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研究
娄高 田雪梅
摘? ?要：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他在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高度重视正定县党的治理，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早期探索，并结合制度建设，聚焦党的“三个不纯”问题，开展了初步的从严治党实践。这一实践不仅对正定党风好转与改革发展产生了直接效果，也初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正定开始，从严治党的理念贯穿其政治道路的始终，从严治党的体系思路也随着其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深化并走向成熟。这些理念和思路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全面从严治党观点的重要源流。
关键词：习近平;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2.6?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5-0068-06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既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更与习近平同志个人的政治经历和思考密不可分。正定时期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起点，他从1982年开始先后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狠抓正定县党的建设，进行了初步的从严治党实践，为他之后的政治历练以及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所取得的若干成就打下了牢固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储备。加强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宏观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对于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的背景
由于家庭熏陶、知青经歷和自身政治实践的影响，习近平很早就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宗旨信仰、执政根基和指导理论的深刻认识。这些个人思考结合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使得习近平对党的治理予以了高度重视。
（一）习近平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
习近平出生于革命家庭，他的父母一生都忠于党和国家，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即使身处逆流，始终“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1]。父辈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深刻地影响着习近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即使在特殊时期，习近平仍始终坚信：“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去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2]可以说，红色家风是习近平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情感支撑。1969年，习近平到延安插队，同陕北人民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动荡的岁月里坚强地求生存。五年后，习近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七年知青岁月与两年基层党务实践加深了习近平对党的性质、地位与宗旨的认识。在习近平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在这里不仅磨练了意志，更让他对“人民”一词有了深刻的体会。因而，他坦言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3]这种对人民的信念是其之后开展从严治党实践的价值支撑。除此之外，习近平还曾在劳动之余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加之早年间坎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深信：“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新的伟大政治任务提到日程的时候，总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纯洁自己的队伍，提高全党的政治素质，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坚强的战斗力，以保证新的政治任务的完成。”[4]202这样的理论思考深刻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早期认识，是其之后开展从严治党实践的重要逻辑支撑。1979年春，习近平进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积累了处理更高层级复杂事务的能力，也对党情、国情有了更加宏观的把握。带着这些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他于1982年主动请缨，下沉正定，并在任职期间开始了初步的从严治党实践。
（二）正定治党的时代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也妥善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文革对党造成的思想、作风与组织不纯问题还有待系统性清理。思想上，一些党员干部受“左”的思想束缚，僵化保守，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抵触、歪曲甚至抗拒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作风上，帮派思想、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滋生，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组织上，党的领导一度软弱涣散，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党内政治生活无法正常开展。同时，党还面临着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新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肩负起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迷失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个人主义膨胀，革命精神松弛，脱离群众、贪污腐化，加重了党的“三个不纯”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解决新旧历史条件叠加下产生的党的“三个不纯”问题亟需对党进行一次系统整顿。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在全党开展为期三年的全面整党工作，以进一步纯洁党的组织，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密切党群关系，从根本上扭转党风。全面整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完善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决策。1983年至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完整地开展了前两期整党工作，针对正定县域内党的实际问题，从严管党治党，出色地完成了正定整顿党风的任务。
二、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的主要内容
结合全面整党工作的开展与正定县党的实际状况，习近平在正定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严肃纪律，纯洁组织为主线，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查找和解决党的“三个不纯”问题以及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作为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
（一）坚持政治导向，初步探索党的政治建设
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签和根本属性，政治建设缺失是管党治党走向“宽松软”“三个不纯”问题滋生的重要原因。习近平聚焦党的政治路线、政治纪律和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发挥，对正定县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政治路线体现政治方向，习近平认为政治路线问题事关政治立场问题，是党的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共产党人是有鲜明立场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4]1。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新党章和《邓小平文选》，继续清理“左”的影响，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政治路线上来，“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要自觉执行，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4]148，真正做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依靠严明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也被习近平视作党的纪律中最重要的方面，“抓好了这点，就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就能更好地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4]26。