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媒介：欧美文学银幕转化的生成机制探微
李易霏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北美、西欧逐渐转型为消费社会，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属性得到了持续加强，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工业，开始寻求商业运作范式的深度变革，对市场和影片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细分，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美文学作品与电影创作的合流，使通过改编小说、剧本生成影像产品，成为西方社会拓展电影输出渠道、激活文化发展脉络的全新样式。而依托文学作品进行的电影创制，则可以视作是一种基于感性表达、进而转向理性言说的文本再创作，其在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思想等要素进行视听语言再现的基础上，通过与时代文化潮流、社会现实生活、大众发展诉求等完成耦合，建构起了兼容抽象与具象符码，书写情感结构、心灵图景乃至人类文明的多重象喻的美学形态，由此也负载了彰显精神文化、投射意识形态的媒介功能。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欧美文学作品的电影化呈现与传播，无疑也成为了西方世界播撒文学价值、彰显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载体。
一、基于互文的叙事建构
在文学作品电影化呈现的过程中，互文这一源自文学的修辞手法，为电影文本以视听语言的叙述形式，去还原小说、剧本、童话等文学作品的基本样态，提供了最为直观且最具效率的实现途径。基于互文衍生出的各类改编手法，进一步提升了西方电影工业输出影片、增强艺术表现力的效能，使其能够在保留文学作品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借助联结历史记忆、现实图景以及未来幻觉的文化想象，去打造多向延伸的书写空间，令电影文本自身从表象转化到具体叙事、再到超越式的价值言说，得以彰显出镜像映照、形塑与转喻、内爆和聚合等涵义丰富的美学能指。
表意，是电影作为视听媒介最为核心的功能之一，而由表意衍生的表象转化，则是影片与文学作品建立互文关系、进而实现融合的基础所在。以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视角看，电影通过对文学作品中以文字表意的人物、故事等符码，进行可视与可听的编码再现，生成与原作品表述相对应的视听意象，从而使原本抽象化的符号，转变为了具体表意的物象，建构具有镜像意味的叙述情境，由此也完成了多重性的表象转化，生成出一种相互衬托、彼此映照的叙事美学样态。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英两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工业，曾生产了大量改编自欧美文学名作的黑白、彩色影片，如《悲惨世界》（1935）、《茶花女》（1936）、《汤姆历险记》（1938）、《呼啸山庄》（1939）、《愤怒的葡萄》（1940）、《雾都孤儿》（1948）等。以上影片在还原原作叙述架构的基础上，大多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编，倾向于运用带有舞台剧色彩的镜头语言与场景调度，以聚焦个体生命经验、注重描摹心灵图景的书写手法，去完成情绪宣泄与思想绽放，使被扭曲、压抑、觉醒、反抗、歇斯底里、毁灭、重建等人文语义得以重新组合，重铸为脱胎于原作精神母体、同时又张扬无限跃迁理念的想象场域，以此来完成表象转化。而这种表象转化在与原作形成高度互文关系的同时，既释放出了颇具冲击、感染等感官体验的美学张力，又实现了对于历史想象、社会事实在“同一镜中”的平行表达。[1]
基于互文修辞衍生出的形式多样的改编手法，通过进一步扩大电影文本中的人物关系边界、故事书写空间，使源文本（即小说、剧本、童话、神话等文学体裁）与电影文本之间，借助影像语言去联结、还原乃至变革文字语言，建构既相互联结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独立的制衡关系。同时，借助镜头组合、布光调整、音效修饰重新定义视听美学，给予观众持续性的观赏快感，电影不仅满足了受众对文学作品“可见”“可听”的心理期待，而且也通过营造视觉奇观、显现更为多样化的文化外延，使自身能够从戏剧艺术之中独立剥离、自成一体，从而也以重现、再现、质变的编码和解码形式，实现了从一种抽象表意到另一种具体表意的转化，让在此过程之中不断孕育、催生、激化的想象和重塑，由内而外进行迸射，最终借由“内爆”释放完成了聚变、融合，使叙事所建立的官能情境，成为一种具备沉浸式美学体验的媒介。[2]如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的女性主义文学巨制《简爱》，自1934年首次被投射至银幕之上，至本世纪，累积生成的改编版本就多达近10个。