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摘要：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关键词： 环境史;动物史;大历史;后人类主义;“后人类史学”
本文提出这个问题，也许不仅是一般的阅读大众，甚至历史系的师生都会感到奇怪：难道还有不写人的历史吗？换言之，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难道还可以质疑人的重要性吗？其实，许多司空见惯、约定俗成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无可置疑的。在讨论当今世界史坛开始渐渐流行的“后人类史学”之前，我想先就中国史学的传统出发，讲述一下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建立之初，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其实并不自然而然地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譬如据说由孔子所编辑和保存的“五经”——“诗、书、礼、易和春秋”，其中《尚书》和《春秋》从近人的眼光看是历史类的著作。《尚书》保留了上古时代的公务文书，而《春秋》则是上古史事的编年记录。这两部书显然都由人记录和编辑，可谓中国最早的“人写的历史”。不过我们如果细看被许多儒家学者视为“五经之首”的《春秋》的内容，便可发现，其中记录并不全是人事。这里仅举一例。《春秋·隐公九年》中这样记载：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庚辰，大雨雪。
挟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于防。吴根友点注：《四书五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50页。
这里除了人事，还有“大雨”、“震电”和“大雨雪”的记载。 而“秋七月”一条更有意思，因为根据后人的研究，《春秋》写法有一个惯例，每个季节的首月，不管有事无事，都需要记载。《春秋》其他的年份中，还有不少诸如“大水”、“雨雪”及“日有食之”的记载，表明那时的历史记录，除了政治人物的事情，对自然界的变化也相当注重。这里表现的是“天人合一”的信念，而天显然比人更为重要。
《春秋》的这些记录，出自中国上古时代就出现的“史”这一官吏之手。现代的人看到“史”，即刻就会想到“历史”或“史家”。但其实在古代，“史”大致可以视作官吏的总称，其职责颇为广泛。有关古代的史官，金毓黻（1887-1962）等近代史学史专家有过颇为详尽的考辨。金毓黻指出，“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而他们所记之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当代学者牛润珍在其《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一书中认为，从殷商开始，史官便“既掌天官，又典人事”。汉代史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7）素有“中国史学之父”的美誉，其名著《史记》生动地描述了不少英雄豪杰、记录了人世间发生的许多奇闻逸事。但其实他和父亲司马谈担任的太史令一职，其意为天官，主要“典天官事”，也即“記时”、“记星象变化”、“记瑞应、灾异及有关祭祀活动”。在此之外，太史令也可以记天下郡国的事情。
牛润珍：《汉至唐初的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8页。难怪司马迁述其志向时这样说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描述上古至汉代的人事变迁，希望通古今之变，更多地反映了他个人的意志——“成一家之言”。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TJaspers， 1883-1969）在1949年曾出版了一本影响甚大的著作，题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其中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概念。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世界范围的几大文明出现了一个“哲学的突破”，其标志就是“人敢于依赖于自身”，不再对自然和超自然的神力顶礼膜拜，而其结果就是“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俞新天、魏楚雄译：《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笔者以为，此书的书名应该译为《历史的起源和目的》，历史有目的，人有目标，两者有所差别。这也就是说，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学，在这个“轴心时代”诞生了。雅斯贝尔斯将中国文明也列入考察的对象。而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似乎也符合他的描述。如果孔子订《春秋》还保留了不少自然界的记载，那么到了司马迁的时候，他的“本纪”、“列传”和“世家”都以人为主，只是在他个人的评述“太史公曰”中，还常常提到天意。
上述讨论只是想说明，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人事并不从来就是历史学记录的中心。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西方史学的传统。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公元前484-前426）的《历史》中有不少天神干预人事的记录。而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公元前460-前400）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便试图从人事的角度——雅典在领导希波战争赢得胜利之后对小邦的欺凌——来解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起源。当然，以人为主的历史学建立之后，并不等于史家就不重视人事之外的因素。举例而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人的思想解放，在历史观的方面形塑了近代以人为主的历史学。而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探讨、解释历史变迁的时候，则提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人类历史的演化，其实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当代世界史坛出现的“后人类史学”（posthuman/posthumanist history） 探索，顾名思义就是希望探讨是否走出以人为主的史学传统，另辟蹊径，探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新方法、新视角。从其思想渊源来看，这一探索与后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有着一定的联系。
