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党员身份、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
张功富 张木子
【摘 要】 精准脱贫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党员干部应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手工搜集201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数据，实证考察了高管党员身份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和党员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所在企业更积极地参与了精准扶贫，且扶贫力度更大;（2）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更积极且力度更大。进一步研究显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党员高管更有可能促使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与CEO和董事长均非党员或仅一人为党员的情形相比，CEO和董事长均为党员时，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更高且力度更大。研究从精准扶贫视角丰富了高管政治信仰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作用的相关研究，对指导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精准扶贫; 党员身份; 贫困经历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02-0065-11
一、引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之后“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脱贫致富，既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帮助，特别是作为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企业的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是企业中的“精英”，理应承担更多的扶贫责任。据统计，2016年、2017年分别有569家、81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精准扶贫信息，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8.6%和23.3%。这表明：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参与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且企业间的扶贫投入也存在较大差异，投入金额最大的近69.69亿元，最少的仅1 700元。那么为什么上市公司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依然不够高，公司之间的扶贫力度差异如此巨大呢？
学术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发现市场竞争、公司治理、高管特征等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影响。然而，精准扶贫是一项政府大力倡导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特殊社会责任，因此，影响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因素除了现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因素外，可能還有更特殊的因素有待发掘。杜世风等[ 1 ]从公司特征的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发现公司业绩越好，规模越大，越是国有企业，越容易开展精准扶贫，且扶贫投入强度也越大。高管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对其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他们的研究只考察了公司特征因素，未考察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决策的影响。政治面貌是高管的重要个人特征之一，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高管党员身份对公司决策的影响[ 2 ]，但鲜见关于高管党员身份影响企业精准扶贫决策的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党的使命目标所提出的新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因此，上市公司高管的党员身份对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应该会产生影响。笔者手工搜集整理的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显示，2016—2017年参与扶贫的上市公司中有高达58.03%的公司高管是共产党员，这说明高管党员身份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然而，二者之间是否相关以及在不同情境下二者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尚需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的党员身份以及党员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高管梯队理论方面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主要是从任期、学历、性别等方面进行研究的，鲜见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特征开展研究的成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拓展了高管特征范畴，从独特的上市公司高管“共产党员身份”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其对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对高管梯队理论本土化研究进行探索。此外，现有关于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或是将高管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或是根据职位将高管划分为董事长、CEO或独立董事等研究其任期、学历、年龄、性别等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未研究党员高管的贫困经历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第二，扩展了社会责任的研究范畴。现有研究多是从环境保护、慈善捐赠等角度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而本文聚焦精准扶贫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范畴。第三，现有文献发现，企业高管党员身份有助于抑制企业财务违规[ 2 ]，但鲜见企业高管党员身份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为企业高管共产党员身份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高管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者为企业高管，因而企业高管的某些个体特征可能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高管特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文献主要从高管性别、任期、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及社会身份等方面挖掘的。学术界就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基于美国的研究大多发现高管团队性别多元化有助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Hafsi和Turgut，2013;Harjoto等，2015）。王士红[ 3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cguinness等[ 4 ]基于中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女性CEO领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佳，朱文莉和邓蕾[ 5 ]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现有研究还发现高管年龄、任期、教育背景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影响。