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化石:《出山记》的历史记忆与时代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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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山记》展现脱贫攻坚过程中一线群众的迟疑、犹豫、挣扎、彷徨,同时也刻画出奋斗在攻坚战役最前线的乡村干部不怕吃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导演焦波在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洪流下饱含的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出山记》首映式上称赞:“这是一面生动的扶贫‘镜子。”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评委会对《出山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出山记》为我们展示了遵义贫困大山里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时代画面,为我们讲述了贫困山民翻越脚下大山的曲折动人故事。”

    一、一面镜子:国家发展、社会转型期脱贫攻坚的“时间化石”

    《出山记》的诞生,一方面是导演焦波一直致力于以平民视角关注普通百姓,他的摄影集《俺爹俺娘》以及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饱含着对平民百姓的深切情感和时代变迁的感慨;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国家政策的驱动。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石朝乡位于遵义务川,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大漆村是石朝乡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高的村落之一。2016年,石朝乡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出山记》以此为背景,以脱贫攻坚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大通道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为主线,讲述了大漆村群众走出大山的故事。在党的建设、国家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这场脱贫攻坚战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笔,它宏大的时代意义也必将被世代子孙所铭记。焦波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赋予它的使命。他在采访中说:“一方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跨时代的伟大变革,因此我对此非常有创作欲望,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纪录片人,也有责任和义务把它记录下来。”[1]

    《出山记》诞生之前,自称“农夫导演”的焦波已经有一部记录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普通生活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珠玉在前。有趣的是,《出山记》和《乡村里的中国》有着十分相似的三条叙事线索。两部影片分别以三个典型人物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架构起整部影片的故事线,统一在影片的主题之中。《乡村里的中国》选取了农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三个主要人物的生活故事,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生活中的生活困境、精神困扰。杜深忠地道农民出身,但他看《新闻联播》,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班,会写文章,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热爱文艺,不满足于弹二胡,瞒着妻子“斥巨资”买琵琶。他说,人的精神也需要“吃饭”,因此总是与妻子拌嘴争吵。他对土地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土地哺育了他,恨是因为土地让他依然贫穷。张自恩是村支书,作为中国最基层治理生态的代表,他忙于带领全村人发家致富又要处理村里复杂的琐事和人际关系。但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村民对他的不信任甚至对他动手,他说:“这个村支书不干也罢,当支书我发不了财,不当支书也饿不死我。”即使如此,他仍然冰释前嫌,四处奔波为村民办事,想办法找投资改善村里的贫穷现状。大学生杜滨才品学兼优,是爸爸的骄傲。对父亲他有过斥责,但更深的是如他所唱的《父亲》: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对农村,他充满了眷恋也充满了迷茫。《乡村里的中国》选取了中国山东省某村的三个典型人物,以人物及生活小事入手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村生活的普遍境遇,达到了“一孔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

    《出山记》同样也以三位主人公的生活故事为主线,统一在扶贫攻坚工作这一主题之下。已经三十还未结婚的申周,希望通过国家的异地搬迁政策搬到务川居住,这样可以打工赚钱、娶媳妇,但父母执意留守大山;村支书申学军坚定奔走在国家扶贫战役一线,经常得不到群众理解,也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得罪自己的亲弟弟,还因为常不在家,落得妻子一身埋怨;村民申学科为给父亲看病,要两个人背着父亲走两小时的山路下山,他关心村里的路何时能修好,父亲的病何时能治好。《出山记》围绕着典型人物的具体生活轨迹,讲述了底层百姓在脱贫路上的挣扎、迷茫、忧愁与欢喜。《乡村里的中国》和《出山记》虽主题不同,但故事线索铺排清晰明确,典型人物生活细节的攫取生动鲜活、有血有肉、丰满详实,是导演焦波奉献给当代发展中的中国的一个珍贵的“农村化石”,一个农村转型、乡村振兴的“时代胶卷”,一个中国农村真实复杂的生活图景的“乡村博物馆”。

    值得指出的是,从记录转型期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一角度而言,焦波导演的《出山记》与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有着共同的“镌刻历史”的价值指征。《三峡好人》以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家的三峡建设为背景,记录了世代生活在三峡库区的人们迫于改革开放进程下国家权力运作和国家建设需要,上百万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故土,承担着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的巨大阵痛和代价。同样的,《出山记》以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异地搬迁等政策为背景,真实记录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普通百姓、群众的坚持和挣扎。脱贫固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远离故土,面对未知生活的恐惧,对生存能力的怀疑和忐忑也应该是扶贫工作中应该关注到的一面,是应该给予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支持。《出山记》以平视的视角,将目光投诸其中:申周希望异地搬迁,下山打工娶媳妇,而一辈子靠山吃山的父亲和母亲坚决不肯,因为他们怕无力谋生、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申周这一人物的故事线也围绕着与父母的矛盾展开,记录了国家扶贫脱贫进程与普通百姓的乡愁之间的博弈和挣扎。从这个角度而言,记录历史,关注国家发展过程中巨大变迁对底层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生存际遇的影响,导演贾樟柯和导演焦波都为飞速发展的中国投诸了一份温情的关怀和一个值得珍藏的“时间化石”。