他认为在拨乱反正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抓政治纪律的新任务就是要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指出，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必须自觉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尊崇党章内容，服从组织决定，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4]26。习近平更强调，要把政治监督放在纪律检查的首位，对于“抵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行我素，顶着不办，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4]61，一经查实，必须严肃处理。政治性既是党的根本，也是群团组织的灵魂。1982年，共青团十一大提出，要下决心整顿基层团组织，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跟随党在伟大的历史转变中前进。习近平在全县整顿团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团组织必须担当起党所赋予的角色与任务，“应该坚定不移地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发挥生力军作用，真正成为党的得力助手”[4]64。他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要通过选派政治可靠、年轻进取的团干部使团的整頓工作顺应改革潮流，以重塑共青团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战斗力。[4] 62-63
（二）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的“三个不纯”现象
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在正定以发现和解决党的“三个不纯”问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三位一体地开展工作，使正定县党的建设取得扎实成效。在思想问题上，习近平批评了部分党委只抓经济建设，认为“搞好经济才是硬任务”的错误观点，强调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他于1982年底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大会上提出要针对当时党内三种主要错误思潮开展工作：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怀疑态度的“渺茫论”、误解改革开放政策的“复辟论”、错误理解个人、集体、国家关系的“自利论”。[4]12-14这三种观点导致了正定县一些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改革事业不主动、不敏感、不负责，“怕”字当头，“软”字缠身。习近平指出，必须通过集中而广泛的教育使得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要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对广大干部群众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的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4]13。他同时要求广大党员坚持参加“三会一课”，通过学习十二大新党章和《邓小平文选》，明确党的性质、目标、指导思想等重大问题，自觉做一名合格党员、合格干部。[4]82-83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习近平在全县第四次纪检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当时正定县党的几种不良风气：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化之风、以权谋私的特权之风、革命精神不振的享乐之风、推诿避责的官僚之风。[4]21-221985年二期整党开始前，他又结合改革形势批评了几种新的不良之风：一是巧立名目、滥发奖金;二是权力入股、变相谋私;三是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四是提高标准、吃请成风。[4]191-192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从提高效率着手解决。1985年7月，在他的倡议下，正定全面进入“效率月”。习近平以“说短话，开短会，发短文件”[4]251同县各部门约法三章，要求各单位必须简化办事程序、严禁推诿扯皮。“效率月”的开展有力破除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积弊，迅速解决了县化肥厂土地纠纷案等数件陈年积案，真正以作风转变为改革助力，为人民服务。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习近平敏锐地察觉到，“经济领域严重的犯罪活动，往往直接和党内不正之风相联系，有些人正是利用不正之风进行犯罪活动”[4]31，指出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与纠正不正之风、整顿企业相结合，并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集中力量办大案。在整顿作风的问题上，习近平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他强调，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向不正之风作斗争，严禁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使不正之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4]31。他更要求县四大班子成员兴起调查研究之风，登门入户倾听群众心声，到基层去寻求“源头活水”[4]152。
习近平认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4]90为此，他从四个方面加强了正定党的组织建设：一是精简机构，调整组织体系。针对县党政机关部门林立、分工过细、人浮于事的问题，习近平提出撤销一批、合并一批、改制一批，并且“在精简机构的基础上，还要合理划分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限。每个机构负什么责，办什么事，设多少人，以及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定出章程，做到有责有权”[4]91。二是贯彻党的干部路线。习近平强调，要把好干部在政治、年龄、文化三关上的表现，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标准，选用一批政治过硬、锐意进取的干部，并坚决将“五种人”①清除出党的干部队伍。[4]90-92三是加强纪检队伍建设。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要支持纪检干部开展工作，广大纪检干部不仅要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还要适应时代的新要求，通过查处典型违纪案件，充分发挥纪检工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4]26-33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习近平要求正定各级党委对软弱涣散的基层组织和不合格的党员予以清查与清退，搞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并通过加强党员教育以及做好高素质新党员的吸收工作，“努力开创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新局面，以便使我们的工作适应“四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4]88。
（三）坚持制度导向，强化管党治党基础工程
党的治理既涉及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这样的软约束，也关乎制度建设的硬约束机制。1980年，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5]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既以党章和中央规定为遵循，又从治党的客观规律出发，结合正定实际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制度建设。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制约和规范党员行为的总依据，强化管党治党的制度导向首先体现为依据党章从严治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产生的新党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对解决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管党治党的关键法宝。习近平指出，从严管党治党，尽快实现正定党风的好转，必须“坚持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坚决按照新党章办事”[4]34，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依循党章内容严肃对待、严格要求。广大党员还应当通过上党课，系统性学习十二大新党章，自觉接受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并通过对照党章要求，对照入党誓词，对照先进党员，主动清除自身的不正之风，“从而，认真解决好一些党员长期消极落后、只挂党员牌子、不起党员作用的问题”[4]83。除此之外，习近平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一是出台新的适应性制度安排。为了尽快扭转党内风气，改善正定县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现状，他在1983年至1984年间陆续主持出台了《关于整顿机关大院作风的安排意见》等11个党风党纪方面的文件规定。[6]75-76其中《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针对性地对县领导班子提出了改进作风的六项具体要求：即纵览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风、搞好班子团结、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加强知识学习以及赶超先进典型。二是改革与完善旧有制度。针对正定县农村财务问题突出的情况，习近平在1983年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整顿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联队会计制，完善集体财产处理制度，从而堵住以公谋私的漏洞。[4]104三是强化制度执行。在改进作风这项问题上，习近平明确了执行标准，规定县委常委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并对相关工作形成两篇以上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在日常工作中，县委领导批复问题不能超过三天，属紧急事项的，须当天办结。[4]106