比如米歇尔·福柯的许多论著，如《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和《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其主旨大致都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念。而我们上面提到孟德斯鸠，因为这一新的史学潮流，与孟德斯鸠的学说亦有一些关系。从其渊源来看，“后人类史学”的缘起，与环境史、动物史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的新突破）的新发展密切关联（本次笔谈所收入的文章，也基本概括了这三个方面）。孟德斯鸠的学说，被后人视为“地理决定论”，虽然有人呼应，但在二战之前，也即环境史蓬勃兴起之前，许多史家大致对之抱有批评、否定的态度。中国学者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或许比较熟悉，其中对地理决定论的批评主要是：地理环境可以千百年不变，而人类社会则在几百年或一千年的时期，常常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5页。由此观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以人为主的历史书写中，或许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期的英国历史思想家罗宾·科林伍德 （RGCollingwood， 1889-1943）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科林伍德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人的行为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两种，前者如吃饭、睡觉，只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后者也即人的思想和行动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历史书写的主体。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212-216;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Vol35 （Winter 2009）， pp197-222科林伍德的做法，其实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和支持了近代历史学演化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基本特点是化约式的，即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断缩小。也即是说，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不仅以人事为中心，几乎不考虑自然的因素，而且由于兰克学派的影响，还将注意力锁定在一些精英人物的身上。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主张史家需要使用档案资料写作，但显而易见，能让政府档案所关注和记录的人物，不会是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的人士。
兰克学派虽然被人视为近代历史学的一种范式，影响深远，但对它的批评者也大有人在。法国年鉴学派便是一例。年鉴学派的大师费南德·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提倡“长时段”的史观，以地中海为例，论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持久的和根本性的影响。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的第一卷中，详细而又缓缓地描述了地中海的自然环境。他写作的手法和内容都试图展现地理环境的一成不变。但与孟德斯鸠的批评者相反，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虽然缓慢，但潜移默化，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布罗代尔在这之后，又写作了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亦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来探讨历史演变的动因。
与布罗代尔写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几乎同时，美国的地理学家阿尔弗雷迪·克劳斯比 （Alfred Crosby， 1931-2018）出版了《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之后他又写作了《生态帝国主义》，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新大陆的物产被引入欧亚大陆，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生态帝国主义》强调，欧洲文明在近代的扩展，其实与欧洲人对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Alfred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如果说布罗代尔重申了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克劳斯比则指出了人类历史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即使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比如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的几百年内），也会相互作用。简言之，自然环境不再是人类历史表演的无声无息的舞台背景。
当前的环境史研究，则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在对待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有了一个更为显著的变化，甚至可视作历史观上的一个革命。那就是不但注意和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变化会影响人类的历史，而且更注重人类的活动如何改变了自然界，进而反过来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和未来。