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认知安全感：疫情背景下媒介建构的重要命题
喻国明 朱天然 陈宣妤 张世文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不仅影响生命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造成公众的集体焦虑与恐慌。社会面临着疫情战场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场域中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处理高风险传染病的预防及救治;另一方面是社会传播场域中与信息疫情（Infodemic）的博弈——应对虚假谣言的肆虐、安抚公众的不安情绪及整合面临失控的内容传播格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错误信息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面对公共危机，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消弭社会性的心理恐慌，营造更为健康有益的认知安全感，成为危机传播场景下主流媒介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认知安全感：危机情境的风险感知
（一）认知安全感的基本内涵
认知安全感是个体在摆脱威胁情境或在受到保护时所体验到的情感，是维持个体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个体想要得到安全、稳定和渴望受到保护， 避免焦虑、恐惧等心理。简言之，安全感是公众基于社会安全形式作出基本判断与心理评价，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情境的风险感知。作为人类最底层的需求之一，公众认知安全感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媒介是个体信息感知与环境监测的重要载体，公众通过媒介建构的现实语境形成对安全感知与外在风险的综合评价。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公众通过依法享有的知情权而积累的社会信任度，另一方面是人类面对危机事件、重大灾难时自然流露的各类情绪的综合感知。因此，立足个体在其安全需要得以满足时内心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安全感并非是对于社会风险的直接投射，而是一种在相当程度上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公众在面临社会风险时，出于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考虑而产生的一种担心、忧虑乃至惊恐的应激反应，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往往导致出现过度关注、密集传播或集群行为的恐慌。这种社会心理反应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它既可能是由社会本身隐含的现实矛盾引发， 也有可能是媒介过度传播的心理影响所致。媒介化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传播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进而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媒体对社会恐慌事件的不当报道，会在相当程度上产生超乎恐慌事件自身带给人们的恐慌心理或现象，形成一种叠加的集体性恐慌情绪。
（二）信息疫情的安全感缺位
公共危机事件引发信息环境的恐慌与危机本身同等可怕。2003年SARS暴发后，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提出“信息疫情”的概念，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事实不匹配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乃至安全的现象。2020年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暴发的失序信息传播带来了安全感的剥离，媒介场域中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造成社会恐慌的共振与混乱有目共睹。
主流媒介的使命是通过纾解公众恐慌、引导网民情绪，促进社会共识并营造安全感知。但疫情背景下，外在情景风险的复杂及信息传播秩序的混乱加剧了公众对于疫情的恐惧心理，解构安全感知。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加上社交媒体语境下社会信息流动的结构改变，圈层式、分布式传播进一步强化传播符号的混乱及意义的不确定性。传统主流媒体在复杂社会舆论中“压舱石”“定盘星”的效用面临着消解的压力，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引发了公共信任危机，也为网络内外的恐慌和受众主体不安全感推波助澜，催化拟态环境中认知恐慌的形成与安全话语的解构。公众处于一种紧张、惊恐、压抑、茫然的不安全社会氛围中，迷失在失控的信息“漩涡”中。
二、认知建构：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基本因素
传播场域的公众安全感具有感知评价的主观色彩及外在情境风险的客观属性，概言之，安全感是对外在情境风险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调查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受众接收、传播信息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身的恐惧，增强安全感。如果受众不能在公共的信息传播中获取对环境的必要反馈和正确认知，缺少对有效信息的把握，势必会加剧他们主观认知的恐慌感。
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当然有赖于社会情境的改变及风险因素的降低与消失，但在疫情之下，传播媒介不能被动地等待和无所作为，而是要通过对传播形式、内容及环境的把握，依靠科学有效的信息传播，给受众更多的信息掌控权。具体而言，造成公众在危机事件中不安全感的传播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播主体的失序：发布不及时、不透明、不准确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基于对事件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统一认识与行动的迫切性，信任的重要性凸显。公共空间的組织成员伴随着各类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和解决的全过程。专业媒体作为疫情信息发布重要载体，在政府、组织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中担负起信息连接的重要作用，是受众获得准确信息的关键渠道。政府、公共组织及专业媒体的公信力关乎着受众的风险感知及对所接收信息的认可，进而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得失。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失序的传播主体将加剧传播符号及意义的混乱，难以给公众强有力的安心剂。
