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出版人才提供最适合的平台
庞沁文 李安锋
摘 要：弃其所短，用其所长，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平台上，也可以说是出版人才使用的规律。道理并不深奥，但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关键词：出版人才 出版平台 新中国出版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行业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无数出版人才的团结奋斗密不可分。所谓出版人才是指才能较高，在一定的出版平台上进行创造性工作，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出版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出版才能，要有一个出版平台，要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要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这里所说的出版平台是指个人在出版行业所从事的岗位、职位及建立在其上的有利于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制度体系。出版人成才的过程是出版人与出版平台相互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平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脱离了合适平台，人才可能就会被埋没。出版平台是一个出版人成长的基础，平台决定了个人成长的场所与方向，个人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出版平台上只能成就出版人才，在其他平台上成就的就是其他方面的人才，平台对人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有才能的人提供适合的平台是人才成长的先决条件。笔者参与国家出版基金出版人口述史课题，通过采访老出版人、阅读老出版人口述史著作及其他出版史料，了解了大量新中国70年出版人才成长的案例。这些案例都充分体现了提供合适的平台在出版人才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扬长避短，为有独特才能的人提供最适合的出版平台
据《中国出版家：金灿然》作者齐浣心透露，中华书局原总经理金灿然为了古籍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把一批有各种各样缺点但有真才实学的人收罗进中华书局，形成了一支由版本目录、古文字、古天文历算等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出版队伍，成就了一批古籍整理出版人才，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出版史上善用人才的一个典型案例。宋云彬、杨伯峻、王仲闻、傅璇琮、马非百、傅振伦等，都是当时金灿然引进到中华书局的。王仲闻是王国维的儿子，曾在国民党邮局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邮局工作，他有着广博而又专深的古典文献知识，却因各种历史原因被开除公职，赋闲在家。1959年中华书局聘用王仲闻为临时编辑。在临时编辑的岗位上王仲闻参与了《全唐诗》《全宋词》《元诗选》的编辑出版工作。特别是担任了《全宋词》的特约责任编辑，倾其多年的积累，利用所有能收集到的善本、孤本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校勘，为《全宋词》的订补做出了很大贡献。《全宋词》的编者唐圭璋先生曾主动提出，应由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文革”结束后，中华书局改版重印《全宋词》时，明确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王仲闻只获得了中华书局一个临时编辑的平台，就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可见金灿然用对了人。
杨伯峻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原在北京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到兰州大学，在兰州大学杨伯峻做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都由中华书局出版。金灿然非常赏识杨伯峻的才华，就提议把杨伯峻调到中华书局。杨伯峻被调到中华书局后又继续搞出了《春秋左传校注》等，还做了许多带徒弟的工作，为古籍整理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
傅璇琮，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北京大学任助教，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到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傅璇琮因此走上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道路，他策划、组织了大量古籍整理专著的出版，后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成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
金灿然所做的其實就是给有古籍整理才能的人提供一个做古籍出版的平台，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扬长避短，发挥其古籍整理的特长，成就一番事业，为社会做贡献。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一个人都有某方面的缺点。根据人才学理论，扬长避短是人才成长的规律。弃其所短，用其所长，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合的平台上，也可以说是出版人才使用的规律。道理并不深奥，但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金灿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期间，他用了一大批人，整理出一大批古籍，成就了一批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实践证明，金灿然在人才和出版平台的使用上是成功的，他大胆使用有丰富古典文献知识的人到出版平台上整理出版古籍是新中国出版史上扬长避短用人的范例，像这样为有出版才能的人提供最适合平台的案例在新中国出版史上还有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
二、知人善用，不断地为出版人成长提供更大的平台
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口述，1951年，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校对员，鉴于此前三联书店因他不是大学生没有录用他的经历，他就谎称大学毕业，考入了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员，这样，他得到了在人民出版社的第一个平台——期刊校对员。一直这样走下去，他有可能成为人民出版社的校对专家。然而，1953年他如实地交代了如何谎称大学生混进来的情况。人民出版社的一些领导认为这样一个人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坚决不允许的，要开除。正在这时，他翻译的介绍苏联出版工作的俄文书《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了，再加上他在杂志上也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苏联出版工作的文章。当时主持工作的王子野社长看中了他的自学能力，不唯学历，力排众议，做出决定，不但不开除，还提拔他当了社长的秘书。
