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史料看高校在民族危机中的抉择

    李虹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作为安徽省最高学府，省立安徽大学的态度与行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学校师生一面成立抗日救国会，开展舆论宣传;一面安心求学，致力于科学研究与文化建设，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准备。这是一所高校在民族危机中的抉择，也是教育界在国难中肩负的多重责任与崇高使命。

    关键词：省立安徽大学;民族危机;多重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高校师生的态度与行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安徽省最高学府，省立安徽大学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有着怎样的应对？本文试图通过省立安徽大学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抉择，分析教育界在民族危机中所肩负的多重责任与崇高使命。

    1 以实际行动表明抗日决心

    1931年9月，日本在东北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消息传到安庆，引起了省立安徽大学师生的激愤。面对日本侵略，学校师生很快做出应对，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以实际行动表明抗日决心。

    1.1 成立抗日救国会。1931年10月，省立安徽大学成立了“安大全体师生抗日救国会”。[1]10月10日，学校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2]的要求下成立抗日义勇军（图1），其宣誓词如下：“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十日，安徽大学全体谨誓，自本日起永远不买日货，誓雪国耻，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3]

    宣誓后，全体师生参加市民大会，并赴安徽省政府请愿。同月，北平、天津、上海、江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等各地学生百余人齐集南京中央大学，成立全国学生抗日救国会，省立安徽大学胡琦、陈颂平二人参会。

    1933年9月，省立安徽大学制定《本大学军事训练计划大纲》，指出军事训练的宗旨是“提高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4]。在军事教官指导下，男生义勇军与女生救护队（图2）相继展开训练，并多次于野外演习旅次行军。

    文学院刘大杰教授编写的剧本《新婚之夜》《胜利的死》讲述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国人奋起反抗的情形。1931年10月，该剧由省立安徽大学学生于安庆新舞台公开表演（图3），唤起了民众反日爱国的热情。省立安徽大学抗日救国会还利用课余时间走入街巷，向民众宣讲日本的侵略行径，组织话剧表演与乡村宣传并开展了游艺赈灾施放寒衣等活动（图4）。1936年12月，绥远抗战胜利后，学校教职员共捐款720.1元，送缴地方银行转汇前线。不久，学校收到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答谢电报。[5]

    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于1937年9月迅速组织战时后方服务队，包括宣传、警卫、纠察、交通、救护、防空与消防、募集与慰劳等七个班，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

    1.2 关注国际关系。九一八事变后，省立安徽大学师生对国际关系也有了更多关注，如请校内教职员或校外人士讲演系列专题等。 [6]此外，中日关系也成为学生毕业论文的重点选题，如《中日关系之史的研究》《日本满蒙侵略政策中之吉会铁路》《日本大陆政策与中国》等皆是文学院、法学院大四学生的毕业论题。

    日本侵华后，国联的态度与措施、英美等其他国家的舆论与动向成为国人关注的又一焦点。

    2 高校师生应有的抉择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高校师生应该怎样抉择，才不负自身的学识与眼界，不负国家与民族的殷殷期盼，真正肩负起教育界的责任与使命？对此疑问，省立安徽大学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1 安心向学，准备智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安心向学，于学术研究中探索救国之道的思想[7]，何鲁代理校长（1931年6月，图5）道：“如专凭血气之勇，致力于动的运动，比较容易。致力于静的运动，从事将来的建设工作，最不容易”[8]。他希望青年学生努力学业，理性爱国。田世英教授说，面对民族危机，最终依靠的还是教育，对高校学生而言，锻炼身心、安心求学才是正道。[9]正如程演生校长（1932年3月，图6）所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泄泄沓沓，仇未报，耻未雪，一事无成，可痛孰甚”[10]。高校师生唯有安心向学、发展教育，以期在事业上战胜日本，才可挽救民族危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地处内陆的省立安徽大学仍于9月照常开学，并尽力接纳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因战争而流亡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宿舍、教室及其它设施。

    2.2 重视科学，实业救国。近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科学的进步，高校师生应重视科学研究，特别是国家及社会的实际需要，以科学救中国。1932年10月和12月，出现了各高校化学系毕业论文应以研究各地物产为主题、全国各校理科专注于军事化学之研究，以养成国民常识的要求。[11][12]根据教育部要求，省立安徽大学化学会正式成立，学校化学系学生的毕业论文更是涵盖了香橼、黄精、甘蔗、青芋、棉籽油等各地物产的研究。

    1934年9月，省立安徽大学决定在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上作学术演讲，加深师生对科学的认知，包括安徽的现状与将来、现代科学的进展等。

    2.3 唤醒民族意识，提升文化自信。对高校师生而言，唤醒民族意识、提升文化自信任重而道远。法学院院长胡礼安从危机中看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认为青年学生将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心领导者，因为“青年们有热血，而有学问的人能够知道世界的大势，知道如何去领导”。[13]文学院特约教授梅光迪认为，中国需要一种爱国文学，以振奋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简而言之，“欲复兴中国，须知中国文化之可爱;欲复兴中國，必须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产出新的文化。”[14]

    民族意识与文化自信是国难时期不可或缺的精神国防力量。不久，国民政府发起了以“建立救国道德”为中心内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出现了增强国家民族的内在力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导向。[15]

    3 抗日救国的多重责任与使命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安徽省最高学府，省立安徽大学肩负着抗日救国的多重责任与使命。一方面，成立抗日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举办话剧表演，进行舆论宣传;另一方面，他们深知教育救国最为紧要，于是安心求学，致力于科学研究与文化建设，为复兴中华民族卧薪尝胆。国人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的唤醒和丰富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并举，是省立安徽大学师生，也是教育界在民族危机中的多重责任与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情况简明统计表》（1931年9月22日—12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7-188页.

    [2]《教育部令发学生、童子义勇军教育和训练的有关文件》（1931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67-1268頁.

    [3]《抗日救国会第一次执委会议》，《安大周刊》，1931年10月9日，第72期.

    [4]《本大学军事训练计划大纲》，《安徽大学周刊》，1933年10月6日，第129期.

    [5]《绥远傅主席电谢本大学全体师生》，《安徽大学周刊》，1937年1月1日，第250期.

    [6]《教厅函发反日救国运动实施大纲》，《安大周刊》，1931年10月30日，第75期.

    [7]《教部制止赴京请愿》，《安大周刊》，1931年12月4日，第80期.

    [8]《纪念周补志》，《安大周刊》，1931年12月18日，第82期.

    [9]田世英：《东北事变之经过》，《安大周刊》，1931年10月23日，第74期.

    [10]《本学期第三次总理纪念周》，《安大周刊》，1932年5月13日，第85期.

    [11]《各大学应以研究各地物产为化学系毕业论文之主题》（1932年10月10日），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九编，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10页.

    [12]《教部训令本校应注重军事化学研究》，《安徽大学周刊》，1932年12月9日，第103期.

    [13]胡礼安：《要怎样才把中华民族振兴起来》，《安徽大学周刊》，1932年11月18日，第100期.

    [14]梅光迪：《民族自信心与中国文学》，《安徽大学周刊》，1932年12月23日，第105期.

    [15]《国民精神总动员七月份宣传纲要及办法》（1940年7月），安徽省档案馆，1-1（1）-1069.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档案馆 来稿日期：20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