这些版本尽管在呈现角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表征，然而其展开叙事的基本视点，则保持了整体趋近的一致性。从互文修辞的演变形态来看，《简爱》的影片序列大多都不再遵循原著相对单一的线性叙事原则，而是愈发显现出更为明晰、多样的非线性叙事表征，由此形成了丰富的变奏形式。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电影版本，普遍都倾向于采用复调叙事，力求将文字表述、文化想象与意象形塑进行“间离化”表达，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去体认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乃至欧洲女性的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能够从影片所建构的具有多种隐喻意象符号指涉的引导下，去体察男权意志在话语权力上所一贯占据的主导性、女性群体话语弱势的历史与事实，进而结合影片构筑的现代文化语境，以超越性的价值言说作为媒介，思索如何重构现有的性别结构、话语秩序，从而去负载一种理想主义式的社会想象愿景。于是，由互文修辞及其变奏而建构的美学样态，也令电影成为了映照与显影文学作品的“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心灵之镜。
二、抽象化的审美表达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學作品的电影化呈现，实质上即是一种对原文本中的符号集合进行变相表达、生成全新的信息媒介与美学形态的过程。而由文字意象转换为视听要素，电影借助象征、隐喻、镜像投射等修辞技法去丰富语言涵义，进而以单一运用、亦或聚合呈现等多样化的表达形式，最终固化为一种具备辨识度、差异化的风格。这同样可以视作是一种抽象化的媒介展开的过程。其中，围绕具体化、表象化的融合再现，通过与文学作品中的基本情境和艺术意境进行整合，电影文本得以衍生出基于原作表述母体、同时又能够容纳无限想象力的跨越边际的美学场域。而充盈这些空间的意象，则在富有跃迁张力的审美想象的推动下，以抽象化的演绎形式，在电影文本中去不断形塑与渗透着人物形象、故事书写，使其继续延伸建构想象场域的边际。而也正是由这种抽象化审美所释放的巨大亲和力，使电影文本幻化为了记录与重现社会记忆、全力书写生命经验、倾注和传递情感思想、构筑现实和未来想象图景的活着的“木乃伊”。[3]
在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电影工业的发展逻辑中，对文学作品所建构的时空纬度、人物关系、故事脉络进行抽象化的审美表达，重新解码和编码其中蕴含的指涉生命经验与思想脉络、构筑生活景观与社会图景、投射时代潮流变幻等的符号集合，从而以打造视觉奇观满足猎奇期待、建立言语对接和情感共鸣、强化受众观影的积极性与持续性，进而提高人文资源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转化效率，则成为其彰显巨大的商业利益诉求与文化变革话语权力的主流样式。而由此完成的文学精神、文化消费主义与电影工业的深度耦合，在形构与变革美学样态的同时，无疑又进一步拓宽了西方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发展视野、输出渠道，有助于增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引力、辐射力，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西方电影产业在全球化传播竞争中的主动优势的层级。
以歌舞剧情片《西区故事》（1961）为例。该片可以视作是对百老汇同名歌剧的电影化呈现，同时，其基于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关系设定、叙事框架而建构表意机制，则以一种仿造戏剧舞台空间格局、同时又虚化时空环境的抽象性的美学表达，去书写游离于美国纽约贫民窟这一特殊空间的个人史诗与爱情神话。与莎士比亚悲剧、百老汇歌剧原作相比，电影文本在保留悲剧内核的基础上，采用了诸如象征、隐喻、镜像映照等多种修辞，并通过单一呈现、并用、杂糅等组合手段，催生出颇具美学变换张力的演绎形式。这種有别于文学作品以文字表述为主、歌剧艺术围绕歌唱展开舞台活动的审美呈现，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无疑是一种颇具新颖性、吸引力的抽象化表达，能够给予观众审美层面上的全新的体认与经验。[4]因此，这就让这部脱胎于大型歌剧、又强调诗化叙事的影片，显现出兼容歌舞狂欢特色、现实苦难与宿命悲哀意味、高扬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美学特质。在此基础上，影片涌动出的活跃、炽烈的个人生命经验，伸展的富有张力的情感结构以及其所传达的明晰、有力的权力秩序诉求，则冲破了文学作品本体的语境限制，归于对现代都市文明语义下的价值指涉：自由主义、个体独立、身份认同与重建、阶层和解、创伤弥合以及社会结构想象。这无疑使电影文本能够突破文学作品本体的建构场域，而呈现出迭变不息的演进形态，令自身所具有的媒介功能得到更为集中、有效的发挥。
三、美学意蕴的人文所指聚变、媒介价值的显现
