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论公及其当代启示
王治伟
摘 ? 要：二程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都非常重视“公”的内涵和价值。程颢在阐释“仁”的过程中提出了“廓然而大公”的思想，把“公”视作人类面对天地万物的仁爱情怀，将自然界纳入道德烛照的对象;程颐阐述了公是仁之理的观点，澄清了公和仁、理的关系;对于如何实现先公后私，二程从实践主体、价值取向、实践方法等角度进行了深刻探讨。这些思想对当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反腐倡廉、价值观重塑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公;仁;圣人
中图分类号：B244.6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2-0079-06
“公”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是传统社会重要的价值诉求。然而，如何理解“公”的内涵，如何培育为政者的公正人格，如何给社会的公正提供制度保障，这是自古至今都在困扰人们的问题。
《礼记》中这样描述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处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第九》）[1]658-659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这里强调的重要原则是“天下为公”，统治者以公心来治理社会，选贤任能，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吕氏春秋》里讲：“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商鞅说：“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刘向说：“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说苑·至公》）历代学者均对“公”加以肯定，不乏溢美之词。探讨二程关于“公”的观点，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廓然而大公
程颢在《定性书》一文中提出了君子之学应该“廓然而大公”。《定性书》也即《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是为了讨论如何定性问题。其中程颢说到：“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2]460廓然而大公，即打开心扉、抛却私念、体察万物、顺应自然。这与张载所说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大心篇》）[3]24有异曲同工之妙。程颢还说：“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2]461他认为圣人的喜怒哀乐没有任何私意干预，完全是根据事物本来的面貌做出的判断，因而是大公无私的情感。
同时，程颢把“仁”视作万物一体的大公情怀。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2]16一直以来，此语被作为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表述，而“仁”的哲学内涵，也从先秦时期的表达血缘亲情、仁爱之心，扩展到了面对任何生命的公平态度。陈来说：“程颢的仁说主要思想有三：以一体论仁;以知觉论仁;以生意论仁。”[4]19“仁”的内涵超越了血缘亲情关系，增添了万物生生之意，甚至人们爱生恶死的自然倾向。程颢的大公思想就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是面对所有生命的公平态度和仁爱情怀。程颢还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2]15天地万物不是对象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人和天地万物之间融为一体。程颢认为“仁”是以廓然大公的情怀来审视世界，尊重自然生命，并将天地万物视作人类生命的一部分。
程颢仁爱万物的大公思想源于对天地自然的深刻体悟。一方面，人们发现了人对天地万物的依赖关系，于是才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回归自然的热切向往，希望自己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对自然界的仁爱和敬畏，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私有化自我的大公态度。另一方面，人要体察大自然公正无私的德性。古人认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而人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这种追求天德的意识是古人最高的精神追求。周敦颐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5]41程颢早年学于周敦颐，他说：“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2]60周敦颐欣喜草木之生意，这深深地影响到了程颢。程颢说：“观天地生物气象。”[2]83天地间的万物在他面前就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据张九成记载：“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6]578周敦颐和程颢都不忍心破坏自然界的生生之意，同时由于对大自然生命的敬畏，不敢除去窗外的杂草，并通过池中之鱼来观赏天地的生生气象。
宋代儒学不仅着眼于人伦日用，而且重视整个世界本体根源的探讨。尤其是二程提出“性即理”，用人性和天理作为解释世界的哲学基础，以仁义礼智信等解释宇宙的生成。于是，道德的对象也就自然延伸到了自然界的生命体，甚至天地万物。二程说：“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论道》）[2]1172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生命也具有价值，也具有德性。
二、公是仁之理
程颐认为“公”是仁之理，他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作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皆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入关语录》）[2]153说“公”是仁之理，就是把公视作仁的内涵。公是仁之根据，也是实现仁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如何体仁、践仁的工夫问题上，公是必要的态度。因为怀着公心，才能够脱离自我私人利益的束缚，才能物我皆照，才能关注众生，实现对所有生命的大爱。程子说：“仁者公也，人（仁）此者也。义者宜也，权量轻重之极。礼者别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少日所闻诸师友说》）[2]105能够将自己的仁爱之心施于外物，就是公的态度，在此意义上，仁即是公。
程颐认为父子亲情本源也是公而无私。他说：“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2]234程颐在本体的意义上把仁来解释为公。在他看来，现实中具体的仁爱表现是有公私之分，而形而上的仁本体则至公无私。于是，父子之爱本来也是公，是把父子之爱看做仁本体的表现，这种仁落实到了具体的伦理关系中，才成了父子关系。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又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仁爱原初是自然生发的情感，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亲情或者特殊关系而有区分。程颐认为公是仁之理，也是把原始情感看做至公至善、没有区分。程颐还说：“只为今人以私心看了……己之子与兄之子，所争几何？是同出于父者也。只为兄弟异形，故以兄弟为手足。人多异形故，亲己之子，异于兄弟之子，甚不是也。”[2]234现实中人们区分亲疏关系，是以私心来看;而仁本身没有差别，公正无偏私。程颐说：“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也，虽桀、跖不能无是以生，但戕贼之以灭天耳。”[2] 274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生生不息的根源。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但是每个人的后天努力和不同境遇往往会违背恻隐之心的公正本性，甚至做出残暴的行为。正如程颐认为人性本善，而“气”有不善。程颐说：“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2] 274“气”的不善并不能掩盖性本来的善，现实的不公现象也不能抹杀公之理的普遍性。
