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生态伦理观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摘要]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既需要政治、经济体制等“硬件”建设，亦需要伦理文化、思想道德等“软件”建设。针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理念方面存在的“天人之争”、“物必尽其用”、“以己度物”等错误生态理念，庄子“万物同源、物无贵贱”的生态价值平等观、“知足知止、无用之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以及“与天同乐、顺物自然”的生态情怀有利于构建更加平衡互利、谨慎灵活以及和谐美好的新时代生态理念。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念 新时代 庄子生态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G127?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20）01-0037-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0.01.0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实现这一“千年大计”不仅需要相关法律、政策等“硬件”建设，更需要伦理文化、思想道德等“软件”建设，从人的理念和心态出发，以促进相关“硬件”的发展，共同构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而道家庄子的生态伦理观蕴含的活性因素至今依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文化伦理支撑。
一、庄子生态伦理观内涵
道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影响深远，庄子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毕生致力于探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其哲学思想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并拥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生态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万物同源”、“物无贵贱”的生态价值平等观
1.万物同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句是《庄子·齐物论》的点题之句，意在向世人阐述天地万物与人是一种同源共生的关系。可以引申出人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宇宙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并不是独立存在于自然界的抽象事物，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资都源于自然，人类离不开自然万物，若将自身与天地万物隔开，只能自取灭亡。在庄子看来人间的“至德”与“至乐”之世便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马蹄》），即与同源共生的自然万物和睦相处，实现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亲密无间，反对用人力去破坏自然来实现人类的自身利益。
2.物无贵贱。庄子认为所谓的“贵贱”之分是人们因成心作祟区分出来的，“成心”，出自《齐物论》：“夫随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清代林云铭注释：“成心，谓人心之所至，边有成见在胸中，牢不可破，无知愚皆然。”[1]即偏见，成见，一种定势的先验观念、范畴，将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作无可辨驳的绝对客观普遍的真理，实际不过受着主观心理定势的支配，而不是带着“纯粹”的“无”即谦虚容纳的心理来认识事物。正是因为世人的“成心”所在，世间万物才会分崩离析，有了高低贵贱，分离出了“外物”。世人从自身成心出发，将自然万物排列出高低贵贱的等级，却不知“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天道》）自然界中的万物自生自灭，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这种价值与意义不因为人单方面的判断标准而被抹杀，并且人亦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与支配者， “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秋水》）面对广袤无垠的自然天地，人不过如同泰山脚下的小石头小木枝一般，因此面对自然，人应该自谦敬畏，树立起与自然为友，尊重自然的平等观念，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二）“知足知止”与“无用之用”的资源利用觀
1.“知足知止”。“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庄子认为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容易满足，乱人心智的是那些非人类生存所必要的需求。因而他在《盗跖》中提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的有关物欲的主张，即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最适度的状态便是“平”，其余的均为有害之物。而何为“平”呢？“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充符》）即一种极端静止，不多亦不少的状态，如同水静静地停留在容器里的状况，内部保持平静而外部也不震荡的平衡。引申到生态而言实为一种健康的生态平衡观，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除此之外庄子在《齐物论》也提出了“知止其所不知”的观点，即面对人类未知的一切，有时不必过度求索，强求得出最终的确切结果，适时停止求索，保留未知，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馈赠。正如中国山水画中所特有的技法一般——留白，只有适当的空白才能描绘出山水的形状，营造出幽远缥缈的意境，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亦是如此，以知止保持未知，而面对未知人方会谨慎，不肆意妄为让自身过度的欲望越过自然的承受底线，亦能让自然生态在人的常态索取下留下恢复与探索的空间。
2.“无用之用”。在《逍遥游》中庄子与惠子曾经因为大瓠与大樗争论过“有用无用”的问题，惠子认为大瓠与大樗大而无用，大瓠虽大却因为外壳太脆不能盛水，大樗虽大却因根上长满了疙瘩而无法打墨线，树枝弯曲而无法用尺子测量，不能作为有用之才。庄子以宋人的“不龟手之药”1反驳惠子不会“用大”，发出了“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的感慨，劝解惠子无须执着于事物单方面的“有用无用”，不以特定的规范标准来衡量事物或是人生的价值意义，并且“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间世》） “无用之用”非无用，而是有其独特的用处，只是人因成心作祟无法认识到。自然万物在人出现之前就存在于世上了，在没有人类干预前，它们按照自身的规律生存、变化，只是在人出现之后，无法被人利用，带来效益，于是便被打上“无用”的标签，但这种“无用”具有暂时性与片面性，应以长远的、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暂时“无用”的自然资源，去开发其真正的用处。
