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群体心理效应
缪丽芳
在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开始，有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放大镜的光束，追逐着一只拼命挣扎的蚂蚁，无论它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被炙热烘烤而死的命运，这个过程伴随着少年们洋洋得意的笑声，蚂蚁形体扭曲蜷缩而死去，身体上一缕青烟飘起，少年们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一本正经地念诵了一段祷告词，仿佛如此就能得到赦免。这个残酷的游戏，隐喻着主人公玛莲娜在群体的罪恶与暴力之中无可逃避地走向毁灭的命运，施暴者为受害者定罪，迫害反而获得了正义感与合理性。本片从“男孩成长故事”与“女性批评”的维度解脱，展开了一次心灵秘密探索历程，从群体心理视觉分析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玛莲娜命运悲剧的成因，是一个独特而崭新的视角。由少年群体的渴慕心理、男性群体的围猎意识与女性群体的嫉恨情绪合力形成的群体暴力，推动了对玛莲娜美丽生命的谋杀，影射了人在“群体之恶”笼罩下的无助以及个体抗争的希望与绝望。
一、男性群体的围观与狩猎形象
玛莲娜是以“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她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高跟鞋，象征着纯洁与高贵，以迷人优雅而孤傲的姿态穿过街道、走过广场。她是一个孤点，与成群结队的人们格格不入;她又是一个焦点，人们的目光总是注视追随着她。他们膜拜玛莲娜的美，在她光辉般美丽的映照下，自惭形秽，但她的美所引发的却并非圣洁的情感，而是焦渴的欲望，玛莲娜成为他们的欲望对象。但因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姿态，人们只好通过口头的发泄，来实现欲望的达成。
在男性的幻想中，女性形象在两极之间摇摆，要么是超越性的女性符号，如母性女神、仁慈的拯救者;要么是“妖魔化的女性符号，如巫婆、妖精。”[1]若是这两者兼而有之，则产生一种神奇的效应，使男性分裂的想象得到了矛盾的协调统一。与其说玛莲娜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特质，不如说她被囚禁于“沉默”之中，被迫承受了外界对她“气质高雅、冷艳独立、情感忠贞”的规定想象，正是“圣女”的标本，同时她体态丰腴、曲线妖娆、目光迷离，其实是“荡妇”的形象化身。
玛莲娜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广场走过，就像一头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猎物穿过凶险四伏的丛林，周围是虎豹豺狼垂涎欲滴的目光。这头“猎物”之所以没有立即遭受攻击，是因为她拥有两个防护层，第一层是她的丈夫，第二层是她的父亲。玛莲娜的丈夫是一名军人，因为奔赴东非战场，从开始就是缺席的存在，但他赋予玛莲娜一位妻子的身份，一种安全的归属，一个所有物的标记。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婚后，女人在世界上有她自己的一份权利，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行为的侵害，但她成了他的附庸。”[2]这一防护层阻拦了男人们的蠢蠢欲动，使觊觎的欲望规定在边界之内。婚姻以女性成為附属标记的代价给与了她安全的防护。
