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摩擦形成的博弈机制及应对

2022年7月25日14:31:56国际贸易摩擦形成的博弈机制及应对已关闭评论
摘要

李景华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研究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将为解决争端、预测未来全球贸易前景提供理论支撑。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作为利益博弈的主体,考

李景华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摩擦频发,研究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将为解决争端、预测未来全球贸易前景提供理论支撑。在国际贸易中,国家作为利益博弈的主体,考虑建立基于理性参与者的静态博弈和基于有限理性参与者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贸易摩擦形成机制,并通过建立合作收益模型为未来发展趋势提供理论指引。采用2017年中美实际经济贸易数据对静态博弈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结果表明,有限理性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均衡将收敛到理性参与者的混合纳什均衡;一个参与者选择贸易保护策略的概率与对方选择该策略导致的对方收益增加成正比;与双方形成互为反制时的对方损失及对方不反制时的损失之差成反比。合作能实现帕累托优势均衡。从实证结果看,中美贸易摩擦将继续,局面甚至有可能更加复杂。双方会以一定概率选择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策略,不能简单地从对方的绝对损益角度来推断对方行为,而应考虑相对损益。中国应该以当前贸易摩擦为契机,进行国内外战略调整。
【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 静态博弈 演化博弈 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7引言
国际贸易摩擦是指贸易当事国的一方基于某些理由,采取或意图采取某些措施,而引起贸易当事国之间由于贸易利益上的冲突而产生的摩擦或纷争等事态。这些措施通常与保护主义措施相同,因而国际贸易摩擦通常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罗良文,杨艳红,2008)。按照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自由贸易政策优于贸易保护主义,[1]因为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可实现各国福利最大化,而政府干预经济会导致效率损失。但是现实情况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贸易摩擦频发。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尤其令人关注(王海峰,2018;彭波,2018)。
对于当前中美大规模贸易摩擦的起因,美国方面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商业利益,主要表现在贸易平衡方面。美国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就不能容忍中国对其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按照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金额为4298亿美元,年增长11.5%;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年增长14.5%。中美贸易顺差高达2759亿美元。较2016年的2507亿美元增长近1成,超过2015年的261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二是贸易规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体制的不同。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WTO市场开放的承诺,政府的补贴或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贸易不公平,因此需要重塑全球化规则。三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不公正手段获取美国技术,通过市场换技术。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将技术转移作为外商合资企业进入其大型市场的必要条件。美国政府认为,解决失衡的办法是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高关税。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原因是两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差异,美国国内储蓄不足,高昂的军费开支和频繁的减税都为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即便中国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对美国出口锐减,空缺也会被其他类似国家替代。实际上,中美两国在贸易中实现了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提升了两国的社会总福利。但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国际分工,这就对各国不同阶级、阶层和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某些阶层在全球化、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感不强,认为中国出口导致美国相关阶层失业,技术/知识产权转让导致高薪阶层失业,因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他们造成的竞争压力心生不满,而美国政府不愿意通过收入政策调节利益分配格局,直接把矛头转向中国,以转移国内某些阶层的情绪。
当前贸易摩擦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综合国力的提升,俨然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头号竞争对手,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中国崛起已对美国安全形成威胁。中美进入全面竞争的时代,而经济领域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市场壁垒、技术封锁都是可能的竞争手段。
虽然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最基本的还是经济关系问题。从经济视角看,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形成机制如何?有什么规律?贸易摩擦的前景怎样?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些事关重大的实践问题特别需要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加以厘清。