（三）“与天同乐”、“顺物自然”的美好生态情怀
1.与天同乐。天，这里指自然，庄子亲近自然，热爱山林之乐。文章之中经常出现鸟兽虫鱼，奇木名山等自然之物，例如鲦鱼、蟪蛄、蜉蝣，蝴蝶、栎社树、姑射山等，并匠心独运将其融入进文学意境之中，甚至将其设置为某些方面远超人类极限的存在，造就了许多经典的美丽物象，例如“庄周梦蝶”中的蝴蝶，“濠梁之辩”中的鲦鱼，《逍遥游》中的鲲鹏与大椿等。在他眼中，自然之物不是低于人的存在，是其领悟大道，探求生命本源的媒体，与之相亲可以获得难以言喻的快乐，在这样的情怀中，人可以放下世俗的束缚，轻松自如地释放自我;同时这些自然之物甚至可以转化为具有人格意味和充满情感的个体，可以是人生知己又或是寄寓了道德理想，例如寓言“栎社之言”中的栎社树与“庄周梦蝶”中蝴蝶，既可砥砺人们在道德上不断完善，又可舒络和抚慰人们在尘世受创的灵魂。庄子“与天同乐”的生态情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正如霍尔姆斯所言：“人们走向派生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还可能是迫于对他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恐惧，但他们走向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只能是处于对自然的热爱。”[2]
2.顺物自然。庄子眼中的万物皆有其灵性，似乎都是具备人格意义的存在，因而在与自然的亲密相处中庄子认为要尊重其他生物的特殊性，顺应自然万物的成毁规律。这种“顺物自然”的生态思想并不是要求人在对待自然或是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时毫无作为，人需要从自然界获得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庄子也并不否定人类的基本物欲，而是倡导在尊重万物的固有天性和内在规律的前提条件下顺势而为，在不伤害自然底线的条件下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如同庄子在《人间世》中所言：“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此段话是蘧伯玉教给颜阖的为师之道，也是庄子理想的处世之道。即若想与人友好相处，至少要在顺应对方性格的条件下，潜移默化，不可操之过急，以己度人。虽然其初衷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在对待自然万物时亦应如此，自然万物的成与毁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行以人类自身的意志去扭转生物的特性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二、新时期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天人对立”的生态价值理念依然存在
道家的“天”主要指自然，“天人对立”即人与自然的斗争，是将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然宇宙自身的运转对立起来的生态价值观。近现代人们意识到了环境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开始注重生态文明的建设。经过多年努力，诸多环境危机得以好转，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僵局，即人类即使已经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因自身的发展需要仍不断在向自然索取。根据有关学者研究，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在发达地区，生态文明的理念正进入自信和自觉阶段，而在欠发达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还不到位，在公开场合大讲特讲环境保护，背后则大力推行区域经济排名，认为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强调环境保护，将自然生态的保护与人类的生存利益对立起来。[3]可见即使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这种老旧的生态价值观依然存在。
（二）“物必尽其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难以扭转
“物必尽其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是人们在“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引导下，将自然当作私有财产，如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息壤一般，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物欲，而对自然界中某种价值巨大的“有用”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和无节制的开发和开采。这种资源利用观通常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对“有用”的自然资源无节制掠夺，造成某种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与自然生物的灭亡，例如需求量逐年上升的石油、天然气、铁、銅、铝等不可再生资源;二是利用相关的科技大肆人工培植或开采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污染、占用、破坏其他“无用”生态资源的生存空间，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形成难以恢复的生态危机，例如2010年发生的中石油大连海域污染事件，此次事件导致大连海域污染约430公里，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生物都产生了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的威胁和影响，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方能恢复如初。
（三）“以己度物”的生态情怀开始滋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物质文明，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现代人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的背后，付出的是快节奏生活带来的高度的精神压力与疲倦的身体状态，因而对山林之乐、自然之乐产生了向往，这是新时期人们生态意识的一种自觉觉醒，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开始更多地关心和关注自然。但这种生态意识觉醒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隐患，那便是“以己度物”的错误生态情怀滋生，以人自身的意识盲目地对自然进行改造与干扰，打破生态平衡，造成新的生态危机。产生这种情怀的初衷是美好的，但过程与后果对自然而言却不一定美好。例如近年来屡禁不止的由跨国宠物与违法放生造成的生物入侵事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已成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国家之一，入侵物种达到529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农牧业生产等构成巨大威胁。”[4]相比过去主要考虑生存与温饱的艰难时期，新时期人们生态伦理情怀的自觉觉醒在令人欣喜的同时也应防范其隐患，需要正确的生态理念来进行引导。
