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传导渠道研究

2022年6月1日16:43:27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传导渠道研究已关闭评论
摘要

杨天宜 兰芳 方云龙 李健摘? ?要:对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传导渠道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扶贫“灯下黑”、探讨相对贫困时代背景下河北省的贫困治理长效渠道构建等问题,而且对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杨天宜 兰芳 方云龙 李健

    

    

    

    摘? ?要:对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传导渠道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扶贫“灯下黑”、探讨相对贫困时代背景下河北省的贫困治理长效渠道构建等问题,而且对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以河北省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等准自然实验方法对其政策效果及其减贫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河北省扶贫政策效果明显,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个人信贷规模扩大等是河北省扶贫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传导渠道,这一研究发现为更好地发挥扶贫政策效果提供了来自减贫渠道视角的重要经验。基于已脱贫贫困县数据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和个人信贷规模扩大能够持续为河北县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驱动,而固定资产投入进一步增大反而会阻碍其持续发展。这一研究结论为河北省相对贫困时代背景下的贫困治理长效渠道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 键? 词:扶贫政策;减贫渠道;相对贫困;贫困治理长效渠道;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202?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3-0038-13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3.003

    一、引言

    2020年,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也随即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在全新的历史方位下,对我国扶贫政策效果,尤其是对减贫渠道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对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及其减贫渠道的探究,不仅对现阶段明晰整体扶贫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而且对缩小河北与京津两地收入差距, 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一类文献研究我国贫困问题的成因及扶贫政策的历史变化,包括对贫困形成渠道的研究和对扶贫政策演进的梳理[1];另一类文献专注于对贫困问题的定量识别和减贫渠道研究,就减贫渠道问题而言,现有文献从金融扶贫[2]、产业扶贫[3]、搬迁扶贫[4]及人力资本投入[5]等角度展开研究,探讨了扶贫政策发挥效果的相关路径。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可拓展之处:

    第一,近年来,研究中国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及其减贫渠道的文献广泛涌现,但其主要以定性文章为主,缺乏从科学的定量角度展开分析。即便有部分学者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了相关问题,但大多数定量文章的实证设计较为粗糙, 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贫困地区的异质性问题等都缺乏科学考量,导致结论缺乏稳健性。第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经济短板,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的扶贫开发工作历来受到中央重视。对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及其减贫渠道的考察不仅有利于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实施情况,而且对解决扶贫“灯下黑”问题,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作用, 而现有文献对此较为欠缺。第三,现有文献多是从静态角度出发探究精准扶贫问题,缺乏研究贫困问题动态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从动态视角出发,在对比两次扶贫政策调整的基础上①, 研究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及其减贫渠道问题便成为本文重点拓展的方向。 第四,2020年,河北省进入了以治理“隐性”相对贫困为主的扶贫新阶段,但鲜有文献对相对贫困时代背景下河北省贫困治理长效渠道构建进行理论探讨。

    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 利用固定效应下的双重差分等反事实思维模型,较好地削弱了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导致的模型内生性问题,较为科学地衡量了河北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有效提高了河北省贫困地区的人均GDP及农村居民纯收入,这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政策, 坚决打赢河北省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基于交互项的减贫渠道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以及个人信贷投放力度加大是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渠道,这为河北省总结扶贫开发工作经验及其他地区借鉴相关经验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基于河北省两次扶贫政策调整的对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以及个人信贷投放力度加大是助力河北省贫困县摘帽的最重要的两个渠道,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减贫效应变得不明显,不顾效率地一味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反而不利于贫困县进一步发展,这一研究结论为河北省相对贫困时代背景下的贫困治理长效渠道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扶贫政策效果相关研究

    关于扶贫政策效果的研究,多集中在扶贫政策与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关系以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方面。 部分学者认为扶贫政策发挥了增收作用。黃志平(2018)认为扶贫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效果随着设立的时间而推移[6]。部分学者认为扶贫政策发挥了增收作用,但在政策精准度的结论上并不一致。蔡进等(2019) 通过利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对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在精准扶贫政策作用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显著,与非贫困居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7]。方迎风(2019)认为在区域协调发展和精准扶贫的作用下,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作用[8]。但是,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产生的减贫效果有限。王立剑等(2018)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扶贫总体效果有限,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9]。李泉等(2019)研究发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并没有因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而得到提升,反而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10]。