    二、一份情怀:真实、平视展现对普通民众的悲悯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出山记》的诞生,是导演焦波率领摄制组扎根贵州大山深处进行长达300多天的现场拍摄,积累下400多个小时影像素材剪辑成片的。包括焦波的前两部作品《俺爹俺娘》和《乡村里的中国》,都是直接取材于现实和普通群众生活,因而原生态的乡村生活、质朴的百姓、毫无表演痕迹的群众、没有经过打磨的戏剧化剧本却因为真实、真情、真心极富感染力和打动人心的力量。可以说,焦波用最笨的办法种出了累累硕果。也就是说,真实性以时间为前提。如果没有长时间驻扎现场,就不会有鲜活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三里冢》系列纪录片,围绕农民反抗日本成田机场修建过程进行了全过程纪录,拍摄周期横跨11年,小川绅介坚持“尽可能呆在现场”,成就了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我们无法相信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纪录片人耗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持续关注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并将之原生态纪录下来。正如阎春来教授在《影像,抵近纪录精神的原乡》中所说,那是一種信仰的力量,纪录不是一个简单的手艺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无论是《乡村里的中国》还是《出山记》,导演焦波都坚持驻扎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克服恶劣的生存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等现实困难,并且多年如一日。因而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正如一个“时间化石”记录了中国乡村生活最复杂最朴实最真诚最草根的一面。导演焦波以一种直观的、真实的、不介入的第三方视角,呈现了一个客观的大山深处仡佬族村民脱贫攻坚的现场。

    同样是以扶贫脱贫为主题的影片,还有2017年由苗月执导,王学圻、陈瑾领衔主演的《十八洞村》。与《出山记》相比,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影片类型。《出山记》是典型的纪录片,它以真实事件为基础,以国家脱贫攻坚战为背景记录仡佬族山村走出贫困的故事。《十八洞村》则是一部以脱贫为主题的进行了艺术创作加工的剧情片,讲述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身、立行,打赢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故事。影片类型不同,自然创作手法不同。《出山记》坚持纪录片创作理念,没有剧本,没有导演人为安排痕迹,全程原生态拍摄和记录,摄像机承担“眼睛”的实录功能,最大程度还原扶贫脱贫经过,记录村支书申修军挨家挨户宣传国家脱贫政策,苦口婆心劝导群众进行移民搬迁的过程,记录村民由不支持、不理解、不接受到逐渐转变思想的心路变化。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说,纪录片人所要做的“只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2]。而电影《十八洞村》画面精美,由专业演员担任主角,剧本经过“三易其稿”,是一部精心打磨,有着完整故事线索、经过人为安排调度有着戏剧性矛盾冲突的故事片。

    但要指出的是,真实和纪录并不能代表戏剧性的丧失,这也正是《出山记》打动人心之处。首先,从故事层面来讲,三个典型人物构成了三条清晰的故事发展线。申周执意要异地搬迁到务川居住,与父母固守大山的想法如何调和,最终是否能达成一致?申修军作为一线干部,既要宣传国家扶贫政策又要与村民进行艰难的沟通,甚至有村民将他打伤住院,即便如此他还要面对亲弟弟和妻子的埋怨和不理解,那么他的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扶贫脱贫任务能否完成,家人是否能理解?申学科在修路计划暂停之后面临着买回羊群无法售卖的巨大经济损失,他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升级等等都成为荧屏前观众关注的进展。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为影片最大的戏剧点,增强了影片的故事性。

    除此之外,在强大的国家举措面前,部分村民显得只是“被迫接受拆迁”所引发的内心冲突——他们遭受的精神压力、对故土的眷恋不舍、对新生活未知的迷茫也都被敏锐的导演捕捉到了。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妇女坐在路边,愁眉不展郁郁寡欢愤愤不平,时不时看看身后挖掘机正在推倒的自家房屋。这一组景深镜头极富震撼力和戏剧性张力。人物面对房屋拆迁的不满和伤心“跃然屏上”。这不禁使人想起经典电影《公民凯恩》中决定小凯恩命运的一场戏。前景中凯恩母亲和賽切尔签署财产委托书,后景中窗户外的小凯恩还在一无所知地玩耍。景深镜头提供了丰富和多重的现实,使两个有关联的视觉元素同时呈现在一个画面中,以达到对比、暗示等作用,增强了戏剧效果和感染力。可见导演焦波优秀的镜头语言表达能力。

