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年形成的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
杨枝煌 杨南龙
[摘要]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外贸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3年的单一市场期;第二阶段，1964-1978年的多元化初始期;第三阶段，1979-2000年的改革开放突围期;第四阶段，2001-2016年的入世黄金期;第五阶段，2017-至今的转型升级期。经过七十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外贸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之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亟需通过建立全面开放型现代化制造业体系、地方特色开放型服务业集群、全面开放型现代化服务贸易产业、全面开放型现代化金融体系、全面开放型现代化空间系统、全面开放型现代化立体混合所有制等一系列举措，打造新时代中国外贸发展道路。
[关键词]七十年;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F120.3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0169（2019）10-0012-07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形成了外贸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短短七十年时间，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实现的奇迹。梳理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统计局材料和数据，可以发现几个特点：第一，整体上看，七十年间我国贸易总额翻了7387倍（不考虑币值变化），从1949年的41.3亿元到2018年的305050亿元，年均增长13.57%;第二，分节点看，超百亿元用了10年（1959年109亿元）;超千亿元用了35年（1984年1201亿元）;超万亿元用了44年（1993年11271亿元）;超10万亿元用了56年（2005年116921亿元）;超20万亿元用了61年（2010年201722亿元）;超30万亿元用了69年（2018年305100亿）;第三，分幅度看，从百亿元到千亿元用了25年;从千亿元到万亿元仅用9年;从1万亿元到10万亿元用了12年;从10万亿元到20万亿元仅用5年;从20万亿元到30万亿元用了8年。外贸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之一，引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为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的基本历程
中国外贸发展历程按照经济管理模式可以简单地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也可以根据上述外贸成就进行划分。为了更好地厘清发展脉络，结合政治和经济等历史事件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49—1963年的外贸发展单一市场期
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1950年因參与朝鲜战争被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我国外贸在相对封闭单一的贸易环境下，通过自力更生取得了一定发展。1949年没有详细的外贸数据，整个19世纪50年代外贸取得了快速增长，从1950的41亿元升至1959年的149亿元，增长3.6倍，年均增长率15.4%。1957年由于反右扩大化，进出口有所下跌，但随后大跃进浮夸风又使数据激增，因此1958—1959两年的外贸数据让人难以采信。1959—1961年亦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出口又出现急剧下跌，并且影响了后续几年的外贸发展。这一段期间，1950—1955年都是逆差，原因在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亟需进口工业化设备，而且深陷朝鲜战争泥潭，需要进口大量物资。随着苏联援助156个项目的逐渐到位和全面铺开，我国减少了对外进口，从而又实现了1956—1959年的贸易顺差。但是1960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外贸又出现了逆差。可见，中国外贸发展在第一阶段十分不稳定而且十分脆弱，受政治事件影响十分明显，其背后原因是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产业化程度低的农产品，而且贸易对象相对单一，主要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二）1964—1978年的外贸发展多元化初始期
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掀起了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建交热潮。加拿大、意大利、英国、荷兰、德国、西班牙等主要经济体纷纷与我国建交，并且开始进行正式官方贸易。因此，中国外贸的地理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苏联及东欧国家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日本和西欧的经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0 年代中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52%以上，此后这一比重还在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60年末，我国已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1971年中美两国也开始了政治接触，日本抢在美国之前于1972年与我国建交，因此这一时期实现了贸易多元化，虽然爆发了文革十年内乱，但是进出口总额取得了螺旋式上升，特别是1970年初取得了爆发式增长，从不到50亿元增长到1973年110多亿元。当然，如果从某一些特殊年份看，中国外贸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状态。例如，1969年43.46亿美元，仅仅相当于1957年的42.45亿美元，整整倒退了10年。但是中美握手的历史事件，使得西方国家突破意识形态障碍纷纷与我国建交并发展贸易，因此整个1969—1978年进出口总额一下子突破百亿美元再突破200亿美元，1978年高达210.86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7.1%。
（三）1979—2000年的外贸发展改革开放突围期
1979年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一是1978年12月底我国宣布进行改革开放，摒弃了政治运动而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二是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掀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建交新高潮;三是建立了灵活开放的特区和开发区等外贸发展主体，承接了庞大的加工贸易业务。以上三个原因推动了中国外贸的飞速发展。即使1989年西方某些国家因为北京爆发学潮而制裁中国，但外贸仍然实现正增长，而且这种制裁因为巨额贸易利益而昙花一现。1979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92.35亿美元，2000年为4742.97亿美元，增长16.22倍，年均增长13.5%。1982年我国开始进行服务贸易统计，如果加上服务贸易，2000年我国贸易总额为5407.58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18.5倍，年均增长14.18%。1984年首次突破1000亿人民币，1988年突破1000亿美元，1993年突破万亿人民币，外贸在国内政治稳定和国际和平发展环境下，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连续性突破，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四）2001-2016年的外贸发展入世黄金期
