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理论体系研究(2000-2020年)

    刘金 付嘉欣

    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历史是不断引进、学习、消化外国演剧理论的历史,2000年以前,译介的外国演剧理论方法书籍是我国表演教学的主要教材,而真正由本土作者编著的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则少之又少。21世纪以来,我国本土作者自主编著的表演教材开始以百花齐放之势不断涌现,教材编著者多为艺术院校的教研人员,出版的教材当中也不乏高质量作品。造成此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长时间学习借鉴外国表演艺术经验,并深耕细作以至厚积薄发;二是由于我国高等艺术教育面临质量提升的重要机遇,自主创造是发展的必然趋势。2000年至2020年,是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高产期,期间出版的表演教材包含了对经典理论的读解与转化、对表演创作规律的梳理与整合、对新方法的接受以及新观点的提出,在这一时期内出版的表演教材在不同程度上达到了中国表演艺术理论的新高度,为中国演剧与表演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出版情况与现实困境

    本论文研究对象定位出版于2000年至2020年期间,由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教师学者所编著,并使用于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戏剧影视表演教学的教材。结合本文收集文献和调查采访的实际情况,抽取了43种教材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多数被列入过我国高等艺术院校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教学大纲,或是作为教学教材、或是作为参考书目,其中部分教材是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尽管在2000年至2020年间我国出版了不少由本土作者编写的表演教材,但在表演教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却表现得极不平衡。文章对我国15所高等院校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部分学生(含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该问卷共438人参与,尽管样本数量有限,但是从获取的样本结果来看,基本能够说明问题。调查结果显示:94.04%的参与者阅读或学习过表演教材,而在这些人中间64.61%的人选择阅读或学习过《戏剧表演基础》《表演艺术教程:演员学习手册》以及《演员创作素质训练》3种教材,其余参与问卷调查者大都选择了学习外国表演教材,而对2000年至2020年出版的其他表演教材则鲜有提及。由此得出,尽管新世纪以来本土作者自主编写的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出版数量不少,可就普及面和实际运用率而言,与成书数量呈现极不平衡的状况。这种情况不禁使我们思考,我们的教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不能用还是不好用?

    新世纪的前20年,我国戏剧影视领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演剧艺术在艺术观念以及创作方法上变化得愈发多元融合,在多元融合的发展势头下,表演专业教学也在积极寻求突破。但是不难发现,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已经与教学实践渐生罅隙,症结在于我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过于依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在此种单一的理论体系之下,本土表演教材就表现出重复解读表演理论与创作方法、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有限等问题。文章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对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进行研究,总结我们的表演教材中已成规模的理论体系,分析我们在表演教材中存在的单一、滞后、缺失、僵化等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理论基础与体系结构

    (一)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为核心的理论基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念与演员训练方法在我国演员培养的教学实践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这一现象在21世纪之后悄然变化。美国方法派表演、日本铃木忠志訓练方法、欧洲身体性表演训练等方法不断流入,对肢体戏剧、环境戏剧、后戏剧剧场等演剧观的研究与实践风靡一时,我国戏剧影视界长期信仰的现实主义演剧观不再一家独大,表演艺术的实现也变得形态丰富、不拘一格,逐渐改变着我国演员训练与培养的格局。尽管如此,2000年至2020年间,我国出版的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却呈现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为核心的表演教学依然属于主流。

    实际上,近年来斯氏体系在表演教学实践中的活跃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在理论层面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以斯氏体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表演美学原则与创作方法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深植于我们脑中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戏剧影视表演艺术创作与教学,也成了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重要理论基石。分析文章所选取的43种教材样本,在表演创作观念、基础理论知识、表演创作方法以及各学习阶段的教学重点等方面,表演教材的编写内容基本承袭了斯氏体系理论方法,除了在讲授方式与训练方法方面有所发展外,其他尚没能超出斯氏体系构建的理论维度。

    (二)培养阶段与课程内容相结合的递进式体系结构

    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理论体系经过了新世纪以来的广纳百川与自我更新,已经初现规模,形成了培养阶段+课程内容相结合的递进式结构框架。在此框架中,表演艺术的基础理论、创作理论在演员培养的不同阶段以课程的形式由简至繁、由易到难层层递进。

