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世界屋脊的军人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高寒缺氧,寥无人烟。但为了完成共和国赋予的使命,多少军人忠骨埋雪山,英灵驻高原;多少人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演出了一幕幕千古流芳的活剧;是他们在这里创造了新的历史,向世界展现了一个面貌全新的青藏高原。

    为了寻觅高原军人的奋斗足迹,我又一次来到了昆仑山下的戈壁新城格尔木。

    写了98封“劝降信”的妻子自己却“投降”了

    青藏公路好像一卷长长的稿纸,车轮就是那饱蘸墨水的笔,轮胎与公路相摩擦,录下了汽车兵走过的足迹,记下了他们创造的业绩。

    青藏兵站部所属的,汽车团的汽车兵,飞轮碾碎千里雪,马达震落高空月,昆仑山上迎日出,通天河畔度夜寒。年复一年,一茬接一茬,在青藏高原跑车已几十年了。他们手中的车,也已换了四五代,但一颗赤忱的心永远没有变。

    1983年,在青藏兵站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部长王满洲向麾下的几个汽车团的负责人下了军令:

    “哪个汽车团能保证三年不发生伤亡事故,我为他们报请三等功!”

    三年,一千多天,几百台车,在处处充满险情的风雪高原上奔驰,能保证不发生一起事故吗?

    其他几个汽车团的责任人正在琢磨,汽车第三团政委邢景山和团长张奎景站起来了,他们发出掷地有声的两个字:“我们!”

    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军令状,邢景山和其他领导一起对本团30多年来在高原行车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历年出现的几百起事故,一一进行了分析,最后推出了安全行车的九字“真经”:度天时,识地利,求人和。

    到1986年底,他们团果真实现了连续三年无伤亡事故的目标。青藏兵站部报请总后勤部给他们团记了集体三等功。

    邢景山一点也没有陶醉,他又向全团发出了“向五年无亡人事故的目标迈进”的号召。为了把口号变成现实,他忘了自己,忘了家庭,终年在风雪线上奔波。到1988年,他们又创下了连续五年安全行车的优异成绩。

    对于邢景山昼夜不停地奔劳,妻子很放心不下。她发现丈夫一回到家里显得很疲倦,人也明显瘦了,就劝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邢景山总是说:“忙完这阵再说。”可一个“这阵”刚完,另一个“这阵”又开始了。妻子多次劝他少跟几次车,注意休息,他总是說:“组织上把几千人、几百台车交给我们管,不深入第一线算什么领导!”

    1988年底,邢景山随车队从拉萨回到团里后,感到身体不适,先到格尔木第22医院去检查,医院感到问题严重,后经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亚急性重型肝炎晚期。

    邢政委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将要走到尽头,大年初一早晨,他爬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后几行字,向同志们告别:

    “我临走时说很快回来,现在看来不能兑现了……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和你们一起欢度春节……”

    1989年2月17日,年仅44岁的邢景山,心脏停止了跳动。邢景山是近年来青藏兵站部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14个团级干部之一,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47岁。

    暴虐的高原,以“死”的威胁,向汽车兵发着淫威。偏偏高原汽车兵都是不怕死的。也许他们初来高原时,曾经产生过畏惧,讨厌过这里,谩骂过这里,但他们毕竟在这里流过汗,流过血,这里有他们裁的第一棵树,有他们盖的第一幢房,有倒下去战友的坟茔,更有他们创造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他们离不开这里,他们向往着这里更美好的明天。

    某汽车团副营长陈文耀,是从开放城市兼侨乡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入伍的南国儿子。改革开放以来,家乡面貌一天一个新,和他同时入伍的两个同乡战友复员后,一个在街上练摊,一年轻轻松松赚几十万;另一个在建筑队开车,没几年就盖起了一幢小楼。陈文耀的妻子沈丽萍是位归国华侨,当地几家企业都向他敞开大门,欢迎他这样的实干家。他也可以到国外去经营买卖,经营得好,会很快成为一个富翁的。因此,妻子沈丽萍三番五次写信,劝他快点转业回家。一封,两封,五封,十封,不多久便写了98封“劝降信”。但陈文耀却全然不为所动,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团队,自己的车,舍不得离开青藏线、昆仑山。他向妻子施行了“反劝降”: “你来高原吧,这里需要我,也需要你!”

    妻子终于“投降”了。她的98封信没有拽回他,他反而把妻子从繁华城市拉到了青藏线,在昆仑山下安了家。

    他们爱高原、恋事业的可贵品质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雪片似的飞来120多封信件,盛赞他们是扎根高原的红柳,开放在昆仑山麓的雪莲花!

    1984年夏,何新明从天津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毕业了。学院分配他去驻山西某部队工作。这个从地方高中生考入军校的新一代大学生,早就向往着到艰苦的边疆去一展身手。他找到学院领导要求:“分配我到青藏高原去吧!”