    关于扶贫政策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并没有一致结论,并认为地区异质性和政策落实程度是导致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由于存在上述差异,进一步考察扶贫政策效果仍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研究。

    (二)减贫政策作用渠道相关研究

    1.产业扶贫。国外对产业扶贫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Njoya(2017)等研究发现,发展旅游产业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从而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11]。Lalljee等(2019)指出要想真正实现产业扶贫,必须了解清楚当地贫困户的切实需求,同时结合当地区域优势,因地制宜[12]。胡振光等(2014)提出产业扶贫需要提高主体参与能力,以突破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目标偏离和实践变形[13]。对于产业扶贫的效果, 不同学者仍持有不同意见。尹利民等(2017)认为,在参与者、政策结构、技术以及外部环境等多因素交叉作用下,产业扶贫政策效果往往具有偏离确定性目标的不确定性[14]。李玉山等(2020)认为产业政策特别是精准性的产业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生计模式和致富意愿是产业扶贫政策降低脱贫群体生计脆弱性背后的深层原因[15]。

    2.教育扶贫。大部分學者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是驱动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曾天山(2016)根据自身教育扶贫的经验以及当前教育扶贫所取得的成就认为, 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16]。李兴洲(2017)认为,教育扶贫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历史使命和重要意义[17]。 同时, 教育扶贫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应体现有待进一步研究。帅昭文(2019)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对扶贫工作成效进行评估,认为扶贫政策效果取决于“造血功能”,而这依赖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18]。

    3.金融扶贫。扶贫性金融理论基础是金融具有分配再分配的功能。不同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金融资源可获得性的难易程度对脱贫减困的作用。国内学者对金融扶贫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例如,黄承伟等(2009)指出金融扶贫可以激发贫困户的自主能力, 而财政扶贫能更为直接地帮助贫困户脱贫,因此要将金融扶贫和财政扶贫的方式进行结合[19]。周孟亮等(2015)认为,普惠金融这一政策的提出, 为处于困境的金融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开拓了新的渠道[20]。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目前来看,有关河北省脱贫效果的相关研究主要有脱贫制度的总体设计及其减贫渠道的相关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属于科普类、思辨类的定性文献范畴,尚缺乏对河北省扶贫政策效果及其减贫渠道科学合理的定量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我国扶贫政策主要以区域扶贫为主,这种“撒网式”的扶贫方法虽然在政策实施初期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但随着扶贫政策的推进,扶贫效果的外溢性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扶贫资金外溢到非贫困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真正的贫困户却被挤出扶贫政策之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精准扶贫列入三大攻坚战之一。 作为我国扶贫政策的重大转型,精准扶贫政策弥补了以往区域性扶贫的设计缺陷,具有精准性、系统性、发展性及托底性等全新内涵特征。作为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要义,精准性特征将以往扶贫方式由“撒网式”升级为“狙击式”,将真正的贫困户通过建档立卡等方式精准识别出来,通过更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助力其脱贫;系统性和发展性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要求和本质属性,精准扶贫政策不仅仅是单纯的识别、 帮扶真正的贫困户,更是对扶贫开发理论、政策、管理等相关领域的一次系统整合,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政策与实践的长期动态平衡,保持扶贫政策的生命力,为缓解贫困问题提供源源不断的政策支持,这也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本质属性; 托底性是精准扶贫的政策底线, 是保障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基础。因此,本文认为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和精准扶贫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河北省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且精准扶贫政策效果更好。