陈伟宏等[ 6 ]的研究发现，CEO既有任期与企业慈善捐赠呈倒U型关系，CEO预期任期与企业慈善捐赠呈正相关关系。王士红[ 3 ]认为高管团队的平均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存在显著的负影响，但高管年龄、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Huang等[ 7 ]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高管在硕士级别的工商管理和科学方面的教育专长有关。Manner[ 8 ]基于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拥有人文学士学位的CEO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好，而拥有经济学士学位的CEO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差。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高管的早年经历（如从军、贫困、海外等）對其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倾向于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并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 9 ];早年有贫困经历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而且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10 ];具有海外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CEO可以促进所在企业更积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李世刚，2017;文雯和宋建波，2017）。
高管的社会身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是近年学术研究热点问题之一。高勇强等[ 11 ]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治背景对企业捐赠有积极影响，但企业家的政党身份，即企业家是共产党或者民主党派党员，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不显著。贾明和张喆（2010）、衣凤鹏和徐二明（2014）的研究也发现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蒋尧明和陈力维[ 12 ]研究发现高管的党员身份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存在正向影响。
（二）企业参与扶贫的相关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劳工福利以及企业慈善等多种形式，精准扶贫属于企业慈善的形式之一。国外关于企业家参与扶贫的研究成果较多，Sutter等[ 13 ]对1990—2017年间77个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企业家参与脱贫的200多篇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企业家在脱贫中主要有三大作用：提供脱贫所需的资源，推进制度变革，改变基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假设。国内学者对企业参与扶贫的研究并不多见，且集中在近两年。王兴国和王新志[ 14 ]基于企业扶贫的个案研究后认为，农业龙头企业能够将产业发展与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有效地融合，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能力，为解决农村贫困提供了根本方法。张静和朱玉春[ 15 ]选取秦巴山区连片贫困区208家科技特派员农村科创企业作为观察对象，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杜世风等[ 1 ]依据社会责任理论实证分析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和国有产权。
综上，现有关于高管特征与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考察了高管性别、任期、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和社会身份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机理，而关于企业参与扶贫，国内多数研究采用政策解读和案例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少量文献采用大样本实证研究的方法，鲜有文献研究高管特征对企业扶贫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实证考察党员高管及其特征在企业精准扶贫决策中的作用。虽然高勇强等[ 11 ]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党身份（共产党党员/民主党派党员）对企业慈善捐赠没有显著影响，但本文与高勇强等的研究有以下四点不同：第一，本文聚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精准扶贫”，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慈善捐赠;第二，本文仅关注高管的共产党员身份，不包括民主党派党员身份;第三，本文的研究样本不仅包括民营企业，而且包括国有企业;第四，本文除了考察高管党员身份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之外，还研究了党员高管的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的关系以及产权性质等的调节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党员身份与企业精准扶贫
根据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阶理论，除了纯粹的经济技术因素会影响企业重大决策外，管理者的认识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决策也会产生影响，而后者又会受到管理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换言之，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会对其决策产生影响。高管的政治信仰与性别、任期、教育背景等一样，都属于高管的特征之一。已有研究表明，高管的政治信仰会影响其决策行为（Hutton等，2015）。
作为一个社会性组织，企业理应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会受到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现有研究已经发现管理者性别、社会经历和身份等特征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显著影响。扶贫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因此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出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先锋模范的创优意识，正是这些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使得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更有可能促使企业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
首先，党员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使党员高管更有可能促使企业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党章明确规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执行组织决定。扶贫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布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布署。习近平总书记从2010年11月开始，截止到2018年6月，期间的60多篇讲话、报告、演讲、指示、批示中共有242段关于扶贫的论述①。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均制定了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2016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身为一名中共党员的上市公司高管，是基层党组织的一员，有义务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决策，因此可以预期，党员高管所在企业更有可能积极参与扶贫，扶贫力度更大。