程颐强调“仁”的公正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承认落实到个人身上是有差别的。程颐用“理一分殊”来解释，他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答杨时论西铭书》）[2]609公和私的关系正如“理一分殊”，理是纯善至公的，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则会因为秉性不同而有区别。程颐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2]144公是一，私是万殊，公是本体，私意则是面对具体环境、处于不同境地的个别情感。
“公”是仁之理，从一定意义上，公也就是理。程颐认为天理至公。他说：“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2]917天理至公，只有公心才能符合天理。只要公其心，就会不失正理，公的意义本来就包含了它是一种众人都认同的理，也即一种秩序。诚如吴震所说，程朱理学所说的公指向理的公共性，是对理之本体的一种定义描述，如公理、公道、公正、公义，都是对普遍存在的理、道、正、义的一种公共性规定;换言之，若理缺乏公共性，便沦落为私、为邪，而私则无法“体仁”。另一方面，“公者仁之理”表明，公展现为理一般的公共性、普遍性。[7]17-18程朱理学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人们怀着公心、摈弃私欲才能把握天理、顺应天理。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2]312人心就是私欲，往往局限于个人利益的得失，而道心则在天理之公的烛照下，故而要限制个人私欲，才能让天理之公彰显出来。程颐講的公是仁之理，在仁的内涵中很好地处理了公和私的关系。吴震说：儒家仁学的公共性和普遍性原则可以起到沟通和平衡个体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的作用，而不至于公私两德混而不分、互相吞并（一方吞没另一方），因为，在仁学的范导下，“公”并不是抽象性的普遍观念，而“私”也不应导致原子式的个体主义。[7]28可以说，在仁的内涵中，公和私是清楚的。
三、公的践行
二程对公的涵义的讨论各有侧重，然而关键在于如何使“公”的意志化为“公”的行为，即一种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
首先，从实践主体来说，“公”就要让圣人治理天下。程颐说：“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2]742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圣人大公无私，举手投足都是出于公心，没有私意。二程说：“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2]77程颢说：“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当其分。”[2]142圣人能够做到恰当判断事物之理，恰当处理各种事务。程颐说：“圣人与理为一，故无过，无不及，中而已矣。”[2]307圣人能够“与理为一”，和天理达到完全的一致，自然处事公正。程颢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论王霸札子》）[2]450尧舜被奉为圣人，在于他们大公无私。其次，圣人才能治理天下。中国古代一向把圣人政治视作理想的政治形态，这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家为王”的理念不谋而合。正是因为圣人大公无私，人们才希望圣人来治理天下。程颐说：“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2]228天下最贤一人，显然就是圣人，程颐希望君王是圣人，这样治理天下才是“至公之法”，最公正的方法。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2]274圣人能够很好地把握天理，并且遵循天理来处理天下事。既然圣人至公无私，举贤就不必避亲。程颐说：“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2]234圣人无所顾忌，不受世俗约束，是理想的王者。显然程颐对现实政治的最大期许就是圣人能够在位，当道者为圣贤。这也是传统社会人们共同的心声，以至于今天的社会，人们仍然想当然地认为，拥有更高地位的人，道德上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而拥有更高德性的人理应拥有更高地位的。据《行状》记载：
（明道）先生为澶州幕官，岁余罢归。恕后过澶州，问村民，莫不称先生，咨嗟难息。盖先生之从政，其视民如子，忧公如家。其诚心感人，虽为郡僚佐，又止岁余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称难其贤。使先生为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明道先生行状》）[2]332
在弟子后学看来，程颢视民如子、忧公如家，为民众所称道，就理应拥有更高的地位。这种诉求也代表着整个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
其次，从价值取向上来说，“公”要求重义轻利、以《春秋》为法。程颢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师训》）[2]134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2]176是义在先还是利在先，这也是区分公还是私的标准。二程说：“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计较之心一萌，斯为利矣。”（《论道》）[2] 1172程颐认为公就是以义为先，而计较利益就是私欲萌生，那么要做到公，就必须克服私欲，轻视利益。程颐认为《春秋》判断是非是公正的，应当成为后世帝王所遵循之法。他说：“《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后，相因既备，周道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遂坠，故作此一书。此义，门人皆不得闻，惟颜子得闻，尝语之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是也。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2]283《春秋》包涵了传统社会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程颐认为后世君王都应该以此为法。程颢说：“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再上疏》）[2]458如果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崇尚利益而不重道德，对于国家的治理将是很危险的事情。
最后，从实践方法来说，公要求听取民众共同的心声，不能偏私个人。程颐说：“夫民，合而听之则圣，散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大同之中，有个秉彝在前，是是非非，无不当理，故圣。散而听之，则各任私意，是非颠倒，故愚。盖公义在，私欲必不能胜也。”[2]310如果只听取个别人的意见，就会有所偏私，往往不能反映公共的利益诉求，听取民众共同的声音，才是为政的大义所在。二程说：“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2]77处理公共的事务，不容有私心。
四、当代启示
