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若干思考
宋怡如
[摘要]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对我国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把握协商民主的内涵需要从“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协商民主理论不仅是对当前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应对手段，同时也是对现实种种复杂问题的回应。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仅需要结合我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同时应对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有需要的吸收和借鉴，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
[关键词]协商民主；人民民主；平等；参与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一种民主政治理论。21世纪初期协商民主理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和积极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协商民主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
198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文章中第一次从学术层面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政治概念。随后，1987年，伯纳德·曼宁的《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以及乔舒亚·科恩的《协商与民主合法性》等著作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更加持续深入的研究，不断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1999年，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者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公共协商的规范概念、协商民主规范理想所需要的制度机制等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协商民主的有力论据。[2]之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积极倡导，赋予这一理论新的威望与发展。国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起步早，并且比较深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关于协商民主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五种：“其一，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机制；其二，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其三，协商民主是一种政府性的实体；其四，协商民主是人们就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并参与立法或公共决策的过程；其五，协商民主是一种秩序良好的宪政民主。”[3]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协商民主进行了关注。许多学者系统研究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例如，俞可平认为，“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协商民主是建立在发达的代议民主和多数民主之上的，他是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多数民主和远程民主的一种完善和超越。”[4]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政治团体和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修正自己的理由，实现偏好转换，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5]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学者们对协商民主基本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协商民主有两个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一个维度是强调公民参与，即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另一个维度是强调公共协商，即公民参与决策是以公共协商为基础，在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使决策科学性、合法性。因此，把握协商民主的内涵需要从“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两个维度进行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能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协商民主，也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的基点是强调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属性。它既反映了协商民主的一般特性和规律，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的民主政治形式。
二、“协商民主”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渊源，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协商民主的深刻内涵，从而积极借鉴其合理成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一方面，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主的实践，民主理论形成了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必须依赖政治领袖的智慧、忠心和技巧，普通的公民在政治上是不会有作为的。他们认为，社会分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大多数；公共政策是精英价值取向的体现，而不反映大众的需求；精英对大众的影响大大地大于大众对精英的影响，等等。”[6]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政治学家借鉴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现象，出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领域如同市场领域，公民在政治领域也是理性和自利的，有着自己的偏好结构，选择的目的是追求自己功利的最大化，民主的过程就是透过计算个人偏好的总和决定政治家和政策的过程。”[7]
两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引起人们对于民主的广泛思考，到了20世纪90年代，协商民主在以上这些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它不同于以往民主理论中只重视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语句总结，以及缺乏具体的解决措施等问题，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方法思路，即通过公众广泛参与的方式，注重包容、公开、平等、共识，增加理性思考、公开协商、公共责任等要素，以此提高决策的质量。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公民自治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治理模式也随之转型，这是协商民主产生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国家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公民服从并习惯于国家的统一的调度以及资源的分配，而现代社会，随着一些新兴媒体、网络技术等科技的发展，参与公共权力的手段不断丰富。此外，教育的普及使公民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们开始逐渐适应沟通和协商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协商日益成为人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和民主政治模式。基于这样的现实，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快速产生和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8]可见，协商民主理论不仅是对当前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应对手段，同时也是对现实种种复杂问题的回应。
三、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路径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绝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仅需要结合我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同时应对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和借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积极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将其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文化是民族发展延续的血脉。协商民主中所强调的某些原则，如“共识”、“公众参与”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相契合，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之道”，“它承认价值和利益的多元特征，并强调多元的共存和发展。这既与现代民主政治强调的多样性、对话沟通等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又为协商民主被中国借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精神资源。”[9]因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使其更好的融入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需要将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进行有机结合。
第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在批判的基础上合理的吸收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论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必须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才能指导实践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植根于西方的具体社会发展环境，一方面是西方民主理论上的成熟，另一方面是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它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实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不仅不会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甚至使我国的民主建设进程倒退。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需要批判的继承，积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必须以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合理的吸收借鉴，绝不能直接照搬西方模式，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外来的理论无论多么完美，都需要和本民族具体国情相结合。
第三，始终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有益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创新具体的实现形式。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以来一直是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积极构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体的实现形式指明了方向，在未来的协商民主建设中，不仅需要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这一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实现形式，同时还应探索发展更多层次、更为广泛的实现形式。
[注释]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出版社，2012.
[2]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
[3]杨炳超.协商民主之内涵[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4）.
[4]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J].学习时报，2006（11）：06.
[5]张爱军，高勇泽.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6]杨炳超.协商民主之内涵[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4）.
[7]马奔，周明昆.协商民主：概念、缘起及其在中国的运用[J].理论探讨，2006（4）.
[8]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9]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