三、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的意义
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系统的党纪党性教育，端正了正定县的党风，为新时期加强正定县党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改革创造了积极条件，其观点与方法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源流，在历史传承中绽放当代价值。
（一）推动正定县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
1983年，习近平到任正定县仅一年时间，领导各级党委和党组织为整顿党风、严肃党纪开展了大量工作。通过全面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并结合整顿政治纪律，纠正不正之风，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生动的反腐倡廉思想教育，促使正定县的党风有了明显地好转。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习近平持续狠抓正定党的建设，通过从严治党摆正了党的建设与“四化”建设的关系，消弭了各种不利因素，为改革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正定基层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从42岁降到了33岁，一大批政治过硬、有经济头脑、懂商品生产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全县上下形成了“党风正、干群和、干劲大、硕果丰”[7]的大好局面。1982年至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实现了翻倍增长，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跃增到400多元。[6]1111985年，习近平总结到：“从我县的情况看，通过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县直机关通过半年多的整党，进一步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集中力量搞‘四化，战斗力大大加强了。”[4]2031985年底，当习近平离任时，“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了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4]112。
（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全面從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源流
习近平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8]他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对于正定时期所形成的从严治党理念与思路既坚持又不断丰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源流。
从严治党的理念从正定开始一以贯之。治国必先治党，治县亦必先治党，而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习近平早在正定就鲜明展示的政治信条。“执政党把权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党和革命建设事业日益兴旺发达;用于图谋私利，则必然导致党的腐化变质”[4]22，能否整顿党风、严明党纪事关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此后30余年的政治实践中，习近平也始终将从严管党治党，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支撑，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福建工作期间，他提出搞好廉政建设，治理腐败问题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确立了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9]21。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从浙江实际出发，围绕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提升，提出了“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能力”[10]的具体措施。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撰文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11]1八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加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都与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的理念一脉相承，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
从严治党的思路体系也由正定生发逐渐成熟。习近平认为：“从严治党不能只当口号喊，必须体现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切工作和活动中。”[11]8他的政党治理思路随着他政治实践的深化而不断走向成熟，是他40余年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对党的建设长期实践和思考的理论成果。正定时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他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三位一体地治理了正定党的“三个不纯”问题，初步确立了对政党治理的问题意识、制度化倾向与系统论方法。这些思想在随后的福建与浙江时期得以发展，他指出：“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9]7，并就党的领导机制、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党的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历史形势，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使其成为其中的灵魂工程，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大力整治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围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全面推进党的五大建设并把制度建设穿插其中的成熟期政党治理思路。这一思路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在十九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2]以及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正是其正定时期从严治党实践的必然发展，充分显示了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历史传承。
综上所述，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既是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基层组织重塑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生动案例，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党的建设观点的重要源流，同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脉相承。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梳理、重温、研究、发展、践行正定时期习近平从严治党实践的基本内容，对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仲勋革命生涯》编写组.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668-669.
[2] 《梁家河》编写组.梁家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 63.
[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81.
[4] 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5] 邓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3.
[6]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7] 程宝怀.习近平同志在正定[N].河北日报，2014-01-02.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3.
[9]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0]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511.
[11]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9-11-05）[2020-03-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05/c_1125195786.htm.
责任编校? ?陈?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