二程对公的内涵的揭示和方法探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并对当代的社会治理和文化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廓然而大公把仁爱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作为一种对自然界的态度对当前的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参考意义。程颢把山川草木作为道德的对象，用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正是今天我们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确立的对待大自然的科学公正态度。长期以来，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就是征服、改造，然而，人们肆意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比如物种的减少、气候的恶化、资源的破坏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的工业化也一样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前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正是由于人们过于陶醉对于自然界的胜利造成的。然而，在经历了严重的沙尘暴、雾霾等恶劣天气的侵害之后，今天中国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同时来推进现代化。这就需要人们从二程“廓然而大公”的情怀中汲取营养，用仁爱之心来对待自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性，利用其本身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实现发展和进步。
其次，二程把“公”作为一种品格寄托在个人身上，希望圣人为政来实现社会的改善，强调个人德性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这在当前社会仍留下深深的印记。正如程颐所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罗氏本拾遗》）[2]390传统社会把天下兴衰都归于个人的道德因素，强调人格的优先地位，这就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德者得也，即有德者就应当拥有一切，包括财富、地位等各種资源。于是，有德而不在位就会让人感到惋惜，痛斥不公;在位而无德也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挞伐。其二是人们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在有德者身上，兴衰成败，完全系于一人。天下太平是君王励精图治的结果，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是君主昏庸无道造成的。这就要求当政者具有更高的道德约束和人格标准。因此，人格的好坏就具有决定意义，一个社会怎么样，完全取决于这个当政者怎样。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当政者也是现实的人，而不总是圣人。传统社会的人格崇拜也带来两个不利后果：其一是个人权力过大，有滥权的风险;其二是整体上不重视法制建设，甚至人大于法。于是，当代社会如何利用重视道德人格的积极作用，同时限制权力的膨胀可能造成的独断专行，就成了廉政建设的重要问题。
其实，我们更应看到，传统社会重视人格塑造和德行修养的积极意义。古人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反省，正是今天社会很多干部所缺乏的品质。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周敦颐说：“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公明第二十一》）[5]31曹端也说：“人能无私，方能率人以无私，所谓有善于己而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而后可以正人之恶。”[8]74“未有有私于己而能率人以无私者焉，所谓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8]74这些都是先己后人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先做好自己，才能去约束别人。
最后，“先公后私”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否定了自我。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着“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思想。在面对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候，传统社会的选择就是放弃自身利益，成就群体利益。然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私有化个体的基础上的，他们重视个人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那种自私自利的倾向却更像是贪污腐败的思想根源。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仅有很多清正廉洁、一心为公的官员模范，而且对于腐败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尤其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一直都有崇尚廉洁德性、重视个人修养的价值倾向，一直都有痛恨贪腐的共同意识。反而是今天工业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本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甚至有人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就是拜金主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资本的逻辑运用在社会各个领域，才让很多人在金钱面前失去了尊严和人格。
总之，二程对“公”的探讨，丰富了“公”的内涵，也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公”的基本态度，对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引导和廉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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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 王学青
Abstract： Cheng Hao and Cheng Yi wer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wh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public good. Cheng Hao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the Great public good， when he was probing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regarding public good as the object of human beings benevolence towards Nature， thus bringing natural world into moral light. Cheng Yi elaborated on the point that public good is the reason of benevolence，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good and benevolence， and public good and reason; As regard the realization public good prior to private， the two Chengs made a profound study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practical subje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practical methods. Such thoughts enlighten somewhat in such areas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cology civilization， anti-corruption， and remolding the value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good; benevolence; 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