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路朝天》的“愚公移山”精神抒写
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之一，《大路朝天》糅合了众多新时代下砥砺奋进的价值内涵。从大国工匠的刻画，到历史传承的抒写，悉数容纳在这部时长120分钟的影片中，路桥工人这一群体所承载的时代价值，可提炼为“愚公移山”四字精神。在影片的呈现过程中，编剧、导演苗月注重纪实美学的力量，深入大桥工地现场，通过走访职工宿舍区的方式，了解三代路桥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整部影片在情节上也在极力贴近生活、描摹现实。知名女导演苗月将自身创作《十八洞村》的经验，延续到了这部《大路朝天》中，尽管经历了从深度脱贫攻坚战到行业群像的主题跳跃，她却坚持将实地拍摄、同期录音、生活还原等纪实手法一以贯之，让真情实感的流露充盈于电影全程。同时，《大路朝天》明确了电影与纪录片之间的界限，拨开建筑工地枯燥艰苦的表象迷雾，深度开掘其背后的审美特征与艺术价值。同时，片中不乏感人肺腑的细节呈现，以故事的口吻抒发了路桥人对乡土的眷恋依赖。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往往强调剧情主干，情节脉络分明而绝少枝叶，本片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大量碎片化的插叙及回忆式的倒叙，以旁逸斜出式的叙事，分别讲述了四个路桥家庭的苦乐沉浮。这充分说明了影片所具备的创新意识，率先采取商业片惯用的非定向逻辑，为我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增添了一分新意。
一、扎根巴蜀大地的氛围营造
电影《大路朝天》以雅康高速、雅西高速、成雅高速的修建历程为背景，全程在四川实景拍摄，巴山蜀水的奇伟险峻，为片中情节找到了现实依托。三代路桥人与梦想有关的故事，全部诞生于难于上青天的崎岖蜀道之间，当自然条件的困境与路桥精神狭路相逢，必将碰撞出无数的人文奇迹。影片全程都在着力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从跨江大桥建设现场，到不远处的职工宿舍，乃至父辈祖辈的回忆时空，其剧情与细节都没有脱离四川独特的地域环境。
电影对于地域特征的把握，首先体现在人物塑造上。片中的建筑工程队无疑是一支不屈不挠的铁血川军，他们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大量的方言对白令观众感受到了久违的真实。“老汉儿”一词贯穿了全片始终，这个对于父亲最淳朴的称呼，却满溢着深挚的亲情，“老汉儿修路架桥，是为了给家里人盖房子，挣钱供娃儿读书”，片中的台词大多都是这样的拙朴真诚，朴实无华的言辞却体现出父子之间的血脉传递。卢家三代与路桥为伴的故事，将“老汉儿”与“娃儿”间的新老传承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第二代路桥工人，卢兴旺在接班前曾对父亲说：“老汉儿是潜水工，娃儿也当潜水工，老汉儿是石头工，娃儿也当石头工。”血气方刚的少年还未能真正了解路桥人所承载的责任，也无法从仰望父亲的英雄情结中走出，直到父亲去世后，卢兴旺才真正明白父母一年只能见面12天的苦衷，才明白父亲所珍藏的立功证的意义。人到中年的卢兴旺每次钻凿，每次爆破，他都将立功证揣在胸口，“我知道，爆破的声音是我老汉儿在给我拍巴巴掌”。卢通达一家三代的故事，仅仅是万千路桥工人的缩影，他们承受着聚少离多的寂寞苦闷，只为对得起老汉儿的言传身教，传承属于路桥世家的精诚之心。电影中的其他方言运用也称得上妙趣横生，例如，大学生张弛初次踏入施工现场时，被老工人打趣为“青钩子娃儿”;又如老石工曾庆民将工人解读为“做活路”的人，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儿子的官僚思想。再加上巴登西绕等四川本土演员的加盟，《大路朝天》可谓是一部地道的川味电影。