但随着丈夫战死的噩耗传来，全城男人以哀悼的方式狂欢。之前飘散在空气中的捉摸不定的流言蜚语，突然间变成了有形有相的实体，原先人们只是窃窃私语的地下传播，突然间成为了在公众场合肆无忌惮的谈笑。“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部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3]他们先是制造舆论，而后付诸行动，一封“您的女儿与全城的男人睡觉”的匿名信，以公开的方式送至玛莲娜的父亲手里，使他再无颜面任职。父亲因为蒙羞而断绝了与女儿的往来，这对寡居无助的玛莲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男性群体用卑劣的手段拆毁她最后的情感支撑，如一团阴云，向着弱小无助的孤点玛莲娜挪移，由远及近，由间接到直接，从有所克制到毫无收敛，直到将她裹挟与吞噬。玛莲娜是群体的对立面，是一股异己之力，她的美好与自洁如一面镜子，反衬出大众的丑陋与猥琐。群体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存在，它必须同化和吞吃她所有的个性和高傲，使其与污水融为一体，嬉戏同欢。如果说雷纳多对少年群体的加入是一种出于惧怕边缘化的“逃避自由”的话，那么玛莲娜的沉沦则是出于群体“强制趋同”的暴力。
牙医和军官因争风吃醋而打架的事件，把玛莲娜推上了风口浪尖，似乎坐实了她放荡生活的传闻。当她以破坏他人家庭的罪名被告上法庭时，律师以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帮她打赢了官司，而玛莲娜因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反遭其玷污。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她视为拯救的唯一援手，却成了压弯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玛莲娜压抑着屈辱维持着与律师的扭曲关系。即便如此，律师因为母亲施加的压力，不能再供应玛莲娜的生活。在面对给她送来白糖和面包的男人的求欢举动面前，她仍在犹豫，她侧过脸躲避他伸来的手。这时轰炸机的巨响拯救了她，所有人落荒而逃，那个男人也顾不上讨要“报酬”，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这次敌军的轰炸中，人们从废墟里抬出了玛莲娜父亲的遗体，玛莲娜的最后一道栅栏倒塌了。在葬礼上，众人对她的亲吻，相比于她的军人丈夫去世时的狂欢，更是赤裸裸的猥亵，她知道已经无路可逃，于是在镜前绞断了长发，染成一头红色。她一反以前紧缩双眉、端庄冷傲的状态，而是抬头挺胸、风姿摇曳地穿过广场，在男人聚集的广场中心，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将一支香烟叼在嘴里，男人们纷纷向她递过打火机。玛莲娜的目光空洞而绝望地凝视着远方，一大滴眼泪缓缓渗出落下。
二、女性群体的嫉妒与仇恨心境
将玛莲娜的悲剧推至高潮的，却是影片中出现的另一个女性群体。女性群体对于玛莲娜的情感最开始是“嫉妒”。如波伏娃所说：“不论是含糊还是明确，是无根无据还是理由充分，嫉妒都是令女人发疯的折磨。”[4]因为玛莲娜吸走了男人的目光，女人们醋意大发，呵斥丈夫的过分举动。她们嫉妒玛莲娜的美貌和高冷的姿态，只有在品行上丑化她，才能克服内心的自卑。“女性之间的联系在父权制下显得异乎寻常的困难：女性无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女性发生对抗，原因正在于窥镜中的声音使她们彼此对抗。”[5]女人对玛莲娜形象的歪曲来自于同性之间对异性注意力的竞争，对异性眼光中的价值认同。当比较的对象过于优秀，只有通过拉低和碾压的方式来获得心理的优势感。
玛莲娜成为寡妇以后，女人们的情感由嫉妒变为了“恐惧”，面对跃跃欲试的男人，女人们感到家庭受到了某种威胁。一方面她们加大了诽谤的力度，对玛莲娜进行妖魔化;另一方面，她们又加大了对自己男人的监管力度。牙医的妻子将玛莲娜告上法庭，是女性群体的普遍意愿。她们希望玛莲娜被囚禁、被驱逐，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此时的男性群体表现得格外怯懦，当女性以拒绝卖给玛莲娜食物来进行制裁时，男人谁也不敢给玛莲娜提供一份工作。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合力把玛莲娜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或许在“恐惧”的背后所积压起来的情绪，已经不是嫉妒那么简单，而是深深的仇恨，“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他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6]
