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
王琳 穆雷
【摘要】? 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始于21世纪初，发展十分迅速。由于研究者积极参与，相关成果不断增多，质量亦明显提升。但目前研究主要从编辑和出版视角出发，对儿童文学翻译出版进行宏观描述，关于理论探索及学科建设研究较为缺乏。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特点与不足，有利于引起学界重视，推动理论研究发展进程。
【关? 键? 词】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现状;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童书出版发展迅速，不仅出版方式、营销手段、阅读/接受主体、评选体系等发生了变化，童书出版也成为出版产业的“大项”。自1978年第一届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学者主动将目光投向童书出版研究，在全球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也逐步走入研究视野。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始于21世纪初，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分析其特点与不足，有利于相关建议的提出与理论研究的深化。
一、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现状
各类出版社在童书翻译出版中表现积极，2007年以来，引进版童书平均每年出版超过一千种，近十年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增长速度远高于童书出版整体发展速度[1]。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
1.外国儿童文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
部分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童书翻译出版展开了积极探索。朱环新结合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中国内地1949—2006年引进版图书的品种、来源国、出版规模、数量等进行考察，认为引进版图书中经典童话历久弥新，小说推陈出新，图画书日益兴盛，出版形式丰富多样[2]。汪菲梳理了1978—2008年引进版图画书的出版规模、时间、版源地、开本等情况，分析社会阅读氛围、政府规制体制、教育理念、版权引进贸易等对图画书翻译出版的影响，并对其选题、版权获取、翻译质量、推广营销等进行评估[3]。郜丽娜发现，21世纪以来童书翻译出版更加多元化，重心从欧美国家转向亚非地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极具跨文化传播意义;建议通过加强经典儿童文学的译介与出版，组织利用各种翻译出版交流活动，构建文化生态圈等方式实现跨文化传播目标[1]。
部分学者对外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进行了研究。胡丽娜发现，主要国际儿童文学大奖作品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呈现从“零散”走向“丛书”的趋势，多元开发增强，引进速度也不断加快[4]。朱洪妮从《格林童话》1903年开始的选译本、全集译本、期刊译作情况入手，对其译介特色、编辑思想、出版/发行情况、装帧特点等进行系统论述[5]。李琳梳理了晚清以来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出版情况，对比分析其不同时期的翻译方法、目的、语言及读者，认为该过程中针对儿童读者的考量不断增加[6]。
我国童书市场虽然繁荣，但其中问题不少。整体而言，翻译作品在当代儿童文学中所占份额过大，存在同一作品译本泛滥、丛书引进盲目跟风等问题[7]。针对行业准入门槛过低、译作质量堪忧等情况，陈丞建议加强翻译人才建设，创新文学翻译理念，建立翻译出版资格准入机制[8]。胡丽娜认为，安徒生获奖作品在我国的翻译出版缺少延续性和统一性，作家奖与插画奖获奖数量不均衡，且针对此类译介的系统理论研究较为缺乏[9]。张一颖建议在儿童绘本翻译中采取本土化策略，强化“为儿童”的基本出版导向，形成系统性与本土化的出版思路，构建多元化与自主性相协调的出版格局[10]。
2.我国儿童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
我国儿童文学海外翻译出版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儿童文学“走出去”现状或困境的探讨、反思与策略研究，二是对特定作品海外翻译出版的研究。
范军和万滢安将1949年以来童书对外翻译出版分为摸索期、停滞期、恢复期、勃兴期及跨越期，分析不同阶段作品的翻译出版情况与特点，认为要推动我国童书顺利“走出去”就必须从国家力、创作力、翻译力、出版力、读者力等方面入手[11]。窦全霞发现，20世纪末我国儿童文学在韩国的翻译出版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为主，21世纪以来郑渊洁、曹文轩、杨红樱等人作品的译介引发了韩国学界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关注和探讨，2010年后曹文轩与常新港的作品备受关注[12]。张硕洋从跨文化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建设视角入手，勾勒了我国童书跨文化传播的国际、政策、文化环境，从意识形态、伦理共识、审美观出发分析我国童书的海外出版情况[13]。
部分学者对我国特定类型和作家作品的海外翻译出版进行了研究。刘晓晔和王壮认为，我国儿童图画书跨文化传播力初露锋芒，不仅走入欧美主流市场，部分作品还荣获國际大奖，并提出关注跨文化共享价值观，营造具有亲和力的中华文化氛围，以相近文化国家为突破口，了解读者心理期待等传播战略[14]。赵凤玲梳理了明朝以来不同时期《三字经》在西方国家的翻译出版情况，详细考察了此书不同译本，并系统分析其西译动因[15]。曹文轩作品已实现了13个语种的翻译出版，版权输出到50多个国家，王静考察了曹文轩作品中文版及外文版的海外出版/传播情况，并整理了海外读者对《青铜葵花》的评价[16]。
3.出版机构与儿童文学翻译出版
沈庆会发现，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在国文教科书、课外读物、儿童期刊/丛书等选编中，倾向于直接改编或改写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良好平台与载体，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在我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中的作用[17]。朱晓颖考察了开明书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的翻译出版理念，认为丛书编辑眼光独到，译者忠实严谨，分级阅读思想初见端倪，体现了现代儿童观/教育观，探讨了开明书店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对现代的启示[18]。李欣人对各大出版社引进的儿童文学经典系列/丛书进行梳理，探究本土创作与经典译介的互动，认为经典系列翻译出版的营销理念、运作模式等值得本土童书出版借鉴[19]。朱静对浙江少儿出版社童书“走出去”的历史源流和探索实践进行考察，发现该社童书“走出去”主要分为推广和理解/接纳两个阶段，提出应坚持合作出版与国外市场本土化战略，以增强图书版权输出的主动性及参与性[20]。
