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摘 要：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
关键词：先秦；族群迁徙；华夏民族主体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27-06
在华夏民族的研究中，有些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华夏民族的具体形成时间，有夏代形成说①、西周形成说②、春秋战国形成说③等，至今仍难以达成一致；但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共识，如均认为华夏民族是先秦时期以史前黄河流域的族群为基础逐渐扩展融合众多族群而形成的，是汉民族的前身，炎黄二帝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等。④
近年来，华夏民族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理论和观点涌现，如王震中认为夏商周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自在民族，周代正式形成自觉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于中原地区。⑤李禹阶认为华夏民族与政治国家的交融十分紧密，政治国家推动了华夏民族的一体化发展。⑥
本文试从先秦族群迁徙融合角度入手来探寻先秦族群迁徙融合对华夏民族主体演变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便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做进一步探讨。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族群汇聚与华夏民族原胚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献记载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是炎黄时期，此时出现了周边族群向中原地区汇聚发展的趋势，并促成了华夏民族原胚的形成。
炎黄族群最初起源于陕西。《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⑦姬水，徐旭生先生考证在今陕西省北部⑧。姜水临近姬水，沈镕曰：“姜水，在今陕西岐山县东。”《水经注》：“岐水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⑨炎黄族群发展壮大后，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始向各地扩展迁徙，其中最重要的迁徙方向是向东进入今河南地区，并相继在河南建立都城。如“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⑩《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炎帝“初都陈，又徙鲁”B11，陈即今河南淮阳。至于炎黄族群东迁的路线，任崇岳先生认为炎帝的一部分沿渭水向东迁徙，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及冀、鲁、豫交界地带，与当地的东夷、九黎等族群杂居相处，其后裔扩展至全国各地。B12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族群的东迁路线“大约偏北，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B13。
炎黄族群迁入河南后，势力不断扩展，其后裔又扩散迁播至全国各地，炎黄也由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如炎帝后裔在周朝建立了齐、吕、申、许等诸多诸侯国，遍布于河南山东多个地区。B14黄帝族群的影响范围更大，“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B15涉及今天的山东、甘肃、湖南、河北等地区B16。而且黃帝后裔众多，如《国语·晋语》中有“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B17，《山海经》中甚至有北狄、犬戎均为黄帝后裔的记载。西周以后黄帝后裔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姬姓古国，如韩、魏、郑、燕、虢、焦、滑、虞、霍、杨、芮等。
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和影响范围来看，仰韶文化和其后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域与文献记载的炎黄族群的起源和扩展有所吻合。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位于关中渭河流域，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B18到庙底沟二期时，中心区域向东扩展，以晋陕豫交会处为核心，遍布关中东部、晋南、豫西等地，B19传播和影响范围则更大，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西北部，南至汉水中游，西抵青甘地区，东至豫东。B20这与文献中炎黄族群起源于陕西，后东迁西扩，以中原为中心，势力遍及各地，尤其对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影响深远的相关记载是有所相合的。
从考古学资料中显示的社会发展来看，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社会发展与同时期的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相比，在农耕技术、制陶术、建筑技术等领域颇有领先之处，对黄河流域上游和下游，及南北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B21所以其代表的族群应是当时的先进族群。这与文献记载中炎黄族群占据统治地位，建立都城，影响广泛也是相符的。仰韶文化对周边文化有广泛影响，并在交流和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其代表性的彩陶，影响非常广泛。如早期，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受其影响，陶器中普遍出现有彩陶代表色的红彩及红顶钵。中期，庙底沟文化对周边的辐射和影响更加显著，在西达到青海地区，北到河套地区，东北到辽河流域，南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广大范围内，或发现具有浓厚庙底沟文化色彩的遗存，或大量存在着类似庙底沟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以弧边三角为主要构图的花瓣图案彩陶。B22当然，仰韶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中并不固步自封，同样也吸收了不少其他文化因素，如西王村文化和大河村文化都积极吸收东方和南方的一些文化因素，在陶器器型上有一部分采用了东方和南方地区的典型陶器。其后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是如此，延续了仰韶文化对周边地区强势渗入和影响的同时，积极吸收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与同时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屈家岭文化都有较多的交往和互动。这种融合贯通，为黄河流域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B23
