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小人物书写大历史
王鹤彤 王雁宁
【摘 要】通过细读新近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的电影文本，从叙事风格、人物形象、细节铺陈的角度，发掘出影片通过小人物书写大历史的艺术特色，使影片成功拉近了普通观众与祖国重大历史成就间的距离，实现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成功的“主旋律”影片的艺术使命。
【关键词】《我和我的祖国》;主旋律;叙事结构;人物形象;细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6-0059-03
电影自诞生以来便担负起记录历史史实、承载文化“软实力”的重任，而“主旋律”电影通过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起弘扬国家形象、树立文化自信、塑造伟大“中国梦”思想的重要功能，“主旋律”电影是最能凸显这一功能的电影类型。“‘主旋律电影是一定时期内，在党和国家的统领下，深刻蕴含着国家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电影类型。”[1]“‘主旋律电影要通过审美想象，采用先进的叙事手段、塑造典型化的形象，表达国家政治精神和政治立场、宣扬主流价值观念，将宏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象，变为微观、可感的艺术形象。”[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历史上从未缺少过“主旋律”电影的身影。从政治说教意味浓重的革命题材电影（如《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到刻画为国鞠躬尽瘁的历史伟人、时代楷模（如《周恩来》《焦裕禄》《钱学森》），再到屡获票房佳绩、打造出中国式“超级英雄”的商业动作大片（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从“神坛”走向“人间”，从“神话”走向“现实”的过程，愈发注重挖掘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用普通人的人生观照祖国发展的历程，书写贴近人心的中国好故事。而兼获商业票房和艺术口碑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便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一、各具特色的叙事风格
《我和我的祖国》是为庆祝建国70周年，于今年国庆期间上映的一部“主旋律”电影。影片由7个独立的故事平行串联起来，分别由7名风格各异的导演执导。这7個故事中的主人公均为普通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祖国的重要历史节点息息相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贡献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这7个故事分别是《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它们分别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香港回归、北京举办奥运会、神舟飞船着陆成功、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历史大事。这些故事分属不同叙事类型，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叙事线索平行交织在一起，共同见证了大时代的变迁，能够充分调动起观众对于影片的兴趣，使观众在丰富的类型、风格中各取所需。
《前夜》是叙事情节铺陈最为完整的故事。在开国大典前夜，工程师林治远为保证大典上电动升旗装置能顺利运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这些技术难关成为影片叙事的矛盾点，主人公通过陆续解决矛盾冲突，完成了对于叙事悬念与危机的营造，使观众时刻处于担心紧张的状态中，直到故事结束才松了一口气。《相遇》是整部影片中最为动人的一个故事。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人员高远为保证核试验的顺利实施，不惜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挽救了重要的仪器设备。故事没有描写高远缠绵病榻的痛苦经历，而是在公交车上安排了一场他与分离多年的恋人相遇的情节，从恋人的潺潺细语中展现出高远放弃爱情、献身祖国国防事业的崇高精神。
《夺冠》和《北京你好》充满着市井的烟火气息，无论是为了弄堂里的街坊四邻能够顺利收看奥运会女排比赛不得不一直扶着电视天线的上海少年，还是将珍贵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孤儿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小人物在利益与大义中的“艰难”选择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尤其是《北京你好》，延续了导演宁浩擅长表现市井小人物和营造黑色幽默的艺术风格，塑造了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出租车司机形象，使故事充满了幽默感。《回归》以时间为叙事线索，通过中英谈判外交官、升旗手、香港女警、修表师傅的“分秒必争”，使中方得以在1997年7月1日零时于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准时升起中国国旗，向世界宣示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重要时刻。然而略有不足的是，影片在短短的二十余分钟内同时展现了四个主要人物，使得个案人物刻画不够丰满立体，叙事结构有些松散。
《白昼流星》和《护航》两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离现在最近。《护航》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为背景，展现中国空军女飞行员的飒爽英姿和她们肩负重任背后的默默坚守与无悔付出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女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闪回了她儿时渴望飞翔天际的点点滴滴，使观众更易于走入人物的内心。《白昼流星》中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的现场使两位少年迷途知返。电影通过草原上“白昼流星”的传说与神舟飞船着陆的场面结合，完成了对两个走入“邪路”的少年的救赎。然而，导演对于草原传说与历史时刻的“嫁接”稍显生硬，两个少年能够随随便便接触到宇航员的细节经不起推敲，使影片在逻辑上有可以反思的余地。
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个好的故事需要有生动丰满的人物支撑起来，一个好的影片也需要充分展现不同人物的真实心理状态。《我和我的祖国》中均是个性鲜明、性格饱满的立体人物，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是其性格和阶层身份的真实阐发，在现实的艰难选择中塑造出平凡人对于大历史的细密建构。
