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的第二次危机及其对策
戴朝阳
摘要：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大多出现了生存危机，但广播似乎是例外，几年前广播的受众反而有所增加。就在广播人盲目乐观的时候，广播的危机已潜伏着。造成中国广播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广播本身，如何应对，应根据广播自身的特色采取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广播 第二次危机 应对策略
中国广播的两次危机
中国广播的危机有两次，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受到电视的冲击，广播开始边缘化，受众断崖式地下降，广播人采用了两种方法应对危机，一是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颠覆传统办台模式，引进了国外的办台模式，之后，全国各地方台立即采用了这种模式；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保持传统模式的同时，采用精办节目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当时几乎没有被其他广播电台采用。这两种模式在当时确实是让广播受众的流失现状减缓。
第二次是近年出现的。新媒体高速发展后，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比起其他传统媒体，广播受到冲击虽然不明显，但广播还是未雨绸缪，主动与新媒体融合，可是收效不大。
在这两次危机中，广播人对第一次危机的认识比较科学，而对第二次危机的认识则出现了误差。第一次危机，广播人认为广播要生存就要突显广播特点，走自己的路。而面对第二次危机，广播人认为应主动与新媒体融合，并采用了各种办法与新媒体融合，有的单位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就目前来看，收效不大。总之，广播在应对新媒体中，还没有大家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与第一次强化广播特点不同，这一次在各种采取的措施中反而是弱化了广播自身的特点。
第二次危机的性质
中国广播的第一次危机是受到电视的冲击产生的。广播受到电视的冲击后，受众大幅下降，后来虽然受众又有点上升，但总量已今非昔比。网络平台普及后，特别是建立在手机端的网络平台普及后，平面媒体和电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广播受到的冲击却不大，其原因可以从传播平台、传播符号和传播环境来分析。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已有的媒体而言的。就目前来看，新媒体指的是网络平台，它只有平台，它使用的是已有的符号系统。它接纳了已有的所有媒体的符号，没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新媒体平台与已有的媒体平台比有质的飞跃，它是目前为止最接近现实社会结构的传播平台。以前媒体的传播平台是平面的、单向传播的，网络平台是立体的、双向传播的。在传统传播平台上，传播者是主体，接受者是客体；网络平台上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主客关系是不断相互转化的。可见，网络平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包容性和受众的主体性。受众的主体性在操作层上体现为不断地选择和反馈，这便不可能具有伴随性。本来平面媒体和电视就不具备伴随性，平面媒体所具的特点，网络媒体都有，网络媒体具有的包容性和较强的选择性是平面媒体和电视不可比拟的。因此，网络媒体对平面媒体和电视的冲击是致命的。
广播的平台和符号可平移到网络平台上，广播的伴随性也可在网络平台上体现，如在室内打开电脑音箱听广播，室外打开手机听广播。网络媒体的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和受眾主体性，而不是简单的媒体符号呈现，即简单的声音符号的呈现，受众不必通过网络，通过收音机端收听广播更为简捷。这是网络媒体对广播冲击较小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对广播的冲击是带有替代性质的冲击，大部分广播听众转移成为电视观众就是这种替代性冲击的体现。虽然广播具备电视所没有的伴随性，但那时家庭汽车还没有普及，广播伴随性的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现在网络平台对广播的冲击不是替代性的冲击，目前广播受众有两类，一类是爱好使他们成为广播受众，另一类是环境使他们成为广播受众。这就决定中国广播的第二次危机不可能像第一次危机那样断崖式地流失受众，它是涓涓细流式的隐性地流失。涓涓细流式的流失体现在受众不满足于广播节目质量而减少收听时间。值得警惕的是广播受到的隐性冲击，这是潜伏着的冲击。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汽车使用商业音频流媒体客户端，这些由商家运用的客户端，将不会像广播那样以主持人为核心办节目，他们的节目将以内容为王，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现在已初见端倪。