从考古学文化显示的族群性质看，仰韶文化在大的文化面貌上虽然呈现出很强的一致性，但其实不同地域的仰韶文化，其来源和发展是有所区别的。仰韶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三支源流不同、分布范围不同、有自己独立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存。如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源于陕西李家村、老官台文化，随后向下发展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包括鄂西北，不包括豫西）的仰韶文化，源于本地的裴李岗文化，向下延续发展为当地龙山时期文化；河北、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则源于河北磁山文化，向下分别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B24这些来源不同的文化，长期交流融合，发展形成有着较多文化同一性，整体文化面貌相同的大文化圈，正暗合了文献中炎黄族群独自起源发展，后在中原地区融合，再发展扩大，影响周边地区的相关记载。
虽然不能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群作简单比附对应，但在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互动上，确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族群的交流及融合趋势，正因为不同族群在中原地区的汇聚和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最初主体即原胚得以在以晋陕豫交界处为核心的地区形成并发展壮大。
二、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族群扩展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扩大
新石器时代末期即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时期，此时中原地区的族群联盟继续扩大，黄河流域下游东方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的原胚得以扩展。
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中原族群和东方族群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大范围的联盟或同盟，并在族群联盟中相继执政或担任重要职务。《尚书·尧典》载，舜担任邦国联盟首领后曾任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B25“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B26皋陶、益都是当时东方族群的首领，与大禹族群一起为当时尧舜部落联盟的成員。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皋陶和益继续辅佐他，《荀子·成相篇》载：“禹傅土平天下。”“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B27《史记·夏本纪》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后举益，任之政。”B28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舜、禹所属的中原族群与皋陶、益所属的东方族群之间的联盟合作关系。
此时，中原族群与南方族群则长期处于征战状态。如“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B29。《淮南子·脩务训》载帝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B30《墨子·非攻下》有：“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B31经过尧舜禹不同时期对三苗的征伐，到大禹时期，南方苗蛮族群除一部分南撤发展外，居于原地的大部分被中原族群同化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墨子·非攻下》中的“苗师大乱，后乃遂几”B32。
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看，这一阶段与仰韶时期有所变化，黄河流域中游相对统一的文化面貌出现了改变，各区域文化的独立性开始增强，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纷纷进入早期邦国时代，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都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期。如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发达的宗教祭祀，南方长江流域良渚文化辉煌的神灵崇拜，比之中原更加优越和突出。另外，这一时期，各地古城址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些具有明显的邦国都城性质，与文献中记载中的万邦林立高度吻合，如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发现有六七十座龙山时代的城邑，其中，山西襄汾陶寺、浙江余杭莫角山、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尧王城、河南新密古城寨、陕西神木石卯等城址，B33规模宏大，礼器众多，并有大型的礼制建筑，等级分明，明显具备龙山时代邦国都城的性质，强有力地印证了当时邦国林立的状况，也说明此时各地都已做好了迈入文明社会的准备。但最终，黄河流域尤其是中游地区，却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这种发展趋势恰与中原地区华夏民族主体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
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继续保持大范围的族群联盟和合作，尤其是与东方族群长期的交流融合，使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大范围的一致性，这是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不具备的。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看，由于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在文化面貌和内涵上的相似性，使其在发现之初曾被认为是同一类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仅在地域上加以区分，即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对黄河流域这类考古学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各地的龙山文化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的共性和相似处，但本质上却是各有独立来源的。仅山东地区的此类考古学文化称为典型龙山文化，河南则有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之分，陕西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山西为陶寺文化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来源于本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独立发展，地域特色鲜明，并相继进入早期邦国时期。这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时期邦国林立，尧舜禹族群与东夷族群交流密切，形成大范围族群联盟或可相互印证。