除方言运用外，电影在视觉效果与镜头艺术上，也呈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巴蜀之地向来以险峻多山著称，片中镜头缓缓切过二郎山隧道，观众耳畔仿佛萦绕着一曲“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羊肠小道难行走”的军旅歌谣，险要的自然环境，为路桥工人的建筑工作平添了一种崇高的色彩。动静结合是《大路朝天》在视觉上给予观众的直观印象，在静态美学的营造上，片中随处可见对称构图的镜头，画面工整而充实，以路桥工人为点，以钢筋索道为线，以山川景致为面，共同构筑一幅三维一体的自然图景。镜头多采用鸟瞰的姿态，犹如飞鸟缓缓掠过天空，长久凝视着眼前这幅浑然天成的画卷。在慢速的推拉游移之间，远处的皑皑雪山，与近处钢筋、混泥土的森林相映成趣，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相依相逐，似乎在诉说着人类与自然亘古不变的共处关系。天府之国的钟灵毓秀，尽数浓缩在片中镜头的无心一瞥间，这片山水所带来的视觉观感不仅是雅致，还有云蒸霞蔚的壮阔，透过宛如云外之音的旁白，观众才知道一条条沟通川藏的天路，亦是出自路桥工人的妙笔之下。在动态美学的营造上，施工现场或是火星四溅，或是山峦崩摧，极具冲击力的场景引导着观众走近这项光荣与艰辛同在的工作。有着“黄鹤之飞尚不得过”之称的蜀道，从古至今都是沟通西南与中原大地的天险，片中多通过飓风呼啸、大雨滂沱的极端天气来突显深山之险，工人宿舍与山谷一同颤抖的场景，甚至让初来工地的张弛难以入睡。诸多对于大自然野性一面的呈现，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了路桥工人的不易，辗转数代的坚守奇志，与巴蜀的崇山峻岭一起，共同塑造了三代路桥人坚韧不拔的品格。
“工业题材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冰冷的，机械的，是新技术的炫酷，是各种力量的角逐，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而这部影片却是一部温暖的电影。”[1]《大路朝天》是一部从根本上区别于行业纪录片的作品，尽管采用了大量的纪实片段，导演却更加重视对平凡工作的艺术加工。它并非将枯燥乏味的工地生活直接搬上荧屏，而是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在影视化创作的理念重构中，赋予建筑工地以诗性的灵魂。这些精神层面的内容，往往独立于劳碌繁忙的生活之外，正是通過《大路朝天》的艺术化再创作，才得以实现情与景的水乳交融，让哺育巴蜀路桥人的土地成为电影情节的坚实载体。
二、立足红色旋律的叙事创新
《大路朝天》是导演苗月继《十八洞村》后的又一部主旋律力作，然而，它不同于《十八洞村》给人以田园诗般的宁静享受，《大路朝天》更倾向于一部热血激昂的行业发展史，在短短两小时的片长内，讲述跨越三代人、五十年的情感历程与命运变迁，这一切绝非易事。因此，主旋律影片通常所采用的单线叙事已无法满足情节需要，导演需要另辟蹊径，启用全新的叙事策略，以完成横跨数个家庭的剧情排布。本片在叙事上具有众多商业电影的共性，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拆分为多个年代碎片，再将其置于不同的时间轴上，以一位线索人物为起点，通过无数个故事片段串联起三代人的悲欢离合。这种旁逸斜出式的叙事方式，在国产主旋律电影中是极为少见的，它能够巧妙地截取人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在突出叙事重点的同时，也避免了情节的赘述与重叠。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电影《大路朝天》的叙事策略，从而分析其创新意义。
影片開篇，刚毕业的大学生张弛与企业代表唐真红在办事大厅偶遇，片中的两位主人公分别引领着不同的叙事线索。张弛签订工作合同，成为一名新时代的路桥工人，与此同时，“桥二代”出身的唐真红因匿名举报而被纪检部门调查。这两条叙事线的交错纵横，是电影的起点，一个关于理想与现实如何链接的命题即将浮出水面。