    已有研究认为,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搬迁和兜底保障等均是扶贫政策产生效果的重要传导渠道。 但需要注意的是,扶贫问题的形成虽然有共性的原因,但地区异质性问题更是造成地区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即便是同样的扶贫政策,很可能由于地区异质性原因导致扶贫传导渠道不畅,而造成扶贫政策“失灵”。就河北省贫困地区而言,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都比较薄弱,产业结构亟待优化。2018年 河北省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为45.24%,远低于京津水平,与广西、贵州等西部欠发达省份基本持平;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仅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76%, 在全国范围内倒数;从金融发展看,2018年河北省金融发展指标为1.11%①,低于青海、宁夏等西部欠发达省份。因此,本文认为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可能通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扩大个人信贷规模等渠道促进贫困县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但由于河北省特殊的地理禀赋和现实条件,具体结果还需更为科学的定量检验。

    首先,增加固定产业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基础,而财政金融政策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21]。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是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取得成效的重要传导渠道。

    其次,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是驱动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扩大内需就离不开金融支持[22-23],金融部门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个人信贷资源,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往往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的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个人信贷规模扩大是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取得成效的重要传导渠道。

    再次,产业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创新,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成果[24]。构建一个有韧性、有深度的产业链,是构建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一招,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产业结构优化是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取得成效的重要传导渠道。

    最后,现有研究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是实现减贫脱贫目标的重要手段[25]。贫困地区脱贫、乡村振兴实现离不开资金、 技术等各种资源的支持,而“人”则是带动资金、技术、管理和理念等各种资源形成聚力、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假说4。

    假说4: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是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取得成效的重要传导渠道。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由于河北省2006年(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和2016年(精准扶贫)扶贫政策类似一种政策冲击(shock)②,这一冲击将河北省各县划分为“受到扶贫政策冲击”的县区和“未受到扶贫政策冲击”的县区,因此可以将扶贫政策近似地看成一项准自然实验,于是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 来评估河北省国家级贫困县在两个扶贫政策时期的实施效果。政策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中,通过计量回归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处理效应。具体而言,本文构建双固定效应下的DID模型如下:

    (1)式中POVERTY为因变量,本文分别用人均GDP(PERGDP)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NCOME)来衡量扶贫政策效果。Change为区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虚拟变量,其中受到扶贫政策影响的县区Change=1, 否则为0。time为政策实施前后时间点哑变量,如果是处理组,在受到政策冲击前,time=0,则得到y1;在受到政策冲击后,time=1,则得到y2。实验组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别为:

    Δ1=y2-y1=β4 timet+β1Changei×timet (2)

    如果是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冲击前为y3,在受到冲击后为y4。政策实施前后差别为:

    Δ2=y4-y3=β4 timet (3)

    最终得到的净效应为:

    Δ=Δ1-Δ2=β1 Changei×timet? (4)

    交叉项系数β1 就代表政策的执行与否对被解释变量POVERTY的影响程度,即政策实施的净效应。X为可能影响结果的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选择三大产业各自占本地GDP比重、政府干预水平(GOV)以及工业企业规模(SIE)用以分别控制产业结构、政府能力以及现有经济基础等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啄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了河北省县区层面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比如地理区位等;?浊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了时间层面不随地区变化而变化的特征,比如宏观经济波动等。

    关于假设2,为考察扶贫政策取得效果背后的传导渠道,本文选取EDU(居民教育水平)、STR(产业结构高级化)、INV(固定资产投资)、PCL(人均贷款余额)4个调节变量, 用交互项方式分别考察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个人信贷规模扩大等方式是否在扶贫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

    (二)数据与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河北省120个县级行政单位在2002—2019年组成的2160个“县域——年份”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①。本文所有数据来自《河北省縣域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国研网县级经济统计数据库和CNKI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弥补。

    上文所述指标的定义、符号及统计口径见表1。

    从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河北省2002—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数值最大为9.971, 最小值约为7.057。县域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最大为11.262, 最小值为7.953,在为了防止波动较大,已处理成自然对数的前提下,县域经济的差距仍然较大,可见河北省各个县之间的贫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第三产业占比可以看出河北省县域产业逐渐优化甚至存在个别县在个别年份中出现了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8%的情况,个别县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高,第三产业是第二产业的2倍多。相对于个别县个别年份,固定资产投入力度最大的约为当地GDP的1.9倍, 而最小的占GDP的比例小于20%。 用来衡量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指标,即当地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与当地总人口数比值最多的为12%,最少的只有2.3%,这就说明县域之间的教育程度相差较大。贷款规模即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自然对数跨越较大,表明各个县之间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不同且差距较大。以上数据描述性结果与河北省经济发展实际基本吻合,与现有文献也较为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检验实证结果分析