1999年中美达成入世共识后，中国外贸势如破竹，并在2001年以法律程序和制度固定下来，中国外贸发展真正出现了狂飙突进。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2921.89亿美元;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达到24288.94亿美元;2010年突破3万亿美元，33294.87亿美元，2011年突破4万亿美元，40627.72亿美元。2001—2016年从5822.52亿美元飙升至43465.9亿美元，增长7.47倍，年均增长14.34%，其中货物贸易由5096.51增长至36849.3，增长7.23倍，年均增速14.1%;服务贸易由726.01增至6616.6，增长9.11倍，年均增速15.87%。总体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进出口业绩不但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反而取得了长足发展。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了2009年负增长13%，但是2009年我国开始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进口大国，2013—2015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五）2017至今的外贸发展转型升级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直影响着各个国家，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17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高达41044.7亿美元，2018年全年进出口总额高达4.62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1.75%），世界占比分别达到11.48%、11.75%，高于同期美国的11.06%、10.87%。2017年和2018年同比增速分别为7.9%和12.6%，2019年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值21611.5亿美元，同比下降2%。可见，新时代我国外贸基础好、韧性足、塑性强。此外，在产品结构上，从起初的一般贸易到加工贸易、转口贸易、服务贸易、数据贸易、文化贸易、技术贸易等各式各样贸易，我国已经稳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从1982年的45.36亿美元剧升至2018年的7942.1亿美元，增长175.09倍，年均增长15.43%，连续第五年成为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在市场结构上，2018年与各主要经济体贸易比例分别为：欧盟14.8%，美国13.7%，东盟12.7%，日本7.1%，韩国6.8%，不会完全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出口主体结构上，传统的外贸大省如广东、江苏及浙江等外贸总额下降，而内陆省份如湖南湖北及西南地区等都有喜人其至双位数增长，国内各地外贸发展正趋于平衡，缩少了沿海与内地的巨大差距。从产业链结构上，我们开始从雁阵尾巴变成领头雁，例如电视、LCD等产业。半导体产业也已经开始震荡作为雁头的美国，补短板取得一定成效。
二、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的主要成就
外贸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七十年来取得了奇迹式增长，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
（一）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
外贸七十年历程，助力我国建立了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使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制造覆盖“从火柴到火箭，从卫星到味精”等各行各业的产品和技术。中国市场庞大，通过外贸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外贸依存度，亦是全球最大之消费市场之一。中国市场庞大，2018年外贸依存度为33.9%，石油外贸依存度接近70%。中国还有很多短板，例如2018年集成电路进口超过3000亿美元（3120.6亿美元），占世界半导体产业4700亿美元的66.4%，逆差高达2274亿美元。总之，中国通过一般贸易获得了資金、技术，支持了国内经济发展，通过吸引外资带动了加工贸易、转口贸易;通过对外援助和投资也带动了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中国正在秉持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议建设一带一路，构筑共商共建共享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创新链、资金链。
（二）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
新中国1949年成立时，黄金白银等硬通货被国民党政府掠夺一空，而且饱受殖民主义侵略上百年，可谓一穷二白。但是短短七十年积累了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截至2019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37亿美元，较年初上升310亿美元。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外汇储备不到3亿美元，1996年11月突破1000亿美元，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突破20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储备国。2006年2月底达到853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8501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6月末为21316亿美元，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2月突破3万亿美元，2011年底为31811.48亿美元，2012年底为33115.89亿美元，2013年底为38213.15亿美元，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元的最高峰，2014年末为38430亿美元，2015年底为33304亿美元，2016年底为 30105.17亿美元，2017年1月31日跌破3万亿美元但年底又升为 31399亿美元， 2018年底30727亿美元。近十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总量控制在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一直在30%左右。
