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的回顾与展望

    陈子丹 王婷 杨琪琦

    摘? 要: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历经千年的积累、百年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文化财富。近四十年来,学术界高度关注西南边疆档案文献整理和研究,从各个方面对西南民族档案史料做了大量编纂、出版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随着国内外越来越多新史料的开放和公布,西南民族档案信息资源还有进一步发掘利用的空间。本文在回顾和总结四十年来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成就、特点的基础上,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族档案文献编纂;西南边疆;回顾;展望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Ethnic Archives literature in the southwestern has been accumula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explored for hundreds of years,leaving behind a hug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wealth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e past 40 years,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Archives literature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and have done a lot of 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work on Ethnic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outhwest from various aspects,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opening and publication of more and mor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home and abroad,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thnic archiv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southwestern. Based on the review and summary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ilation of Ethnic Archives literature in the southwest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this paper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Keywords: Ethnic Archive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The southwest of China;Review; Prospect

    西南民族檔案文献编纂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古代和近代编纂的大量档案文献汇编成果,为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治理提供了资政参考。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西南边疆史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未能系统地整理、开放,一些重要的民族文字文献仍未进行翻译、公布,[1]一些濒危的口述档案史料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保护,一些前人的编纂实践和理论还未得到全面的概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以历史档案开放和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为契机,在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方面取得新进展,某些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为深化西南民族问题研究和“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本文在回顾、总结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成就及特点的基础上,展望其发展趋势,以求抛砖引玉,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1 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的构成

    西南民族档案文献是指从古至今的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中国西南边疆”这个空间范围内形成的具有国家、地方、边疆和民族意义的以各种载体形式记录保存下来的原始材料。这一概念中涉及的“中国西南边疆”地理范围以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为主体,兼及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部分地区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2]这些档案文献的内容真实反映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区的土司制度、经济贸易、军事战争、历史地理、民政事务、文化教育、政区设置、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民族关系、涉外关系、海关事务、边界划分、边疆开发、边疆治理等诸多领域,真实反映了西南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保卫西南边疆以及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史实事迹;其种类既有纸质档案文献,也有金石铭刻、声像文献、口述史料、实物档案等,均为第一手的原始文献,绝大部分都是珍稀罕见孤本善本,为研究古代和近现代西南边疆治理和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具有重大的学术利用价值。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现存的历史文献大致可分为五大类:一是官方档案文献,二是历代封疆大吏的各种奏章,三是社会调查资料,四是私人著述,五是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的著述。本文所说的“西南民族档案文献”主要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大类。这些档案文献主要收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高校、科研机构、海关和交通部门,具有档案、文献、图书、资料、文物等多重属性,保存状况良莠不齐,保存地点极为分散,许多已流失损毁,难以集中管理和开发利用。

    2 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的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在继承弘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西南边疆历史和现状综合性研究项目”(简称“西南边疆项目”)的推进,西南民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步伐加快、成果丰富、进展良好,主要取得以下成就。

    2.1 广西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综合性文献、金石档案以及壮族、瑶族档案史料编纂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3]主要成果有:齐治平《桂海虞衡志(校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广西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广西通志馆编《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和《二十四史广西资料辑录》、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广西区编写组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桂林文管会编《桂林石刻(上、中、下)》(内部资料,1987年)、李楚荣《宜州碑刻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覃兆福与陈慕贞编《壮族历代史料荟萃》(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谷口房男和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卷八《评王券牒(过山榜)专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黄钰辑注《评皇券牒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广西区档案(局)馆、广西区民委编《广西民族工作档案选编(上、下)》(内部发行,1998年)、《过山榜》编辑组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委会编《瑶族〈过山榜〉选编》(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广西区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广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等。

    2.2 云南民族檔案文献编纂。云南省突出有边疆民族特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大型资料书编研以及土司史料、金石碑刻、谱牒档案、声像文献、口述历史、非遗档案编纂方面取得丰硕成果。[4]近年来致力于西南边疆历史档案文献整理工作,使大量珍贵民国档案得到系统整理并首次公开出版,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云南广西综合卷》98卷、云南省档案馆《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云南卷》80卷以及《目录总集·图文精粹》。邹建达、唐丽娟主编《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全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收录顺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间的奏折3000余件,计220余万字。较为全面反映了这137年间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貌,是研究清朝历史的第一手素材,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5]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了民国年间云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如《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经营滇省西南边地议》《开发云南边地方案》等,对于西部大开发、云南“三大定位”建设、东南亚南亚大通道建设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秦和平编《云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比较全面地收录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报告、文件等。吴喜编著《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对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人士子女及近亲家族成员进行采访,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反映出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诸多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并以此揭示出彝族上层集团及其内部关系,是研究近代以来西南彝族社会和西南边疆史极为宝贵的材料。杨国清主编《古城记忆:丽江古城口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把丽江古城亲历者的回忆与外地文化名人或专家学者的丽江印象结合在一起,相互印证,使古城的历史感和真实感更加鲜活。