    表2分别把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对扶贫政策(重点县、精准扶贫)这一“冲击”进行多期DID回归。实证结果分析如下:

    第一,横向对比来看,扶贫重点县政策对河北省贫困地区的人均GDP增长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政策效应分别为14.8%和21.3%,且均在5%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未控制其余控制变量的第1列、第3列作为对照列,也显示出显著的正向驱动力。这说明重点县政策对区域脱贫发挥了重要驱动作用,且对区域整体扶贫开发的效果更为明显。同样,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精准扶贫政策对河北省贫困县的人均GDP增加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也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其效果分别为1%显著性水平下的732.4%和54.6%, 其未控制其余控制变量的第1列、第3列作为对照依旧保持正向显著。

    第二,纵向对比来看,相较于重点县政策,精准扶贫政策对河北省人均GDP增长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效果更大、更明显。具体来说,在人均GDP增长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相较于重点县政策而言系数增大58.44%。在农村人均纯收入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不仅增长了33.3%,且其显著性水平也由原来的5%上升为1%, 这说明精准扶贫政策对河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强,这也符合政策预期, 因为贫困人口多集中于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可以精准识别这部分贫困人口并展开对口支援。

    另外,为了提高DID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在此基础上用Logit模型计算了扶贫政策的倾向得分,并通过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匹配方法, 将匹配后的数据作为DID回归的基础,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整体上看, 除精准扶贫政策对PERGDP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匹配方式下均保持正向显著,在削弱“自选择”和“非时变不可观测异质性”等内生扰动后原模型基本保持稳健。

    (二)稳健性检验

    1.双重差分法假设检验——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处理组和对照组政策实施前的发展是一致的,即处理组和对照组应该满足发展趋势一致的基本假定,不会随着时间变动存在发展趋势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和非重点县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本文参考方云龙等(2019)[28]的做法,将处理组与控制组因变量取均值,并绘制平行趋势图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 无论因变量是PERGDP还是INCOME, 在扶贫政策冲击发生前尽管在个别年份存在一些发展趋势上的细小差别,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整体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尤其两者的趋势线在图2中几近平行,这说明本文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前提假设。

    2. 检验未知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安慰剂检验

    需要考虑的是,那些不可观测的其他因素或是其他未考虑进模型的政策因素也可能产生贫困减缓的效果。因此,为了检验河北省贫困减缓效果是否受到了其他因素影响,本文借鉴王爱俭等(2020)[29]的做法,采取安慰剂检验法对其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假设河北省实行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时间节点被提前或者延后1~3年,将原来的政策节点time虚拟变量更换成提前1~3年的ADV1_time、ADV2_time、ADV3_time和滞后1~3年的LAG1_time、LAG2_time、LAG3_time变量。实证结果及分析如表4和表5所示。

    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减贫效果来自其他未知因素,模型不稳健;若交互项变得不显著或者其显著性和系数随着设立时点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则说明减贫效果的产生主要来自河北省的扶贫开发政策, 从而为上文估计结果提供稳健性证据。 表4是以PERGDP为因变量的安慰剂检验结果,扶贫政策时点提前1~3年后,其对PERGDP的影响,仅提前第一年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其提前1~3年的净效应分别为0.9、0.07、0.01, 其显著性和净效应均呈递减趋势;扶贫政策时点滞后1~3年后,其对PERGDP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河北省的扶贫政策是促进贫困地区人均GDP增长主要因素,原模型保持稳健。由表5可知,当以INCOME为因变量时,扶贫政策时点无论是提前1~3年还是滞后1~3年的净效应均不显著,这说明河北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扶贫开发政策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也印证了之前估计结论的稳健性。