（三）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
根据笔者的公式（世界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货币贸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背景下的货物出口第一大国、加工贸易第一大国，世界第二消费市场背景下的进口第二大国，进而成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世界第二的服务贸易大国，世界第五的货币贸易大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中显示的信息，2018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约为39.342万亿美元，其中我国高达4.62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1.75%），美国排名第二为4.27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0.87%）。
三、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的核心逻辑
首先，渐进的贸易结构完善道路。先是从最初的单一的一般贸易甚至农产品贸易，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简称）等加工贸易，以及航运中心、供应链重要节点的中间品贸易、转口贸易，还有包括商业、通讯、教育、法律、文体、旅游、娱乐、运输等内容繁复的服务贸易，还有人民币走出去作为支付、结算、储存手段的货币贸易，不断完善和优化整体贸易结构。
其次，建立坚强的外贸支撑体系。一是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可以生产“从火柴到火箭，从卫星到味精”，覆盖各行各业的产品和技术，能够与任何国家进行工业品贸易。二是各式各样的开放载体。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承载平台，在经贸主管部门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示范引领下，出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导的国家级新区、科技部主导的高新区或火炬中心、农业部主导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业主管部门主导的汽车产业基地或工业集中区、教育部门主导的大学城或高教产业园区、海关总署主导的特殊监管区等专业性产业园区，还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大湾区等升级版。但是，中国发展眼光并不局限于国内，而是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对外开辟了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双边自由贸易区、多边自由贸易区，然后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统集成式经济合作体。三是稳定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都宣布人民币汇率稳定，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也保障了我国外贸的稳定增长。
再次，可持续的外贸发展机制。中国实行梯度开发开放，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先是设立四个特区，然后开放沿海城市，接着是中部沿河开放推进中部崛起战略，最后是西部大開发和边境开发开放，不断推进内部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也为外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我国也不断推出不同等级的开发开放载体，例如1.0版的经济特区，2.0版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国家级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3.0版的自贸试验区，4.0版的自由贸易港。在区域一体化方面，推出了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19个国家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示范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区等新型园区。
四、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外贸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十分有限，人民币支付全球占比仅1.95%，人民币储备仅占1.89%;质量、品牌、技术、服务等国际竞争新优势，还没有培育形成;国际谈判、贸易摩擦等外贸国际治理亟需加强，没有组建类似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统一对外谈判机构，没有建立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国际组织;外向型企业面临成本剧升和利润暴跌等困境，而且国际竞争国内化现象十分严重。
（一）人民币国际化十分有限
2009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开始，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走过第一个十年。虽然人民币国际化阻碍重重，但是已经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值得信赖的可选择币种之一。当然，从具体数据看，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由2009 年底的0.02%提升到2018 年底的2.95%;在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 2.05%;在包括直接投资、国际信贷、国际债券与票据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的综合占比为 4.90%;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人民币占比为 1.89%。2019年5月人民币支付国际占比依然是第五位，占比为1.95%，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分别为40.00%、34.42%、6.66%、3.18%。从实际效果看，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推进步伐十分缓慢，而且只是停留在表面且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结算体系，仍然只是一种在不受限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受限的在岸人民币市场之间进行汇率套利的手段。
（二）国际竞争新优势亟待提升