    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千里迢迢来到驻格尔木某汽车团六连报到。三天后,连里分配他给一名老驾驶员当助手,去西藏安多拉煤。他很高兴,可是,车上昆仑山后,海拔越来越高,人的头也像擂鼓似的疼了起来,到了唐古拉山,胸口闷得像压了扇磨盘,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到了兵站,他扛起行李就往屋里跑,想赶快躺下来喘喘气。但老驾驶员却叫住了他:“大学生,咋不给师傅扛行李?”

    他愣了一下,一咬牙:扛就扛!要当先生,先当学生嘛!就这样,何新明开始了自己的高原汽车兵的生涯。他把自己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制服了连里的“油老虎”车;他开动脑筋,勤于动手,使不少废旧零配件重新派上用场。渐渐,老兵们对这个大学生刮目相看了。后来他被任命为排长,接着是副连长,当连长的命令是1987年10月下达的。他感到连里这些在风雪高原摔打出来的驾驶员,论实践经验不能说少,但在理论上却缺乏点深度。于是,他抽空就给大家讲汽车保养、节油窍门、预防事故什么的,由于讲得实在,深入浅出,理论很快付诸实践。在全团开展的七项内容的评比活动中,他们连拿下了行政管理、安全行车、节油节材等六个第一。连队连续两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何新明深知,在环境艰苦的青藏高原,要在战士面前取得发言权,就得和他们一起在风里雪里,在缺氧地带摸爬滚打,忍饥挨冻。他当连长几年来,带领车队百余次翻越唐古拉山。1989年冬天,他带车队翻越海拔5200米的唐古拉山时,遇上了大雪封山,路边的雪比车还高。他身先士卒,不顾缺氧头疼,组织大家挥锹铲雪,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他们挖出了一条近千米长的“雪胡同”,把车队安全带下了山。

    男大当婚。为了把根牢牢扎在高原,何新明在格尔木当地找了一个姑娘结了婚,成了家。小两口新婚燕尔,恩恩爱爱。但何新明一心扑在连队工作上,平时很少回家。尽管他的家离连队只隔一堵墙,几步远的路。有一次,他爱人余素珍因煤气中毒,昏迷过去,何新明把她送到医院安排好后,立即又带着车队出发上路了。爱人小余说:“我理解他,他的心全在他的连队,他的汽车,他的工作上!”

    1990年4月,总后勤部发布命令,授予何新明“热爱高原的模范连长”荣誉称号。

    何新明,新一代高原汽车兵的杰出代表,他又率领他的车队奔向茫茫的世界屋脊!

    啥叫幸福?和家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青藏公路沿线人烟稀少,常常是几百里路上找不到一个村镇。为了解决过往部队、特别是常年在青藏线上跑车的汽车兵的住宿问题,几乎在公路修通的同时,兵站也随之在公路边诞生了。

    千里风雪高原,以热为贵。这一点我本人是深有体会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在青藏线跑车那阵子,晚上到兵站不是住帐篷就是睡汽车大厢。睡觉前用背包绳把被筒的一头捆起来,然后穿着皮大衣,戴着毛皮帽和皮手套钻进被筒里去。睡时是什么姿势,第二天早晨起来仍是什么姿势。记得有一次在纳赤台兵站,晚上干打垒的屋子里还烧着火墙,可第二天起床一看,墙上的霜毛竟有两寸多长,每个人的眉毛、胡楂和鬓发上都结了白霜,有一个同志的鼻子上冻了个大冰坨,差点把鼻子冻掉。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的纳赤台兵站已今非昔比了。1990年4月,总后勤部授予他们“高原红旗兵站”荣誉称号,赞扬他们18年红旗不倒,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六次,兵站党支部受到总政治部和中央组织部的表彰。

    为了使这面红旗在昆仑山上高高飘扬,不少人为她流过汗,洒过血,不少人为她奉献了青春,付出了生命。

    兵站炊事班老班长徐鸿武,1957年带着两把菜刀上昆仑,在兵站一干就是30年。高原风吹皱了他的脸,昆仑雪染白了他的发,平凡而繁忙的招待工作耗掉了他的青春年华,无情的高原疾病侵蚀了他的健康。1987年,他带着满身的疾病和动过7次手术的刀痕,恋恋不舍地回四川老家安度晚年。至今,兵站的同志和常年跑车的汽车兵,还经常念念不忘这棵昆仑不老松。

    兵站副站长郭进军,是在这昆仑山的怀抱里倒下去的。长期以来,兵站的接待任务十分繁重,每天都有三四个连队住站,最多时一天曾接待过17个连队,近2000人,光菜就要切1000多斤,和面淘米更是一盆接着一盆,一锅连著一锅。兵站干部几乎每天都在伙房跟班劳动。有一次,郭副站长正在伙房揉面。突觉眼前一黑,摔倒在案板下。大家把他扶回宿舍后,他鼻孔喷血达半脸盆之多。医生说这是高原性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造成的。后因病情急剧恶化,竟在昆仑山中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兵站原教导员赵国瑞结婚13年了,因忙于工作,没有在家里过一个团圆年。