这一新的认识，与近年气候学家、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对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温室效应——地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史学界在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不是人类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而是反过来，人类的活动在全球走向现代化之后，影响力急剧扩大，以前所未有的强力，破坏了自然环境，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从上述探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着眼，学者们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 的概念，认为人类活动力的增强，已经对地球的演化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因此必须将人类的历史置于地球的历史之中来考察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这一“人类世”的概念，属于一个地质年代，而地质学家自近代以来，将地球的历史用“代”（如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纪”（如新生代的古近纪、新近纪）和“世”（如古新世、中新世、全新世等）来分期。“人类世”就是新生代最后一个纪中新增的一个“世”。关于这个“人类世”的起点，學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农业革命、欧洲文明的扩张、工业革命抑或原子弹的试验和投放等。不过虽然观点不同，但其主旨一样，那就是承认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已经影响了地球的演化。而就其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影响而言，那就是让史家觉得有必要突破原来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人类史，将人类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
参见Dipesh Chakrabarty， “The Anthropocene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Vol57， No1 （March 2018）， pp5-32
限于篇幅，笔者只想在此举一例说明这一新的、“后人类史学”的环境史作品。约翰·麦克尼尔 （John RMcNeill）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天下之新事：20世纪的世界环境史》的著作，他是美国著名的世界史领域的先驱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McNeill， 1917-2016）之子。约翰·麦克尼尔写作这本书，从其书名就可以看出，他想展现一下新时代环境史的写作方法。英文里有一句俗语：“天下无新事”（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而麦克尼尔反其道而行之，指出他的著作就是要讲一下天下之新事。的确，他的取径颇为新颖独特。此书从地球的早期历史开始，讲述岩石圈和土壤圈，然后是气候圈、水圈，再到生物圈，也即生物包括人类的出现。因此，人类史在这部书里，只占一小部分。而作者对人类史的看法还颇为负面。此书的第一章题为“引子：一个铺张世纪的特征”，内容主要讲自1500年之后，人类如何挥霍浪费自然界的资源， 与之前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JR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New York： WWNorton， 2000约翰·麦克尼尔的取径，在目前的学术界、出版界还颇为流行。比如艾伦·瓦斯曼 （Alan Weisman）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为《我们不在的世界》。
Alan Weisman， The World without Us，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7从其题目便可看出，他以警告的语气，提醒人类如果不再节制自身的行为，还是对自然资源肆意挥霍，那么人类便会走向毁灭。
如果人类不再是环境史，乃至整个历史书写的核心，那么我们就迎来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时代。约翰·麦克尼尔等人的著作，从时间跨度上对近代历史学做出了挑战。这类的做法，被称为“大历史”，而大卫·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于2004年出版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是一本代表作，其他还有类似的著作。同时，这种格外宏观的历史著作，还被称为“深度历史”（deep history），以丹尼尔·斯梅尔 （Daniel LSmail）写于2008年的《论深度历史和大脑》（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为代表。斯梅尔运用生物学、神经脑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探究人类的进化、历史的变迁，解释人物事件的动因，挑战了近代历史学使用文献档案作为史料的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丹尼尔·斯梅尔与其他学者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组织了一个讨论历史学与生物学之间关系的论坛，可以参考。“AHR Roundtable： History Meets Bio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8， No5（2014）， pp1492-1629
二、人在天地万物之间
的确，如果要扩大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内容，必然要质疑、挑战传统的史学方法，希求加以突破和改造。如果约翰·麦克尼尔等人所做的环境史研究，从时间上扩展了近代的历史学，那么达尼尔·斯梅尔对“深度历史”的探究，则在空间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斯梅尔的研究针对的还是人类的历史，而当今蓬勃兴起的动物史、生物史以及植物史的研究，已经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了人类之外。以动物史的研究而言，最初的对象主要是与人有密切互动的动物，如马、狗、猪等。这在传统史学和文化中也多有呈现。比如陈寿（233-297）在《三国志》中这样描述年幼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三国志·蜀书》卷三二《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1页。在一般民间生活中，也有将动物奉为神灵、为之兴庙的举动。譬如四川梓潼的七曲大庙就有白特殿，白特为一马头、骡身、驴尾、牛蹄、通体白色的神兽，为该庙供奉的文昌帝的坐骑。这一信仰（据说源自宋代），将人类生活中最亲近的家畜都集合在一起。