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我国自1992年至今，服务贸易一直逆差。如果全球用同一种统计口径，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可能更大，我国与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可能更大。“2019年全球品牌500强”报告显示，美国上榜品牌总价值达31242亿美元，占500强总价值的45.4%，中国上榜品牌总价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13074亿美元，但是仅仅占500强总价值的19%，只是美国的41.8%。《德温特2018—2019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显示，美国上榜企业为33家，我国只有华为比亚迪、小米等3家。就技术而言，集成电路产业形成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三大环节，我国只是在封装测试的地段环节有一定优势，卡脖子现象十分严重。如按照拉米提倡的贸易增加值计算，全球贸易量将下降，中国贸易量更是大幅下降，中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从贸易获益程度看，单位产品增值率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外贸的国际治理亟需加强
一是贸易摩擦、纠纷、争端层出不穷。入世以来，一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最重的国家，对外贸易遭受严重阻碍和损失，贸易争端贸易摩擦应对十分不力。1991、1994、1996三年对中国进行三次特别301调查，公布了数十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征收清单。2017年8月在前5次301调查的基础上，再次宣布对中国进行301调查，涉及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领域的法律、政策和行为。2018年3月美国对我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关税战，入世15年缓冲期过了仍然没有解决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二是没有统一高效的对外谈判一致机制。没有组建类似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统领对外经贸谈判，导致我国对外谈判分散于外交部、发改委、财政、商务部、海关、质检等各涉外部门。三是组建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国际组织的能力还很欠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澜湄合作机制相对比较成功，但也是刚刚起步。上海合作组织虽然是发起方，但因为有俄罗斯和印度，导致我方无法主导。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是因为有俄罗斯和印度，导致十年发展效果有限，机构十分松散，我方话语权受到限制。四是没有足够的外贸储备措施。疲于应对国际贸易争端，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发展战略和建设外贸政策方案储备，无法对外贸交涉进行快速处置。特别是，面对国际经济和政策分化，我们没有相关对策，或者无法提前预判而使得政策滞后。五是贸易投资遭到新一轮自由化冲击。TPP、TTIP、TISA、BIT2012等引领的自由贸易谈判，主要是降低关税，自由化程度远高于我国现行体制，因此外资抽逃至这些自由贸易区，使得我国出现产业空心化和贸易缩减化等负面后果。六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议题的能力亟待提升。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防范谈判积极参与，但是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占据重要岗位不多，无法在这些国际组织设置议题，或参与议程设置。因此，我国亟需加快转变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不断提高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能力。
（四）外向型企业困境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成本急剧上升问题。自动化程度低的企业，劳力成本大多占比为10%-20%;引进技术成本偏高，有的机器贵达1亿美元;出口成本相比国外同行业高，存在税率高、汇率高、利率高、费率高的四高现象。进出口环节收费较高，流通企业增值税重复征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频次较多，出口退税较低或者为零。相较于日本、欧洲等地近乎于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我国存贷款利率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不具有竞争优势。人民币升值速度过快和幅度过大，使出口企业在面临劳力等成本上涨而对外失去竞争力。二是资金不足问题。企业普遍自有资金不足，而且融资难融资贵，非国营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都在10%以上，国营企业融资成本在7%以下。三是竞争国内化问题。除了激烈的国际对手竞争外，出现了明显的国际竞争国内化现象。一个国外项目，竞争对手不是外国公司而是国内十几家同行，例如近年来陕西汽车公司、中国重汽、中国一重等经常在同一项目上恶性竞争，中国建筑、中国电建、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施工企业也经常就一个工程展开激烈竞争。四是贸易伙伴单一问题。部分企业贸易伙伴单一，或者主要依赖某一个市场、地区或国家，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五是创新能力总体不足问题。贸易模式缺乏创新。大部分外向型企业偏向于代工或者订单贸易，在跨境电商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依然只会靠订单，而不会主动销售。这使得这部分企业只会做外贸，不会做内贸，一旦有库存企业就关门倒闭。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外贸发展道路的提升建议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外贸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继续在彻底全面客观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建立贸易强国和全面开放格局的战略支撑。
（一）提升外商投资法治化成效，壮大外贸高质量发展主体
外资是高质量发展的代表，产品和服务质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内部管理效率高，十分符合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要通过提升外商投资法治化，壮大外贸高质量发展主体。2019年3月，我国整合了外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合营企业法，出台了《外商投资法》，建立了新的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但是外商法还存在双轨制、原则性条款太多、法出多门等现象，继续加快出台配套实施规则进行精准的补充完善或提升。从立法权限上，杜绝政出多门，实现全国人大单一立法。取消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特别是负面清单也应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加快实现三大负面清单整合成一个清单，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大家共同遵照全国人大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实施规则。从立法方式上看，杜绝“双轨制”，真正实现国民待遇。一方面不能因为外资单独立法而使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又出现隐性的强制技术转让、政府采购国产化产品等歧视外资现象。从立法内容上看，杜绝原则性表述，实现可操作性。对外商投资、间接投资、其他投资方式、投资新建项目、负面清单、国民待遇、强制技术转让等关键基础性概念要有清晰界定，条文表述不能出现“依法”“根据需要”等原则性表述。从立法技巧上看，杜绝太多例外和模糊，实现规制有效性。从立法水平看，杜绝自我封闭，要实现国际接轨。在外商法配套法规或未来外商法修订方面，一定要明确基本法律概念，明确投资管理举措，改进投资促进措施，完善投资保护措施，加强外商投资服务力度，面向市场经济民商立法、面向国际投资新规则，实现一体化，杜绝双轨制;实现操作性，杜绝原则性;实现明确性，杜绝模糊性;实现高效性，杜绝高成本，从而真正扩大开放，完善法制，促进改革，提升外资质量，带动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二）结束政府采购协定谈判，实现中国第二次入世
