不无补益。
復次，书中虽然记载的金代文化资料较少，但仍有重要资料流传下来。如嘉定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真定，“卓等赴宴，见舞高平曲”，称“他处尽变虏乐，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故也”。为我们留下了入金汉人在女真文化影响下，逐渐学习女真文化并出现女真化之倾向的重要资料。书中称程卓等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入昭化门至驿。苏文忠轼昔帅此郡，作《松醪赋》，金人以碑刻相遗闻。有祠堂在府学，学在化源坊”。反映了金人重视学习宋文化，尤其是喜欢苏轼诗词文章的情况。文中所说“祠堂在府学，学在化源坊”，与嘉定五年正月十九日回至郭桥镇“过蔡河桥，太学、武学在馆驿行路左右”等记载，对我们了解金朝的学校建设也不无补益。此外，书中又称至磁州，“驿中纸灯十余盏，甚草草”，至相州“市中纸灯差胜磁州”，【（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50、454页。】对于我们了解当地民俗也不无帮助。
第三，学者诟病《使金录》的第三个问题是记载了“宋高宗泥马渡江”等琐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使金录》“所记惟道途琐事，世传宋高宗泥马渡江，即出此书所记磁州崔府君条下。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卓之所录，亦当时臣子之言，未足据也”。【（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史部·杂史类存目》，第472页。】称“宋高宗泥马渡江”“初非实事”“未足据也”是正确的。因为，程卓《使金录》主要按行程记述所见所闻，亲眼所见之事，必定真实，而亲耳所闻之事，则不一定全部真实，尤其是有关传说，确实不能凭信。书中所记“宋高宗泥马渡江”之事确实是其中一例。
书中称程卓一行于嘉定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今河北磁县），见驿左有显应观和崔府君庙。称“府君曾为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卓等夜率三节官属望拜，祷于神，护往来”。【（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8页。】学界多认为这是最早记载“崔府君泥马渡康王”的史料。这则史料说的是，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人以宋人不按盟约规定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借口，第二次发兵攻宋。十一月，宋人急忙派遣康王赵构（宋高宗）和王云使金求和，康王和王云等由相州至磁州，磁人称王云是金人细作（奸细），起而杀死王云。面对金兵深入，康王欲退，无马可乘，崔府君显灵，以泥马载康王渡过大河。此事发生的背景与程卓使金之时，已相距近百年，从程卓所记载的这条史料来看，在程卓使金之前，磁州早已建有显应观和崔府君庙，南宋首都杭州西湖也早已建有显应观和崔府君祠，香火甚盛。据邓小南先生考证，崔府君崇拜在建炎、绍兴间即已出现并形成，“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广泛传播，“正是南宋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组成部分”，“与宋高宗稳定政权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也就是说，有关“崔府君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并非是程卓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程卓将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下来的传说记载下来，非但不是程卓之过，而是程卓之功。由于这些记载，不仅使后人知道南宋时有“崔府君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还可以让学者透过这一传说揭示出南宋“神道设教”的实质。对我们史学研究来说，这一记载，不仅具有广见闻之功，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考史资料，不但不应否定，相反倒应大加赞扬。
程卓《使金录》像这样以广见闻并提供考史资料的记述还有很多，如自虹县（今安徽泗县）至灵壁县（今安徽灵璧）“中途，虞姬墓在道左”，至邯郸县（今河北邯郸），称“赵故都也，即昔人黄梁梦之所”，“县北道上，有钟吕之祠”。至柏乡县（今河北柏乡）彭川驿，称“光武庙在道旁，壁绘二十八将，皆左衽庙前，二石人腰断，俗传光武经过，遇道上人，问途不应，以龙辉剑斩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后汉光武皇帝庙记，一云重修光武庙记。有诗二首，刻于庙门之外”。“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入鸡川门，宿金台驿。城池高深，望见谯楼，大书顺天军厅梁，题云：‘大定二十年，护国上将军、顺天军节度使、兼保州观察使、开国侯、太子立，重修。”【（宋）程卓：《使金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445、448、449、450页。】等等，皆可以广见闻，并与他书记载互证异同。
以上可以看出，程卓《使金录》虽然比较简略，但并非是宋人“语录”中最简略的。书中并非是“于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而是记载了大量有关蒙古攻金以及金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多有补史和他书记载互证异同之处，并非是“不能当作史料应用”，而应视为研究宋蒙关系、宋金关系，以及金末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责任编辑：孙久龙
An Analysis of Record of Diplomatic Mission to Jin Dynasty by Cheng Zhuo（程卓）
ZHAO Yong-chun， ZHU He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 Cheng Zhuo（程卓）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Jin Dynasty in September of the 4th year of Jiading （嘉定，1211）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s Day and returned to Linan （临安，now Hangzhou， Zhejiang）， the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February of the 5th year of Jiading. During the mission， he wrote the book of Record of Diplomatic Mission to Jin Dynasty. Some people think that his book is “too brief to have textual research”， “only records the trivial matters on the road” and “cannot be used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etc. Actually， Record of Diplomatic Mission to Jin Dynasty is not the briefest one among the “records” of diplomatic mission to Liao and Jin Dynasties， rather it is one of the relatively detailed records. The book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including the system of dispatching envoys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ir etiquette， the geography， cultural relics， historical sites and anecdotes of the journey， and urban architecture，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Jin Dynasty， which was seen and heard by the author himself. So they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geography， economy， culture and system of dispatching envoys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g Zhuo（程卓）; Record of Diplomatic Mission to Jin Dynasty
收稿日期：2018-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