根据杰瑞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在1997年出版的《枪炮、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的研究，欧亚大陆的居民很早就畜养家畜，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当地居民的进化，也进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其他大陆的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书出版的同时，动物史的研究已经在世界史坛渐渐兴起，因为人类很早就与动物有所接触;食用动物蛋白也直接帮助了人类的进化，史家对动物史的研究产生兴趣，似乎也理所当然。不过，近年动物史研究的开展，其方向和主旨则是为了突破以人为主的历史学传统。这种“后人类史学”中的动物史研究，希图解决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因为仅仅依靠人类记录的文献资料显然不够，而且必然会有偏见。于是，在动物史、生物史的研究中，如何探究一个“后人类”的取径，已成为其研究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还是举一例来说明。加拿大学者苏珊·南斯 （Susan Nance）在2015年主编了一部《历史的动物》一书，希图将动物作为动物史研究的主体 （agency）。她在导言中指出，我們的过去其实是一个多物种的过去——人类和其他物种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并相互影响。所以动物史的研究，不应该从人的立场描述动物的历史。相反，今天的动物史研究，要以非人类为主角，于是研究者必须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兽医学、动物学等），不再拘泥于人记录的文献史料。
Susan Nance， ed， The Historical Anima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历史的动物》一书中，有一章研究一个有关名为迈克尔的大猩猩的短片，从迈克尔的动作、语言（发出的各种声音）入手，重构它的生活，诸如它的母亲被人类所杀对它的心理造成的影响等。另一章则以20世纪初年在美国西部电影中常常出现的一头名叫托尼的马为对象，描述这头马电影明星如何与一位叫汤姆·米克斯 （Tom Mix， 1880-1940）的人电影明星之间的长期和亲密的合作关系。托尼活得很长，一直到40岁由于过于衰弱才接受了安乐死。显而易见，这些研究都试图以动物作为主角来写作其历史，而其所用的材料，主要不是文献史料，而是影像和声音等。动物学家已经指出，像聋哑人有手语一样，大猩猩也有其手语或肢体语言，需要加以解读和研究。Susan? Nance， The Historical Animal， pp118-132， pp289-308
如上所述，在中外史学史上，描述人与动物的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但近年的动物史研究，意在开拓一个“后人类史学”的新方向。如牛津大学的希尔达·基恩 （Hilda Kean）指出，仅仅用人所记录的史料研究动物还远远不够。她认为动物史研究应该以动物为主体，从“后人类”的角度入手，而这一做法所面临的挑战，与当年妇女史、性别史的研究颇有可比之处。
参见Hilda Kean， “Challenges for Historians Writing Human-Animal History： What is Really Enough？” Anthrozos， No25 （2012）， Supplement， pps57-s72因为历史上有关妇女的记录，往往出自男人之手;对于女人的看法，也常以男人的视角为准。麻省理工学院的哈瑞特·瑞特沃 （Harriet Ritvo）则指出，动物史研究的兴起，与近年动物保护主义运动自然相关，但其方法论上的新意，则与环境史的突进有密切的关联。
Harriet Ritvo， “History and Animal Studies，” Society & Animals， Vol10， No4 （2002）， pp403-406对于动物史研究与历史学方法之间的关系，还可参见Ewa Domanska， “Anim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56， No2 （June 2017）， pp267-287她们都相信，环境史和动物史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最终将有利于更新历史学的现状。
有趣的是，在学术圈之外，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已经拍摄了不少。比如著名导演斯特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2011年就拍了《战马》（War Horse）这部卖座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该片以一头叫乔伊的马为中心，描述了马与人（一个名叫艾尔伯特的少年）在一战期间所结下的休戚与共的友情。而在动物史的研究中，人与马或狗的关系，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历史的动物》一书除了上述有关马明星托尼的一章之外，还收入了另一章，其主题也是描述一战期间战马与军人之间生死与共的关系，并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纽带”（Human-Animal Bond，简称HAB） 视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Susan Nance， The Historical Animal， pp272-288
三、未来的人类和人类的未来
“后人类史学”在近年的兴起还有一大契机，那就是近几十年来医学、药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电脑科技、基因工程等学科和领域的重大进展，特别是被人简称为NBIC的新兴科技领域：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 （Cognitive science）的巨大成果，让人看到了一个“后人类”的现象。
参见David Roden， Posthuman Life： Philosophy at the Edge of the Human，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13-14其基本含义是由于/借助这些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人的演化、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譬如人工智能研究的长足进展，使得机器人[或“赛博格”—cyborg，也即“生化机器人”，为控制论（cybernetics）和生物体（organism）的合寫]
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能力。谷歌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又音译为“阿尔法狗”，因为“狗”（Go）是日语对围棋的称呼]击败了世界上顶尖的围棋手，便是一个显例。而“赛博格”缘起于1960年代的太空技术。宇航员为了克服上百光年的高速旅行所带来的不适，在人体上移植了机械的神经控制机能，让人能承受外部空间的挑战。这种生化机器人既是机器，同时又是人，具有人的感情、情感和思维。显然，“赛博格”在许多方面不但超越了“阿尔法围棋”，而且还远胜于人类。