经典贸易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博弈论是揭示理性或有限理性参与者之間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关系的重要工具。采用博弈模型能够深入研究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形成机制。杨波(2007)采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构造了一个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的模型。孔庆峰、张肃平(2010)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贸易政策的选择进行了博弈模型分析,给出了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指出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郭鹏辉、于倩、唐泽新(2013)从静态和动态博弈的角度,分析在WTO框架下各成员之间援引例外条款与否对博弈条件的变化和策略选择的影响。朱彤、李磊(2008)利用演化博弈理论中的复制动态方法,对利益集团如何影响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与贸易摩擦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贸易政策的形成是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对某种贸易政策的最初支持度,取决于其在博弈初始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以此为起点,利益集团在进一步的演化博弈中不断学习并调整自身的政策偏好,最终对政府政策的偏向性产生影响。高金田、闫小伟(2015)构造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内各相关主体在贸易摩擦处理中的协调情况,构造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际层面各贸易国摩擦的协调机制。

具体到中美贸易摩擦,吴莉婧(2012)用静态博弈方法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认为中美将陷入贸易博弈的囚徒困境。周浩明(2012)建立的中美贸易摩擦静态博弈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宋志刚(2010)以轮胎特保案为例,建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框架,研究利益集团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邝艳湘(2010)基于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的现实,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中美间贸易摩擦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认为随着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两国间发生低级别贸易摩擦事件的概率增加,但低级别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概率下降。贾康、欧智纯(2018)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正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博弈。
既往的文献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解释及相应对策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只构造静态或动态模型,而不进行演化博弈分析,没有考虑参与者的理性差异,其逻辑是不完整的。多数文献对模型结果的解释不够深入,甚至是错误的,没有揭示国际贸易摩擦形成的机理。这里通过构建国际贸易摩擦形成机制静态模型、演化博弈模型以及合作机制模型,深刻揭示了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演变规律和前景,并由此提出应对策略。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四点:一是建立基于博弈论的静态和演化模型,并由此发现了国际贸易摩擦形成的博弈机制,指出该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悖论”,提出了一个国际贸易摩擦形成机制的定理;二是在实证研究中采用2017年中国和美国实际经济贸易数据对博弈模型中的收益进行了测算;三是指出所谓中美贸易摩擦将陷入囚徒困境或正走向合作博弈的流行观点的片面性;四是提出了基于贸易摩擦形成的博弈机制的独特对策建议。贸易摩擦形成机制的博弈模型
(一)静态博弈模型
1. 模型假设。
两个参与者P1、P2是理性的,都要在内外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双方具备完全信息;各自策略为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虽然在实际进程中存在阶段性谈判,但博弈过程整体表现为静态性质。另外,假设两个参与者地位不对等,即从收益角度看该博弈为非对称博弈。
2. 模型构建和求解
以双方均采用自由贸易策略为基础,此时双方收益为(w1,w2),不妨假设w1>w2;如果一方实行自由贸易策略,另一方实行贸易保护策略,则双方收益为(w1-t1,w2+s2),或(w1+s1,w2-t2),其中s1、s2是贸易保护带来的额外收益,t1、t2是相应的损失;双方均实行贸易保护策略,则双方收益为(w1+s1-r1,w2+s2-r2),其中r1、r2为相应的损失。假设各变量都大于0,由于ti(i=1,2)为遭遇单方贸易保护的损失,而ri(i=1,2)为遭遇反制后的损失,所以ri>ti(i=1,2)。
(1)如果双方都采用贸易保护策略时的总收益不超过单方保护主义时的总收益,即w1+s1-r1≤w1-t1,即s1≤r1-t1,类似地,s2≤r2-t2,如图1所示。
由于w1+s1-r1≤w1-t1,w1+s1>w1,w2+s2-r2≤w2-t2,w2+s2>w2,所以该模型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或(贸易保护,自由贸易)。
3. 模型结果讨论
对于情形(1)的結果,即当si≤ri-ti,(i=1,2)时,双方都采用贸易保护策略时的总收益不超过单方保护主义时的总收益,双方有混合策略纳什均衡(θ*,γ*)=(s2/(r2-t2),s1/(r1-t1))。
该纳什均衡解的数学含义是,对于参与者P1而言,P1选择贸易保护策略的概率与P2选择该策略导致P2的收益增加量(s2)成正比;与双方形成互为反制局面时P2的损失与P2不反制时的损失之差(r2-t2)成反比。这个结果的实际经济含义可以理解为,当一国担心对方采取贸易保护策略时可能带来的额外收益(s2和s1)越大,或一国采取保护策略导致对方的损失(t2和t1)越多,以及预期双方都采取保护措施时对对方的损害(r2和r1)越小时,该国都将会有较强的动机进行贸易保护。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表明,发起单方贸易保护额外收益越大,遭受单方面贸易保护政策损失越多,形成互为反制局面时损失越小,这样的对手越容易遭受贸易保护政策。概而言之,对手经贸实力越强大,遭受贸易保护政策的概率越大。
