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联系
张哲
摘要：从西安事变爆发至今，已经过去整整80周年。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做法，直到现在都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有褒有贬。本文希望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分析，浅谈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抗战全局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学良；蒋介石；西安事变；南京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2-0012-02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16.12.004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做法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即使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也是莫衷一是。有些人认为，此举是张学良个人英雄主义和封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有一些人认为，西安事变已经解决，张学良这种行为实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的多此一举。还有一些人认为，张学良此举得不偿失，“导致了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瓦解。”针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笔者认为，它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想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实现国共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曾让中国一度处于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的危险边缘。可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只是一个开始，一旦处理不好，哪怕行差踏错一步，中国的革命史都有可能要改写。为了使事變的结果与发动事变的初衷保持一致，张学良此举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实现国共合作以及全民族抗战的契机。笔者认为，很多人之所以对张学良此举的认识有失偏颇，与他们对这两个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张学良此举并不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采取的“多此一举”，而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所以，我们在对张学良此举进行评价的时候，不仅要把“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还要避免把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割裂开来。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为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必要环节，对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一、避免蒋介石回宁再生反复，见证承诺落实
首先，虽然蒋介石同意了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的六项条件，但是蒋介石拒绝在谈判结果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对蒋介石来说，虽然这种城下之盟并不容易接受，但是蒋介石的处理方式无异于是给自己返回南京之后再生反复提供了契机。“达成的协议，还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况且，蒋介石连协议都不曾签字，更别说将其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其次，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实质上就是在苦劝蒋介石“联共抗日”无果的情况下发动的“兵谏”。“兵谏”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逼宫”。不管是杨广逼宫“弑父杀兄”，还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尊李渊为太上皇，政变的对象不是被取而代之，就是成为受制于人的傀儡。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被政变一方如果能再重获自由和权力，绝不会轻易放过政变发动者。但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后决定放蒋介石返回南京。诚如上面所说，蒋介石作为“被政变一方”一旦被释放回南京，我们根本无法保证其口头答应的承诺是否会履行，也无法预知其是否会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势力和参与势力进行疯狂报复。“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张学良决定，“亲自送他回去，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就不致反悔。”
二、帮助蒋介石重建领袖权威，领导全国抗战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至此，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30年6月21日，年仅31岁的张学良就被时任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封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员，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军事强人。同时，张学良也不负蒋介石所望。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大举入关之后，整个战局发生逆转。原本处于劣势且险些被阎锡山和冯玉祥给活捉的蒋介石转而占了上风。蒋介石曾致函张学良，称“得友如兄，死无憾矣。”可以说，张学良在蒋介石“落魄”之时，如及时雨一般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不仅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真正实现了排除异己、一家独大的局面。然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却使他的威信遭受严重打击。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栽了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份量？”张学良在设计委员会上也曾说：“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条，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放！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叫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背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不是杀害领袖、抢班夺位。所以，“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给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张学良此举，就是要把蒋介石这尊被自己扳倒的“泥菩萨”再亲手扶起来，使得西安事变的结果和初衷能够一致，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
三、澄清国内外舆论，亲证自身清白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国际舆论波涛汹涌般涌向西安。张学良在一片谴责声中备受压力。
在国内，“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并没有出现张学良和杨虎城之前所预想的那样，都是支持的态度。与之相反，更多的则是一片谴责、谩骂之声。《大公报》刊文，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变”；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纷纷联名谴责、讨伐张学良，称张学良此举“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封闭消息、隐瞒真相，企图进逼西安。这时的张学良对来自于国内的误解与指责感到非常苦恼。他需要一个机会澄清事实，进而“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在国际上，虽然各国都有自己小算盘要打，但出乎意料的是，国际舆论竞与国内舆论如出一辙。美、英、苏等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行为。而这其中，最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却是苏联的态度。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苏联竭力拉拢蒋介石，以确保其在远东的利益。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这一行为“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与此同时，斯大林也认为，虽然蒋介石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却是中国唯一一个有能力可以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不仅如此，苏联还违背事实的将张学良与“亲日派”大汉奸汪精卫捆绑在一起。据张学良的秘书高崇民回忆：“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背负多年“不抵抗将军”之污名的张学良决没有桓温那样“不能流芳百世，亦必遗臭万年”的想法，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宋美玲曾对蒋介石说道：“他（张学良）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时曾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可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是张学良从大局出发，综合国际、国内各种因素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并非一时的意气用事，也非多此一举。虽然，张学良此举在当时为很多人不解，但事实证明，它作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必要环节，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