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杜威来华及其不合时宜性
付焕月
内容摘要：“五四”前夕杜威来到了中国，开始两年多的演说与游历生活。在这期间，他行走于中国的南北大小城市，观察着中国的社会百态，并向外界传达他的中国印象。作为“外来者”杜威的在华感触，不仅吸引着中国读者的好奇，也引发美国公众的关注。而以往的前人研究，多在单向层面分析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忽略了中国读者对杜威来华多面向回应。本文以杜威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论述为切入点，比照其在不同场合的文章论述，分析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与立论依据，并追溯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暗含的分化与新动向。
关键词：杜威中国之行 布尔什维克主义 不合时宜性
一.杜威访华缘起与期待效果
为排遣在事业、身体和私生活方面的消沉处境，杜威夫妇开始日本之旅，而中国则不在内计划内。然而，当胡适等人得知杜威来日后，对此兴奋不已，并立即商议邀请杜威访华事宜。相较于胡适等人的欣喜激动之状，杜威则持半推半就的观望态度。相较胡适等人聚焦于讲学传输新知，杜威更在意的是游历，对讲学与授课则不那么积极。在写与家人的信中，杜威吐露出对来华邀请的真实感受“妈妈颇为积极，但我并不赞同。我支吾着说好的。”
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来华讲学极其上心，并为此展开大力的宣传与造势活动。他们不仅写信邀请杜威，郭秉文还亲自到日本相劝;此外，还在报刊上欢迎杜威的到来，蒋梦麟曾称赞杜威是“一颗思想界教育界的大明星，先生来我们大家都欢迎你，因为你能为人类造福，我们欢迎欢迎你可是人类欢迎人类的领袖，不是平常交际的欢迎”，这也代表了中国教育界、知识界对杜威来华所抱以的期望。他们还刊发了杜威的演讲目录，预告杜威的来华及讲座内容;胡适等人亲自操刀撰写文章介绍杜威学说和思想，并在《新教育》上发表“杜威号”欢迎杜威的到来;并专门举办了几次公开演讲，把杜威的思想作一番通俗介绍。胡适、陶行知等人以极大的热情为杜威的访华作充分的准备工作，杜威虽未到中国，但频繁的宣传造势工作，使国人早已知晓杜威来华之事，并满腔希望地期待着杜威的到来。
二.“折衷”主义与批评学生运动
当各种流派、学说挟裹着来到青年面前，不少青年也一知半解地拾取着各种新的流行的学说，但他们对这些“主义”的理解大都比较粗浅与浮泛。因此，杜威批评青年的激进行为。在杜威看来，只有思想革命才更能解决中国最根深的内部固疾，若没有思想上的革新，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不彻底变革。因此，杜威更愿将五四以来的学潮视为“一种新的意识、一种年轻人和年轻妇女在文化上的觉醒”，将学生运动的成功引为思想变革成果，而非单纯的政治运动。这其实是杜威教育与文化改革来实现中国复兴思想的透射。
五四运动初期，杜威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虽有过观望持疑，但基本持肯定态度。随着学生运动的扩展与深化，尤其是1920年6月之后，学生运动的日益走向激进，全国性罢课的频率也随之遽增。尝过五四运动的成功滋味后，学生们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将罢课视为解决问题的武器，动辄便发动全校、全省甚至全国性罢课活动，表达对社会、政治或学校当局的不满。频繁的罢课，使学生们无心学术，热衷于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
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
“外来者”杜威在中国的所感所发，吸引着中国读者的兴趣，也引发美国读者的好奇心。正如当时报刊所言“美国人对于杜威之来中国有两问题，为人人所欲问者，一曰彼以何语告中国人也;二曰彼于考察中国及远东情形之后，将以何语告美国人也。”
受国际舆论环境影响，杜威向外国传达他的中国之行观察时，对敏感性问题常持两套话语系统，尤其体现在对中国学生运动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问题的叙说，不仅体现他对中国的关心，也反映其内心的思想倾向。胡适对此曾有清晰的认识：“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和《亞细亚》两个杂志上发出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做解释的。”
在私密性写于家人的信中，杜威感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成长得非常迅速——并非指作为专门术语的苏维埃主义，而是这样一种信仰：革命是解决日本威胁和政府自身难题的有效办法，而利用俄国革命的帮助就能带来这种革命。”然而，在写美国驻华大使与发表刊物的文章中，杜威则反复强调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他不仅多次在国外刊物刊发中国不存在布尔什维克，还美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向美国驻华大使论证中国并没有布尔甚维克。并从以下方面论述：