其次，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将有助于党员高管促使其所在企业更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利他主义倾向，在人际互动的利益关系中，个人福利不仅依赖于自己和他人的效用函数，还依赖于自己对他人效用的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根本的标志。党章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人民服务是每位党员应尽的义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员具有典型的利他主义精神。谢晔[ 16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利他人格对捐赠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与利他主义者相对应的是物质主义者。后者将高端物质产品的获得置于其生活中心，追求高水平物质生活方式是其主要目标。物质主义CEO领导的公司社会责任得分更低、优势更少、缺陷更多（Davidson等，2019）。因此，可以预期，党员高管的利他主义精神将使得其所在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
最后，党员先锋模范的创优意识，有助于党员高管促使其企業更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党章中有多处关于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表述。高管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其自身能力的一种体现。党员不仅应该在工作、学习中发挥其骨干和带头作用，而且在生产及一切社会活动中，也应该发挥其先锋和桥梁作用，携手民众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章程而共同努力。长期以来，共产党员都以先锋模范的社会形象参与市场活动。在政府呼吁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之际，党员高管具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会集中企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发挥带头作用，实现精准扶贫的共生效应。因此，党员高管先锋模范的创优意识将促使其所在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党员具有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先锋模范的创优意识，使得党员高管会更积极地推动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高管的党员身份有助于推动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且企业精准扶贫的力度更大。
（二）党员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
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不良经历会影响后续行为，这些行为部分是由于大脑产生的永久性生理和生物学变化而导致的（Labonté等，2012）。医学上也认为早期不良经历对反应行为有长期影响。其中，Elder等[ 17 ]研究发现早期自然灾害事件对个人的影响最大。Bernile等[ 18 ]实证研究发现CEO早年遭受致命自然灾害的程度与随后的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关系。那些经历过致命灾难却没有带来极端负面后果的CEO似乎对风险不敏感，他们领导的公司表现得更为激进。相反，那些目睹了致命灾难并遭受极端负面影响的CEO在执掌一家公司时表现得更为保守。
现有研究还发现高管的早期贫困经历会通过影响其个人行为方式进而对公司政策产生作用。那些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高管对贫困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企业高管的行为模式会产生显著影响。程令国和张晔[ 19 ]在研究早年饥荒经历家庭对储蓄行为的影响时发现，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会受到早期大饥荒经历，甚至会受到青少年乃至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大饥荒会使人产生节俭的消费习惯，形成预防性心理，从而使家庭更倾向于储蓄，表现出较高的“节约欲”。许年行和李哲（2016）及王波（2018）的研究均证实了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相关经验证据，笔者认为，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对物质匮乏有亲身体会，对有相似经历的群体更容易产生同情心，从而设身处地对待生活困难的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会更积极地推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且扶贫力度更大。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以下样本：（1）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ST、*ST类公司;（3）数据缺失或异常（如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4）研究期间新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后，最终得到5 521个有效样本。由于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自2016年才开始规范披露，因此研究样本期间始于2016年。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通过手工收集整理而得，其余公司财务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1.企业精准扶贫
2016年12月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两个通知均规定，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重要事项”下披露“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其下专项披露“上市公司扶贫工作情况”，包括精准扶贫规划、年度精准扶贫概要、精准扶贫成效和后续精准扶贫计划。本文通过手工搜集上市公司年报获得详细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公司1 380家，其中2016年569家，2017年811家。本文设计了三个变量来衡量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1）是否参与精准扶贫（Dum_pov），为虚拟变量，在公司年报中披露了扶贫信息且根据信息内容确定公司参与了精准扶贫为1，否则为0;（2）精准扶贫投入规模（Lnpov），为扶贫总额（扶贫投入金额和物资折款之和）加1再取自然对数;（3）精准扶贫投入比率，为当年扶贫总额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
2.高管党员身份
与其他高管相比，董事长和CEO在公司经营决策、财务决策和战略选择等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本文的高管仅限于董事长和CEO。高管党员身份指如果董事长和CEO中至少有一人为中共党员，Dum_ccp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党员高管贫困经历
参考曾春影和茅宁[ 20 ]的做法，如果党员董事长或CEO出生年份在1945—1953年之间，认为党员高管在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变量Disaster赋值为1，否则为0。