中国广播第二次危机的原因
造成中国广播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广播本身。当媒介资源丰富后，媒体传播必然要走向分众化的道路。现在有了网络这个无所不有的平台，再加上终端硬件的多样化，媒介传播具备了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条件。不用说广播流失了部分受众，就是以网络为传播平台的终端硬件电脑，也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冲击下受众大量流失。不断地分众是现在媒体传播发展的常态。
广播在媒介分众传播的趋势中本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却没有做好。广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设置专业频率，这就是分众化的举措，但是这些频率分众化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专业频率不专业，体现在：由于主持人专业知识结构的局限，专业频率专业人员听不出门道，外行人听不出热闹，而且频率中有些节目并非是专业的，而是普通的节目。造成中国广播第二次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广播的运作模式影响了节目质量，削弱了听众对广播的忠诚度。
现在，中国广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之声模式，一种是珠江模式。中国之声模式只是部分地影响了各地的新闻频率，而全国绝大部分的广播采用的是珠江模式。中国之声采用的是大投入、精作节目，尽管地方台的新闻频率也学中国之声的做法，但大多只是部分借鉴，几乎没有全学的。中国之声的大部分节目是由强大采编队伍支撑的，甚至可以说，中国之声的大部分节目采用的是编辑中心制。珠江模式采用的是主持人中心制，而且绝大部分节目是主持人唯一制，即整个节目由一个主持人全面负责。
现在广播节目质量不高、高端受众流失，与学界和业界对珠江模式的评判有关。学界和业界对珠江模式的评判有神化的倾向，不能客观地看待珠江模式。理论界和业界从办台理念到节目形态对珠江模式进行全面肯定。客观地看，珠江模式对广播界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办台理念的变化，由俯视受众到平视受众，以至于仰视受众；另一个是确立了低成本办台的经营模式。要客观评价珠江模式，首先应该承认它是在低成本经营模式下运作的节目形态，带有无奈的因素，而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珠江模式是广播真正按广播特点进行运作的产物。珠江模式是对中国传统广播模式的颠覆，传统节目制作一般需要三个人，编辑、播音员、录音师，珠江模式除新闻节目外只需一人，即主持人。传统节目录播时间比大约是2∶1，即播出一分钟的节目，录制时间要用两分钟，录制中觉得不理想的地方就重录，而且还要进行后期制作。珠江模式采用的是直播形式，一分钟节目工作时间就是一分钟。
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珠江模式的节目形态比起传统节目，播出成本大幅度降低。在广播被边缘化的时候，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是维持广播生存的重要方法。但是在低成本的情况下，珠江模式是否胜过传统模式？珠江模式采用了主持人直播，直播的好处是信息传播时效性强，而且能与受众互动。然而，在广播节目中，绝大部分信息的时效性并没有高到需要直播来传播，绝大部分节目不需要与受众互动。录播能对节目进行修改，直播是没办法修改的，直播和录播节目形态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笔者不是强调广播节目一定要录播，而是认为从节目质量角度用直播来否定录播是不明智的。珠江模式开通了热线电话，让受众参与节目。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让大众传播媒体成为人际传播工具，诚然如果能做到以人际传播为面、以大众传播为底那就好了。遗憾的是大部分广播人没有做到，广播热线变成满足参与者需求而忽略真正的服务对象——大众的工具，更致命的是这些参与欲望强的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珠江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形态——设置大板块。上世纪90年代初，珠江模式刚普及的时候，广播动辄设置一、二个小时的板块。一个集编播为一身的主持人每天要主持一两个小时的节目确实是勉为其难，要做出精品是不可能的。后来可能是发现此问题，现在的板块大多为几十分钟。为了填满几十分钟到一小时的节目，主持人便把板块的外延设置得大一点，这样就出现了板块之间同质化严重的现象，有时上下两个板块名称不一样，但播出的内容却是相似的。
从上世纪80年末开始，中国播音界开始由播音员为主导变为以主持人为主导。在珠江模式中，主持人的作用被推到了顶峰。从此在全国大部分的广播节目中，主持人成了唯一的工作人员，这也为广播的第二次危机埋下了伏笔。