以唐真红为中心的主线情节，导演多采用交叉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交叉蒙太奇是将同一时间不同地域发生的两条或数条情节线迅速而频繁地交替剪接在一起，其中一条线索的发展往往影响另外的线索，各线索相互依存，最后汇合在一起。”[2]随着叙事蒙太奇的应用，特殊的剪辑规则将两组不连贯的镜头合二为一，片中的故事时间概念也开始随之变化，在完全主观化的时间流逝中，单一镜头的时长可以根据情节排布而定，人物与观众所共享的实则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异质空间。交叉蒙太奇为身处不同地点的人物提供了命运交汇的可能性，而环境差异所导致的矛盾的时间感，形成了各个段落间巧妙的层次感，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情节的叙事性与表现力。例如唐老伯与江妈跨越半个世纪的相依相伴，二人因修筑雅西公路而结识，分别居住在雅西高速两端的他们，因共同抚养唐真红而有了交集。本片仅用寥寥数笔呈现回忆时空中二人的相识，并选择了北京酥糖这一情感意象，“老一辈工人吃得苦太多了，所以才喜欢吃甜的”，在张弛与工友的慨叹中，观众仿佛回到了那个物质贫乏却精神丰富的年代。年轻时的唐老伯趁着夜幕，将一盒酥糖放在江卫生员门口，敲门后却因不好意思露面而匆匆溜走。而数十年后，江妈颤颤巍巍地骑着电三轮，独自踏上从雅安到西昌的寻子之路，一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怅恨油然而生，观众不由得为他们之间相爱而不能相守的悲剧叹惋。作为两人之间信物的北京酥糖，再次出现在建筑工地上，出现在老年江妈的淘宝购物单里。那份属于过去的质朴与真淳，引领着观众找寻失落已久的纯粹画面。《大路朝天》精准地抓住了路桥工人的群体特征，力求呈现洗净铅华后的情感表达。
以张弛为中心的主线情节，则以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展开叙述，“平行蒙太奇以不同时空发生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的并列表现和分头叙述而将其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之中”[3]。初来乍到的他，曾对未来的工作环境充满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甚至有过抱着小狗上班的念头，然而，在听闻了众多前辈的人生经历后，张弛从中收获了成长。电影以讲故事的形式，引出卢、曾、唐、陶四个路桥家庭的传承经历，在张弛与工友的一问一答中，回忆时空缓缓铺就在观众眼前，泛黄画面里，以手挑肩扛这种最为原始的方式筑路的先辈们，一一亲历着个体生命与建筑工程的离合悲欢。通过工友的回忆与口述，唐真红的形象随之变得立体，从工程队冲突，到现实中的不惧祸否，人物本身的行动与他人口中反复传颂的工人榜样相重叠，共同塑造了一个清正务实的领导形象。《大路朝天》的叙事模式好似一条迂回曲折的山路，导演擅于伏线千里，50万元是善款还是贿金？唐老伯与江妈能否团圆？诸多悬念吸引着观众不断追踪情节发展，九曲回肠的剧情更使得结局余味无穷，这是主旋律电影中难得的创新亮点。
三、愚公移山精神的主题提炼
2018年，我国“新主流电影”崛起势头正劲，《大路朝天》《红海行动》《春天的马拉松》等一批优秀作品继续着院线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达上的探索，社会、时代、大众的多重需求，使叙事创新成为新主流电影的题中之义，这类影片在生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它们所象征的文化符号、民族精神，亦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与海外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主流电影受到热捧，彰显了我国本土化电影工业美学的发展，一套程序化、产业化的主旋律影视实践模式正在成熟，影片文本与内容的结合更为紧密，以社会价值为核心的集群理念逐步生成。从精神内涵的角度而言，电影《大路朝天》所要表现的主旨可谓是亦深亦浅，逢山开路、遇水填桥本是工人们不断反复的工作流程，一个工程的竣工，便意味着他们又要即刻奔赴下一个目的地，这样的反复与轮回本是一个浅显的过程，却在跨世纪的时间沉淀中酝酿着馨香，成就了三代路桥工人所秉持的“百年路桥，道行天下”的职业信仰。用愚公移山的古老寓言，来概括这一现代群体的精神重量是极为恰当的，他们终其一生与险山深谷为伴，以修路架桥为业，其目的并不在于以渺小的人力撼动山川，而是强调行动背后那份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以超越生命纵深的时间，完成个人与群体历史的重塑。