信息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是安全感缺失的重要诱因，虚假无效的信息与有效应对决策的割裂则造成受众内心的恐慌。具体而言，若信息发布主体无法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公众不可避免地会对危机事件自行揣测，造成谣言的产生并干扰正常的信息接收。信息发布的透明与否直接关系到受众对有效信息需求的满足与否，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信息传播主体的失序不仅影响个体信息感知的模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风险的再生，构成媒介恐慌及社会不安的主观感受。
（二）信息过载的焦虑：过量负面信息的心理创伤
除失真、谣言构成“信息疫情”的影响外，媒体报道的信息过载也会加剧受众的不安全感。当公众处于一种信息接收超负荷的状态时，无法有效整合、组织及内化自己需要的信息， 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事实上，在此次疫情中，一方面媒体报道的不足使公众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信息过载造成的信息混乱也会产生认知焦虑。一项疫情期间媒体暴露与公众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显示，媒体的暴露越高，GAD-7（广泛性焦虑指数）的得分越高。媒体暴露3小时以上受众焦虑的风险是媒体暴露1小时以内的1.3倍。由此可见，对媒体而言，不放过每一个事实真相固然重要，但也需要照顾到疫情发展每一阶段受众的心理承压程度。因此，媒体在危机事件的传播中在告知公众必要事实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对受众情绪的纾解以及价值认同的构建，将信息过载对受众安全感的影响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三）社会传播结构的改变：从串联式到并联式
媒介技术革命对社会传统结构的改变加剧了传统媒体公信力的削弱，并放大社会共识的撕裂与恐慌不安的弥漫，撕裂与信任关系的丧失是现阶段的一个基本现实。大众传播时代是一种线性的、串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依赖于传统专业媒体，信息通过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传递给受众，受众也可以通过组织方式形成自下而上的传播反馈机制。但在媒介技术变革的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传播节点的增多打破了传统的串联式结构，“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形成了由多元传播主体构成的平等、去中心化、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
在并联式的社会传播结构中，各类人群发声渠道泛化，鱼龙混杂的信息因传播门槛的降低而汇聚于网络空间内，海量信息的泛滥带来“信息疫情”的流行扩散，加剧公众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互联网增强了人们连接的同时也为人群间建立了一道道“墙”，“墙内”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个人表达更容易摆脱社会角色关系的束缚和主流意见的牵制， 呈现出个体情绪化特征。当疫情等负面信息介入时，极易使个体处于激动、亢奋、恐慌、盲从的精神状态之中，激发潜在的负面情绪宣泄与表达。
三、操作关键：公众认知安全感的营造路径
（一）信息公开：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推进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官方来源是普通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如出现内容错误、逻辑不清、反复更改，将会直接影响信息的可信程度与安全感知。一定程度上而言，此次疫情的蔓延是部分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而导致错过防控黄金期的恶果。此外，信息共享和使用渠道不畅直接导致了信息的流通和传播效果受限。因此，打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孤岛”，推进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提高数据信息的利用和协调能力，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对促进信息高效传播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促进公众安全感提升的重要动因。
疫情数据是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信息传播的核心要素，更是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基本维度。疫情暴发以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各省市级政府纷纷启动疫情数据的信息公开工作，除了国家卫健委要求公布确诊、重症、疑似以及确诊病例发病时间、收治信息等基本情况外，各地疫情信息公开形式和程度不一，有的是文本形式的文件，有的是经过归纳分析的统计报告，有的是简单加工处理的可视化图表。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目前开放的数据不够清晰直观，受众在阅读和理解上存在一定难度;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后续的开发利用过程也存在客观阻碍。
数据开放合作的众创模式是引入社会力量，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其实现信息的再生产和再利用，实现原始数据价值利用的最优化和互动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以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为例，深圳疫情数据开放平台在“疫情数据开放”专题下开放了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的疫情数据集。截至2020年7月8日，已上线了有关疫情的12个数据集，平台提供了每一个数据集文件下载、元数据、关联信息、数据项、数据预览、可视化分析、API详情、数据纠错等信息内容和服务功能，且每一个数据集以XML、RDF、CSV、JSON等可机读格式提供，方便专业用户分析使用。