    五、减贫渠道检验与进一步思考

    (一)减贫渠道检验

    为进一步打开扶贫政策促进县域人均GDP增长、助力脱贫攻坚的“黑箱”,找到其政策效果的传导渠道,进而验证假说2的正确性,本文在(1)式基础上,将居民教育水平(EDU)、产业结构高级化(STR)、固定资产投资(INV)以及人均贷款余额(PCL)作為交互项加入到模型当中,如(5)~(8)式。

    上式中DID为Changei×timet的简写,其余变量定义与(1)式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全部模型的调整后R2均超过了0.8,拟合效果较好。通过表6分析可以得出,所检验的政策变量与渠道变量的交互项均为正且显著,说明扶贫政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作用渠道来进行减贫,即: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增加、个人信贷规模扩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假说2的正确。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同时扶贫政策对三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情况下改善了贫困县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有利于当地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也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体现了资本投入对贫困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前文理论基础相呼应。居民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扶贫政策效果的因素。这证明了扩大人力资本投入对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其生产、生活方式将伴随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发生较大改变, 从而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重要驱动。另外,本文还对个人信贷规模和政策效果进行了交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个人信贷规模与政策效果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个人信贷规模扩张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积极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二)进一步思考

    通过交互项检验可知,产业结构优化、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个人信贷规模等均在扶贫开发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基于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中贫困县名单变动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思考那些已脱贫的县域究竟通过哪些渠道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恰恰是真正解开扶贫政策发挥效果背后“黑箱”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贫困县名单变动,利用已经顺利实现脱贫目标的6个县域数据,对上述渠道进行再次检验,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已经脱贫县的范围内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贫困县经济的增长,其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边际效应变得越来越弱。这说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不足以继续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相反对农业产业及特色产业的发展反而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产生减贫效果。第二,固定资产投入方面,在前期脱贫政策取得一定功效的基础上,不顾效率地一味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反而不利于贫困县进一步发展,这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还容易形成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寻租等问题,为以后的改革增加困难。第三,人均受教育程度,在已脱贫的贫困县作用效果明显,这启示我们要注重对教育脱贫渠道的重视,注重扶智与扶贫相结合。第四,在在个人信贷规模方面,金融扶贫对贫困县脱贫起到了显著的影响, 对个人信贷的支持,可以有效缓解消费剥夺问题,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带动生产循环。这说明在未来扶贫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应该调整政策渠道,积极构建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体系,充分提升信贷资源在扶贫工作整体中的作用。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河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2006)和精准扶贫政策(2016)作为政策冲击,借助2001—2018年河北省县域经济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从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两个角度, 实证考察了河北省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减贫渠道问题。本文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河北省的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与精准扶贫政策均有明显的减贫效果,有效提高了河北省贫困县人均GDP的增长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且相比较而言,精准扶贫的减贫效果更好。

    第二,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个人信贷规模扩大等均在河北省扶贫开发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第三,基于已脱贫县域数据,本文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变得不明显,继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反而不利于贫困县经济的持续发展。另外,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个人信贷规模扩大依旧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效果。

    基于上述对河北省四个减贫渠道的检验和分析,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进一步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发展。产业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创新,河北省要积极构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将中介组织联动与农户自主经营相结合,形成具有河北特色的产业扶贫渠道。

    第二,应充分重视教育和人才的重要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证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在贫困县脱贫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调节效应,而且进一步加大投入还有利于已脱贫县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河北省各贫困县应持续扩大教育投入, 加强文化教育,做好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改革扶贫教育资金的分配方法,加快资金的拨付力度,精简拨款制度和流程,使教育扶贫工作做到“真扶贫”“扶真贫”。鼓励社会和政府机构共同参与到教育扶贫中来,除支持公益性教育扶贫机构外还应该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到教育扶贫。

    第三,加强对贫困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和稳定性。稳定的、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是经济腾飛的必要条件。河北省要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性,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设立中长期大型建设项目工程,为地区脱贫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第四,重视金融扶贫,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个人信贷资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也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重要渠道作用。各贫困县应加强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信息共享力度,在金融扶贫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交流,例如,扶贫部门和金融机构在关于河北省建档立卡人员的信息更新上,采用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等手段确保贫困户信贷需求的全面覆盖。加强河北省贫困地区和人口征信体系的建设, 提高诚信意识,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河北省金融机构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加大贫困地区的网点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汪三贵,曾小溪.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18(8):40-50.