三、庄子生态伦理观对新时代生态理念的启示
（一）缓和“天人对立”的僵局，树立平衡互利的生态价值观
自然与人类的矛盾一直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与中心，将自身视为“天地之性最贵者”，而其余的自然万物都是人类的附庸，并未将其放置于与自身平等的地位上。二是人类从基本生存需要的角度出发，需要从自然界不断地获取资源以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甚者认为“自然界本身没有价值，只是作为一种生存资源，由人们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用来满足自身的欲望”[5]。
庄子“万物齐一”生态价值观中万物同源的观点向人们阐明了自然万物与人类的正确关系：人类与万物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的，两者共荣共生，共同构建了这个多样的世界。正如同庄子在“罔两与景”的故事中的论述一般：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其所以然？恶识其所以不然？”（《逍遥游》）“罔两”是影外微影，即影子的影子，“景”即影子，两者相互依存，都有“所待”，共同依附于“形体”。人类与万物的关系亦是如此，人类就如同“罔两”一般需要依附于“景”而生，“景”则如同除人以外的自然万物，两者的生存都离不开实体化的“形体”即自然整体而存在。而“物无贵贱”的思想则可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中以人为贵的偏见，《知北游》曾记载庄子与东郭子论道，庄子对其说“道”无所不在，可在蝼蚁，亦可在稊稗、瓦甓甚至是屎溺。看似荒谬，实则庄子是在用生动风趣的言语告诫世人，只要合乎“道”的事物，都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又如其在《秋水》中所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贵贱”之分只是在于人们看问题的立场与角度，事物若从自己的立场与价值标准去衡量周围的事物，就会产生“以物（万物本身）观之，自贵而相贱”的结果，除了自我价值或是对自己有利的事物价值外，看不到或是无法公平看待其他事物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而若跳出双方对立的迷局，以世俗的立场来看，事物的贵贱实则并不能由事物本身决定。因而“天人对立”这种单纯从自我成心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出高低贵贱等级的生态价值观，无疑是片面的。
针对新时代依然存在的“天人对立”的生态价值观，庄子“万物齐一”的生态价值观勘破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依存，共荣共生深层关系，在破除人类对自然万物偏见的同时，充分考虑了自然万物本身价值的存在，可以缓和长久以来人类与自然形成的僵局，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万物一视同仁的基本生态观，更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友好相处与互利发展，亦有益于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保护。
（二）扭转“物必尽其用”的执念，树立谨慎灵活的资源利用观
造成“物必尽其用”生态资源利用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类多余的私欲，人类从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出发对自然进行索取，这种常态性的基本需求一般不会超越自然的承受底线，但当下人类生产力远胜从前，对于物质的欲望亦然，疯狂推进的物质供应，导致的社会大消费，在物质的消费中追求快乐，已然成为当下众人的生活哲学，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索取。二是依然僵化落后的思想束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当从某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之后，容易陷入既得利益带来的思想樊笼，忽视其他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
针对人类多余的私欲，庄子主张节制欲望，提出“知足知止”的资源利用观。人类的衣食住行都来自自然界，为了生存人不得不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和利用，而知足可以让人们在满足自身基本物欲的同时，不陷入多余的物欲之中，彻底为物欲所掌控。“知足知止”实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用观，而庄子之所以坚持这种观念，是因为他认为“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人间世》）这句话原本是指不要随意改变使命，也不要强求事情成功，凡事过度了就容易败事，如今放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亦是如此，历史上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而消失的生物与文明不在少数，而知足方能有余，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延续与生态平衡的维持，亦可以避免因人类多余物欲造成的不良后果，适度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将开发自然资源与保护自然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人类天生便有着极强的求知欲与探索欲，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亦是如此。对未知的探索，其后果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对人类有利，也可能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危险。对此庄子主张人类应“知止其所不知”，这种观点是树立在“人生有涯”的基本思想上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生命载体的个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绝对的能力去认识和改变自然固有的一切，而人类亦没有必要去认识和改造一切，正如苏格兰作家乔治·麦克唐纳德所言“to keep to that which is known， and leave the rest”。[6]此话原本意在强调文学创作需要保留未知，以留下宝贵的想象空间，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其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人类承认并保留了对自然生态的未知，才会小心谨慎，不至于肆意妄动，为欲望所驱使，而为所欲为，给自然生态带来灾祸，同时亦能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给自然生态带来喘息恢复的空间。因此相较于“物必尽其用”的极端生态资源利用观，庄子“知足知止”的观点更加合理谨慎，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的长远发展。