2001年中国入世仅是商业消费市场的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则需要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英文简称GPA）来完成。因此，加入GPA是新一轮入世，也是我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承诺。中国加入GPA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其他WTO成员的良好示范，促进全球政府采购市场的自由化，从而加快推动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进而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第一，早日健全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我国政府采购法律主要是2000年颁布的《招标投标法》和2003年的《政府采购法》，但因为这两部基础法律存在重叠和冲突，与GPA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亟需根据GPA进行整合提升，实现适用主体明晰、客体界定全面、涵盖范围明确、采购程序符合国际标准的基本要求。第二，早日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招标投标法由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监管，主要适用于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法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管，主要适应于非工程类政府采购，因此两部法律实际上划分了两大市场。同时，两部法律无法管控部分国有企业的货物和服务采购以及大多数军事采购，造成采购实体拥有过度自由裁量权。以上情况，造成了政府采购市场化出现了地区和行业分割的情况，因此亟需通过立法推动政府采购统一市场。第三，早日推动企业适应国际政府采购程序。我国企业大都没有走出去进行国际竞争的经验，对政府采购执行国货优先的做法比较适应，但这种旧模式违反GPA非歧视原则，因此我们亟待建立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所有市场主体加快适应政府采购市场化委托代理的程序。
（三）妥善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稳定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
中美贸易战一年多来，已经蔓延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我们应该防止进入全面金融战。从资源禀赋看，中美经济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良性闭环。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任何市场都无法自給自足，完全可以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公平贸易。从经济自主性来看，中美双方都可以各自独立。中美经济都具有十分强大的韧性和抗压力。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相对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区域发展的东中西部的梯队性，还有中国不断成长的消费市场，使得中国经济可以独立自主和实现可持续性。美国体制能够吸引全球人才，是世界上创新活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与西方世界具有强大的匹配性和融合性，而且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居高临下的谈判力，因此美国产品、服务甚至规则能够轻易进入中国以外的任何市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美经贸最终还是走向合作。中美经济深度融合，一方面符合我们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倡议，另一方面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正当利益。总之，中美关系不管如何演变，最终还是共生共存关系、竞争合作关系、共治共赢关系。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需要各国一道努力共克时艰;客观存在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必然倒逼各国平等互利合作。
（四）打造独立自主现代化产业體系，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成效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9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为了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我们必须保障和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公共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特别是建立健全以下六大经济体系：一是以“发达地区+云桂+南亚东南亚+澳洲”加工贸易产融合作共同体打造中国开放型现代化制造业体系，二是以“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三管齐下打造中国全面开放型现代化服务业体系，三是以精准测度优劣势、提升发展意识、质量水平、融合发展能力等举措打造中国全面开放型现代化服务贸易产业，四是以“人民币周边化+离岸金融创新服务中心+多层次资本市场+国际化金融机构及产品”建立中国全面开放型现代化金融体系，五是以“撤市升县+沿边经济+县域经济+园区经济”建立中国全面开放型现代化空间经济体系，六是以“国资参股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替代发展经济+飞地经济”建立中国全面开放型现代化立体混合所有制体系。
总之，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对内加快建立起适应新生产力的制度体系，对外加快建立全球新秩序的制度性话语权，特别是建立上述五大支撑，真正实现外贸大国到外贸强国的战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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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玉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