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贫富差距问题

    吴建登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本文以长乐市为例,通过调查分析长乐市贫富差距的现状,把本市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归纳为政策方面的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不公平的城乡保障制度。目前长乐市贫富差距加剧已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最后从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建议。

    关键词:贫富差距;分配制度改革;基尼系数;经济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0-0081-03

    改革开放30多年,长乐市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综合实力连续多年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和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行列。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却是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成为老百姓的热议话题。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政策,承认了各人之间收入存在差距,但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执行的仍然是平均主义,所以几乎所有人收入都大致一样,不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老百姓收入来源多元化,一部分人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以长乐市为例从本地贫富差距浅析分配制度改革。

    一、长乐市贫富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长乐市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侨乡,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长乐市GDP连续三年实现增长14%以上,增幅居福州市首位。2015年长乐市经济增速位居福州县区市第一位。

    统计数据表明近40年长乐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1978年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29元,而到2014年长乐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34 04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 005元。长乐市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存在国民经济和国民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在扩大的现象。从1978年至2015年经济数据得出结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于长乐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上世纪80年代末长乐市人民开始“走出去”,大批的低收入群体漂洋过海出国打工。到90年代,部分长乐人开始到外省投资纺织和钢铁企业,赚到的钱几乎都再投入到企业中。但是这批人收入提高后并没有带动本地人实现共同富裕,他们大都移居海外或者流入到发达的城市居住生活;当地耕作的农民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长乐市人口数据显示直至2014年长乐市流出人口低于流入人口。一部分人因为出国打工和办企业拥有大额财富,一部分人还是依靠原来生产资料谋生,穷者易穷,如此反复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截止到今年,长乐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高过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速。长乐市贫富差距还突出表现在地区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长乐市现共有12个镇、2个乡及4个街道,各个乡镇街道之间经济差异大,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金峰镇、航城街道人均收入与经济落后的猴屿乡、罗联乡人均收入之间差距尤为明显。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程度通用的分析指标。国际公认,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的状态是合理的,超过0.5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中,社会危机重重。 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 0.5达到了0.61,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的县市区长乐市,家庭基尼系数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常可以看到长乐婚丧嫁娶的豪华场面的报道。长乐不良婚丧嫁娶的传统习俗,一方面导致铺张浪费,另一方面给低收入老百姓增加经济压力,间接拉大了贫富差距。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中,当国民收入中利润所占的比重越大时,国民收入中工资的比例就会越小,这直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严重现象。世界银行2009年报告显示, 美国 60%的财富被5%人掌握了,而中国41%的财富是1%人所掌握。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日本长期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3以下;欧洲发达国家近几年“基尼”系数有扩大现象,但是也长期控制在0.3左右,但中国自2004年开始“基尼”系数就超过0.4,长乐市是同样情况。

    二、长乐市存在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一)政策因素

    首先是经济政策方面:主要表现在财政和税收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倾向。改革开发30多年,相比1978年,中国CPI上涨;尤其经济政策的倾斜导致执行就业、资金投入引起物质资料的价格只升无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学上的“二八”理论在中国却成为“一九”现象,即中国一成的人口掌握了全国九成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城市。近年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税收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但是效果甚微。

    除此经济政策方面的因素外,特别是近20年政府在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其它福利做出了尝试,但是这些改革都具有政策倾向性。政府对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的支出历来高于对农村的投入。“看病难,上学难”的全国窘境,在农村表现的更加突出。在社会保险方面也做得不好,农民担忧生活,赚到钱大都存进银行而不是投资。

    在财政政策方面:长乐市财政政策长期以来都倾向城市化建设,忽视对农村的支持与投入。虽然近几年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农村建设,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有,但总量依然不足。在当前经济情况下,农业更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农业在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中所处的弱势需要通过国家增加对农业财政投入来弥补。长乐市政府多年来农业投资不足造成现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之间差距巨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公共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从当前情况看农村交通道路、电力、通讯、信息公共服务等仍明显落后于城镇的发展水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公共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情况,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和农业的发展滞后,另一方面同时也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贫富差距。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

    长乐市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呈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二元结构。GDP的高速增长导致其构成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现象,消费低下,投入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类。政府在政策上倾向城市,把力量主要放在城市与城市居民,对农业则定位于服务城市的发展。长此以往,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的发展自然要落后于工业,城市于城市居民三者的发展。二元结构体制对我市贫富差距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导致农村剩余动力向城市转移,支持城市化发展,农村的耕地荒废,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另一方面是体制导致贫富差距,如户籍体制、教育投入等,导致城乡分割等制约了农民自身素质的发展。