    2.3 贵州民族档案文献编纂。贵州省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整理和编译、土司档案史料编纂方面取得较大进展。2018年贵州民族出版社策划的《西南彝志》升级版在原版基础上重新整理归类,分为创世志、谱牒志、天文志、地理志、物产志、人文志、风俗志七辑,不仅对原彝文重新点校,对译文、注释做了系统梳理,而且对开本、装帧设计及用纸等做了提升,全书26卷一次性推出。

    贵州土司档案编纂起步较晚,主要成果有: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联合编研出版的《民族志资料汇编》第八集彝族专辑,刊录了四份珍贵的汉文彝族土司谱牒档案,有清代安秉直等修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罗甸安氏谱》,光绪年间余家驹、余昭等修的《通雍余氏谱系》和《大方县百纳区普底乡黄氏族谱辑录》《大方县百纳区陈氏族谱录》。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贵州彝族历史调查》刊载了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贵州宣尉使安贵荣撰写的《明成化钟汉文铭文》、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为贵州宣尉使安万铨捐资兴修衢道而刻的汉文《千岁衢碑记》和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贵州宣尉使安国亨撰的《大渡河桥汉文碑》。[6]

    2.4 四川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四川省在土司档案、彝族资料、康巴历史、羌族文化方面的编纂成果不断涌现。四川设置土司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族、藏族和羌族。彝族土司主要分布在大凉山,1963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的《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资料汇辑》为彝族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藏族和羌族土司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羌族土司档案编纂成果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的《羌族地区土司资料汇辑》。四川省档案馆珍藏有大量清代凉山地区彝族档案原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馆与省民研所对馆藏部分汉文彝族档案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研,编纂了《清代冕宁县彝族档案资料选编》《清代巴县档案有关马边彝民资料》,刊载于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7]彝族史料汇编还有《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彝族史料集》《元代罗罗斯(元代凉山地区)史料辑考》等。涉及川西康藏地区的档案编纂成效显著,不仅有《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奏疏、档案史料选编,还有中国藏研中心、二史馆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和《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中国民族图书馆编《民国时期西康资料汇编(全5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等专题性、综合性文献汇编[8]。

    3 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

    3.1 “西南边疆项目”起到引领、助推作用。2008年,全国社科规划办专门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分为三大系列、六大研究方向,其中的“档案文献系列”重点资助国内西南边疆档案史料、文献、方志整理与选编,国外有关中国西南边疆档案史料、文献、方志整理与选编,西南边疆历史地图收集、整理与研究等项目;“重要著作翻译与研究系列”专门资助民族文字重要文献整理与翻译、国外有关中国西南边疆重要论著目录和提要、国外有关中国西南边疆重要论著和资料翻译等项目。[9]项目还将进行网络数据库建设,构建西南边疆研究的网络平台,将已经出版的相关内容纳入进来,并进一步开发专家学者外部的其它资源,为学术研究构建交流探讨的平台。[10]

    3.2 “档案文献系列”产出一批高质量成果。受“西南边疆项目档案文献系列”的约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从馆藏的大量珍贵档案中精选、整理,最终形成了三套总计208册的西南边疆历史档案文献整理成果。“为方便读者总览全书,每套还专门编辑一卷《目录总集·图文精粹》,将各卷档案文献目录汇编成一册,集中展示这批档案的内容,为阅读者提供索引,并选取部分档案文献,用原色影印方式,保持纸张、笔迹、印章等檔案的原貌,为读者了解全书及从形式上鉴赏档案文献原貌提供管窥之便。”[11]

    3.3 编纂力量更具社会化和多元化特征。参与档案文献编纂的部门已不局限于档案机构,可以是民族、宗教、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如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研究所、民族院校、民族学会、民族古籍办及一些民族、宗教、考古、文物、图书、档案、非遗等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展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相关行业或领域与档案部门的合作日趋常态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档案馆室之间,档案部门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中心、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部门之间的跨界协作、合作编研、联合开发日益增多。

    3.4 编纂成果的类型和形式日益丰富活跃。编纂成果的种类除编纂汇编、选编、简编等一次档案文献外,还延伸到了档案文摘、开放档案目录、全宗介绍、名录、大事记、组织机构沿革、专题概要、专题述评、年鉴、百科全书等二次、三次、混合型档案文献。不仅有大量专题文献选编,而且有大型综合性文献总汇和档案文献数据库(包括信息库、知识库、经验库)。其中档案专题数据库和多媒体数据库的大量出现,突破了以纸张记录信息在结构、种类和数量上的局限,大有成为档案文献编纂信息主流载体的趋势。[12]