女人们的情绪形成一种置玛莲娜于死地的“仇恨联盟”，在相互的鼓励和影响中把她逼入绝境，在玛莲娜一步步沦陷的道路上，女人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个体上来说，把玛莲娜告上法庭的是牙医的妻子，禁止律师与她来往的是律师的母亲，女人们是使玛莲娜困境加剧的幕后推手;从面子上来看，全城女人都在给流言蜚语添油加醋，她们联合起来，不允许丈夫给玛莲娜提供食物和工作。从全城女性对玛莲娜的联合抵制战况中，我们似乎发现了女性手中所掌握的对男性的权力，玛莲娜不是依附于她的丈夫和父亲而存在，女人们可以让男人惟命是从而无人敢于对她伸出援手。在心理学家荣格看来，“‘父亲——意味着可靠和没有权力”[7]，即母亲事实上掌握了家庭的主权。《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写道：“娜塔莎诗意的妩媚消失了，但是对丈夫的控制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这种所谓“操控权”是否可以证明女性的主体地位，或许正好相反，这种权力结构并不能改变女性的依附性地位，恰如波伏娃所说：“女人所实行的专制，只能进一步表现她的依附性。她很明白他们夫妻俩的成功、未来、幸福以及生存正当性之证明都在这个他人的股掌之中——即她的个人利益完全体现在他身上。”[9]正是女人把自己的价值附着在丈夫的身上，才会耗尽心力对其行动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既是情感占有，又是利益支配式。这种控制也许可以达成他们行为的屈服，但并非心灵的诚服，而仅仅是以自保者的怯懦心态，避免成为“仇恨联盟”的众矢之的。群体力量让人难以想象，它能让人在一场惨绝人寰的暴行面前集体失声。
战争之后在欢天喜地的音乐声中，有个女人突然想起要惩罚失去了一切庇护的玛莲娜，所有的女人一呼百应冲进了妓院。她们将玛莲娜拖拽上街，把所有积累起来的情绪都倾泄在她身上，对她施行辱骂、殴打，直到她鲜血淋漓、体无完肤，玛莲娜的尊严被践踏，美丽被撕碎，她发出惨烈的嚎叫——这是个体对群体的控诉，也是受害者对施虐者的怒吼，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个体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他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受到一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一个人在群体中活动了一段时期以后，由群体释放的磁性影响会使他处于一种类似于催眠着迷的状态，使他的个性消失在暗示作用下，以不可遏制的冲动来支配行为。这也是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所说，“革命群众最常见的几大情绪即为：仇恨、恐惧、嫉妒。”[10]少年雷纳多曾在幻想中看到玛莲娜打扮成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他在浩大的民众队伍中瞻仰着膜拜着缓缓前行，而最终她被拉下神坛、埋入污泥。
女人们对玛莲娜的殴打恰好是在嫉妒、恐惧、仇恨情绪催眠之下的一场暴力革命。影片的开头是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的演讲，民众在广场上在街道中盲目地欢呼，这个过程与在少年群体的戏谑之下蚂蚁之死、玛莲娜梳妆打扮的画面交叠在一起。战争的发展又与玛莲娜的一步步沦陷紧密相连，使玛莲娜的悲剧命运成为战争的荒诞本质的政治隐喻，观众心理得到更剧烈的冲击和更深刻的思考。玛莲娜的命运被置于战争的背景之下，似乎另有深意，战争并非由于公平和正义的呼召，而是集体情绪累积之后的宣泄——以正义之名所发起的群体之恶的宣泄。影片透露了一种更深层的信息：所谓革命，是在集体掩护下的蹂躏、践踏和毁损，是集体行凶正义化的粉饰。
三、个体视角的加入与逃离反抗
影片是从少年雷纳多的视角观察和刻录玛莲娜的遭遇的，而雷纳多也寄生于少年群体之中，对于孤独，人有着天然的逃避与恐惧。人的属性中具有社会性，也就是人的存在，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联系，依赖于某个群体为其提供支撑和后盾，相比于离群索居的怅然若失，群体给予人安全保障和身份认同。