每天独立地编播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的节目，是有很大压力的。它要求主持人除了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要有相应节目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即使主持人真的具备这些能力和知识还要有时间进行节目准备，这就使得主持人必须整天处于紧张的备稿状态中。如果主持人不具备以上能力和知识，而且没有每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那就不可能做出高质量节目。由于常人个体的能力和时间是很难满足以上能力和时间要求的，于是出现了全国大部分广播节目层次不高，节目内容稀释严重的现象。
教育对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培养和广播对主持人的要求是脱节的。在大学里，播音与主持属艺术学科，招生时主要看考生的音色、普通话的音准和外貌，对文化的要求大大低于普通考生。而在广播中，主持人不但是内容的表达者，还是内容的生产者，教育只满足了前一个要求，难以满足后一个要求。尽管也有一些不是学习播音和主持而是学其他专业的人从事主持工作，但由于播音与主持人普通话必须达到一级以上的要求，进入的门槛较高，这方面的人就较少了。珠江模式普及之后就有人指出广播节目有幼稚化的倾向，也就是因为主持人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知识低于一般受众。不幸的是，郭正卿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广播节目的幼稚化倾向》发表后，在神化珠江模式的氛围中，这篇文章不但没有引起广播界的警觉，业界和学界反而群起而否定了文章的观点。但现实是殘酷的，不久广播受众开始下降了，这充分证明文章观点的正确，只是后来汽车普及后，广播收听率才有所提高。当时，广播人没有意识到珠江模式产生后，受众稍有回升的两个因素：受众的新鲜感和股民对股市信息的需求。诚然珠江模式产生后，收听率稍微回升与珠江模式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有关系，但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新鲜感消失和股票信息接收途径的转移，一些受众理所当然会选择离开广播。
可以说，珠江模式采用的主持人唯一制，在把主持人的作用推到极致的同时，也把主持人的弱项放大了。当受众感到主持人做的节目思想和知识水平低于自己，而且内容稀疏，是不愿听广播的，这也是造成中国广播第二次危机的原因。
应对策略
在受众获取信息途径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广播如果操作不慎将消解自我；广播节目如果内容稀释过度，只有主持人在那儿耍嘴皮子，受众是不可能长时间接受广播媒体的；广播节目如果思想和知识水平低于一般受众，广播将被受众抛弃。如果广播能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进行运作，不但不会衰弱，反而有可能增加受众。
一、改主持人唯一制为编辑中心制，大幅度减少主持人数量。前面笔者已经分析了主持人的构成及工作流程，从知识结构和工作量看，主持人唯一制是不可能办出高质量的广播节目的，应该改主持人唯一制为编辑中心制。不能以主持人天马行空式调侃为节目的主要形式，应该内容为王，如音乐节目基本放音乐，主持人不要过多地议论，因为受众是来听音乐的，而且主持人的评论水平不见得高于受众。上世纪90年代，福州文艺台试播时，没有主持人，只是一首一首的放歌曲，没想到当时的收听率在福州地区却胜过其他广播电台。播报信息就扎扎实实地播信息，主持人不要过多地发挥，以增加信息量，又可避免主持人弱项被放大。总之，要让节目内容说话，让主持人少说话，这是广播电台扬长避短的做法。
二、不要提与新媒体融合，而是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加节目套数、扩大广播覆盖面。让广播与新媒体融合便是消解了广播。这里的新媒体平台不只是指网络平台，还有现在已经在部分地区开播的数字声音广播，以及在我国早已试播成功但从未正式开播的数字调幅广播、数字短波广播。现在一些商业音频客户端，如龙卷风等，主要是把全国各广播电台音频集成在一起，它们的受众使用量大大高于具有视频又在文字稿和图片上下很大工夫的广播电台的网站。这些商业客户端便是借助网络来传播广播节目，而广播电台的网站是力求把广播融入网络中。
三、采用类型台模式，大幅度提高节目套数。有的广播公司的节目达到了几十到上百套节目，如美国电台每个频率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到五人，因为他们的电台很多是类型台。北京电台成功地开办了几个类型台，如古典音乐频率，以小时为单位设置节目，播音员只在节目开头播报一下节目内容，接下来整个节目都是音乐；又如长书广播，半小时为一单元，播音员也只是半小时播报告一下即将播出的内容，接下来就播讲小说。
可频繁地选择传播内容是网络平台的重要特点，符合媒体分众化的趋势，这也是信息接受者主体意识的体现。广播的伴随性弱化了传播的选择性，似乎广播受众的主体意识比较难体现出来。这是广播人认为广播应该融入新媒体的重要原因。其实在广播中，受众对内容是可以选择的，分众化以及受众主体意识同样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频率的选择实现的。频率越多，分众越细，受众的选择性越强。美国有的广播公司就拥有上百个广播频率。
广播要想可持续发展，广播人就要有危机感，要清醒地认识广播在媒体群中的特征及位置，不可被已有的思维惯性左右。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栏目责编：邵满春