    由这组镜头荡开来讲,导演焦波的镜头始终是平视的。这种平视不仅仅是就镜头语言层面而言,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导演的创作理念和初衷,它充满了对社会基层百姓群众的尊重和关切。纵观全片,焦波没有使用旁白解说,没有任何背景音乐,全部使用白描手法真实记录扶贫攻坚过程,记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争吵,呈现群众面对社会变迁、巨大变革的畏惧、彷徨、挣扎。他的视角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对群众的俯视。相反,他捕捉到每个个体细微的表情和言行,以此反映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出山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乡党委书记与申修军到泉里组,与申学科等村民探讨搬迁还是修路的问题,双方情绪激动、争吵不堪。摄影机摄取了不同村民或不解、或愤怒、或迷茫的神态表情,即使没说话,但每个村民的“在场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也正是对争吵、争论、挣扎的真实呈现,直面矛盾,将普通百姓的内心诉求通过镜头表达出来,指明了所谓“脱贫攻坚”的“攻坚”意义所在。这是导演焦波从群众角度、人性角度出发带给人们的思考。

    从此意义出发,导演焦波是一位具有深切的乡土情怀、朴实的平民视角、真诚的社会良知的优秀创作者、思考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大事件,是我的职责。”“新时代的变化,国家的变化,人的变化,都是越发酵越醇香。能够记录这一过程,是我的荣幸。”[3]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了贾樟柯导演。贾樟柯也惯常将镜头对准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中的小人物,关注弱小群体在国家权力运作下的命运沉浮。他曾指出:“个人动荡的成长经验和整个国家的加速发展如此丝缠般地交织在一起,让我常有以一个时代为背景讲述个人的冲动。如果说电影是一种记忆方法,在我们的银幕上却几乎全是官方的书写。往往总有人忽略世俗生活,轻视日常经验,而在历史的向度上操作一种传奇。这两者都是我敬而远之的东西,我想讲述深埋在过往时间中的感受,那些寄挂着莫名冲动而又无处可去的个人经验。”[4]包括王小帅导演,《青红》《我11》《地久天长》等等,关注普通百姓在历史滚滚洪流之中的生存遭际和精神困境。《出山记》也是如此,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完整、充分、真实的记录,突破了国家层面的历史书写,真实呈现了大山深处百姓在现代文明面前该如何守候乡愁,如何面临全新的生活方式、融入新的城市文化等困扰、迷茫,充分体现出对基层人民的尊重和关注,突破了当下大众媒体中关于国家政策和建设成就宣传中的片面性问题。从此角度来看,三位导演具有某种创作理念的相似之处,他们内心充满着的朴素的平民情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形成了某种“不约而同”。

    三、一种价值:对社会变革、普通民众的历史意义

    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认为,电影是“人类历史的代言人”[5]。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影是一种直观、生动、丰富的“影像历史”。而强调客观真实的纪录片则更直接天然得具有书写历史的功能。在电影诞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等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上个世纪末,我国青年导演孙增田拍摄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等具有影视人类学内涵,受到影视界和影视人类学家的重视。《出山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背景,真实记录脱贫过程的纪录片,因而具有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发展变迁、变革的记录功能和历史书写价值意义。它记录的不单单是国家发展期的一段官方历史成就,更是属于普通百姓的社会个人记忆。随着时间的逝去,它必然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意义。

    《出山记》还歌颂着一个群体——以申修军为代表的广大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农村干部和群众。申修军这一基层干部,与以往国家主旋律电影中的干部不同。可以说,他本就是村里一员,只是承担了国家政策落实这一任务。没有架子,深谙民情,兢兢业业,甚至遭到村民的打骂但仍然全心全意为群众着想,不计前嫌,鞠躬尽瘁。于公,他对工作超负荷付出;于私,他得罪亲弟弟和家人,落得一身埋怨和不理解。他不仅是大漆村扶贫脱贫的干部代表,更是这个时代进程中中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他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推动国家政策真正落实落地的第一人。也许他的工作并不能起到决定历史的作用,但却扎扎实实推动矛盾解决、脱贫攻坚。“申修军们”不能对历史产生一锤定音的作用,历史的推动、社会的前行一定离不开“申修军们”。《出山记》记录下这些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作出巨大贡献却默默无闻的群体,这是对历史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更是对一个群体的终极关怀。

    《出山记》以白描手法原生态记录仡佬族走出大山脱贫的故事,但却具有感人肺腑、打动人心的力量,这正是因为真实的个体生命经验散发的真情魅力。由此我们从《出山记》的成功中得到某种启发: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国家建设,都要尊重个体生命,正视利益诉求和主观感受。只有充分关注个体情感的文艺作品才有广泛的感染力,才能凝聚多元一体的主流价值。

    参考文献:

    [1]林琳.一名“农夫导演”镜头下的乡愁和时代变迁[N].中国电影报,2018-5-16( 011):专版·综合.

    [2][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0.

    [3]梁黎.记录新时代的历史片段是我的荣幸——访纪录片《出山记》导演焦波[ J ].中国民族,2018(4).

    [4]贾樟柯.贾想 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00.

    [5][法]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M].彭殊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