另外黄河流域中游的族群，在长期维持族群联盟关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延续仰韶时期兼收并蓄的风俗，积极吸纳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这是中原地区能够一枝独秀，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建立广域王权国家的重要前提。从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内涵看，仰韶时期中原族群在强势渗透和影响周边地区的同时，也吸收一部分南方文化的因素为我所用。到龙山时期这种交流融合兼收并蓄更加显著，中原地区族群积极吸纳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融入自己的社会发展，如吸收东方大汶口文化中蕴含的酒礼及其等级观念，良渚文化中神权和军权统一的政治理念，北方红山文化的宗教祭祀理念等于一体，结合本地区长期承继的祖先崇拜和族权统治，使族权、军权、神权融为一体的王权开始迅速发展，B34为中原地区率先进入王权国家打下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这一阶段，黄河流域中下游族群的交流融合及兼收并蓄，不仅在地域上扩大了华夏民族的分布范围，而且在族群构成上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展，并在国家统治方式上成为先进制度的代表，为早期国家出现于这一区域奠定了基础。
三、夏商时期的族群扩张与华夏民族核心主体的确立
史前时期，华夏民族原胚形成，其主体是黄河流域多个族群形成的族群联盟，联盟成员之间相对平等，各自独立发展。但夏商时期，这种状态出现了改变，夏王朝和商王朝分别是以夏族群和商族群为主体建立的早期王国，国家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B35即以夏商族群为主体，包含众多与夏商族群结盟或附属于夏商族群的小部族、方国等，属于由众多部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夏族群和商族群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对王国内的其他族群有较大的支配权和领导权，同时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互动中也处于主动和输出地位。也就是说华夏民族的主体在夏商时期虽然包含多个族群，但却出现了核心主体，即夏代的夏族群和商代的商族群。
夏王朝建立后，其核心统治区是以郑州和洛阳为核心的伊洛颍汝地区。随着夏王朝国家的稳定和实力的发展，夏王朝中后期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张。西部疆域扩展至陕西关中东部，《史记·夏本纪》载夏后帝启继位后曾向西征伐有扈氏“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集解》引《括地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B36南方疆域已到达信阳、南阳等地，《史记·货殖列传》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B37《汉书·地理志》中载：“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B38说明颍川、南阳一带当时已经纳入夏王朝的统治区。在南方的影响区则更加广泛，长江流域中下游、东南江浙地区和西南巴蜀地区都有夏人支系或后裔。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B39长江流域巴人、楚人的先祖，也与夏族群密切相关。东部疆域到达今河南和山东交界的商丘、周口地区，与东夷族群长期互有进退，并在夏代后期处于主导地位。如《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相在位期间先后有征淮夷、征风夷及黄夷等重大军事行动。到夏王芬发继位后，已形成九夷来御的局面。
从夏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看，夏族群的强势扩张同样清晰可见，并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夏文化向西扩张至陕西关中东部，在豫西、陕西地区发现有多处典型二里头文化遗址、遗存和遗物，这种分布状况，并不是仅有文化交流或影响所能造成的，应是夏族群随着夏王朝西部疆域的扩展迁入这些地区，长期发展的结果。B40向南的扩张范围更大，在夏文化中晚期，即二里头文化二期后，“典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长江沿线和鄂北地区已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当时已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B41西南地区四川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早已有之，在二者的交流中以二里头文化的输出为主体，即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大量商文化的典型因素，尤其是青铜容器，但在中原商文化核心区却鲜见三星堆文化的相关因素。随着夏族群向各地的扩展和迁徙，夏族群所代表的华夏文化也随之传播至更广泛的区域。
商代与夏代的情况基本类似。商王朝时，复合制国家结构下的核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商族群，原有的夏族群大部分融入商族群，和其他商的同盟族群一起，成为当时华夏民族的主体成分之一。商代前期时，商王朝的扩张和人口外迁重点在西、北、南三个方向，向东并未能突破河南境界进入东夷腹地；随着商代中晚期都城向北迁徙，商王朝的控制中心开始北移，对西部和南部的控制开始缩减，加强东部地区的控制成为重心，商族群开始大量迁入东夷腹地。B42整体来看，商王朝的扩张迁徙，在南方地区深入到长江沿岸地区和江汉平原的湖北、湖南北部、安徽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北到冀南和晋南地区；向西进入陕西关中平原的东部地区；向东，除了胶东半岛及鲁东南部分地区外，今山东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商文化覆盖区，B43并且向东南延伸至靠近山东的江苏北部地区。在上述广大的区域范围内，典型的商代遗址随处可见，并且多地发现有商代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江西清江遗址、山西垣曲商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山东苏埠屯大墓等，或有浓郁而典型的商文化因素，或完全是商文化遺存，直接体现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控制方式，即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直接控制是指商王派遣商的同姓或异姓贵族迁往边境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或诸侯国，其遗址性质完全是商文化遗址；间接控制是指商族群的支系迁入周边地区，参与当地族群的社会治理，因此这些遗址除了有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外，还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两种控制方式都不可能仅有少数贵族前往，必须有大量的人口随迁才能够在当地建立稳定统治，这就直接形成了商族群的大量外迁，使商文化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