通过开放原始数据吸引社会上的各种专业力量，为公众提供更优质多元的数据产品和利用资源。在信息开放过程中，受众的参与有利于其了解事实真相，帮助消除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恐慌与焦虑，压缩谣言传播空间。与此同时，受众参与式的满足感能够增强受众的自我防护意识，提升自我安全感。
（二）圈层合作：破圈行为下的话语渗透，促进不同群体的共识形成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极大地解构了传统主流媒介之于社会认知、社会舆论的“压舱石”“定盘星”作用，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认同自然而然地从人际关系的认同及情感、情绪的共振中去寻找新的“抓手”。信任是安全感建构的重要基石，传统主流话语的疫情报道与内容传播往往缺乏“关系-情感”的表达而无法深入人心。在“诉诸情感优于真相”的后真相传播环境中，不同社群及圈层中的意见领袖擅长事实和情感有机结合，进而引导社交平台的议题呈现及情感走向，在圈层内引起受众情感和情绪的共振，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共识形成。因此，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应当充分适应情感传播的互联网场域，发挥不同圈层意见领袖的作用，以事实真相连接情感动员，促进群体的共识形成。
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赋权推动舆论场内多元意见领袖的崛起，意见领袖不仅能够将信息和情感迅速传导到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中，还可能影響粉丝的认知水平和行为实践，实现圈层化的“二次传播”。但是不同圈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只有打破圈层的固化，给予不同圈层宽松自由的话语空间，才能更有效地进行话语渗透和情感共振，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
身处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被持续分散，相比“大而全”的传统主流媒体，受众更倾向于选择圈层内的意见领袖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和身心安全需要。主流媒体与圈层内的意见领袖合作成为疫情有效信息传播和扩散的一条可行路径。如上海医生张文宏以其朴实、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话语，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认可，接受《新京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采访，在引导和稳定疫情舆论和提升公众安全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哔哩哔哩联合央视新闻在平台上线“抗击肺炎”频道，与新华网共同发起百位UP主联合发声的“抗击疫情，从我做起”行动，帮助用户从疫情动态、疫情现场探访、预防科普知识等多维度了解疫情，建立起良好心态，学习科学防疫知识。通过“软对话”的形式实现了不同圈层之间疫情信息、防疫宣传及科普的渗透，让受众更接近真相与事实，粉碎谣言的传播，促进其安全感的提升。
（三）技术赋能：遏制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强化社交平台信息治理
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传播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接收对象匿名等特征，且通过对人们关注热点的把握，利用人们强烈的猎奇心理促使网络谣言的进一步传播。新冠病毒和“谣言病毒”的双重扩散让公众陷入不安与焦虑，公众的不安全感又反过来强化了自身对信息的渴求，谣言更是趁机“野蛮生长”。据美国皮尤（Pew）中心调查显示，社交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使得“没有任何可追溯信用及声名的个人用户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达到像Fox News，CNN或者New York Times同级别的阅读量”的态势。
面对“信息疫情”的挑战，要利用技术赋能社交平台的信息治理，从源头抵制谣言的传播和扩散，将真相推送到公众的眼前，以此遏制谣言的“病毒式传播”。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实现有效的信息的精准触发、辟谣内容高效触达，更有效地安抚公众的恐慌情绪，提升公众的安全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社交机器人等技术进行洞察，借助技术赋能的力量及时追踪谣言的传播渠道、传播路径、不实信息的传播主体及易感人群。
具体而言，可以利用社交机器人对良莠不齐的信息进行甄别和标识，分析其属于单一信源还是经过其他来源加以证实的信息，醒目标注“包含未经证实的、不真实的、不安全信息”的警示语，便于识别和判断信息信度，提醒受众谨慎看待和传播;也可以通过优化专业算法，加强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信息的训练与深度学习，通过机器打分的形式对信息进行预判，让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有一定的参考性;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监控，利用大数据对谣言的传播路径进行精确化掌握，追踪核查谣言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对散布大量误导性信息的用户更精准地辟谣，对恶意扩散谣言的用户一次提醒、二次警告、三次限制其更新动态，最大限度地实现辟谣的正面效果，减轻谣言的衍生危害，提升受众的安全感。
【本文为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编号：20JJD860001）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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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宣妤、朱天然、张世文，均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徐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