借鉴现有文献，选取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本文假设，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鉴于因变量Dum_Pov为虚拟变量，而Lnpov和Pov在“0”处聚集了大量的样本，因此，分别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回归。预期？茁1和？茁2都大于0，即董事长或CEO是党员的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精准扶贫，且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水平更高;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会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且扶贫力度更高。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以减轻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参与精准扶贫的上市公司扶贫情况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2016年和2017年参与精准扶贫的上市公司分别为569家和811家，且扶贫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从0.41%增长到了0.76%，说明2017年上市公司扶贫投入力度大大增加，与2016年相比平均增加近一倍。但是2017年企业间扶贫差异更大，扶贫总额占营业收入之比的标准差是2016年的两倍多。从参与精准扶贫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多，但非国有企业间扶贫投入的差异更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标准差分别为0.0068和0.0764）。从扶贫投入方式来看，企业大多采取资金投入的方式，较少采取物资折款的方式进行扶贫（前者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是后者的7倍多）。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到，在5 521个有效样本中有21%的样本公司参与了精准扶贫，公司平均扶贫投入金额约89万元（Lnpov的平均值为2.876），但是企業间扶贫差异比较大（Lnpov的标准差为5.665）。样本中有38.7%的公司董事长或CEO为党员，说明高管为党员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党员高管中仅有8.8%是有贫困经历的。
为考察党员高管和非党员高管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积极性及扶贫力度差异，本文按高管是否为党员将全样本划分为党员高管组和非党员高管组，对企业是否参与精准扶贫（Dum_Pov）和企业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Lnpov和Pov）进行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Wilcoxon检验（见表4）。结果显示，党员高管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Dum_Pov）和企业扶贫力度（Lnpov）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董事长或CEO是党员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更高，企业扶贫力度也更大，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履行得更好，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二）回归结果分析
1.高管党员身份与企业精准扶贫的关系
表5报告了党员高管与企业精准扶贫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因变量为Dum_Pov，还是Lnpov抑或是Pov，Dum_ccp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与其他企业相比，党员高管所在企业能够更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参与精准扶贫，且扶贫力度更大，因此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规模（Size）越大，业绩（Roa）越好，经营现金流（Neg）为正，董事会规模越大（Bs），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越积极，扶贫力度也越大;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更高且力度更大，说明国有企业在承担企业精准扶贫社会责任中起到了主体作用、靶向作用和带动作用。
2.党员高管的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
表6报告了党员高管的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除第三组中Disaster的系数不显著外，前两组中Disaster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这表明与没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相比，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能更好地推动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持贫，且扶贫力度更大，因此本文的假设2得到了验证。
六、进一步研究
为进一步考察高管党员身份对企业精准扶贫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以及CEO和董事长均为党员时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是否有变化，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研究。
（一）产权性质、党员高管与企业精准扶贫
我国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制度背景问题之一就是产权性质的影响，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类型。国有企业除了进行市场化经营外，还肩负着政治目标，加上国有企业高管团队中党员比例较高②，因此党员CEO或董事长关于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的提议能很容易地得到高管团队其他成员的支持。非国有企业没有政策目标的政治压力，同时党员高管人数在整个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党员高管关于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的提议要得到高管团队其他成员的支持难度更大。因此，本文预期，国有企业的党员高管要比非国有企业的党员高管更能积极地推动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表7报告了产权性质对党员高管与企业精准扶贫关系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um_ccp的回归系数在国有样本组中均显著为正，但在非国有样本组均不显著，这证实了本文的上述预期，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党员高管能更好地促使其所在企业积极、大力地参与扶贫。
（二）CEO和董事长均为党员与企业精准扶贫
上述结果表明，CEO和董事长中至少有一人为党员，即可推动其所在企业积极参与扶贫。根据现代公司治理安排，董事长和CEO分别代表董事会和管理层，二者是决策层与执行层的关系，因此二者顺畅的协调与融洽的配合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提出与执行非常重要。党员具有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笔者预期，与CEO和董事长均非党员或仅有1人为党员的情形相比，CEO和董事长均为党员时，其所在企业关于参与精准扶贫的提案更容易获得通过，且能得到更好地贯彻实施。
为检验这一预期，本文定义Dum_ccp_b为“CEO和董事长两人均为共产党员，赋值为1，否则为0”，将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的样本剔除后重做前述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从表8可知，Dum_ccp_b在前两个组的回归中系数均在5%的水平显著异于0，这表明与CEO和董事长中至多只有一人为党员的情形相比，CEO和董事长均为党员时，其所在企业更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且力度更大。
七、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变更因变量和自变量等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全部回归，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本节只报告主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研究部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向笔者索取。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了处理由于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党员高管对企业精准扶贫力度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选用董事长或CEO是否是党员（Dum_ccp）作为指示变量，通过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两职合一（Dual）、经营性现金流量（Neg）、产权性质（Soe）、董事会规模（Bs）等多维指标匹配，构建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寻找高管不是党员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最终将样本区分为处理组（Dum_ccp=1）和对照组（Dum_ccp=0）。