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族群的扩张和考古学文化中体现的夏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出，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华夏民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也确立了夏商族群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和正统地位。夏商文化在当时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辐射和影响范围远比史前更加广泛，而且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和主导性也更加明显，在一些偏远地区甚至直接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夏商族群也因此成为当时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
四、两周时期的族群混居与华夏民族融合性主体的形成
文献记载两周时期各族群的交流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及都城国人的频繁迁徙，使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族群长期处于混居杂居状态。随着各族群的长期混居融合，族群间的差异性日渐消失，统一的民族意识、文化认知、身份认知、心理认知开始在周王朝的控制区和影响区形成，华夏民族至此正式形成。
首先夏商周族群在西周时期率先融合为一体，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主干。商灭夏后，除一部分夏遗民外迁逃散，一部分继承夏祀成为商的封国外，大部分夏族群遗民融入商人族群，成为商族群的组成部分；周灭商后，也是如此，大部分商遗民作为周王授民授疆土的一部分，被分给各封君诸侯，随迁至诸侯国所在地，与同去的周族群和当地原有族群融为一体，成为周王朝统治下的新国民。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B44康叔的封地在今河南即卫国，鲁公封地鲁国位于今山东境内，殷遗民作为各封国的附属，必然会随之迁往封国所在地。
其次，分封制的推行，使周族群的分布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展，封国内，周族群与当地原有族群长期融合发展，是周代华夏民族融合性主体形成的重要原因。随着各族群的长期混居融合，族群间的差异日渐消失，周的礼乐制度普遍推行于各封国，促使华夏民族统一意识的出现和形成。
再次，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混战，国无宁日，迁徙不断，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的扩张，有的灭国，造成了极为频繁的人口迁徙，这种大范围的迁徙，进一步加强了各地族群的交流融合进程，促进了华夏民族融合性主体的形成。
最后，西周末年戎狄入侵中原，此后长期与中原族群交错杂居，一方面激发了华夷之辨和华夏民族统一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混居过程中，许多戎狄族群接受华夏民族的礼乐制度和社会习俗，并与中原族群甚至王族通婚，逐渐融入华夏民族，这也是两周时期称华夏民族主体为融合性主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甚至“伊洛戎强，东侵曹鲁”。B45由于长期杂居，相互间的交流融合逐渐加速，通婚现象也多有所载，《国语·周语》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B46。《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B47。到战国晚期以后，北方戎狄族群除少数加入东胡族群外，大多数已经融入周属族团，B48成为华夏族群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的族群融合状态在考古学资料中也有体现。即在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内，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主要体现在能够折射社会制度的大型礼乐器物及其内涵的礼乐制度在各地高度统一。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族群间有着非常广泛而密切的交往。虽然不同地区诸侯国之间的礼制或埋葬制度有所区别，但在礼器种类、形制、组合等典型文化特征上，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明显是接受了同样的礼制内涵。另外，在冶铜、冶铁、开采铜矿、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制玉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各诸侯国从大的文化属性上来看，都属于中原文化周文化的大体系。
另外，在两周时期的考古材料中也能看到清晰的族群混居现象，典型的是今洛阳瀍河两岸，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和遗址，既有贵族墓又有平民墓，出土有大量具有西周早期风格的遗物和遗迹。除了大量的西周遗址外，还发现有一些典型殷商晚期风格的殷遗民墓葬，证实了文献记载中迁殷遗民于成周的事实。B49这说明，西周初年，洛邑迁入了大量的西周族群，与迁居于此的商遗民长期并存发展，最后融合同化，西周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在北方地区曾发现从事农业的中原居民与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居民埋葬在同一墓地的现象，这是由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族群与邻近的燕赵秦等来往密切，交流频繁，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族群的融合同化过程进一步加快。B50同时也说明不仅在中原地区族群混居现象常见，随着中原族群的外迁，各地都呈现着大杂居小混居的族群融合现象。
从上述先秦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主体的演变过程来看，族群的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不同族群的迁徙融合，华夏民族才得以在中原地区汇聚成型并扩展壮大。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地区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族群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以夏商族群为主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建立以及夏商族群向周边地区的扩张，使夏商族群分别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打破了商周时期的血缘政治，地缘政治逐渐加强，人口的流动迁徙更加频繁，实现了不同族群的大范围融合，此时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这种融合性民族主体的出现是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华夏民族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因此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应在两周时期。
注释