骑着单车一路疾驰的雷纳多问道：“现在我跟你们一样是男人了，我可以加入吗？”群体回答说：“可以加入。”他注视着玛莲娜走过，以此作为“加入仪式”，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11]雷纳多通过加入少年群体来获得安全感、身份感和力量感。他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和由此带来的自豪，除了获得少年们都有的单车外，他还努力获得其他装备，因为穿短裤遭受群体的嘲笑，他甚至偷了父亲结婚时的裤子改制后自己穿，以实现在着装上与少年群体的统一认同。这种行为是惧怕自己被边缘化，得不到群体的认可，群体的力量之一就是这种“趋同性”。勒庞指出：“一个心理集体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无论构成这个心理集体的个人是谁，无论这些个人的生活方式、职业、个性、智力是如何的相似或不相似，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集体，这一事实，定会将它们置于一种集团心理的控制之下。”[12]通过加入群体，从数量的庞大中获得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感，使个体去实现自己的本能要求，而不必像孤身独处时去压抑它，因为群体是无名的，个体的行为消融在无名的群体中，原本须用理性控制的责任荡然无存了。在一起觀看玛莲娜性感优雅地走过，少年们的性情绪得到了某种形式的释放，而无需承担任何形式的负罪感，“同盟”使他们的行为理所当然，甚至有了“追逐风尚”的意味，他们几乎整齐划一地在课堂上捉弄和侮辱着玛莲娜耳聋的父亲。
在电影叙事推进中个体命运注定要被吞没在群体之恶的力量，少年雷纳多是影片唯一的亮色。他既是少年群体中的一员，又是清醒者与反抗者，尽管他缺乏正面交锋的勇气和力量。面对着众人对玛莲娜的侮辱，他一直进行着消极抵抗，朝诽谤的男人杯子里吐口水，向造谣的女人手提袋里撒尿。他走入教堂，对着耶稣的像许愿：每天来点亮一支蜡烛，甚至星期天来做礼拜，只要能够保护玛莲娜，直到他长大，成为有力量的成年男子。当他看到律师强暴了孤立无助的玛莲娜后质问神像，并打断了他的手。在更为激烈的行为中，他打破过商店的玻璃，但当众人殴打玛莲娜时他却一言不发，只是遮住了自己的双眼，在强大的群体面前，他依然懦弱。在玛莲娜的丈夫斯科迪回来以后找不到玛莲娜，听到众人的各种嘲笑和诽谤时，雷纳多写了一封信，告诉斯科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在信的最后勇敢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个体最终从群体中脱离，以个体的呼声压倒众口的行动。即使一己之力极其微薄，但有时可以穿越群体的强大阴云，化为一束真理的亮光，照亮他人。雷纳多的信对于斯科迪来说有如雪中送炭。沿着他的指引，一年之后，远走他乡的玛莲娜在丈夫的帮助下重新回到小镇，他们手挽手，互相搀扶着走过广场。她在人群中穿行，即使步履蹒跚，却仍然抬头挺胸，一个被群体吞吃和摧残过的生命，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勇气，重新得到了某种敬意。玛莲娜没有倒下，她从群体中分离了，同时也与群体和解了。
戏剧性的场面发生在菜市场，因为一句“早安，斯科迪太太”，就像当时那句“去打那个和男人睡觉的女人”一样，那些嫉妒、辱骂殴打她的女人们，纷纷表示友好问候。群体的盲目效应，从极端的憎恨到极端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过渡。也许是她胖了有皱纹了，不再具有女性的魅惑力，而让这些女人觉得更安全，也许是她们心怀愧疚，要做出某种补偿。当个体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时候，强大的群体竟然也会屈服和俯就，影片所要揭示的多重内涵，随着个体力量的成长，群体之恶并非不可战胜，个体的良知与尊严正是穿透集体的阴云力量所在。对于雷纳多来说，他已经长大成人并敢于说话，这是个体力量的成长;但对玛莲娜来说，重获了斯科迪太太的身份而获得尊严，成为她与外部世界相抗衡的人格底气。即使是最后的站立行走与形象重塑，她也必须依托斯科迪太太身份。女性作为附庸而存在的命运依然无法改变，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性和启发性。因此，影片给女性身份的启发改变，与人类真正的自由平等还相差甚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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