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如何驱动？
闫钰琪
【摘? 要】知识共享作为对传统科层文化的挑战，通过共享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知识来实现总体知识资源的提升。但目前关于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的研究匮乏。“数字城管”是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典型代表。论文基于随州市“数字城管”项目，围绕项目建设过程中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访谈，使用NVivo 12进行访谈文本编码，建立了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模型，为下一步进行跨部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和优化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实践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Abstract】As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culture， knowledge sharing can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overall knowledge resources by sharing the knowledg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knowledge sharing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is scarce. "Digital urban management"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cross-sector knowledge sharing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digital urban management" project in Suizhou City，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interviews around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cross-sector knowledge shar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uses NVivo 12 coding the interview tex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sector knowledge sharing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next empirical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sector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ractical management of cross-sector knowledge sharing.
【关键词】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数字城管”
【Keywords】knowledge sharing; influencing factors; "digital urban management"
【中圖分类号】D630;C936?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编号】1673-1069（2021）04-0142-04
1 问题提出
知识被认为是创造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知识共享被公认为提高工作绩效、增强组织能力与创新性的重要社会资产[1]。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共享的成本和难度被大大降低，企业纷纷鼓励员工或用户通过知识共享来创造价值。但是现阶段公共部门知识共享的理念和实践研究依然匮乏。公共部门工作主要涉及知识型服务的转移，因此，这些组织需要有效地处理知识。尤其在一些试点项目中，其开发的知识，包括经验和专家见解，对于其他行动者具有战略意义。尽管政府方案设计通常旨在实现知识共享，但它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实现路径，也并不总是要求必须进行知识共享，使知识共享基本上成为一个黑匣子。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知识共享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交媒体中的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员工知识共享的创新绩效方面，无法为中国背景下公共部门知识共享的行为的驱动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对此，本文聚焦政府部门层面，尝试探索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本文通过对随州市“数字城管”项目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公共组织的跨部门知识共享。
2 相关文献回顾
2.1 知识共享的内涵
在知识的概念上，有学者将知识分为可以正式表达和书写的编纂知识与由经验、常识和技能组成的隐性知识。另一种区分方式是构成行业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基础的通用知识与具有竞争优势的特定知识。在此基础上，Dyer等将知识共享定义为帮助员工共同合作、促进知识交流、提高组织学习能力以及提高他们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的能力的活动。Wang等基于任务导向，认为知识共享是指提供任务信息和帮助他人、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发展思路或实施政策或程序的专业知识。也有学者从更广泛的定义认为知识共享是指两个或更多行为者之间交流知识的过程。综上，本研究将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定义为多个部门成员之间分享与任务有关的专业信息，促进其他成员交流和利用，旨在解决现实问题，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过程。
2.2 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公共部门的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的驱动因素展开了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别：