影片所解读的“愚公移山”精神，同样具有双重含义，既代表着抱朴守拙的初心，也象征着薪火相传的行业接力。《大路朝天》中的众多角色都给人以大智若愚之感，工人群体的生活语言中没有太多华美的辞藻，却字字发人深省，片中的一位路桥前辈，将自己终身的事业归纳为“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凭双手挣钱”，可见，自力更生是第一代路桥人的初心所在，而坚守便是他们最为崇高的品质。电影也刻画了许多与愚公相对的“智叟”形象，他们苦于钻营、为了利益而煞费心机，例如，不顾一切想要当上干部，在工地上作威作福的曾馒头;为了个人恩怨而捏造受贿事件，陷害唐真红的黑娃等等。这部作品的客观真实正在于此，在守望初心的路途中总有人半途而废。《大路朝天》并没有刻意回避个别人的蝇营狗苟，反而以他们的形象反衬出了坚守者的不易。以唐真红为例，学成归来后的他，始终奋战在路桥建设一线，他深知每代路桥人义不容辞的使命所在，“爷爷辈修路是为了有便宜盐巴、便宜布匹，现在的人修路是为了给家里盖房子”，而唐真红的追求则远不止于此，他废寝忘食地在工地连续奋战20小时，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项工程，是为了“让历史记住”，而且深信着“等你累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历史就记住你了”。以短暂的个体生命，去追寻活着的终极意义，这种生有涯而知无涯的人生态度，是唐真红能够身居高处而严于律己的根本原因。
“链接”“轮换”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在片中反复出现，正如张弛所说，他来到建筑工地的目的是为了链接理想与现实。面对从小在现场摸爬滚打的路桥子弟，自卑的他一度认为自己是位闯入者;而当他克服了走猫道的恐惧、战胜了艰苦的条件，走完了自己路桥生涯中的第一个工程，张弛自豪地称自己为“桥N代”。身份认同的转换，象征着人物的心理链接已经完成，从这个角度而言，路桥亦是心桥。四十年来路桥行业的大道越走越宽，更多年轻人突破了心灵壁垒，加入到这项利在千秋后代的国家工程建设队伍中来。整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则聚焦于大桥的竣工仪式，张弛邂逅了一位同样投身于路桥行业的女大学生。导演在此时安排了一个极为戏剧化的巧合，这个翩然而至的女大学生，竟与年轻时的江卫生员有几分神似，而她恰好也叫江雪花。这一场景无疑象征着路桥行业的轮回，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路桥团队必将生生不息，而桥一代与青年大学生命运轨迹的穿梭、重合、交融，竟如同自然界的四季更迭般浑然天成，为影片画上完满的句点。
电影不仅客观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公路交通的变化，更凝聚着反腐倡廉、工匠精神、家风弘扬等时代任务。《大路朝天》立足于此，实现了国家倡导与影视艺术的链接，使得主旋律题材的创作不再千篇一律，而是融入了更多剧情类型片的灵动色彩。
结语
电影《大路朝天》深深扎根于川渝大地，将古人诗篇中云栈萦纡的崎岖蜀道，与今人所创造的飞渡天险的奇迹，置于共同的时代语境与群体记忆之下，描绘了一幅联结三代路桥人使命的壮丽长卷。在主旋律的旗帜下进行叙事模式与情节架构上的突破，是本片重要的创作理念之一，思潮涌动的电影商业市场，给予主旋律电影的是广阔视野与辩证思考。该片立足于弘扬时代精神，在对商业电影模式进行去粗取精的提炼后，实现有信仰、有情怀、有温度的镜头呈现，必将成为我国未来主旋律电影的主流方向。
参考文献：
[1]李春利.电影《大路朝天》：“路桥”与“心桥”的情感链接[N]. 中国艺术报，2018-12-14（006）.
[2][3]袁玉琴，谢柏梁.影视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51，149.
【作者简介】? 潘彦彩，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爱国教育视域下语文教科书‘国家形象的价值与超越”（编号：[2018]-JKGHYB-037）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