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结论,具有典型的博弈论内涵!博弈是参与双方策略相互依赖的游戏,一方的策略选择依赖于对方的选择,双方互为最优的策略组合构成纳什均衡。该结论反映了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博弈机制,一方选择某策略的概率为对方额外收益与损失的商,它的分子是对方选择某策略导致对方的额外收益、分母是对方反制与不反制时的损失之差。这个结论应该是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基本博弈规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遵循这一规律。
该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悖论”。由于参与者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并不受自身收益和损失的影响,所以,如果单方选择贸易保护策略导致自身收益增加,最多只会有短期效果,长期而言,只会导致对方选择贸易保护策略的概率增大。这种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意外关系,就是“激励悖论”。这个悖论对于制定经济政策、进行国际贸易关系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不要简单考虑某贸易策略选择对自身的影响,应该更多地考虑该策略对对方的影响。
对于情形(2)的结果,即当si≥ri-ti,(i=1,2)时,参与双方有纯策略纳什均衡(贸易保护,贸易保护)。也就是说,如果单方贸易保护的额外收益超过双方都实行贸易保护时导致的己方的损失与对方贸易保护导致己方贸易损失的差,则导致双方都选择贸易保护策略。
进一步,如果si≤ri,(i=1,2),该结果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情形!也就是说,双方本可以都选择自由贸易策略而实现各自最大福利(w1,w2),wi≥wi+si-ri,(i=1,2),以及集体最大福利∑wi,∑wi≥∑(wi+si-ri),(i=1,2),却因为只顾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自身和集体利益双双受损。
(二)演化博弈模型
静态博弈模型采用的是理性人假定,但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是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能够很好地模拟这种情形。考虑在具有一定规模的有限理性参与者群体中,参与者进行反复博弈。由于有限理性,参与者不可能在每一次博弈中都能找到最优策略,于是,最优策略是逐渐模仿和改进过去自己和别人的最有利策略。通过这种长期模仿和改进,参与者会趋向于某个稳定策略。在演化博弈论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和“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这里试图使用演化博弈论研究贸易摩擦产生的机制。假设信息是不完全的,参与者是不完全理性的,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演化博弈模型来讨论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发现国际贸易摩擦形成的长期机制。
1. 模型假设
为简便起见,把在一国某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制定,看作是其国内支持保护主义和支持自由贸易双方博弈的结果。由于信息不完全性和认知程度有限,双方界线并非泾渭分明,而且两个集团内部也会有不同声音存在,他们在代表支持者作出决策时也难以确认他们的选择可以使自己所属集团利益最大化,因此即使这些团体内部决策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通过观察和学习,会逐步动态调整自己的政策偏好。
2. 模型构建和求解
这里构建一个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两个参与者贸易摩擦的演化过程。非对称演化博弈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个体组成的不同群体成员间的随机配对博弈。首先分别讨论不同位置的参与者的模拟者动态,然后再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稳定性和演化稳定策略。
当θs1/(r1-t1)时,初始点位于A区域,结果会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0,1)。该结果的实际含义是,P1选择自由贸易策略,P2选择贸易保护策略。
当初始点位于B、C区域,大部分结果会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1,0),少部分结果会收敛到(0,1)。
演化博弈分析表明,有限理性的博弈结果与理性静态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即使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通过多次相互较量,最终必然回到理性假定的纳什均衡策略。
由静态和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反映贸易摩擦形成的博弈机制。
定理:在非对称国际贸易非合作博弈中,参与双方的纳什均衡是(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一方选择贸易保护策略的概率与对方选择该策略导致对方收益增加的大小成正比;与双方形成互为反制时的对方损失与对方不反制时的损失之差成反比。
静态博弈和演化博弈讨论的分散独立决策是否是最优的?合作是否优于分散决策呢?这里构造一个合作收益模型加以探讨。
(三)合作收益的理论模型
为实现合作,必须通过贸易谈判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以应对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争端,防止一国贸易政策制定与实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冲击和消极影响。静态博弈的实证分析
(一)采用2017年中美實际经济贸易数据对静态博弈模型进行参数估算
该结果意味着,只有当一方贸易保护的收益不小于因对方反制与单方贸易保护导致的损失之差,且反制损失大于等于单边保护政策的收益时,才会出现囚徒困境情形。这种情况忽略了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假定,高估了单方面采用贸易保护策略的收益,低估了反制的效果。考虑到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悖论”,参与双方都知道以牙还牙策略("Tit for Tat" Strategy)是解决连续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所以如果一方考虑采取反制措施,一般不会简单消极地反制,对方上一回合怎么做,己方这一回合就怎么做。对方自由贸易则己方自由贸易,对方贸易保护己方也将反制。从而增加威胁的可信性,连续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将导致合作博弈。否则,将导致对方选择贸易保护,自己选择自由贸易的更坏结果。
2. 合作博弈情形