    在培养阶段+课程内容相结合的递进式结构这个基础模式中,我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书写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与专业视角,开发出了表演艺术理论的多种记叙方式。由“基础训练”过渡到“角色创造”是一种经典的表演教材记叙方式,也有不少作者将两个阶段分开独立撰写教材。这种方式很明显地将演员培养的阶段划分开来,表演课程的进度也暗含其中,把演员所需掌握的表演艺术基础理论与创作理论分门别类、循序渐进地逐一讲解、示范。按现行教育模式的“学期”来记叙表演理论原理的教材是极具实践性的,这种方式以每学期所要讲授的课程内容为核心,按照表演专业的教学大纲规范书写教学的目的、原则、教学重点难点以及考试标准、作业范例等内容。按“学期”来记叙的表演教材最大程度地涵盖了表演专业学生应该学习掌握的课程内容和业务能力,从理论讲授到实操训练,从表演技巧到毕业创作,甚至包含少有涉及的毕业论文写作指导。还有一种常见的表演教材记叙方式,它是将“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区分对比、或单写其一,但是依然符合培养阶段+课程内容相结合的递进式结构模式,表演艺术的理论原理与创作方法都是从表演基础训练开始,经由表演技巧向完整人物形象塑造逐步推进。

    21世纪,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培养阶段+课程内容相结合的递进式结构基本消除了2000年以前表演教材中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性的弊病,总体摆脱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中“表演元素”的记叙方式,形成了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学与演剧实践的理论体系。

    三、经典教材与重要理论

    (一)演员创作素质理论

    表演艺术的“三位一体”特性决定了演员创作素质的重要性,艺术创作者的自身素质直接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品质,而这一规律在表演创作中则更加凸显。演员创作素质理论在众多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都作为基础理论的开篇进行解析,形成演员创作素质理论是我国表演艺术从业者在经历了向外国演剧理论学习之后的自觉认知。在演员创作素质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梁伯龙、李月合著的《戏剧表演基础》中提出的“七力”与“四感”,这一说法在其他表演教材中多次被引用、变形和深化,颇具影响的“七力”与“四感”可以视作构建演员创作素质理论的基础。“七力”是指:(1)敏锐而又细致的观察力;(2)积极而又稳定的注意力;(3)丰富而又活跃的想象力;(4)敏锐而又真挚的感受力;(5)真实、准确而又合理的判断与思考力;(6)灵敏而又细腻的适应力;(7)鲜明的形体与语言的表现力。“四感”是指:(1)真挚的信念与适度的真实感;(2)善于捕捉人物特征的形象感;(3)幽默感;(4)適应行动发展所需要的节奏感。

    表面上看,演员创作素质理论似乎只是逐条列举了演员应具有的内部条件,并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实则不然。与逐条列举的演员内部条件相对应的是如何挖掘这些内部素质潜力的实操训练方法,在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当中,提升演员内部创作素质的训练方法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且随着专业自身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的新式演员训练方法不断被开发和引入。演员创作素质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演员提供一条能够通过训练得以提高自身表演创作潜能的可行途径,在系统的训练中,演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自己如何才能更加靠近真正的表演艺术。值得注意的是,演员创作素质的训练已经在我国表演专业教学中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表演基础课程,演员创作素质理论在这门课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二)生活理论

    与演员创作素质理论不同,生活理论没有系统的理论陈述,它是以课程的形态将一种表演艺术美学与一整套创作规律呈现出来,这门重要课程就是:观察生活。

    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无一例外都把观察生活作为演员的基本功必修课来进行讲解,林洪桐的《表演艺术教程:演员学习手册》、糜曾的《“观察生活人物模拟”表演训练教程》、王丽娜的《表演课》等多部表演教材都在强调表演艺术创作的生活化,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体验生活以及从生活出发等创作观点。在观察生活的课程中,认识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培养观察、理解生活与人的能力、塑造演员的形象思维、发展演员内外部创作手段、掌握舞台行动与情感体验的基本方法是该课程的系列课题;破解课题的具体练习方法由人物外部形象与生活细节的观察与模仿、舞台形体动作的组织与体现以及人物精神世界的建立与体验三部分组成。从课程的设置思路到教学方法,观察生活课程能够支撑起生活理论的基本构架,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演员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必须具有生活根据、生活气息和生活实感,这个方法的起点是观察、终点是体验。