摘要：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大多出现了生存危机，但广播似乎是例外，几年前广播的受众反而有所增加。就在广播人盲目乐观的时候，广播的危机已潜伏着。造成中国广播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广播本身，如何应对，应根据广播自身的特色采取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广播 第二次危机 应对策略
中国广播的两次危机
中国广播的危机有两次，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受到电视的冲击，广播开始边缘化，受众断崖式地下降，广播人采用了两种方法应对危机，一是珠江经济广播电台颠覆传统办台模式，引进了国外的办台模式，之后，全国各地方台立即采用了这种模式；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保持传统模式的同时，采用精办节目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当时几乎没有被其他广播电台采用。这两种模式在当时确实是让广播受众的流失现状减缓。
第二次是近年出现的。新媒体高速发展后，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比起其他传统媒体，广播受到冲击虽然不明显，但广播还是未雨绸缪，主动与新媒体融合，可是收效不大。
在这两次危机中，广播人对第一次危机的认识比较科学，而对第二次危机的认识则出现了误差。第一次危机，广播人认为广播要生存就要突显广播特点，走自己的路。而面对第二次危机，广播人认为应主动与新媒体融合，并采用了各种办法与新媒体融合，有的单位还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就目前来看，收效不大。总之，广播在应对新媒体中，还没有大家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与第一次强化广播特点不同，这一次在各种采取的措施中反而是弱化了广播自身的特点。
第二次危机的性质
中国广播的第一次危机是受到电视的冲击产生的。广播受到电视的冲击后，受众大幅下降，后来虽然受众又有点上升，但总量已今非昔比。网络平台普及后，特别是建立在手机端的网络平台普及后，平面媒体和电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广播受到的冲击却不大，其原因可以从传播平台、传播符号和传播环境来分析。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已有的媒体而言的。就目前来看，新媒体指的是网络平台，它只有平台，它使用的是已有的符号系统。它接纳了已有的所有媒体的符号，没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新媒体平台与已有的媒体平台比有质的飞跃，它是目前为止最接近现实社会结构的传播平台。以前媒体的传播平台是平面的、单向传播的，网络平台是立体的、双向传播的。在传统传播平台上，传播者是主体，接受者是客体；网络平台上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主客关系是不断相互转化的。可见，网络平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包容性和受众的主体性。受众的主体性在操作层上体现为不断地选择和反馈，这便不可能具有伴随性。本来平面媒体和电视就不具备伴随性，平面媒体所具的特点，网络媒体都有，网络媒体具有的包容性和较强的选择性是平面媒体和电视不可比拟的。因此，网络媒体对平面媒体和电视的冲击是致命的。
广播的平台和符号可平移到网络平台上，广播的伴随性也可在网络平台上体现，如在室内打开电脑音箱听广播，室外打开手机听广播。网络媒体的最大特点是包容性和受眾主体性，而不是简单的媒体符号呈现，即简单的声音符号的呈现，受众不必通过网络，通过收音机端收听广播更为简捷。这是网络媒体对广播冲击较小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对广播的冲击是带有替代性质的冲击，大部分广播听众转移成为电视观众就是这种替代性冲击的体现。虽然广播具备电视所没有的伴随性，但那时家庭汽车还没有普及，广播伴随性的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现在网络平台对广播的冲击不是替代性的冲击，目前广播受众有两类，一类是爱好使他们成为广播受众，另一类是环境使他们成为广播受众。这就决定中国广播的第二次危机不可能像第一次危机那样断崖式地流失受众，它是涓涓细流式的隐性地流失。涓涓细流式的流失体现在受众不满足于广播节目质量而减少收听时间。值得警惕的是广播受到的隐性冲击，这是潜伏着的冲击。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汽车使用商业音频流媒体客户端，这些由商家运用的客户端，将不会像广播那样以主持人为核心办节目，他们的节目将以内容为王，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现在已初见端倪。
中国广播第二次危机的原因