首先，为了初步说明匹配前后样本的差异性，本文分别绘制了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公司匹配前后倾向得分值的核密度曲线（见图1）。如图1所示，两组样本的概率密度分布差异在匹配后明显减少，且趋势更切近，说明匹配效果良好。其次，本文进一步对匹配效果进行平衡性检验（见表9），其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匹配效果较好。因为在匹配后除總资产收益率（Roa）外其余变量的标准偏差均维持在5%以下，且产权性质、两职合一和企业年龄变量的标准偏差的下降幅度超过90%。
为了使检验结果更稳健，本文综合采用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方法进行样本匹配，由此检测党员高管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结果如表10所示，ATT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董事长或CEO是党员的企业精准扶贫社会责任表现更好。
（二）更换因变量
企业精准扶贫有资金和物资折款两种方式，但物资折款扶贫的企业难以排除通过扶贫对其滞销存货进行清仓的动机，从而可能影响到本文的研究结果，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不包括物资折款的扶贫资金作为因变量（Lnpov1为“1+扶贫资金”的自然对数，Pov1为扶贫资金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精准扶贫。重新对模型（1）和（2）进行了Tobit回归，回归结果表明，Dum_ccp、Disaste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前述回归结果一致。限于篇幅，表略。
（三）更换自变量
前述高管仅限于CEO和董事长，为考察高管范围的限定是否影响前述回归结果，在此将高管的范围扩大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如果公司全体高管中有一人是党员，Dum_ccp_w为1，否则为0;若全部党员高管中有一人的出生年份在1945—1953年之间，Disaster_w赋值为1，否则为0。重做前述回归，结果表明Dum_ccp_w和Disaster_w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前述回归结果一致。限于篇幅，表略。
八、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16—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管党员身份、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的关系，结果发现高管的党员身份可以积极推动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且扶贫力度更大;与没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相比，有贫困经历的党员高管更加乐于帮助他人，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更积极且扶贫力度更大。通过进一步研究本文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党员高管参与精准扶贫更积极，力度也更大;与CEO和董事长均非党员或仅1人为党员的情形相比，CEO和董事长均为党员时，其所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更高且力度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精准扶贫工作是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时时心系群众、躬身力行，需要转变思想作风、强化责任意识。企业党员干部更要树立表率形象，发挥先锋作用，遵守市场经济秩序，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效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好扶贫实施工作，深入联系贫困群众，群策群力，切实解决贫困户实际问题。政府也应加强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携手优秀企业共同推进精准扶贫，帮助贫困的农村人口实现振兴。
【主要参考文献】
[1] 杜世风，石恒贵，张依群.中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J].财政研究，2019（2）：104-115.
[2] 戴亦一，余威，宁博，等.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与公司财务违规[J].会计研究，2017（6）：75-81.
[3] 王士红.所有权性质、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J].会计研究，2016，（11）：53-60.
[4] MCGUINNESS P B， VIEITO J P，WANG M Z. The role of board gender and foreign ownership in the CSR performanc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7，42：75-99.
[5] 朱文莉，邓蕾.女性高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7（4）：119-135.
[6] 陈伟宏，钟熙，宋铁波.CEO任期、分析师关注度与企业慈善捐赠[J].当代财经，2018（9）：70-79.
[7] HUANG SHIHPING KEVIN. The impact of CEO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3，20（4）：234-244.
[8] MANNER M H. The impact of CEO characteristic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3：53-72.
[9] 邵剑兵，吴珊.管理者从军经历与政府补助：基于慈善捐赠和冗余雇员的双重视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20（3）：63-78.
[10] 许年行，李哲.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J].经济研究，2016，51（12）：133-146.
[11] 高勇强，何晓斌，李路路.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J].经济研究，2011，46（12）： 111-123.
[12] 蒋尧明，陈力维.高管党员身份、法治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会计之友，2019（12）：112-119.
[13] SUTTER C，BRUTON G D，CHEN J.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extreme poverty：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9，34（1）：197-214.
[14] 王兴国，王新志.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J].东岳论丛，2017，38（1）：82-88.
[15] 张静，朱玉春.社会资本视角下科特派企业精准扶贫分析[J].资源科学，2019，41（2）：352-361.
[16] 谢晔.利他人格和情境因素对于个体捐赠决策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11（4）：535-540，560.
[17] ELDER G H.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9，41（3）：108-112.
[18] BERNILE G， BHAGWAT V， RAU P R.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7，40：167-206.
[19] 程令國，张晔.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J].经济研究，2011，46（8）：119-132.
[20] 曾春影，茅宁.女性CEO与企业捐赠：基于利他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8，40（1）：123-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