4.对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的研究
刘文云对2001年台湾翻译图画故事书的来源国、原语、主题等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主要来自美英日奥比等14个国家，语言以英德日为主，故事内容主题多元化，但普遍性主题居多，较少描述或反映特定文化族群[21]。廖冰凌认为马来西亚华文儿童读物翻译出版深受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禁忌的制约，20世纪20年代华文儿童文学主要来源地为中国， 60年代为加强国民本土认同，该国的儿童读物翻译出版以印尼和马来西亚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为主，而80年代随着政府新教育政策与教科书编写规则的实施，华文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乘势而起 [22]。
二、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特点与不足
在对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进行理性分析，肯定现有成果的同时，也需正视其问题与不足。与国际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相比，国内同类研究不仅起步较晚，发展速度与研究深度、广度也相对落后。
1.研究成果丰富，系统研究缺乏
相较21世纪初，目前投身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的学者增多，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也明显提高，但仍以期刊论文为主，硕士论文为辅，尚未出现相关学术专著。偶有专著在探讨童书出版或儿童阅读时涉及翻译出版，如海飞的《童书海论》、聂震宁的《我的出版思维》等。虽然我国学者已注意到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但现有研究仍处于儿童文学出版研究的边缘位置，较为零散且数量相对有限，难以形成系统。
2.宏观研究为主，理论意识不强
研究者倾向于从编辑/出版视角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引进来”或是“走出去”进行研究，大多注重对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现状、前景、特点、意义等的整理与归纳，或是对翻译出版中的各类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简言之，现有研究中宏观及描述性研究居多，微观与理论研究缺乏，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翻译出版过程中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较少主动进行理论或方法论层面的探索，理论及学科意识薄弱。
3.研究人员类型单一，成果发表平台有限
国际上的翻译学家、语言学家、出版界人士均主动参与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国内研究人员则主要为儿童文学编辑/出版相关人士。研究人员类型单一导致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出现出版方向“一边倒”的情况，研究视角难以拓宽。此外，国际上翻译学、儿童文学、图书史等各类期刊均热衷于刊登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相关研究成果，而我国此类成果的发表平台十分有限，登载此类文章的多为出版类期刊，在外语类、综合类核心期刊上难觅身影。
三、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展望
1.融合学科理论，拓展研究方法
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各界人士应关心、关注该领域研究，研究人员类型多元化有利于研究方法的拓展与跨学科合作的开展。研究应坚持宏观考察与微观探讨相结合，并在现有基础上借鉴、融合翻译学、语言学、儿童文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坚持跨学科合作及研究方法更新，积极改变现有研究编辑/出版偏重现状，主动以理论研究带动翻译出版实践，用实践探索促进理论研究，推动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及其研究健康快速发展。
2.提升理论意识，加强系统研究
由于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属于交叉学科，研究者从翻译学、语言学、儿童文学、出版学等角度对其展开多维研究，容易导致该领域研究成果被分散到不同学科，出现边缘化倾向，难以形成规模或体系。因此，在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中，研究者应大力提升理论意识，坚持并加强系统研究，打破以期刊论文为主的研究格局，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类硕博论文及专著的撰写，积极解决该领域研究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以进一步推動理论建设与发展。
3.重视翻译出版研究，拓宽海外传播路径
我国学者非常重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国内的翻译出版，外译中为现有研究之重点。但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研究者不应忽视中译外这一主流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更具现实意义，不仅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还能提升我国儿童文学的世界声誉。因此，研究者在全面推进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的同时，应重视本土儿童文学的海外翻译出版研究，深入考察此类出版与译语文化、文学、教育的关系，有效拓宽本土作品海外传播路径，为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翻译出版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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