第一，组织因素。一些学者发现信任、同理心等组织文化、领导者能力，以及组织的等级结构等因素影响着个人在组织的知识共享行为。第二，个体自身的性格特征（如乐于帮助别人和享受），对个人的知识共享行为有积极影响。然而，个人的知识共享行为与人性有关。员工往往不愿意分享他们的知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失去工作或危及自身在组织中的地位。第三，知识本身的属性也影响着知识共享，如拥有广泛知识基础的组织更有可能合作分享知识，而拥有深厚知识的组织则不愿意分享。第四，技术因素层面上，组织之间的信息化不对称、对技术无法保护隐私的担忧等也降低了与同行机构共享知识的意愿。第五，法律法规因素。支持创造和共享知识的政策将帮助员工做出此类行为。第六，知识共享还与外部合作伙伴有关。公共组织的项目通常由具有不同部门和机构背景的联营集团执行，高昂的协调成本很可能超过合作共享的优势。
3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3.1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即以与访谈对象的对话、照片、录音、笔记等方式系统地收集资料，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以发现和解释具体的生活现象。本文借助NVivo 12.0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主题编码和层次编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形成关键概念和建构理论，挖掘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并确定关系模式。NVivo是澳大利亚QSR公司开发的一种专业计算机辅助定性分析软件。NVivo 12.0相较之前的版本，功能更加强大和全面，可以从各种各样格式的数据中提取信息，还能方便地构建和留存知识，进一步提高学术论证的科学性。
3.2 数据分析与整理
3.2.1 样本选择
“数字城管”是城市管理数字化的简称，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现代先进技术，建立城市管理的监督指挥平台，以网格单元管理和公共设施管理相结合，实现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数字城管”是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工作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其运行集成的海量数据资源，依赖信息采集监管员和相关职能部门人员运用自身专业知识进行研判;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城市监督指挥中心需要各部门知识共享，协同处理城市管理中的各类难题。随州市“数字城管”项目于2015年5月建成并投入运行。随州市城管局积极与企业合作，高标准规划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着力彰显随州地方特色，发现和解决了诸多城市管理问题，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2019年12月随州市“数字城管”项目达到优秀标准，通过省级验收。因此，以随州市“数字城管”项目研究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3.2.2 数据收集
访谈对象的选取采用了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主观选择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能提供最充分信息的访谈对象。因此，本文在随州市“数字城管”项目研究中共与五位主要参与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他们分别来自随州市公安局科技信息科、随州市数字城管指挥中心、随州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随州市规划局信息中心、随州市数字城管技术合作伙伴电信局。本次研究中，与访谈对象进行了当面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60min。訪谈结束后将记录与录音音频逐句转录为Word版文本进行存储。在进行访谈之前，结合现有文献与研究问题，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进行了预测试。提纲主要是由开放性问题构成，主要包括随州市“数字城管”建设现状、政府各部门知识共享情况、知识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性原因等四大部分，同时，也对访谈对象回答的问题细节进行追问和探究。
3.2.3 数据处理
本文将整理过的访谈资料导入NVivo 12.0软件，借鉴了扎根理论的思路，对五份访谈记录进行了编码。第一进行开放式编码（见表1）。通过对所有访谈文本进行逐句分析，找到了很多访谈对象常用的概念：预期收益、信任、工作需求、知识共享意识及信息安全等，整理得到25个自由节点（见表2）。第二进行主轴编码。将语义相似或逻辑关联的节点归结为更高层次的概念。建立7个节点，标记为树节点（见表3）。第三进行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基于部门的分析层面进一步梳理概念，最终将所有节点归纳为组织内部因素、组织间因素与外部因素三个维度。经过三个阶段的编码后，基本建立节点间的逻辑关系，并构建模型（见图1）。同时，为了保证编码的一致性，对访谈资料的编码进行复核和交叉编码，最终选择与研究主题最为契合的节点。
4 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模型及解释
4.1 组织内部因素：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动力源泉
在本文的影响因素模型中，组织内部因素包括组织需求、领导者因素两个方面。
组织需求是政府部门知识共享的内部动力，与行政部门的工作任务和未来需求紧密相关，会激发、引导和调节行为意愿的形成与发展。如“因为信息共享并非各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城管也不是公安局核心业务，公安局也不会重视。”“因为对自己的部门目标不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效，所以他们不愿意做。”出于部门目前工作的需求和预期收益等因素的考虑，形成部门参与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的需求。
领导者因素包括领导者知识共享的意识、领导者知识素质和职位职级因素三个范畴。首先，我国公共组织中，领导者是部门行动的决策者和主要推动者，其知识共享的意识直接影响到本部门知识共享行为的效果。如“数字化城管毕竟是一个新项目，刚起步不久，许多领导也因此并没有认识到跨部门知识（信息）共享的重要性。”“领导支持是数字化城管建设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领导者对于知识共享越重视，部门参与知识共享的意愿和效率就越高。其次，领导者的知识素质会间接影响到领导者对于知识共享的看法和参与意愿。如“部门领导一般年龄较大，知识层面相对不够，知识共享意愿较低，没有意识到数据共享的价值”。然后，领导者的职位职级因素也会影响跨部门知识共享。如“主管技术层面的人员相对更愿意知识共享。”“目前地级市层面的跨部门知识（信息）交流占据了跨部门知识（信息）交流总量的80%。”从访谈数据分析中发现，领导者积极提供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指引与协调，能够帮助克服跨部门知识共享的障碍，从而促进跨部门知识共享意愿的提升。
