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点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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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清冷的冬天，几天前刚刚降过一场雪，大平原的田野极为辽阔。我一路走一路问，绕了几条路，穿过几条小巷子，才找到了要找的人。

    眼前的人极为普通，三分像农民，七分像艺人，他就是杨培杰。他说，过段时间电视台要来录制“海安花鼓”，目前正在准备。隔壁就是排练大厅，厅内有二十多人正跟着音乐有节奏地跳着舞。杨培杰也是刚从排练中抽身，一只手持着花鼓，另一只手还握着缠着绿色大绸的鼓棒。我心内一动，开门见山：“我想看《海安花鼓》。”

    音乐一出，姑娘们一手执扇，一手执鼓，踩着柔美优雅的旋律，载着丰收的喜悦，翩翩起舞。海安花鼓的鼓点飞扬，给这片原野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年过七旬的杨培杰是省级花鼓非遗传承人。20世纪60年代末，他积极响应号召，打起背包从南通来到海安县沿口公社的东升九队，成了一名下乡知青。那一年，他十八岁。

    没有想到，怀着一腔热血的杨培杰，从此他乡成故乡。

    有一天，当他忙完脱粒，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稻堆上仰望天边的晚霞时，田野深处的一声富有韵味的民间小调一下子激活了他的神经。

    “这是什幺调呀？”他猛然一跃而起，屏住呼吸，在那个清一色样板戏唱腔的年代，这样的声音是多幺的可贵与生机勃勃。在这个农田连着农田、沟渠连着沟渠的平原上，农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耕耘下，日子枯燥而单调，兴许这小调便是他们生活的调味剂。

    那是他第一次听到海安花鼓小调。经考证，“海安花鼓”传入的时间，可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间，“花鼓传来三十年，而变者屡矣，始以男、继以女，始以日、继以夜，始以乡野、继以镇市，始以村俗民氓、继以纨绔子弟。”（青浦人褚联撰着的《明斋小识·花鼓戏》）后融入宁海（海安古称）民俗文化中，并以地域冠名。由此推算，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时盛行的“花鼓”亦叫“唱秧歌”。秧歌，是一种与小歌剧相似的民间舞蹈，锣鼓伴奏，拍打狂舞，豪迈粗放。当然，有的地区也表演故事。而海安地区的打花鼓，多以说、唱为主，舞蹈动作为辅，分为“角斜”“旧场”“李曹”三大流派。其特点各有侧重，有的注重舞者之间的配合，讲究气势和队形;有的注重动作的细腻、造型的优美，讲究表演的风趣与幽默;有的更注重唱腔的变化，讲究戏曲表演程式。

    杨培杰在中学时就是文艺骨干，能歌善舞，尤其是擅长舞蹈。难怪我面前的他，虽然人近七十，但身段、笑容，分明是一场盛大花鼓戏中闪亮出场的主角。他坐在桌前，拿着花鼓，目光坚毅沉稳望向远方。最动人的是他脸上洋溢的笑容，不是大笑，不是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自信之笑。他不像农民，而分明是一位艺术家，是一部影片的主角，闪耀着夺目的文艺气质。

    杨培杰告诉我，清代时，打花鼓的表演形式完全是原生态的，也很简单，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打场子”，亦称“上秧歌”，常为八男八女之歌舞;二是“杂戏”，又称“唱奉献”，其剧目或为歌颂英雄豪杰，或为吟诵四季花开，或为传说故事，或为谈情说爱。至于曲子怎幺谱、歌词怎幺写、舞蹈怎幺跳，反而不重要，只要用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演出一天天的活计和想要的日子就行。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逐渐演变，便有了“红娘子（旦角）”“上手（生角）”“骚鞑子（丑角）等主要人物之分，实际上，就是“一旦一丑一生”的三小戏形式，表演的程式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

