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群体、生活与生命史

2022年7月24日22:40:53瘟疫、群体、生活与生命史已关闭评论
摘要

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大规模的流行,给人们的生命健康、日常生活和群体活动乃至社会组织,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这种情况虽然不能说“史无前例”,但绝对可以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的标界,“温故而知新”,这也

    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大规模的流行,给人们的生命健康、日常生活和群体活动乃至社会组织,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这种情况虽然不能说“史无前例”,但绝对可以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的标界,“温故而知新”,这也给史学界提出新的课题。由此,余新忠先生提出生命史的研究概念,冯尔康先生倡导群体史、生活史与生命史的整体研究,为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新思考。

    一

    类似“新冠肺炎”的大规模人群传染性疾病,在古代属于“瘟疫”范畴。“瘟疫”联称比较晚,上古时代多单称“疫”。《说文解字》对“疫”定义是:“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①疒,是“病”的古字,会意,本义像一有疾痛虚弱之人在倚靠喘息。群体性的“民皆疾”是“疫”病的重要特征,其传染方式往往是通过空气的传播,或是由湿热瘴气造成,所以“疫”也被称为“疫气”“疠气”。疫气的流行,是汉末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张角兄弟以“疗病”为手段聚众数十万,可知疫气的严重,最后张角自己也是死于疫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中曹军大败,后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①曹操认为曹军的失败与其自烧战船而阻断疫气传播有关,曹军是败于瘟疫。赤壁之战10年后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瘟疫,曹植《说疫气》谈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②由于“疠气的流行”,出现阖门而丧甚至整族而亡的惨状。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信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③人们熟知的“建安七子”,其中的徐幹、王璨、应玚、刘祯、陈琳,都死于此疫,此外魏将司马朗、吴将鲁肃,也是在此年染疾而亡。从医疗史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危机年代,瘟疫对于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

    瘟疫的流行不但会影响到人类的自身健康,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群体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

    群居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特色,从氏族部落的聚族而居,到后来的城邦国家,都是以群居为特色。群居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隐藏着威胁群体健康的隐患。国家的形成是私有制、阶级出现后的产物,此外还和人们处理公共危机相关联。夏王朝国家统治机器的出现,就和治理积年的水患威胁有关,各方部落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来协调统理各方关系,集中力量治理水患以度过群体生存危急。国家的统治和治理除了“治水”,也“治病”。孔子记《春秋》242年事,其间记载五谷丰登的大有之年仅二,而水旱螽蝗夭厉之灾则屡书不绝。这种多灾多疫的环境,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必然产生影响,特别是公共生活领域,政府干预限制较多,甚至影响到私人生活领域。先秦时的城邑,有严格的规划设计,划一的闾巷,配备一定数量的公厕,甚至对个人的卫生清洁都有细致规定。重要的朝礼和祭祀,人们要沐浴更衣;秦汉官员的休假称为“沐浴”,汉律有“每五日洗沐”的规定,④其最初本意就是让人们定时做好个人清洁卫生,有预防疾疫的意义。

    “隔离”是应对瘟疫传播的主要措施,也是政府使用的最原始和古老的简单方法。秦时官府设立“疠迁所”,按法律规定,如果城旦、鬼薪患了“厉”病,就要被强行送到此处进行隔离。⑤这种隔离措施对于那些被隔離的囚徒未免有些残酷,而对待普通人民染疫则会更人性化些。秦王政四年,“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⑥大疫之年鼓励民众纳粟,征收的粟米应该是用于救济疫民之事。西汉末年郡国灾疫流行,有的地区多有染疫一家死四尸、六尸的情况。政府除了出钱安葬死者外,又为“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⑦

    从历史上看,经历了过多的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的磨难后,人们逐渐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即建立起严密的规则和严格的秩序,协调资源、整合人力,以应对灾害的威胁。显然,公共领域的疾病和灾疫,深深地影响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构成和变化。

    三

    瘟疫的流行有跨物种传播的特点。诸如鼠疫、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原来多是寄宿在老鼠、家禽、飞鸟及野生动物上的疾病,由于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而传染到人类。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汉代的班固撰写《汉书》,开创《五行志》史书体裁,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发生的各种灾疫现象,其中记载的犬祸、羊祸、牛祸、豕祸、马祸等事,常常将自然发生的灾异、动物的群死现象和人群的疫病关联。虽然解说原因附会牵强,但比较多的陈述了人群与动物间交互感染疾疫的史实,是有待史家进一步探讨瘟疫发生史的重要资料。

    在上古“人民少而禽兽多”的时代,人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少,人与野生动物共生的区域比较大,相互之间干扰少。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与动物间的平衡逐渐被改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将人民的生业,分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①秦汉时代的“四民”职业是农虞工商。所谓“虞业”,是指以获取山泽苑囿之利的渔猎从业者,从事的人数众多。那个时代可供捕获的野生动物繁多。不过东汉以后“虞”的行业逐渐退出四民之业,已经不能支撑一个以此为生的“虞”业,变成士农工商了。人类过度的捕猎,侵夺了动物的生存领域,出现了人民多而禽兽少的状况。伴随着这种平衡的被打破,人们流动交往范围的扩大,瘟疫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和扩大,带来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多。

    四

    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瘟疫的发生?古来医家、政治家、历史学者都在思考。《国语·晋语》载医和之言:“上医医国,其次医人。”②如何“医国”?《黄帝内经》所说“上医治未病”③与此同理,将疫病治疗在未发生之前,也就是以预防为上。要“治未病”做好预防,首先是不惧怕。瘟疫令人恐惧,除了其群体性大规模的感染外,是它在爆发初期的不可知性和突发性,会令人感到莫名的畏惧。因此“经瘟疫则不畏”,④是人们面对瘟疫所应具备的基本认识。其次,保持心态健康,加强体质锻炼,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周礼·春官·占梦》说在周朝每年季冬时节,“遂令始难(傩),欧(驱)疫”。⑤也就是从宫廷到乡间,要举行名为“大傩”的祭祀。这是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舞蹈,传说由尧舜所倡导,因为“民气郁淤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⑥(《吕氏春变·古乐》)“大傩”祭祀实际上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集体健身舞,于稳定心绪、摆脱沮丧情绪有益,有强身健体战胜疫病的作用。其三,要敬畏自然,古人称之为“畏天命”。司马迁主张要通古今之变,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更要“究天人之际”,探讨人与自然关系。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⑦古人的世界观虽然与今人不同,但都是在探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新冠肺炎带来对生命史研究的思考,生命史研究关注生命意识,而“生命意识”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物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因此,将群体史、生活史、环境史和医疗史,在生命史的视角下的整合研究,应是历史研究的新思维之一。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史、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

    闫爱民,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