就文学作品本体与电影文本之间的转化关系而言，基于小说、剧本、童话、神话等文学体裁而生成的影片，成为了文字涵义、文学精神等偏重理性表达的意象集合，借助影像语言而幻化出的感性能值。而电影创制这种以抽象化表达为核心表意机制的文化实践，又必然与审美这种哲学理念的感性呈现紧密联结，并同时需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层级，去将影片文本中的美学能值，细分为以下的所指序列：现实主义的在场性、浪漫主义的切近性以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贯通性等。[5]于是，根植于以上序列结构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亦或未来）想象，开始通过诸如碰撞、对接、融合等多样复杂的动态演变途径，使电影能够渐进引导观众产生官能上的刺激性反应，如愉悦、愤怒、悲悯等，进而由浅层的审美体验催生出精神、思想等深层上的体认与认同，促使美学意蕴的深度融合、全面释放，由此完成自内至外的“内爆”聚变，也由媒介传播而延伸出了多重纬度的人文话语指涉。
依托海洋文明母体、理性主义传统，西方电影工业对于欧美文学作品的影像化呈现，既高举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展主义的精神旗帜，彰显族群文化的在地性，又通过形而下的洞察与体认，去构筑抽象表达的沉浸式情境，使移情、幻化、想象等交融一体，使由此生发、积聚的美学所指得以充分凝结。而基于抽象化表达的意象交融，电影使影像所构建的符号集合，不仅仅局限于对于可见的物质本体的象喻，更能由表象化与巨象化的耦合，借助构图变换、镜头组合、场景调度等电影语言，去转喻和文学作品中所言说的生命体验、生活体悟、社会事实、时代流向等能指，由此展开和建构蕴含繁复、多变的美学所指的复合式规训机制，最终促使由言语对接、情感共鸣，上升至主体意识询唤、主流价值认同的转化与完成。譬如将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电影化呈现，就可定义为一种吸纳与革新戏剧美学意蕴、实现美学所指向心聚合与再释放的抽象化表达。而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戏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69/1996）、《奥赛罗》（1986/2001）、《哈姆雷特》（1996/2003）等影片，就通过基于史诗情境书写个人神话，以戏剧独有的美学蕴涵浸染电影文本的光影，在全力舒展个体生命经验的浪漫张力的同时，又凸显对捍卫爱情圣洁原质、拷问人性多面属性、破坏与重建权力秩序等复杂体认的写实呈现，使观众的思维意识在一种巨大的、持续的美学冲力与推力的驱动下，跨越剧院、影院的空间藩篱，浮游于个体、群体、现实、未来等意象被不断分解与重组的想象场域之中，由此完成多次的心灵放逐与精神升华。[6]因此，文学作品的电影化呈现，不单单是由一种抽象表达到另一种抽象表达的形式转变，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媒介的意义与功能。
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中曾提出了“冷媒介”“热媒介”的概念，前者普遍具有信息负载量低、涵义指涉清晰度不足、有赖于受众通过想象来进行理解等表征。[7]文学作品依托文字艺术完成表意与信息传递，可以被视作冷媒介。而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文本，则通过在比照原作所描摹的意象、图景的基础上，以聚合艺术、智力、技术等要素的方式去营造视觉奇观，能够对接主流大众文化取向、同时又保有表达独特性的美学意涵，从而满足了现代受众日益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成为在场化、切近化、可触摸的“热媒介”。
因此，以美学所指的深层次的融合与嬗变作为催化剂，欧美文学作品的电影化呈现，这种既保留原文本基本架构，同时又言说、提供对现代社会危机与困境以想象性解决途径的抽象化表达，无疑提升了文学本体与电影文本的转化、耦合乃至最终聚变的速率，从而也使电影演变为了构筑文化景观、传播核心价值、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
参考文献：
[1]刘雅婷.三重审美向度在欧美经典影片翻拍中的发展与启示[ J ].电影评介，2018（15）：79.
[2]范志忠，张佳佳.冲突与融合：后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电影文本[ J ].当代电影，2017（02）：76.
[3]廖鸿飞，李洋.电影美学与地缘政治[ J ].电影艺术，2014（03）：53.
[4]张晓艳，孙婷.新媒体语境下电影观众的审美变迁[ J ].电影新作，2016（01）：32.
[5]熊晓虹.拟像审美反思与当代影视的内容生产[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12）：53.
[6]王志敏.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 J ].文艺研究，2005（01）：55.
[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