首先，杜威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依存的经济与阶级基础进行论证。他认为，中国的工业才刚刚开始，并仅限于上海和其他的五六个城市，而工人数量也少且缺乏组织;农民则仍高度保守，并占人口总数的90%，且相当多是佃农。因此，中国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也不似西方社会严峻，所以缺少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的经济与阶级基础。但杜威忽略中国社会特殊性，作出“专门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既无准备又无倾向”的错误判断。
其次，杜威还对那些中国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谣言”展开反驳。根据杜威观察，那些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被捕学生，其实是倡导废除政府和家庭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根本没有受到俄国的鼓舞”、“只是学校男生的狂热而已，是理智和情感的，而不是实践的”。而这些“谣言”，一种来自中国政府官员阶层，他们将学生的反抗行为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标签，方便进行打压;另一种来自关注这场运动日本作家们，他们为来打击学生运动，向政府施压，以谋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故意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谣言。
此外，杜威还反复强调中国的学生运动并无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折射出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局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不仅传到了中国，也在西方国家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热潮，引发了世界性的“红色恐慌”。杜威的老家“美国”，也受工人运动的影响，社会党内的左派力量不断增长，共产党的势力随之壮大，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美国民众与政府非常关心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否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于是，会先有美国驻中国的大使考尔·缀斯代尔询问杜威中国有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杜威又以“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为题的撰写调查报告呈交大使馆说明情况，向美国公众讲述中国根本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
四.杜威的不合时宜性
信奉“折衷”主义的杜威，开出的挽救中国药方是采取思想变革而非激进彻底的政治革命方法，并指责青年的过激行为。然而，面对杜威的批评，青年们不仅没有接受其建议，还予以反驳。例如，希平看到杜威《试验主义》演讲后，感叹杜威“初到中国的时候，本是一个平民的教育家;不料他现在也学调和派的口吻，替阶级社会的资本家做起辩护来！岂非是受了环境的软化么？”他从阶级立场批评杜威的“调和派”思想，批评中国的家族制只是虚伪的团结，而中国的贫富差距更是巨大。希平还指出杜威在华时，所接触到都是省教育会和南京高师的人，他“从来没能和我们贫苦的同胞接近。他不是中国人，断不能知道中国社会的内容;他所谈的，只就他接近的一部分人談谈，他就据以为真的，遂放言高论起来。譬之医生治病，他没有能把病人的病源看出，只听人谈谈就开起药方来。”因此，杜威与中国的现实社会是相隔膜的，他的所谓医治中国“病方”自然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杭州一师的学生曹聚仁听完杜威演讲后，也流露出失望之状。当时激进的学潮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杭州一师恰好刚结束震惊全国的“留经运动”，学生们反抗的热情高涨。所以，曹聚仁们期待杜威能讲述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能帮助解决青年关心的问题。杜威却暗暗批评学生们的浮动行为，这自然无法引起渴望变革学生们的兴趣。因此，曹聚仁批评杜威“只懂得教育，不懂得社会”。
由曹聚仁与希平对杜威演讲的回应，可见杜威及胡适等人教育改革设想虽美好，却与青年学生们希求革命、社会革命方面指导的需求背道而驰。自始至终，来自经济繁荣西方国家的杜威，他的学说虽美好，但分裂军阀割据战争不断连一张平静书桌都放不下的中国，杜威改良学说难有实现的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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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姗姗.五四时期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近代史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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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