    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的生活理论是在接受了现实主义演剧美学的营养之后,在观察生活这门课程的实践中自然而然成型的,这其间不仅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学派的影响,还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导演提出的“心象”学说中得到有益的补充,同时兼顾了舞台表演与镜头前表演的双方面特性,舞台表演需要生活于舞台的艺术化再现,镜头前表演也同样需要在“纪实性”与“微相世界”的约束下展现表演艺术生活化的创造。

    (三)案头分析理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期主张内心体验至上的创作理念,强调演员使用脑力去侦察有关角色的未知领域,脑力侦察包含大量有关剧本角色的细节分析工作,这种办法在20世纪直至今天一直在中国演剧界广泛运用,在我们的表演教材中更是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有的理论转化成一套演员创造角色的案头分析理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创造角色》中将剧本与角色的诸多方面规定为演员创造角色时必须了解分析的内容。在《戏剧表演基础》中,作者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剧本与角色分析进行整理分类,列出两方面12条内容并加以论述,组成了演员分析剧本与角色的案头分析理论。剧本分析方面,有“时代背景”“规定情境”“中心事件”“矛盾冲突”“主题思想”“贯穿行动与最高任务”以及“风格体裁”7项内容;角色分析方面,有“角色行动发展的线索”“角色的贯穿行动与最高任务”“角色的内外部性格特征”“角色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在全剧中的地位与作用”5项内容。观点类似、论述相仿的案头分析理论还存在于刘诗兵所著的《影视表演学基础》、张宏和滴妮所著的《影视表演艺术——创作理论与实用教程》、徐卫宏主编的《表演片断教程》等多部经典表演教材中,他们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来的分析内容梳理成概括全面、焦点清晰、易于理解的分析方法,对案头分析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案头分析理论已在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学实践中经过考验且相对成熟,我国以往和现有的表演教学经验告诉我们,案头分析理论可以指导演员在人物形象创造阶段运用脑力分析,通过文献阅读、行动分析、角色外部形象与行为特征构思和人物小传等方法开启通往人物形象的大门。

    (四)行动理论

    舞台行动一直是我国表演理论界的重要论题,在戏剧表演中,行动被视作表演艺术的基础;在影视表演中,组织舞台行动乃是电影表演的“主体技巧”。[1]舞台行动的性质、意义与工作方法等理论问题在我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不断被解析。进入21世纪,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在行动理论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性发展,而是在前人的经验总结中逐渐梳理出了一种最适合表演专业教学使用的理论表达模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戏剧表演基础》与《戏剧表演学》,前者将行动理论的要点分别进行论述,对“什么是行动”“行动的三要素”“行动与规定情境”“形体动作与言语动作”“行动的过程”“行动中的交流与适应”“行动的速度与节奏”以及“行动与感觉”8个课题逐一讲解,不仅围绕行动本身,还涉及与行动有关的表演技术问题。胡导的《戏剧表演学》第一篇名为“赞斯氏的‘行动说”,此篇较为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学习实践斯氏体系“行动”学说的具体情况,由对斯氏体系中“行动”学说的赞美谈起,有力证实了行动理论在我国表演专业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与特殊意义。书中有一处颇有意思的比喻:“就戏剧表演艺术这一领域来说,斯氏‘行动学说的创建,是可以比诸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而创建了‘万有引力定律的。”[2]

    行动理论在表演教学中具有特殊性,它是唯一从表演基础教学阶段到角色创造教学阶段贯穿始终的教学重点,行动理论作为表演艺术的基础,从素质训练到生活小品,从剧本片断排演到完整人物形象塑造,学生必须在整个表演教学过程中由浅入深地完成树立观念与掌握技能的学习任务。