合作收益的理论模型表明,合作能够增进参与双方的收益以及整个社会的收益。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但是这需要参与者之间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当今国际贸易环境下,改变博弈规则建立WTO新秩序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美国、欧洲和日本近期讨论的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的自由贸易区就是一种通过合作博弈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尝试。结论与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表现更为突出,涉及贸易、科技、金融甚至体制等各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是从中长期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里从经济角度,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发现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是,一方选择贸易保护策略的概率与对方选择该策略导致对方收益增加的大小成正比;与双方形成互为反制时的对方损失与对方不反制时的损失之差成反比。
贸易摩擦形成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悖论”,也就是说,单方选择贸易保护策略导致自身收益增加,最多只有短期效果,长期而言,只会导致对方选择贸易保护策略的概率增大。参与双方策略选择的纳什均衡是(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即双方各以一定概率选择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策略,形成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这意味着,双方会以一定概率选择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策略,在作策略选择评价时,不能简单地从绝对的美方损益角度来推断美方策略。因为美国更在乎的不是绝对的损益,而是相对的损益。在权衡之下,美方更关心的不是本国经济在贸易摩擦中的损益大小,而是中方采用该策略的收益,以及双方形成互为反制时中方反制与不反制时的损失之差。如果中国采用贸易保护策略收益较大,美国采用贸易保护策略对中方经济损害较大,或中方反制对中方损害较小,尽管该策略对美方自己也会有损害,但它还会继续选择该策略。显然,如果美国不改变贸易保护策略,会既损害美国又损害中国,同时也会损害很多其他的国家。因为如果中美贸易冲突继续恶化下去,中国也会把美国增加关税的产品至少一部分转移到日本、韩国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手机的配件都是从美国、日本、韩国进口,在中国通过富士康等公司组装,完成组装后手机出口到美国。如果中国被迫要多交关税,就可能不会独自支付新的关税成本,至少把中间的相当一部分成本往上游转移,转移到不同配件的制造商,这样就会引发其他国家作出系列反应,所以对各个国家来说都会构成损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尽管发动贸易摩擦会损害美国,但是美国更在乎的是相对而言的损失,因为美国现在经济上行的势头强劲,美国可能更看重的是相对的损失大小。在最近中美贸易冲突发生的过程中,美国股市总体上没有太多的下降,反而有一些上升。但是中国经济方面以及股市、汇市和债市都受到一定冲击,即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比给美国带来的压力要大一些。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有更长久的经济历史规律在发挥作用,是数十年各方面因素持续酝酿的结果。如果双方要想实现非零和博弈的收益最大化,必须寻求贸易结构互补与互动的微妙平衡,以形成利益驱动与技术驱动相平衡的新型合作和竞争关系。在国际贸易中,只要存在着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贸易关系,贸易争端和摩擦就不可避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可能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
静态博弈和演化博弈模型表明,有斗争、有妥协的策略选择才是该模型的应有之义。所以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优策略应该是,当美国采用贸易保护策略时,中国采用自由贸易策略。也就是说,当美国以一定的概率采用贸易保护策略时,中国应以当前贸易摩擦为契机,调整对外经贸战略,适时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和补贴,打造开放、透明的市场,让竞争环境更公平。另外,应该坚决制止强制技术转移,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惩罚力度。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出口导向、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走出去获取高技术的海外投资政策等,应该考虑改变。从中兴事件能够看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脆弱性,所以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在价值链内实现升级的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但是如果脱离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将极为巨大。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考虑建立经济活动融入世界与相对独立之间的平衡。
在应对贸易摩擦博弈中,应该增加威胁及承诺的可信性。要让对手知道,如果对手选择与自己利益相违背的行动,那么他将在博弈中遭受损失,这就是威胁;如果对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选择,那么自己也将采取对他有利的行动,这就是承诺。威胁的目的是威慑,承诺的目的是诱导。建立承诺与威胁的平衡,使美国不敢恣意破坏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欲提高中国威胁与承诺的可信度,最终还是要靠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应立足长远,不争一时得失,着眼未来,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努力建设国际贸易新秩序。
从2017年中美贸易的实际数据看,双输的囚徒困境情形、轻易走向合作博弈情形,都应该是小概率事件。要通过无限次重复博弈来破解当前困境。走向双方合作,离不开有效的威胁与承诺,且威胁与承诺的可信度越高,双方越可能走向合作。因此在贸易谈判中要有理、有利和有节,建立承诺与威胁的平衡。中国要与美方实现双赢,需要博弈双方由非合作性的一次博弈走向合作性的重复博弈,并且建立一套规范严格的制度安排和补救措施作保障。
