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伪君子》中达尔丢夫伪善土壤

    李苑晴

    ◆摘? 要：五幕喜剧《伪君子》是17世纪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代表作，其中主人公达尔丢夫已成“伪君子”的代名词。除了人物语言艺术等内部因素，此一伪善文学形象的不朽还与剧中其他人物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人物类型化、“三一律”等古典主义创作规范在《伪君子》中得到恰当应用，在塑造人物、营造戏剧冲突时展现了当时人性特色与社会风貌，揭示达尔丢夫“伪善”的生存土壤。

    ◆关键词：《伪君子》;伪善;类型化;“三一律”

    在古典主义环境以及作家个人意志的共同影响下，《伪君子》既符合人物类型化、“三一律”等古典主义规范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与沉思。剧中通过塑造达尔丢夫的伪善形象对当时的天主教会、贵族僧侣进行抨击，对此本文不赘述。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戏剧《伪君子》中达尔杜弗以外的人物设定与情节安排，梳理达尔丢夫之伪善得以存在的可能。

    一、伪善土壤之基：人物类型化

    在17世纪的法国社会，政治上处于资产阶级与封建中央王权近百年的和平相处阶段。同时，天主教会、贵族阶层也对政治局势与社会风俗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论上，古典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崇尚理性，有着严格的艺术规范与总则。作为一部古典主义喜剧，《伪君子》在艺术表达上较为突出的特征在于人物类型化。当人物性格被艺术处理成扁平化、类型化，作者选定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人物所属的某一人群的整体风貌的概括。同样，《伪君子》中奥尔贡及其母亲白奈尔夫人身上的保守与专断，欧米尔的贤惠隐忍，玛利亚娜的懦弱，克莱昂特的空有理想，道丽娜的犀利爽朗，甚至那个从未出场便扭转乾坤的王都具备一定的普适意义。人物在不同身份、地位上所形成的个人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与行动。彼此之间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达尔丢夫的伪善得以延续的土壤。

    个人认为处理好《伪君子》中人物与人群之间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从个性化表达当中探究作者对社会不同階层的观照，进而探究其文本内涵具有必要性。

    二、伪善土壤之厚：“三一律”的运用

    作为古典主义作品，《伪君子》符合其戏剧创作原则“三一律”，时间集中在一昼夜以内，剧情均发生在上层资产阶级奥尔贡家里的客厅。出于主人公达尔杜弗不朽的伪君子形象，对情节安排的分析常聚焦在其在伪善本质揭露的意义。《伪君子》一共分为五幕三十一场，达尔杜弗在第三幕第二场正式登场且总上场的场次为十场。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在场而不上场”的创作手法，借他人之口点明达尔丢夫的虚伪、表里不一，从侧面对伪君子进行揭露与抨击。

    实际上，当达尔杜弗“在场而不上场”时，他的存在可后置成虚化的背景，“上场”的一众人物围绕达尔杜弗的“在场”此一线索展开活动发表观点，符合“三一律”中行动整一律要求的同时也将众生相暴露在舞台之上。除根据主次要情节从正侧面分析达尔杜弗的伪善外，还应关注其他人物所承担的情节作用。

    《伪君子》的矛头除了指向天主教会的恶行败德，还扫过了不同阶级不同人群所具有的弱点。剧中奥尔贡从日常中对达尔杜弗的百般纵容，到一意孤行地把女儿玛丽雅娜嫁给他，再到主动托付所有家产和秘密名单，这一方面体现了奥尔贡易受蒙蔽的弱点，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其意欲通过“上帝”“贵族”来确认自身权威的理念以及其对自由思想会对生活带了影响的警惕与保守。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与封建中央王权维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状态的资产阶级渐趋保守，在思想上对封建主义的靠拢使得达尔杜弗式的伪善普遍有生存的可能。桌底计让奥尔贡觉醒，而剧中还要安排白奈尔夫人怀疑真相的情节，这也反映出伪善基础之厚。在自楔子起便已清醒地认识到达尔杜弗虚伪的阵营中，欧米尔的隐忍、玛利亚娜的懦弱、达米斯的莽撞暴躁、克莱昂特的高谈阔论却空有理想，莫里哀为剧中人物选定的性格时都选择了对推翻伪善毫无作用的性格弱点，这亦是前两次对达尔杜弗伪善揭露均以失败告终的性格归因。女仆道丽娜犀利明快的反语与讽刺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却因为处于第三等级的地位反差收效甚微，因此在最后通过王权来扭转结局颇有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之感。

    《伪君子》在遵循古典主义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进行创作时并未被规则所束缚，反而借助“三一律”等规则巧妙地处理了剧中人物和社会阶级的对照关系，在生动刻画出达尔杜弗伪君子形象的同时，也描绘出了其伪善得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使得人物类型化更具有社会意义，把文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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