对于人类从既得利益中陷入的有关自然资源利用的僵化思想束缚，庄子“无用之用”的辩证思想可以帮助人类突破“有用”的执着，打破“无用”到“有用”的壁垒。例如习近平生态思想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就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生态资源辩证转化思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便提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7]在中国过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展是首要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被放置到了次要的位置，甚至存在两者相互对立的思想，生态环境类似惠子眼中的“大瓠”与“大樗”，大而无用，无法给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用。但正如习近平“两山论”中所说的过去“无用”的“绿水青山”亦是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而转化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思路，庄子的思想可以激活人類关于“无用”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探索，放下固有的偏见，突破时空的局限性，以发展的眼光重新思考其他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树立更加和谐、灵活的生态资源利用观。
（三）走出“以己度物”的思想误区，树立和谐美好的生态情怀
“以己度物”的思想与新时代人们生态理念的自觉觉醒有关，自觉觉醒的生态理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极易陷入“以己度物”的误区，对自然生态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与人们的初衷南辕北辙。庄子的生态情怀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与天同乐”，二是“顺物自然”， 前者是最终目的，后者是前提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可以引导当下人们的生态理念，树立和谐美好的生态情怀。
庄子“与天同乐”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与自然感同身受，悲乐相通的生态审美情怀。在庄子看来，人类只要亲近自然，向自然学习，热爱自然，便可获得“天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成玄英疏：“俯同尘俗，且适人世之欢;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乐。”[8]即与人和谐相处，是人间尘世之欢;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自然之乐。自然之乐便是与天地万物融合的一种浑然天成的状态，是自然之道在人心中的延续。而“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天道》）能够体会天乐之人，可与万物一体而遨游天地，忘却自身的渺小与短暂，不受荣辱得失之祸。人类可以感受与自然的相处之乐，是因在庄子眼中，大自然是具有人格意义的存在，是与人类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同伴，可与人同喜同乐。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比起西方文化，中华民族更能理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悲痛情感，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游自在。大自然既可以作为人类情感的寄托，安抚人生失意、仕途坎坷的文人政客以及艰难困苦的普通百姓，又可给予人们精神与现实生活上的转换空间，即身心在“山林”与“庙堂”之间的转换。新时代人们对于生态观念的自觉觉醒，实则亦是对庄子“与天同乐”的生态审美情怀的延续。
但是这种情怀有必要的前提，即“顺物自然”，否则便会陷入“鲁侯养鸟”的困境，“鲁侯养鸟”出自《庄子·至乐》，讲的是鲁国的国君得到一只珍贵的海鸟，非常爱惜，便用“人间至礼”，即美好的音乐和精致的食物来豢养海鸟，然而不出三日，海鸟便死了。鲁侯用自身的方式去豢养海鸟的生态情怀，实为“以己度物”，却忽视了海鸟的天性，死亡的结局在这样的豢养方式下是必然的。因而在庄子的生态情怀中“顺物自然”是一切的前提，只有在尊重自然万物客观规律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真正达到“与天同乐”的目的，因为庄子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的生死与成长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常人所言的“天性”。所谓“天性”，庄子在“混沌之死”的寓言中有所解释1，此则寓言意在告诫世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天地万物，正如不能因为“人皆有七窍”这样的世俗理由来判定混沌浑然一体的固有状态不正常，更不能因为一人或普世的标准去扼杀天地众生的独特性，毁掉自然万物的多样性。所以人们若是想真正回归与保护自然，就应当尊重自然万物的天性，顺物自然，尤其对于新时代人们自觉觉醒的生态意识而言，庄子“顺物自然”的思想可以引导人们的生态意识往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陷入“以己度物”的误区，树立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态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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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编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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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顾 松
[作者简介]毛笛（1988— ），重庆秀山人，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庄子思想研究。
1“不龟手之药”， 出自《庄子·内篇·逍遥游》，宋国有善于制作防止皮肤冻裂的药的人，世世代代都用来在水中漂洗棉絮为业。外人听说之后，用百金买下其药方，用来说服吴王。后越国入侵吴国，吴王让他统帅军队，冬天和越军进行水战，吴国军队涂了他的药，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吴王因此赏赐了他一块封地。同样的药，因使用方式不同，有的人靠它得到封赏，而有的人却世世代代用来替人漂布。
1“混沌之死”出自《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寓言中倏、忽二帝为了报混沌的善待之德，出于好心想为混沌凿出世人皆有的七竅，以用来看、听、饮食和呼吸，然而七日后混沌却因此而死。为何？皆因混沌本身并不需要七窍，混沌本意就有纯朴自然之意，并不需要外界刻意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