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表明,游说参与者的最佳时期是该参与者的贸易政策形成的初期。此时该参与者内部的不同群体对贸易政策的支持状况将会直接影响日后该参与者的长期贸易政策。因此,要重视对这些群体的早期工作。在西方民主国家,国内各不同群体的诉求集中反映在议会选举和投票的过程中,所以,需要特别重视贸易政策在提交议会审议之前和早期审议过程中的工作。尽早加强在外国议会选举和议会投票过程中的游说工作,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内应该加强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产业政策方面,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获得技术的行为,加快研发能力培育,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避免受制于人。考虑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策略也是值得重视的手段。汇率适时贬值,考虑逆周期因子,保持双向波动;重配外汇储备,推动美债利率上升预期;关闭资本账户,阻止资本外流。保持M2接近名义GDP增速;降低税赋,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幅度扩大,参与全球税收竞争;平准市场,稳定股市、债市、汇市;进一步扩大内需,推进国内市场开放。
对外,一方面调整对全球治理体系战略,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现代化。在坚持WTO基本原则基础上和维护以规则为秩序的自由贸易前提下,对WTO进行改革和完善,建立更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以约束美、欧等国(地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高新技术贸易设限行为。另一方面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使中国拥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替代选择。为此,需要寻求更广泛共识进行合纵连横,比如,与欧盟更紧密合作,以捍卫全球贸易体系,加快经济合作谈判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讨论。促进贸易多样化,加快区域合作升级,比如,加快推进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重建中国的全球化,引导国内企业增加在欧洲、非洲甚至拉美等地区的贸易,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減少因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
注釋
[1]现代贸易理论的奠基人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首先提出比较利益说。
[2]数据来源: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corporate-profit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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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周于琬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s have become frequent. Hence, studying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solving disputes and predicting future global trade prospects. As the state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est gam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static game model based on rational participants and a dynamic game model based on bounded rational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for the creation of trade friction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guide to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by working out a cooperative income model.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tatic game model is carried out using the actual 2017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me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bounded rational participants will converge to the mixed Nash equilibrium of the rational participants; the probability that one participant chooses the trade protection strategy is proportional to the increase of the other party's income due to the other party's choice of the same strategy, and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ss of the other party when the two parties are mutually restrictive and the loss of the other party when it does not take action. Cooperation can lead to a Pareto dominant equilibrium.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s will continue and the situation may even be more complicated. Both sides will choose a free trade strategy or trade protection strategy with a certain probability. Either party may not simply infer the other party's behavior from the other party's absolute profit and loss, but should consider the relative profit and loss. Chin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current trade frictions and carry ou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djustment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static game, evolution game, forma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