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看两种经济发展模式
刘奕均
[摘 要] 文章选取1995年至2018年深圳与青岛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样本，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分析、投资率分析、投资效果系数比较、GDP投资弹性分析，对1995年以来深圳、青岛两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经济增长数量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数据显示，两市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益呈现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依靠投资增量驱动的规模速度型和依靠科技进步驱动的质量效率型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了优化经济增长驱动模式、合理控制要素价格等建议，对国内其他城市发展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相关分析；投资率；投资效果系数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深圳和青岛分别是我国南方和北方重要经济中心城市，对于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在扩大开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城市前列，2018年经济总量达到24221.98亿元，占全国的2.69%，人均GDP28647美元。青岛是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南北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重要节点作用，2018年经济总量达到12001.52亿元，占全国的1.33%，人均GDP19305美元。王淑云分析了青岛的发展现状[1]，海纳川、刘佳旎、刘蕾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青岛与深圳的发展差异[2-4]，陈晔分析了青岛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特点[5]。对于预测国内的主要城市发展趋势以及南北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并采取相应发展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指标分析
（一）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分析
为分析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依存关系，本文选取了1995年至2018年之间深圳与青岛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样本（见表1），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公式，对两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相关分析，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至2018年间深圳市和青岛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8814、0.99116，由于0.968814、0.99116都非常接近1，表明两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高度正相关，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有效推动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
（二）固定资产投资率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率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反映固定资产投入强度的宏观指标。1995年至2018年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2.4%，固定资产投资率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但是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1995年至2013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率从32.7%降低到了16.6%，而同期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5%。2014年以后，投资率逐步有所回升，2018年提高到了25.6%，但是同期经济增长率略有走低的趋势，经济年均增长8.6%。
1995年至2018年，青岛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9.7%，固定资产投资率呈现逐步走高的趋势，从1995年的33.9%提高到了2018年的69.9%，经济增速在2004年达到16.7%的高峰值后逐步回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推动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2014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与地区生产总值中固定资产形成率差额拉大到10个百分点，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有效资产减少了。
（三）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比较
1995年至2018年，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总体保持在60%左右上下浮动，即固定资产投资每产生1个单位的投资，大约可以比上一年增加约0.6个单位的地区生产总值，表明深圳固定资产投资效果比较好。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波动较大，2014年以后投资效果系数有走低的趋势，2018年降到了27.9%。
青岛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前高后低，1995年至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平均值保持在45%以上，这段时间的投资效果比较好，之后则呈现逐步走低的趋势，从2002年的44.9%逐步降低到2018年的11.6%，表明青岛固定资产投资效果出现下降的趋势。
（四）GDP投资弹性分析
GDP投资弹性系数是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比率，是反映投资增长对GDP增长影响程度的宏观经济指标。1995年至2018年，深圳平均GDP投资弹性系数为1.0645，即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大约增长1.0645个百分点，表明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效果非常明显。如果按照五年一个时间段划分，2001年至2005年、2006年至2010年10年间的GDP投资弹性系数最高，分别达到1.3898、1.2523。2000年以后，GDP投资弹性系数出现走低的趋势，目前已降为0.374。
1995年至2018年，青岛市平均GDP投资弹性系数为0.614，即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大約增长0.614个百分点。不同年度的弹性系数围绕平均线上下波动，1995年至2000年弹性系数处于高点并与深圳相近。
二、综合评价
（一）深圳市以较低的投资率获得较高的投资效果
数据显示，1995年以来，深圳市以年均23.7%的较低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了年均60%的较高投资效果系数，表明深圳以较少的固定资产投入创造了高水平的经济产出。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率不仅低于青岛，而且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而同期的投资效果系数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城市。
深圳良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果，不仅体现在投资与经济增长方面，其他相关指标也是很好的佐证。在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中，深圳市资本形成率从1995年的45.2%逐渐降低到了2017年的34.7%，而最终消费率、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比则分别从1995年的32.5%、22.3%逐步提高到了2017年的41.2%、24.1%，表明深圳在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同时，消费、货物及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逐步增强。
（二）青岛市投资率与投资效果系数存在背离走势
1995年以来，青岛市固定资产投资率呈现持续走高的趋势，2018年比1995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效果系数却出现持续降低的趋势，2018年比1995年降低了4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在严重依赖投资的同时，投资的规模产出效率降低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下降，资本密集型的大投资、大项目，推高了资本投入的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依靠创新、人力资本效率提升推动经济转型的步伐。在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中，2018年资本形成率为58.3%，最终消费率、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比分别为38%、3.6%，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货物和服务的对外输出贡献不大。另外，天津、南京、西安等城市也存在投资效果系数下降的现象。
三、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参考意义及建议
（一）投资质量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高度依存关系，不仅反映在数量的正相关，而且，投资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投资结构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深圳市以较低的投资率驱动经济高质量持续增长，与其高质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发展结构密切相关，2018年，深圳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4.34%，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14399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1万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4.3%，这些指标在国内都处于领先水平。从投资主体分析，2017年深圳市股份制及个体私营经济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0%，比1995年提高了43.5个百分点，以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地方经济应当摒弃片面追求投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顺应投资效益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再片面追求和攀比经济增长速度，切实淡化GDP增速目标，更加注重有效投资及经济发展质量，通过有效的投资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
（二）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依赖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946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这一阶段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下一步经济走势如何，变得非常关键和重要。2018年，深圳和青岛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28647美元、19305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最新划分标准，都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在发展阶段增长理论中提出，随着经济发展由中期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支出。政府应当通过投资政策导向，引导社会投资加强安居、养老等民生工程建设，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投资，搞好节能减排、环境治理，配合制定收入再分配政策等，为居民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加快产业升级，提高投资产出效率。2018年深圳、青岛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58.8%、56.4%，从深圳、青岛等城市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看，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降低，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提高，这些城市需要不断提高制造业的产出效率，依靠制造业的不断升级来维持国家产业优势，扩大对内对外的市场份额，籍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科技进步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必须鼓励投资主体积极研发和技术更新，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三）合理控制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幅度，优化地方投资环境
资本、劳动力、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三要素。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大多数年份出生人口在2000万以上，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质量廉价劳动力。1995年至2010年深圳市就业人数年均增长6.4%，青岛市年均增长2.5%。2000年以后，全国每年出生人口降到1700万以下，劳动者工资逐步上涨，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未来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将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控制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如何合理控制土地成本，将是影响投资及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目前，各地政府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优先保障大型投资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初次出让价格也比较合理。然而，在二手市场的土地交易中，土地价格上涨幅度极快，尤其是工业园区的土地出让价格往往比国有土地初次出让价格上涨数倍，部分地方甚至存在土地炒作现象，严重影響了中小企业建设项目用地成本。因此，在合理控制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幅度的同时，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明确界定政府职能，避免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打破行业进入壁垒和地方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营商环境和生产要素配置环境，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文献：
[1]王舒云.推动青岛“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0（02）：114-116.
[2]海纳川.“学深圳、赶深圳”究竟要学什么、赶什么？[N].青岛日报，2020-08-04（001）.
[3]刘佳旎.把问题述深 把思路述透 把办法述实 激发出促进青岛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N].青岛日报，2020-07-29（009）.
[4]刘蕾.SWOT模式看待青岛吸纳人才上的“学深圳赶深圳”[J].人才资源开发，2020（10）：6-7.
[5]陈晔.区域文化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以青岛市为例[J].中国市场，2020（16）：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