社长秘书是沈昌文在人民出版社的第二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沈昌文可以和更多的人交往，他向编译室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学法语，通过何思源介绍的德语老师学德语，并自学了一本通过前置词判断是哪国语言的图书，这样沈昌文成为了懂多国语言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他被冯修蕙看中，被借调到中宣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兼职，在这个平台上他得以和一些大人物如李慎之、董乐山及外文局的专家交往，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沈昌文在人民出版社的第三个平台是担任《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沈昌文口述说，他自进入人民出版社以来，曾长期在范用的领导下从事期刊校对工作。
范用对沈昌文很反感，但依然用他，主要是看中了他的社交能力，这也体现出范用的知人善用。沈昌文担任《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4年，1984年被任命为《读书》杂志副主编，这为他此后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基础。
1986年1月，文化部出版局任命沈昌文做了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在这个新的平台上他的各种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出版理想一步步实现，进入了他出版人生的鼎盛期。在三联书店任总经理的十年间，他确立了三联书店出版文化类图书的定位;借助柳苏等文化名人的资源，出版了许多香港作家的著作，并与金庸取得联系，为以后出版《金庸文集》奠定了基础;与台湾地区出版人交往，引进了《蔡志忠漫画》等许多台湾地区图书版权，实现了“卖蔡”致富;举办“读者服务日”活动，扩大了三联书店与《读书》杂志的影响;团结了王蒙等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三联书店与《读书》杂志储备了丰富的作者资源。这些业绩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王子野、冯修蕙、范用及文化部出版局领导决策的正确性。
纵观沈昌文的成长历程，总有人在关键时候为其提供更大的平台，这是他能够不断成长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成才与其个人的自学能力、社交能力、长期不懈的努力奋斗也密切相关，但相关的领导能够认识到他内在执着的正能量，并在不同的时期为他提供适合的平台，这是促使他不断成长的关键要素。
三、为人才的发展负责，把出版平台留给更适合出版社发展定位的人
据邵益文口述，“文革”结束后，要恢复出版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了以胡德华为首的临时领导小组，就把他安排在新成立的政治处，是负责人之一。他主要负责干部的政治学习和人事工作。在邵益文负责中青社的人事工作期间，严格按照中青社的发展定位来选人用人，努力为有出版才能的人提供适合的出版平台，后来担任中青社社长的胡守文、担任中少社总编的孙学刚、担任中青社副总编辑的郑一奇等都是经过他的严格选拔调进来的。邵益文口述说，他努力引进适合做出版工作的人，也委婉拒绝了不适合中青社出版定位的人。其中一个人是博士，他的专业是研究性学，邵益文约他谈了话，觉得他有学问，研究很深，但不是中青社所需要的。因为中青社是出版普及读物的，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出版一本性学的书，他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邵益文就跟他说了这个意思，后来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他是有名的性学专家，只要谈到性学，往往都有他的名字出现，但如果当时他当了编辑，既不对口，又委屈了他的才华。
出版人要学者化，但专家学者并不一定都适合出版工作。出版管理者用人既要把适合出版工作的人选进来，也要婉拒不适合做出版工作的人，出版业的平台要留给适合做出版工作的人，这是对出版工作负责，也是对不适合做出版工作的人的成长负责。
四、汲取历史教训，让出版人在新型出版平台上释放精彩
出版人在最适合的出版平台上才能有所成就。如果热爱出版工作的人失去了出版平台结果将会怎样，这是一个很难找到准确答案的命题，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从已经发生的事实来推断出版人离开出版平台对出版业可能造成的伤害。如今虽然将大批出版人才调离出版岗位的事情已经极少发生，但不少出版人才外流依然是不可忽视的现象，身在出版岗位才能得不到发挥的也并不鲜见，如何提升出版平台的吸引力和活力，使出版人才在适合的出版平台上积极主动地做好出版工作，依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版改革的逐步深入，出版行业细分越来越明显，出版平台越来越多元化、多媒体化、国际化，对出版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大。人才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人力资源是出版企业的第一资源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领军人才、创意创新人才、数字技术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与国际性人才成为目前出版业最为紧缺的人才。建立完善紧缺人才的引进、开发、培养、激励机制，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出版平台，是当前出版業人才培养工作的战略重点，只有紧紧抓住这个重点，才能使众多的出版人才脱颖而出。
要培养出版行业的紧缺人才，最关键的是要先识别人才，然后把他们放在适合的出版平台上。只有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平台上，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权，培养其坚定的事业心、归属感，通过精神激励、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等一系列举措激发其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使其成为新时代的新型出版人才。
参考文献：
[1]齐浣心.金灿然割舍不下的古籍情结[N].光明日报，2016-05-26.
[2]王通讯.人才成长的八大规律[J].决策与信息，2006（6）.
[3]宋木文.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4]邵益文.一个编辑出版者的自述：为编辑研究和编辑学学科建设尽一份力[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山西省临汾广播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