    (三)户籍限制因素

    中国当代户籍管理制度历史悠久,大约始于南北朝而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作用是为政府分配土地、摊派徭役和征收税赋提供参考依据。户籍的限制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1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明确提出禁止农业户籍人口自由流动的权力。根据政策规定,老百姓想要申请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非农户口,只有少数几种情况才可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乐市大量农村人口利用各种方式出国务工,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潮”,90年代初开始大量人员到外地办企业。他们没有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编制,没有社会养老保障。城乡户籍制度的建立是造成城乡分割的局面的首要原因,且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各项惠民政策的惠及,同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不公平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因素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直接造就了二元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社会体制结构下,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到比农村居民多很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与农村居民享受的差距很大。国家和政府及全民单位负担城镇的一切公共设施建设所需要的经费,而农村的公共设施需要农民自己出钱,导致农村公共设施明显落后于城镇。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以享受到政府支持的失业、养老、医疗方面的福利与社保;而农村户口的农民,则必须自己花钱才能享受到这些福利和社保。据调查,长乐市城乡居民社会基础养老金每月是85元,而且城乡居民老人大都是企事业单位退休,每月都固定享有的退休金和医保;而农民只是每月领取养老补助100元,两者之间相差20几倍。不公平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村缺乏老百姓必要的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导致农村居民要储存更多钱用于预防性用途。不公平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贫富差距的局面。

    三、贫富差距导致的不利影响

    (一)长乐贫富差距现象表现之一: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常年来农民因为得不到与其耕地劳作贡献相应的报酬,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镇流动。目前长乐市农村耕地大面积闲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些情况极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甚至因为一部分农村居民眼红先富起来的居民,没有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财富,而是不惜通过违法行为来快速摆脱贫困,影响社会稳定,败坏了社会风气。

    (二)现存的贫富差距现象形成马太效应,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贫富差距的扩大,使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低、上升机会更少,低收入人群的潜力不仅得不到应有开发,甚至出现相对地萎缩。贫富差距导致收入低下的居民消费倾向紧缩,这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制约了全市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扩大内需,对经济全面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统计表明,GDP平均增加0.755%需要消费相应的平均增加1%。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不利于扩大内需,阻碍经济增长。

    四、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些建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面对贫富差距这个现实问题。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与缩小差异、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的既定目标。因此,在新的复杂形势下,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如何提出相应的分配政策,来避免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中,帮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从国家经济发展中获利,达到共同富裕,维持社会稳定,这是当前各级领导无法回避的民生考量。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这个严峻问题。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表现途径是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来缩小贫富差距成为我国目前迫在眉睫的大事。但是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还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在宏观或微观政策方面,没有根据经济发展的态势能够及时作相应的调整与监控,管理的监督不够,都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不公,加剧贫富差距。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单位中,高管和普通工作人员收入差别可以达到几十倍。问题关键是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情况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收入差异水平已经远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情况央企、事业单位都是如此。据调查,虽然事业单位同一职位的退休人员按国家规定退休金应该是大体相同的,可是不同单位的福利待遇却相差甚远。可谓,“油水”多的单位或者职位,以各种名目发放福利费,“油水少”的单位或者职位却几乎分文没有。

    借鉴贫富差距小的国家的先进经验:日本的“夕阳产业”的就业保险金政策和职业培训补助金,加强了低收入者的就业保障;加拿大《失业保险法》给失业人员发放补助和就业指导,帮助失业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同时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和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率提高同步。“十二五”期间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普遍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因此,我国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建议可以归纳为: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扶持力度、稳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强个人的收入调节。具体内容包括:将收入分配向低收入倾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人群,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来·森在《论经济不平度》一书中提到,“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应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国富还需民强,发展经济要还利于民和让利于民。以公平与正义为核心理念的人文精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动力。公平和正义在经济发展中不仅具有规范和推动作用,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收入分配不公平必然导致会一些人利欲冲动,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此举将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2015年福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长乐市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每月1170元到每月1350元,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12.4元到每小时14.3元,上升幅度达到15%,缩小贫富差距。分配制度改革是党和政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为解决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作出的努力,解决在现行分配体制中不合理、不完善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平稳发展,老百姓共享经济繁荣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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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