    一些随军不能随夫的妻子,因丈夫在高海拔的雪山工作,那地方不适宜家属小孩生活,他们只能把家安在格尔木,常常独自守空房,一年见不上几次面。一次,我特意采访了几位军嫂,她们几乎都有这么一句话:“啥叫幸福?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猛一听感到不可理解,细一想它里面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深情啊!这就是高原军人的家庭。

    从“五大凉”到“五星级”的“空中楼阁”

    汽车沿着昆仑山的北坡奋力向前爬着。随着海拔的升高,我渐渐感到脑袋像敲鼓一样疼起来了,但我咬着牙没吱声。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五道梁兵站。这个兵站地处昆仑山上,海拔4800米。当年慕生忠修青藏公路时曾在此设过站,叫可可西里站。可可西里是无人区的意思。

    多年前我曾到过五道梁兵站,那时站里的客房是破旧的拱形帐篷,烧火用牛粪,吃水靠化冰。兵站的一项艰巨任务是背冰大战——因此地无水源,每天下午兵站除值班人员外,全体出动,用麻袋、柳条筐等去几里外的冰湖里背冰。在高寒缺氧的昆仑山上,背着沉重的冰块,一个个气喘吁吁,脚如坠铅。汗水与冰水结在一起,呼气与霜花凝在一起,一趟又一趟,有时直到半夜。站里有一间被大伙称为“水晶宫”的储冰房,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冰块。这些冰经专门的大锅化开后,既要管住站人员吃喝用,又要管汽车兵给汽车加水用。

    条件如此艰苦,尽管兵站同志做了很大努力,仍不能使所有过往部队满意。所以有的人不叫它五道梁兵站,而叫“五大凉”兵站,说这里水凉、饭凉、菜凉,屋子凉,人心凉。

    俱往矣,如今“五大凉”变成了“五大热”。你瞧,兵站门前不远处,修起了一个15000多立方米的蓄水池,可供兵站及兄弟单位的一切用水,兵站已结束了背冰化水的历史。

    特别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的住房——办公室、客房、餐厅等,都是“空中楼阁”。站长告诉我:由于此地属永冻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兵站盖了几次房,住不多久冻土融化,地基下陷或裂缝,房子随即也东倒西歪。自然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就要想办法对付它。现在的房基是挖地三米深,再浇铸起一个个直径半米多的水泥桩,桩体突出地面两米多,上面铺上水泥预制板,房子就盖在水泥板上,既防潮隔湿,也解决了地表塌陷的问题。

    我信步走进“空中楼阁”,屋内干净整洁,温度适宜;在高级客房,摆有席梦思床,沙发,还有氧气袋。置身此地,简直不敢叫人相信这是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里。

    今天,一支在西藏执行战备任务后返回内地的部队正途经这里。兵站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在能摆34张餐桌的宽大敞亮的餐厅里。每桌都是八菜一汤。八个菜是:扣肉,炒三丁,手抓羊肉,红烧鱼,猪头肉,虎皮辣椒,麻酱拌茄子,橘子罐头。主食是一盆高压锅蒸的白米饭,一盆葱花肉末面条,两盘煎饼,还有馒头。站长告诉我:一般情况下每人二两米饭、二两面条、二两煎饼就够了,不够的还有馒头。还备有专门的病号饭。

    我从格尔木出发时,兵站部王根成部长告诉我:到了五道梁兵站,一定要尝尝他们的电锅烙煎饼。

    果然,我刚在餐桌旁坐定,一盘黄葱葱、焦嫩嫩的煎饼便摆在了面前。尽管高山症弄得我头昏脑涨,食欲极差,我还是吃了两张,味道相当不错。电烤炉煎饼已成为五道梁兵站的特色饭了。

    据汽车团的同志讲,现在青藏线上的不少兵站都创出了自己的特色饭和风味菜,如黑河兵站的绿豆米饭,当雄兵站的火锅牛肉,沱沱河兵站的红烧鲤鱼,纳赤台兵站的砂锅豆腐等,都已在过往部队中叫响了。

    这一切的变化,无一不印着高原战士艰苦奋斗的足迹!

    他们无愧于中央军委授予的“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称号。

    作者简介:窦孝鹏,陕西扶风人。198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1958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七十六团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政治处宣教干事、汽车连副指导员,解放军青藏办事处政治部新闻干事,总后勤部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及后勤杂志社编辑、副社长,金盾出版社副社长,后勤杂志社副编审,编审。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篇报告文学《昆仑魂》获1993年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世界屋脊有一群军人》获总后勤部第二届军事文学奖,短篇小说《路》、散文《心连在线上》、报告文学《十万里路见忠心》和《他,没有躺倒》均获解放军总后勤部历次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