4.2 組织间因素：跨部门知识共享的调节引擎
在本文的影响因素模型中，组织间因素包括文化氛围、组织关系及技术基础三个方面。
文化氛围指的是行政组织的共同愿景、文化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惯例等方面对有关知识共享行为的潜在影响与看法。如“社会数据要体现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大于部门责任，不能单纯归部门使用，解决工作问题。”“部门之间资源共享有所保留，主要受到观念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跳不出部门化视角的框架。”“部门之间缺乏互信。”“在现实操作中，购买知识的行为也相对较少。”认识到知识共享作为公共部门的社会责任、部门主义文化、信任环境、知识共享行为示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部门进行知识共享的意愿。
组织关系既包括组织间正式的职能关系，也包括领导者或行政人员的非正式关系。一方面，部门间职能关系相近的则更容易发生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如“许多部门认为进行信息和知识共享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或者说部门之间相互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因而不愿意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在当前知识共享行为缺乏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情况下，部门之间领导者与行政人员非正式关系的远近也影响着知识共享的意愿与效果。如“每次使用都要写申请打报告，申请的效果也受到双方人际关系的影响。”“因为市XX局与XX局领导私交甚好，两个单位之间知识共享相对比较顺畅。”组织关系亲密，会积极主动参与知识共享行为，或者配合其他部门的共享要求。
4.3 外部因素：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催化剂
在本文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外部因素包括法规政策因素和社会力量两个方面。
法规政策因素指制定关于推行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相关行动纲领与相应的配套制度。首先，出台与推行跨部门知识共享相关的文件会直接影响各部门参与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意愿。如“目前急需拟定出台《数字城市管理暂行办法》，帮助明确‘数字城管如何管理，但是国家、省级层面均未出台相关政策，没有上位法所以随州市至今也未出台。”其次，有关跨部门知识共享工作的具体配套政策既会激励行政部门的参与意愿，并使其朝着政府预期的目标行动，也会通过规范和制约的方式控制着其知识共享的标准和程度。如“政府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目前均是由各部门自行协调，没有更高层次的制度对知识共享行为进行约束。”“目前阻碍知识共享的制度与体制障碍主要是保密规定和知识产权的界定问题。”随州市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保密制度、协调制度，使得该市行政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存在较大制度障碍。再次，政府在资金、人才、学习培训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措施，会发挥其调节效应，影响其最终的知识共享的成效。随州市政府越来越重视知识共享的效益，如“通过开会和开展培训的方式，逐渐提高对数字化城管的了解度。”最后，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绩效考核激励和监督问责激励的方式与行政部门参与跨部门知识共享密切相关。而当前“国家虽然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但是缺乏问责监督机制，也没有激励机制。”当行政部门受到明确的激励措施管理时，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活动中来，满足部门的考核指标任务要求。
5 结语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知识共享是一种变革的力量，通过共享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知识，从而实现总体知识资源的提升。由于我国行政部门知识共享处于起始阶段，针对行政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要素间的作用机制仍不甚明晰。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挖掘对知识共享这一活动的激励因素与障碍，结论如下：
第一，识别出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模型。预期收益、文化氛围、领导者支持、法规政策、技术因素、外部合作者因素验证了以往文献的结论，同时，本文也得出一些新发现。首先，领导者的知识素质和职位职级等个人特征也会影响其对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支持程度;其次，本文凝练出了工作需求这一组织内在影响因素，说明了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受到部门工作任务的要求及性质的限制，因此，并不对所有部门工作适用;最后，本文丰富了社会力量的范畴，我国打造高效便民的“服务型政府”，离不开公众的需求表达与监督。
第二，展现了跨部门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比重高低。本文通过对访谈者内容的编码，系统展现了各影响因素的支持人数和被提及次数。法规政策因素被提及次数最多，所涉及的内容也最广泛。其次是领导者因素，组织需求、文化氛围和技术基础以相当水平居于其后。
本研究构建出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模型，为完善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政策法规、培育良好的互信共享文化提供建议。由于受个案研究条件和研究水平所限，本研究中的分析和结论仍有不足之处。未来还需要拓展案例和样本数量，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Ra'ed Masa'deh，Bader Yousef Obeidat，Ali Tarhini.A Jordani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s amo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knowledge sharing， job perform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J].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2016，35（5）：68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