    四、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表演艺术理论的中国式发展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表演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苏联戏剧表演理论的译著涌入中国,斯氏体系开始走入我们的视野,在表演艺术缺乏理论和方法支撑的困难时期,斯氏体系成为我们借鉴学习的对象。到了50年代,苏联专家亲临授课讲授斯氏体系,正式开启了学习斯氏体系的热潮。一路走来,斯氏体系在中国享受过至高的肯定,也面对过种种质疑,并且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接受过程中不断地融入我们自身的文化艺术元素,斯氏体系也自然地产生了中国化的读解与变形,而种种变化都鲜明体现在我国的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像“真听、真看、真感觉、真思考、真判断”之类对表演创作元素的理论性总结,以及观察生活、观察人物练习,这些并不是完全照搬斯氏體系的理论方法,而是通过学习、模仿、融合进而创造出的本土化产物,是我们结合了斯氏体系的理论观点,再具体到我们自己独特的实践创作中完成的。以斯氏体系的艺术理论为基础,吸收北京人艺焦菊隐导演提出的“心象学说”,融汇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文化基因,凝练出属于中国戏剧影视表演艺术的理论与方法。这正是21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所做出的贡献,也是21世纪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适于我国现行本科教学模式

    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已经逐渐形成了独有的一套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在现行的教学模式下能够行之有效地完成演员培养的任务。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吸收了无数前辈用自己的经验总结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符合现行教学模式的安排与要求,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发挥作用,使学生掌握创作方法和技巧。例如在表演专业本科教学里的声、台、形、表四门功课训练格式,这是为了将训练的各层面规范化;再如表演专业教学阶段内容的划分,从练习、小品、片断到剧目,在攀爬表演艺术技艺难度阶梯的同时实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效果。我国本科教学实行四年学制,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遵循科学的教学原则,从低年级以小品练习夯实基础、贮备创作素材;到高年级用表演片断强化表演技巧;再到剧目完整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一套包含于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的教学手段,在我国现行的本科教学模式下体现了表演专业教学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三)有力培养现实主义表演创作能力

    现实主义创作在各个艺术领域形成了多元发展态势,其影响力经久不衰延续至今。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美学原则与创作方法在当下的地位依然无法取代,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去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情感,这正是现实主义魅力不减的法宝。

    有力培养现实主义表演创作能力,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一直都是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理论体系的内核。究其原因,因为“典型化是唯一能够完整地揭示出人物性格、世界观和命运的正确方法。”[3]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理论体系在继承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创作方法的同时,因地制宜,将科学系统的艺术理论与我国戏剧影视表演教学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坚持牢牢扎根中国戏剧土壤的原则,实现了自我完善。21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一直将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创作方法视作理论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主线,传授现实主义表演创作方法、培养具有现实主义表演创作能力的演员是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自始至终的创作目标。

    结语

    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中存在着大量重复解读表演理论的情况,理论体系单一使得教材编写者只能围绕几个固定的课题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中来回打转,已经成熟的表演艺术理论方法不断被剖析和过度解读。此外,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总是以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经典创造和外国演员的表演成功经验为例讲授创作方法,而鲜有对近年来我国戏剧影视优秀表演创作案例的介绍,与时代脱节、主体意识薄弱有碍于表演教材的创作,更难让表演教材在质量上产生飞跃。以上两点还导致了教学内容僵化问题,现有的表演课程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否则,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将彻底失掉辅助表演教学的根本作用。

    鉴于此,文章提供如下对策,以求抛砖引玉。

    第一,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应采用“一核多元”模式进行叙述,在分清主次、多元融合的原则下,以斯氏体系为“核”,在教材中选择性吸收当代世界优秀演剧理论方法,为教与学展开更多的空间与可能,避免由于过分依赖斯氏体系而形成表演教材编写僵局。

    第二,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内容应当总结当前我国自主创作、展现时代风貌的优秀戏剧影视表演创作经验,同时充分吸收当前我国戏剧影视表演教学的优秀经验与教研成果。只有在实践中找到自身特点,才能不断编写出适合学习的表演教材,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影视表演教材的道路。

    第三,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应当放弃课程定位教学,转而以教学需求为准设置课程。将表演专业的历史脉络、理论学说、表演技巧、创作方法、时下流行的演剧观念和方法以及社会实践技能等内容按程度设置多方位的立体化课程,表演教材中课程结构的立体化能有效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材实用性,让中国戏剧影视表演教材达到能用好用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齐世龙.电影表演心理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

    [2]胡导.戏剧表演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4.

    [3]刘立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构建与实践科学的表演教学体系[ J ].艺术教育,2012(06):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