造成中国广播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广播本身。当媒介资源丰富后，媒体传播必然要走向分众化的道路。现在有了网络这个无所不有的平台，再加上终端硬件的多样化，媒介传播具备了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条件。不用说广播流失了部分受众，就是以网络为传播平台的终端硬件电脑，也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冲击下受众大量流失。不断地分众是现在媒体传播发展的常态。
广播在媒介分众传播的趋势中本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却没有做好。广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设置专业频率，这就是分众化的举措，但是这些频率分众化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专业频率不专业，体现在：由于主持人专业知识结构的局限，专业频率专业人员听不出门道，外行人听不出热闹，而且频率中有些节目并非是专业的，而是普通的节目。造成中国广播第二次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广播的运作模式影响了节目质量，削弱了听众对广播的忠诚度。
现在，中国广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之声模式，一种是珠江模式。中国之声模式只是部分地影响了各地的新闻频率，而全国绝大部分的广播采用的是珠江模式。中国之声采用的是大投入、精作节目，尽管地方台的新闻频率也学中国之声的做法，但大多只是部分借鉴，几乎没有全学的。中国之声的大部分节目是由强大采编队伍支撑的，甚至可以说，中国之声的大部分节目采用的是编辑中心制。珠江模式采用的是主持人中心制，而且绝大部分节目是主持人唯一制，即整个节目由一个主持人全面负责。
现在广播节目质量不高、高端受众流失，与学界和业界对珠江模式的评判有关。学界和业界对珠江模式的评判有神化的倾向，不能客观地看待珠江模式。理论界和业界从办台理念到节目形态对珠江模式进行全面肯定。客观地看，珠江模式对广播界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办台理念的变化，由俯视受众到平视受众，以至于仰视受众；另一个是确立了低成本办台的经营模式。要客观评价珠江模式，首先应该承认它是在低成本经营模式下运作的节目形态，带有无奈的因素，而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珠江模式是广播真正按广播特点进行运作的产物。珠江模式是对中国传统广播模式的颠覆，传统节目制作一般需要三个人，编辑、播音员、录音师，珠江模式除新闻节目外只需一人，即主持人。传统节目录播时间比大约是2∶1，即播出一分钟的节目，录制时间要用两分钟，录制中觉得不理想的地方就重录，而且还要进行后期制作。珠江模式采用的是直播形式，一分钟节目工作时间就是一分钟。
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珠江模式的节目形态比起传统节目，播出成本大幅度降低。在广播被边缘化的时候，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是维持广播生存的重要方法。但是在低成本的情况下，珠江模式是否胜过传统模式？珠江模式采用了主持人直播，直播的好处是信息传播时效性强，而且能与受众互动。然而，在广播节目中，绝大部分信息的时效性并没有高到需要直播来传播，绝大部分节目不需要与受众互动。录播能对节目进行修改，直播是没办法修改的，直播和录播节目形态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笔者不是强调广播节目一定要录播，而是认为从节目质量角度用直播来否定录播是不明智的。珠江模式开通了热线电话，让受众参与节目。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让大众传播媒体成为人际传播工具，诚然如果能做到以人际传播为面、以大众传播为底那就好了。遗憾的是大部分广播人没有做到，广播热线变成满足参与者需求而忽略真正的服务对象——大众的工具，更致命的是这些参与欲望强的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珠江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形态——设置大板块。上世纪90年代初，珠江模式刚普及的时候，广播动辄设置一、二个小时的板块。一个集编播为一身的主持人每天要主持一两个小时的节目确实是勉为其难，要做出精品是不可能的。后来可能是发现此问题，现在的板块大多为几十分钟。为了填满几十分钟到一小时的节目，主持人便把板块的外延设置得大一点，这样就出现了板块之间同质化严重的现象，有时上下两个板块名称不一样，但播出的内容却是相似的。
从上世纪80年末开始，中国播音界开始由播音员为主导变为以主持人为主导。在珠江模式中，主持人的作用被推到了顶峰。从此在全国大部分的广播节目中，主持人成了唯一的工作人员，这也为广播的第二次危机埋下了伏笔。
每天独立地编播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的节目，是有很大压力的。它要求主持人除了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要有相应节目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即使主持人真的具备这些能力和知识还要有时间进行节目准备，这就使得主持人必须整天处于紧张的备稿状态中。如果主持人不具备以上能力和知识，而且没有每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那就不可能做出高质量节目。由于常人个体的能力和时间是很难满足以上能力和时间要求的，于是出现了全国大部分广播节目层次不高，节目内容稀释严重的现象。