医学和药理学的发展，也同样改造了人。以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而闻名遐迩的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2002年出版了《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他在其中指出，当代神经药理学的发展，使得“百忧解”（Prozac，其药理的名称是Fluoxetine）和“利他林”（Ritalin，其药理的名称是Methylphenidate）这两味药颇为畅销。前者治疗忧郁症，而后者则针对多动症。福山指出，这两味药的研制及其成功，本身体现了科技的成果，但它们也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后果，那就是让人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原来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2， p53福山认为，这两味药现在看起来有益于病人，但其发展方向则十分堪忧。如果政府能强制人服用这些药，那么在药物的作用下，将来的人便不会乱说乱动，即使受了委屈、压榨和欺负也会毫无苦痛之感，更无反抗精神。所以福山认为这样的“后人类”状况，其前景不堪设想。
而就“赛博格”而言，其含义颇为广泛，因为其原意是指虽然是生物体，但又植入了机械的装置，获得了超越人类的能力。以当今世界而言，整个的生化机器人大多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星球大战》、《机器战警》等）中。虽然它拥有人类的情感，但在其他地方，却又迥异于人类。比如作为生化机器人，理论上它不会衰老、病死。这一长生不老的物种（加上其他类型的机器人），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下，将会以不同的形式不断研发出来，那么人们应该怎样与之相处呢？同时，以人类本身的进化而言，在新的药理学的帮助下，医学界已经研制出不少新的方法，延缓人的衰老，克服了一些以前致人类于死地的病症等。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就授予了美国和日本的两位科学家——詹姆士·艾莉森 （James Alison）和本庶佑，因为他们研制出了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用提高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力来对抗癌症。其实在他们获奖之前，已经有人断言，将来的人们不用闻癌色变。新的药物已经在不断地研发出来，如“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等，癌症将会像其他曾经困扰人类的病症一样，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克服。对于这些医药界的成就，人们一般都会感觉欢天喜地。但从另一个方面考察，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将来人类真的进入不死的境界，那么我们将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相处的问题呢？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 （Paul Romer），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指出人类的活动、生存、持续发展及其最终未来，必须考虑与自然界的联系。显而易见，自然资源并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如同上述，“人类世”的出现，已经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造了地球的历史。
最近几十年来，不少思想家就当代出现的这种统称为“后人类”的状况，做了许多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探索有不同的称呼，如“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或“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乃至“反人类主义”（antihumanism）等。
参见Francesca Ferrando， “Posthumanism， Transhumanism， Antihumanism， Metahuamism， and New Materialisms：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Existenz：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 Philosophy，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Arts， Vol8， No2 （Fall 2013）， pp26-32凯瑟琳·海勒 （NKathrine Hayles）是在这方面较早进行探究的学者。她在1999年出版了《我们怎样变成后人类》一书，指出在统称为“控制论” （cybernetics）的领域，生物、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的最新突破，已经让人达到一个新的认识论的高度——人的理性无法像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描述的那样，从感知事物出发逐渐获取理性的归纳、总结和分析。相反，人的认识过程就像一个“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人的认知对象和人的感知与思维之间交相互动，没有以前所谓的主观与客观之分。因此海勒认为，所谓的“后人类”，不是指人类的终结，而是指人类作为世界的主人、主体和主宰这一类观念的结束。换言之，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N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Ten Years on An Interview with NKatherine Hayles，” Paragraph， Vol33， No3 （Nov2010）， pp318-330在这个新的时代，人必须学会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也從其他的角度质疑和挑战了二元对立（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等）的理念。她在1980年代就发表了《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指出“赛博格”这一类新型物种的出现，挑战了传统的两性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化。哈拉维于是认为，男人、女人、自我和他者等其他的认同观念，都显得过于绝对化。譬如她指出也许“归属”（affinity）比“认同”（identity）更能展现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因为前者没有后者那样绝对化，而是更有包容性。哈拉维在之后的研究中，特别强调需要突破原来的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她指出在“后人类”的时代，人类需要与其他“相伴物种”（companion species） 一同生长，而这些“相伴物种”既包括其他生物，如狗等动物，还包括非生物体，如机器人等。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91;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1
