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中蔡伯喈人物形象设置缘由探析
李沛沛
摘要：《琵琶记》被誉为是“南戏之祖”，在戏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琵琶记》在人物形象刻画、剧情设置上都有着一些需要考究的问题，其中蔡伯喈的形象一直以来颇具争议，在故事不断流传的过程中，蔡伯喈的形象也在逐渐演变。文章从元末时代背景、高明生平经历及思想这两个方面探析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设置的深层次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把握《琵琶记》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琵琶记》;蔡伯喈;人物形象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进行改编的，其中蔡伯喈的人物形象从一个贪恋功名利禄的负心汉变成一个重情重义、“全忠全孝”的书生。《琵琶记》与《赵贞女蔡二郎》在主题、剧情和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而主题的表达和剧情的发展都通过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表现，所以研究《琵琶记》思想还需从人物形象入手。
一、蔡伯喈人物形象设置的社会背景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转变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在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的形象是反面、令人憎恶的，他背弃家人和发妻，入赘相府。赵五娘走投无路后入京寻夫，蔡伯喈拒不相认，且放马踩死发妻，是个不忠不孝之人。但到了元末高明对故事进行改编，将蔡伯喈这一形象变成了“全忠全孝”的书生形象，并为此设置了“三不从”的剧情将一些看似并不完满的结局变得合理化。
人物形象的重大转变要从多方面进行探究，首先从宏观角度来说，需要考察两个文本创作、流传的时代特征。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是宋代的文学作品，作品的创作、流传与整个宋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北宋初期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避免藩镇割据，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其中“重文轻武”就是宋代统治者实施的一项政策。宋代统治者对科举制进行改革，使得文人进入仕途的机会大大提高。并且以文臣代替武将，让文臣担任各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还用文臣带领军队。所以文人群體逐渐壮大，文人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增强了文人对于政权的依赖性。宋代取士不问出身，所以许多寒门子弟只要发奋读书就可以改变命运。对于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的门户来讲，要维持自己家族的地位，与进士联姻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方法。而对于考中进士的寒门子弟来说，用婚姻的手段来维护或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无疑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在宋代“富贵易妻”的现象是十分频繁的。而文学作品往往是对现实生活的映照，所以在早期南戏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富贵易妻”的负心汉形象借以讽刺和抨击忘恩负义的封建士大夫，《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伯喈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而到了元末，统治者对文人采取排斥态度，并且基本上废除了科举制度。作为长期走“学而优则仕”道路的文人来说，参与政治甚至谋生的道路被官方封死。在这一时期，文人的地位急剧下降，文人群体遭遇了“九儒十丐”的境遇。士人从上层社会跌落，一部分士人为了谋生，不得已走入勾栏瓦舍进行剧本创作。所以在此时也出现了许多对原来剧本人物形象的改写，产生了许多翻案戏。而在改写人物形象过程中，需要人们接纳或认可某一个人物形象就需要设置一些无法拒绝的符合纲常伦理的条件来限制人物的行为。所以反映在《琵琶记》中，就是“三不从”的情节设置对蔡伯喈的人物形象改变的作用。
除此之外，元末时期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文人没有立足之地。高明看到了元末社会的巨大弊端，所以创作《琵琶记》不仅仅是为了给士人翻案，他也是为了揭示整个社会存在的黑暗和腐败。高明想要讽刺的是整个社会的黑暗面，所以他想要表达更深刻的主题时，创作了蔡伯喈这个悲剧形象，并将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整个社会。如果蔡伯喈继续其悲剧缔造者的身份在剧中出现时，则会弱化对社会大问题的抨击。而高明将蔡伯喈的形象进行改变后，表面上是为蔡伯喈不明智的行为进行开脱，实则将《琵琶记》重新塑造成一个更大的悲剧，一个可以揭露社会弊端并引人深思的故事而不只是为讽刺某一个阶层的故事。蔡伯喈一家的悲剧是社会的缩影，而社会中产生这些悲剧的原因也不言自明，高明也达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
二、高明个人经历及思想对蔡伯喈形象设置的影响
《琵琶记》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都是高明在创作时注入的，所以要了解《琵琶记》的主旨也要充分了解高明本人的经历及思想。弘治《温州府志》中记载：（元）高明字则诚，瑞安人。性聪明，自少以博学称。一日倡言曰：“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1）高明学识渊博，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且了解各种知识而不拘泥于传统经典。这一点在对《琵琶记》进行改编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高明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师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思想底蕴，在创作《琵琶记》时受黄溍思想影响较大。高明还是一个十分尊崇封建礼教的人，这一点在《琵琶记》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例如“三不从”的剧情的设置所要表现的就是“忠”、“孝”等思想。蔡伯喈原本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但因为尽“孝”听从了父亲的话，引发了后来的故事。而当蔡伯喈做官之后想辞官时又因为要对君主尽“忠”所以不能回乡。蔡伯喈形象的一个很大转变还在于“背亲弃妇”的行为，《琵琶记》中蔡伯喈在最后也没有过“背亲弃妇”的想法。
[三换头]名缰利琐，先自将人摧锉。鸾拘凤束，甚日得到家？我也休怨他咱，这期间，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闷杀我爹娘也，珠泪空暗堕。（2）
蔡伯喈婚后虽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心中却充满了矛盾和愁闷，这也是高明传统思想在人物塑造上的表现。蔡伯喈的忠君尽孝思想其实就是高明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射。
高明与其他儒生一样，具有入世的理想与抱负，并且他十分具有治理才能。高明在元末时期曾入仕途，在江浙、福建等地都有过官职。在职期间，高明关爱百姓，了解民生疾苦，得到百姓的爱戴和同僚的赞赏。
“登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有能声，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残，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既去，民思之，立碑，郡人刘基为文。辟江浙省椽史，从参政樊执敬覆实平江圩田，镯租米无征者四十万石。改调浙东阃幕都事，四明狱囚事无验悉多冤，明治之，操纵允当，囹圄一空，郡称神明。”（3）（弘治《温州府志》）
也正因为高明有入朝为官的经历，所以他能看见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也能亲眼见到百姓生活的艰辛，而作为有理想抱负的士人，高明自己也切实感受到文人群体在官场和社会中生存的艰难。高明想要有一番作为的抱负与元代末年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理解士子的处境和遭遇，也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感到不满。高明在后期选择归隐，这一点也反映在蔡伯喈人物形象设置上。所以高明想要用作品抨击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那他笔下的蔡伯喈必然不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负面典型人物。整个作品的主线人物需要把棱角弱化，主人公需要和现实贴近，所以在遇到极端事件出现时才更能凸显作者高明想要抨击的对象。加之社会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影响和观众的审美情趣及生活愿望，悲剧的承担者也不能是具有大善之人，所以故事需要的就是一个虽有小的不妥但无大过的行为个体来承担社会带来的悲剧。而高明塑造的蔡伯喈的形象就属于这样的人物，高明对蔡伯喈人物形象的改编是其自身经历、思想、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注释：
侯百朋：《文献 第十八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六十种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页。
侯百朋：《文献 第十八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六十种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侯百朋.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 第18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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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崔向荣.从《琵琶记》“三不从”关目的设置看蔡伯喈形象的创造[J].广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 （5）：2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