    [2]倪海赟.金融创新纾解扶贫困境的探索与思考[J].新金融,2021(4):47-50.

    [3]刘继文,良警宇.生活理性:民族特色产业扶贫中农村妇女的行动逻辑——基于贵州省册亨县“锦绣计划”项目的经验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21(2):15-27.

    [4]林萍.福建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以确定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77-185.

    [5]兰芳,刘浩杰,何楠.精准扶贫、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J].经济与管理,2021,35(1):36-43.

    [6]黄志平.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吗?——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8(5):98-111.

    [7]蔡进,禹洋春,邱继勤.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脱贫增收的效果评价——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J].2019,34(2):90-96.

    [8]方迎风.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9(1):15-25.

    [9]王立剑,叶小刚,陈杰.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13-123.

    [10]李泉,鲁科技,李梦.设立国家级贫困县能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2007~2016年中国296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5):78-90.

    [11]NJOYA E T,SEETARAM N. Tourism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Kenya: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8, 57(4):513-524.

    [12]LALLJEE S V,SOUNDARARAJAN C,SINGH Y D.The Potential of Small Ruminant Farming as a Mea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Southern India[J].Tropical Animal Health and Production,2019,52(2):303-311.

    [13]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4):99-107.

    [14]尹利民,赵珂.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8(2):62-68.

    [15]李玉山,陆远权.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渠道分析[J].财政研究,2020(5):63-77.

    [16]曾天山.以新理念新机制精准提升教育扶贫成效——以教育部滇西扶贫实践为例[J].教育研究,2016,37(12):35-42.

    [17]李兴洲.公平正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J].教育研究,2017,38(3):31-37.

    [18]帅昭文.人力资本提升视角下扶贫工程成效评估体系的“光环效应”——以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9-27,191.

    [19]黄承伟,陆汉文,刘金海.微型金融与农村扶贫开发——中国农村微型金融扶贫模式培训与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9(9):93-96.

    [20]周孟亮,彭雅婷.我国金融扶贫的理论与对策——基于普惠金融视角[J].改革与战略,2015,31(12):40-44.

    [21]余春苗,任常青.农村金融支持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经验和乡村振兴启示[J].经济学家,2021(2):112-119.

    [22]曹少杰,李胜连,张丽颖.金融扶贫成果的巩固和完善——可行能力视角下金融扶贫的路径分析[J].金融理论探索,2020(6):50-58.

    [23]宋旭刚.精准扶贫领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基于IS-LM修正模型的推理分析[J].金融理论探索,2019(6):42-49.

    [24]朱红根,宋成校.产业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及模式比较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1(4):83-98.

    [25]萧鸣政,张睿超.中国后扶贫时代中的返贫风险控制策略——基于风险源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2):58-65.

    [26]李梅.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生产率增长[J].中国软科学,2014(11):170-182.

    [27]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04):64-83.

    [28]方云龙,王博.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机制检验与政策应对[J].商业研究,2020(5):34-43.

    [29]王爱俭,方云龙,于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传导路径与动力渠道比较[J].财贸经济,2020,41(8):127-144.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 Hebei Province

    Yang Tianyi1, Lan Fang2, Fang Yunlong3, Li Jian4

    (1. Azman Hashim School of Business,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alaysia, Johor 81310, Malaysia;

    2. Zhujiang Colle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1899, China;

    3. School of Finance,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4. Tianjin Beichen Sub-bran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 Tianjin 300400, China)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in Hebei Province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us to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 of “black under the ligh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lative poverty, but also has a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ole in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He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policy effect and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by using the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 of double dif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Hebei Province is obviou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crease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increase of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personal credit scale are th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s for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data of count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crease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personal credit scale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ebei Province, while the further increase of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will hinder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conclus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lative poverty.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poverty reduction channels; relative poverty; long term mechanism of poverty control;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責任编辑:李丹;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