四、展望“后人类史学”
哲学界、思想界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开拓的“后人类”社会及其未来的思考，林林总总、众说纷纭。限于篇幅，上面只是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与上述这些理论思考相比，历史学家在理论思考方面尚没有太多明确的贡献。
参见Ewa Domanska， “Posthumanist History，” in Marek Tamm and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pp327-352但环境史、动物史的研究，在許多方面实践和论证了思想界对“后人类”状况思考的结果，可以视为历史学界对这一“后人类”现状的回应。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还想就思想界对“后人类”状况的论述，对历史观念、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将会产生的潜在的挑战，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
首先，“后人类”状态的形成，将会改变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我们姑且不论环境史家如何描述地球的历史、动物史家如何讲述动物的故事，即使我们还是以人类活动为历史研究的中心，那么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已经让史家不得不重新审视研究的对象，因为人类所构成的原有的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群体意识和社会构成，本是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但在现代都有了显著的改变。比如人的寿命之延长，已经促使人重新定义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区分。人际关系起始于家庭的构成（父母子女等），而在现代，除了有许多单亲家庭，还有不少同性的家长，也即两位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其子女（常常从试管中诞生）与其家长的关系显然与众不同。还有“赛博格”等机器人的出现，已经参与、介入了人类的情感、家庭生活。现代有不少人选择与机器人相伴，反而与其他人类疏远。这些新型的家庭、社会关系，将会成为未来史家注意、分析的对象，因为它们已经是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了。
其次，如果“后人类”状况的出现，促使史家书写一种“后人类史学”，那么这一史学的主题，即便还是以人的活动为重点，仍将会与之前的史学呈现相当大的不同。因为从历史学的起始，人类的生死搏斗和爱恨情仇，便是永恒的主题，经久不衰。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作《历史》，起因是想记录希腊人殊死反抗波斯帝国侵略的丰功伟绩，而司马迁的《史记》也以描述荆轲刺秦王、项羽乌江自刎等事件而流芳百世。但如果人的生死、爱恨及人的弱点、缺点都被现代科技所改造和克服——如有人选择与机器人生活，就是因为后者完全顺从人的意志——那么这些爱恨交织、荡气回肠的历史书写主题（如古希腊美女海伦背叛其丈夫而引起特洛伊战争的事迹），都必然会被取代。“后人类史学”的主题内容，更多会处理多种“物种之际” （interspecific） 的历史。
复次，“后人类史学”在方法论上，也将有很大的改变，因其处理、描绘的对象，往往，甚至一定不被文献资料所包含。上面已经说到，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循着一条化约式的道路行进，其结果是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愈缩愈小，常常局限在政府档案所呈现的史实之内。而实际上，人类活动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二战之后妇女史、劳工史、日常生活史等学派的出现已经对这种治史理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如果再进一步，从“后人类”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只看作整个历史演变的一个部分，那么文献资料也就自然而然不是历史书写的主要依据了。
笔者曾提到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突破文献资料的限制，扩大史料的范围。参见王晴佳：《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史学史？——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去世之际的反思》，《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6-114页。如何扩大史料的范围，将挑战历史学的未来。
最后，“后人类史学”将对人们的历史观、世界观和宇宙观，产生一个剧烈的冲击。在此我想再用一部电影——2016年美国拍摄的《奇异博士》（DrStrange）——为例来做一说明。在这部电影中，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史传奇 （Steven Strange）由于车祸而损伤了双手，为此他辗转找到了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至尊魔法师古一 （Ancient One），希望得到她的帮助而治愈他的双手。但古一见到史传奇傲慢自满，便教导和演示给他看，人类所见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宇宙”（universe——英文里的universe中的“uni”就是单一的意思），而应该看到一个“多重的宇宙”（multiverse）。古一还把史传奇丢弃在喜马拉雅山的顶上，说他如果能克服自我中心的意识，便能穿越空间，顿然回到她的身边。我想这部科幻电影所展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后人类史学”的主旨，那就是人需要克服自我中心的观念，看到在自身世界之外，天外有天，存在着更为宏观、广阔的天地。笔者以为，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认可“后人类”状态的存在，我们也许确实应该抱有这样开阔的胸襟、培养这种开放的心态，以迎接和参与历史学的更新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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