教育对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培养和广播对主持人的要求是脱节的。在大学里，播音与主持属艺术学科，招生时主要看考生的音色、普通话的音准和外貌，对文化的要求大大低于普通考生。而在广播中，主持人不但是内容的表达者，还是内容的生产者，教育只满足了前一个要求，难以满足后一个要求。尽管也有一些不是学习播音和主持而是学其他专业的人从事主持工作，但由于播音与主持人普通话必须达到一级以上的要求，进入的门槛较高，这方面的人就较少了。珠江模式普及之后就有人指出广播节目有幼稚化的倾向，也就是因为主持人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和知识低于一般受众。不幸的是，郭正卿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广播节目的幼稚化倾向》发表后，在神化珠江模式的氛围中，这篇文章不但没有引起广播界的警觉，业界和学界反而群起而否定了文章的观点。但现实是殘酷的，不久广播受众开始下降了，这充分证明文章观点的正确，只是后来汽车普及后，广播收听率才有所提高。当时，广播人没有意识到珠江模式产生后，受众稍有回升的两个因素：受众的新鲜感和股民对股市信息的需求。诚然珠江模式产生后，收听率稍微回升与珠江模式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有关系，但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新鲜感消失和股票信息接收途径的转移，一些受众理所当然会选择离开广播。
可以说，珠江模式采用的主持人唯一制，在把主持人的作用推到极致的同时，也把主持人的弱项放大了。当受众感到主持人做的节目思想和知识水平低于自己，而且内容稀疏，是不愿听广播的，这也是造成中国广播第二次危机的原因。
应对策略
在受众获取信息途径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广播如果操作不慎将消解自我；广播节目如果内容稀释过度，只有主持人在那儿耍嘴皮子，受众是不可能长时间接受广播媒体的；广播节目如果思想和知识水平低于一般受众，广播将被受众抛弃。如果广播能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势进行运作，不但不会衰弱，反而有可能增加受众。
一、改主持人唯一制为编辑中心制，大幅度减少主持人数量。前面笔者已经分析了主持人的构成及工作流程，从知识结构和工作量看，主持人唯一制是不可能办出高质量的广播节目的，应该改主持人唯一制为编辑中心制。不能以主持人天马行空式调侃为节目的主要形式，应该内容为王，如音乐节目基本放音乐，主持人不要过多地议论，因为受众是来听音乐的，而且主持人的评论水平不见得高于受众。上世纪90年代，福州文艺台试播时，没有主持人，只是一首一首的放歌曲，没想到当时的收听率在福州地区却胜过其他广播电台。播报信息就扎扎实实地播信息，主持人不要过多地发挥，以增加信息量，又可避免主持人弱项被放大。总之，要让节目内容说话，让主持人少说话，这是广播电台扬长避短的做法。
二、不要提与新媒体融合，而是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加节目套数、扩大广播覆盖面。让广播与新媒体融合便是消解了广播。这里的新媒体平台不只是指网络平台，还有现在已经在部分地区开播的数字声音广播，以及在我国早已试播成功但从未正式开播的数字调幅广播、数字短波广播。现在一些商业音频客户端，如龙卷风等，主要是把全国各广播电台音频集成在一起，它们的受众使用量大大高于具有视频又在文字稿和图片上下很大工夫的广播电台的网站。这些商业客户端便是借助网络来传播广播节目，而广播电台的网站是力求把广播融入网络中。
三、采用类型台模式，大幅度提高节目套数。有的广播公司的节目达到了几十到上百套节目，如美国电台每个频率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到五人，因为他们的电台很多是类型台。北京电台成功地开办了几个类型台，如古典音乐频率，以小时为单位设置节目，播音员只在节目开头播报一下节目内容，接下来整个节目都是音乐；又如长书广播，半小时为一单元，播音员也只是半小时播报告一下即将播出的内容，接下来就播讲小说。
可频繁地选择传播内容是网络平台的重要特点，符合媒体分众化的趋势，这也是信息接受者主体意识的体现。广播的伴随性弱化了传播的选择性，似乎广播受众的主体意识比较难体现出来。这是广播人认为广播应该融入新媒体的重要原因。其实在广播中，受众对内容是可以选择的，分众化以及受众主体意识同样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频率的选择实现的。频率越多，分众越细，受众的选择性越强。美国有的广播公司就拥有上百个广播频率。
广播要想可持续发展，广播人就要有危机感，要清醒地认识广播在媒体群中的特征及位置，不可被已有的思维惯性左右。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
栏目责编：邵满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