    讲到这儿，杨培杰用槌子敲了几下，那声音便悠扬高亢，奔放开阔，荡气回肠，与舞者一样，是不加修饰的健康之美。

    1970年初，县文工团招人了，杨培杰以突出的表演才能博得了老师的赏识和赞许，被录取为县文工团的一员。

    从此，他更加努力，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县外、省外与花鼓有关的区域他都到访过，他跟着乡间艺人走乡串村，随着他们下地，陪着他们干农活，坐在田间，听他们信口吟唱，看打花鼓“咚咚”跳跃的舞步。他的灵感也跟着哗啦啦地流淌，将这灿烂的瑰宝，复制到他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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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觉间一走就是好几年。无论春秋冬夏，几乎每个夜晚他都窝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仔细研习海安花鼓从农民日常生活、生产中提炼发展起来的“三步两搭桥”“蝴蝶绕花蕊”“风摆柳”“撬荷花”等舞蹈动作，并进行再创作。

    海安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年头，以“花鼓调”为基本旋律，以“十月金凤”为主题的八男八女之花鼓，作为南通代表队的压轴节目参加了江苏文艺会演，获得创作表演双一等奖。杨培杰今天描述起来，还一脸兴奋。

    此后，他的心活了、辽阔了。他多少次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用足迹丈量着江海大地，通过传承、借鉴，在动作设计、队形编排和音乐创作上大胆创新，将具体变为抽象，将影像变成文字和曲谱，汇聚到他布满皱褶的本子上。到了晚上，他不停地唱呀，跳呀。累了，便就地躺下睡会儿。从1978年开始，花鼓的创新发展为他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1983年，他和文化馆的叶光荣合作，将《海安花鼓》整理成文本，由章毓霖绘图，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苏版），由舞蹈出版社出版发行;1986年，以《海安花鼓》为原型，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情节舞《花鼓情》，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1999年，《海安花鼓》因具有柔美灵巧之风格，被选调参加“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联欢晚会”。21世纪以来，《海安花鼓》又强化了动与静、抒情与激越的对比，将文化部的“群星奖”和中国文联的“山花奖”一一收入囊中。

    2008年，杨培杰58岁了，《海安花鼓》应邀亮相于鸟巢，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演出。

    多年积淀的海安花鼓，在这瞬间终于喷薄而出。以方言说唱为主的海安花鼓经过加工、提炼、创新，在国内多达几十种的花鼓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颗耀眼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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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培杰忽然甩开嗓子，欢快地哼起了《花鼓调》。

    他太投入了。像这样的花鼓调，在这个时间段，按理讲，他应该越唱越高兴才是，可是，就在我回过神来的那一刹那，明显感到声调一沉、一转，转中抑，扬中沉，眼泪随着他的声调漫漫滑出。

    半晌无言。许久，有人说：“杨老师太不容易了，这几十年来持续对海安花鼓进行挖掘整理和艺术加工，实现了从‘说唱’向‘歌舞’的转变，使海安花鼓得到升华，成为风格稳定、地方特色鲜明的舞蹈艺术。他的付出太多了！”

    杨培杰慢慢抬起头来，对我们讲道：“难呢！花鼓的传承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当中有歌、有舞、有汗，更有泪呀。”

    没等我插话，他补了一句话：“我扎根于他乡五十个年头了，为的就是花鼓的传承与发展，靠的就是内心的这份责任和坚守。”当他讲到“内心”时，右手狠狠地在心脏处拍了几下。

    有人担心这代代相传的花鼓往后会面临断层。

    杨培杰摇摇头：“不会的，永远都不可能。”

    他告诉我们，多年前，自己就深入到学校、社区，积极推广“海安花鼓”。到目前为止，已经构建成老、青、少三级传承体系，估计有七八万人在打花鼓、跳花鼓。县城有、乡村有，老人在跳，孩子也在跳。在海安，这不仅仅是用来娱乐的舞蹈，在某种意义上，海安花鼓已成为这方土地的一种精神象征。

    在旷野中，鼓点飞扬，烘托起了一个雷雨滚滚的新世界。

    吴晓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理事，作品散见于《钟山》《安徽文学》等刊物，出版《逐梦金陵》《触摸心灵的阳光》《岁月的味道》《随风而行》等多部散文集。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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