《前夜》中设置了一个畏高却偏偏要爬高的工程师形象。当他为了大典的顺利进行，战胜了内心的恐惧，爬上22米高的旗杆，排除了自动升旗装置的故障，那一刻，导演管虎运用了一个俯拍的全景镜头，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主人公扶着旗杆俯瞰大地的恐惧，在观影过程中一直捏了一把汗，此举更能凸显主人公为祖国使命竭尽全力的心情。
《相遇》中病危的高远在恋人的苦苦“逼问”中，竭力压制着内心的渴望，不敢回应恋人的话语，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公之于众时才通过眼神表露心声。拥挤的道路上，高远与恋人被兴高采烈的人群阻隔着无法靠近，只能远远互望，以目示意，这一情节也预示着高远与恋人注定无法相守的悲惨结局。
《夺冠》中渴望着与心仪的女同学告别的少年，却肩负着把住电视天线，保证街坊邻居顺利观看奥运会女排比赛的使命，最终与女同学擦肩而过。当羞涩的少年在现实的抉择中选择守护天线时，他无意中披在背上的红色床单，成为中国式超人的形象隐喻。多年后，当长大的少年在演播厅中再次见到当年的女孩时，演播厅里正播放着女排再次在奥运会上夺冠，喜訊跨越时空，既串联起旧友重逢的喜悦，又巧妙地将小人物融入到时代的历史建构中。
在《北京你好》中，葛优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是全片最具幽默感的人物，他充满市井气息和胡同文化的油嘴滑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幸运地抽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时，第一个反应是拿着门票到处炫耀。他发现四川少年偷偷把他的票“买走”时，他与少年在胡同里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追逐，还被人当作小偷抓起来。当他得知少年是汶川孤儿，想看奥运会开幕式是为了亲眼看看在地震中丧生的父亲曾经修建的栏杆时，“心痛”地将门票割爱给了可怜的少年，仍然不忘调侃，对少年说票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送给他的，一个充满着市井烟火气息的小人物跃然银幕之上。
《白昼流星》中两个衣衫褴褛、浑身邋遢的少年形象，充分展现出两人叛逆不羁、不明是非的性格与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境遇。他们在扶贫干部老李的保护和见证历史的感召下，终究回归了善良的本心，实现了自我使命的跨越。然而，受到感召的少年最终决定留守故土努力生活的情节设定，还是不免落入了少数民族群众为坚守民族传统，应当回归故土的刻板叙事模式中。
《护航》塑造了一个大大咧咧、性格倔强、坚强勇敢的女飞行员形象，凸显了中国女飞行员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她完成了为战友保驾护航的重大使命，其飒爽的英姿，也为全片的终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三、感人至深的细节铺陈
辨别一个电影剧本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看其在叙事细节铺陈上的合理性与细腻程度。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祖国》是成功的。《前夜》中，工程师在试验自动升旗装置的运行时，发现了装置存在的一个致命故障，就是阻隔球容易因生锈掉下来。他急需要用镍和铬金属重造阻隔球，却苦于时间所限无法找到这两种稀有的金属。他的助手急中生智，在深夜用喇叭急呼群众请求帮助，却迟迟没有动静。在一片揪心的宁静中，众人本已经放弃了希望，不料四周的群众蜂拥而至，拿着家里各种金属物品，甚至连金丝边眼镜和小孩的长命锁都拿来了，争抢着贡献升旗装置所需的金属。最后，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拿出实验室中仅存的一块铬金属解决了困难。当群潮拥挤着涌入狭小的四合院中，当纷至沓来的群众死死堵住了小院的门时，许多观众都流泪了。因为，新中国成立了，这份激动之情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份力量是动人的。
《相遇》中高远与恋人在公交车上偶遇，高远不敢与恋人相认，只是沉默地用眼神展露他涌动的内心，而两人的恋爱经历则通过恋人的喃喃自语向观众传达着。这时，导演有意将两人安排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随着剧情的深入，作为背景的后车窗上开始出现奔跑的人群和随风飘舞的红旗。这个精妙的细节设置与场面调度方式，为真相的揭示与高潮的呈现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夺冠》中，导演徐峥对于少年在守护电视天线和送别心仪女孩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是通过少年不断上楼爬上天台和下楼追寻女孩的行动呈现出来的。楼上天台与楼下弄堂的空间区隔，不仅增强了戏剧悬念的营造，加强了戏剧节奏，更通过影像的视觉表达增加了少年与心爱之人分离的不舍情绪，形成了感人至深的经典段落。
《北京你好》中，导演宁浩设置了一个笑点，那就是当张北京站在大屏幕前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记者采访到了那个汶川少年，少年说他的开幕式门票是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送的，这个司机戴着帽子穿着红鞋。这时，镜头有意识地给张北京的鞋一个特写，发现他换了一双黑鞋，这个情节让张北京丧失了在同事们面前吹嘘的机会。看到这里，观众们忍不住会心一笑。这一细节不仅丰满了张北京好大喜空的心理特征，也彰显了导演宁浩对于黑色幽默的把控能力。
四、结语
《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一经上映便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影片吸取了“主旋律”影片逐步走向平凡化、个体化的成功经验，摒弃了以往“主旋律”影片惯有的宏大叙事策略，转而走入普通人的内心，通过刻画小人物渺小又巨大的努力，谱写出一曲时代的壮丽高歌。其中，7位导演对于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和细节铺陈的纯熟运用，使影片摆脱了“主旋律”影片“高高在上”的距离感，拉近了观众与祖国重大历史成就间的距离，使每一个小人物都能登上历史的巅峰，使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切身感受到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理想所贡献的力量，完成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成功的“主旋律”影片的艺术使命。
参考文献：
[1]连娜.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2]刘小芳.“国家形象”传播力构建研究——以新世纪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为中心[D].南昌大学，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