    3.5 编纂方法和技术手段更趋网络化和多样化。除了采用传统的文字排印、原迹影印、发行缩微复制品等手段编纂公布档案史料外,还开始运用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电子文献、数字出版物、光盘库、多媒体数据库、网络出版等视听形式编纂公布档案,声像型、数字型载体的编纂成果层出不穷。其突出表现就是近年来影视文献纪录片的大量涌现,如2019年10月在CCTV4播出的“国家记忆”栏目,以《跨越千年的民族》为题,选取了独龙族、布朗族、拉祜族苦聪人、佤族、基诺族5个少数民族、3个历史阶段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故事和人物,用真实的影像展示中国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直过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献纪录片对档案文献(包括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声像档案、口述档案、实物档案)进行直接的综合、组织与运用,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是以往任何编纂形式都难以达到的。[13]此外还借助以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平台进行公布和传播。可以预见,未来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和技术手段将更趋网络化和多样化。

    4 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的展望

    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历经千年的积累、百年的探索,在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新世纪初,西南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在前人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又取得新进展、新成果,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随着国内外档案史料的持续开放和公布,西南民族档案信息资源还有进一步发掘利用的空间。

    4.1 广西。广西档案文献的特点是文种相对单一,分为汉文和壮文两种文献;迄今已整理了许多汇编形式的文献,如《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二十四史广西资料辑录》等;涉及北部湾经济区的档案文献编纂开展较早,并取得不少成果,但偏重于领袖人物、党政工作、文化教育等,无法满足对内搞活、对外联通的巨大信息需求。未来档案文献编纂重点应从史地文化转向内外兼顾,如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产业布局、民生保障、港口贸易等方面,站在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如何做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更好地服务北部湾经济区各市县各行业的发展[14]。

    4.2 云南。云南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体现出民族众多、研究机构众多、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众多、民族文字资料众多的特点,这五大特点为开展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云南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整理工作也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档案资源分散、编纂选题分散、编辑力量分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人员缺乏,以及编辑出版经费不足、编纂方法手段落后,等等。档案部门应积极开展馆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立足区位优势,以档案文献编纂促进区域发展和繁荣。档案文献整理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对历史上的重要著述重新整理出版,二是编纂档案资料汇编,三是编纂口述(回忆)史料。

    4.3 重庆。重庆作为西南国际化大都市,应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独特优势,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一是不断提高档案编研水平,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向社会推出一批档案编研宣传力作,切实讲好档案背后的山城故事,传播重庆声音,树立好都市形象;二是全面梳理档案史地资源,充分挖掘重庆历史文脉,精心打造全视角、立体式的档案文化品牌和重庆城市名片,为人们了解重庆、认识重庆打开一扇窗,为展示重庆、宣传重庆做出贡献。

    4.4 四川。就四川档案文献整理而言,可以采用这样几种形式:一是珍稀文献选编,如稀有罕见手稿、地图、照片的选编;二是史料汇编,按照西南丝绸之路、成昆铁路沿线、三峡库区、藏彝走廊、康巴历史、羌族文化等主题分类收集资料,以便将零散资料汇集在一起;三是专题性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建议整合研究力量,做好史料汇编;把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纳入档案文献整理范畴;建设好西南边疆民族资料、西南边疆建制参考文献、西南边务界务资料、西南史地文献、羌族文献资料等数据库。

    4.5 贵州。贵州档案文献的特点是分散,为了更好地反映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文献整理应实施历史文献汇刊工程。汇刊工程虽然费工费时,动员人力大,但价值高,既可以为地方史学的发展提供重要资源,又可以为编纂地方史志直接服务。与其他地区相比,贵州档案文献很少系统整理过,而且手抄本较多,如《咸同贵州运费清册》《清代苗疆屯铺清册》等。此外,贵州档案文献还包括大量碑刻、契约和家谱,建议对贵州档案文献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系列,如《贵州文集丛刊》《贵州档案文献丛刊》《贵州边疆史料丛刊》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档案化建设与开发研究”(项目批准号:17XJA870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8]孙宏年.新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2):66-67.

    [2]孙宏年在《新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中指出:“本文所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理范围以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为主体,兼及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部分地区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拙文采此说。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理范围应包括云、贵、川及西藏、广西、重庆六省区市.

    [3]郑慧.广西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述略[J].档案学通讯,2012(6):91-93.

    [4]陈子丹,谯丹,廖可佳.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8(1):67-68.

    [5]《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全6卷)》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4):162;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全六卷)[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4).

    [6][7]陈子丹.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245,244.

    [9]“西南边疆项目”在部分课题结项后就推动优秀成果的出版,据有关方面统计,从2013年至2018年已出版项目成果48种,包括专著类36种、档案类12种,130多卷.

    [10]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在京发布[EB/OL].[2017-04-07].中国青年网. news.youth.cn/jsxw/201704/t20170407_9437042.htm.

    [11]曹必宏.档案:管窥西南边疆史的一把钥匙——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12.曹必宏.档案:管窥西南边疆史的一把钥匙——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EB/OL].[2017-12-13].中国社会科学网,fund.cssn.cn/skjj/skjj_jjgl/skjj_xmcg/ 201712/t20171213_3779425.shtml.

    [12][13]胡鴻杰.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3-94,108.

    [14]郑慧,黎慧钰.面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档案文献编研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8(1):71-74.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来稿日期:2019-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