①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②陈玉屏：《再论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③沈长云：《关于华夏民族形成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徐杰舜：《汉民族形成三部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④唐嘉弘：《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徐杰舜：《汉民族形成三部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王震中：《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等等。
⑤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红旗文稿》2016年第1期；《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⑥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⑦⑨B17B4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336—337、334、46页。
⑧B1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
⑩B11B15B26B28B36B37B3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3年，第2、4、6、51、83、84、3269、1739页。
B12B14任崇岳：《中原移民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4页。
B16B40B42B43B48张国硕：《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4、104—105、121、121、203页。
B18B19B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1、512、268页。
B20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8—206页；张国硕：《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B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241、268、522页。
B22王仁湘：《中国新石器时代花瓣纹彩陶图案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B24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B2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第62—64页。
B27荀况著，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7—148页。
B29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360页。
B30高诱、刘安等编著：《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
B31B32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220、220页。
B33王震中：《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红旗文稿》2016年第1期。
B34李玲玲：《先秦时期陶、玉、青铜三大礼器谫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B35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B38班固：《漢书》，中华书局，2002年，第1654页。
B41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B4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536页。
B4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2页。
B47楊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页。
B49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B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责任编辑：王 轲
On the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Lingling
Abstract：The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e-Qin ethnic group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Huaxia nationality.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pre-Qin period， due to the different scale and scope of ethnic group migration， the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during its formation. The original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was the Yanhuang ethnic group that converged and merg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period of Yaoshunyu， the addition of the Dongyi ethnic group enabled the expansion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main body. During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the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Xia and Shang ethnic groups made the Xia and Shang ethnic groups the core subjects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hou Dynasty seal system had achieved a large-scale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wa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ut it had developed into a truly integrated subject.
Key words：the pre-Qin period； the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关键词：先秦；族群迁徙；华夏民族主体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27-06
在华夏民族的研究中，有些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如华夏民族的具体形成时间，有夏代形成说①、西周形成说②、春秋战国形成说③等，至今仍难以达成一致；但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共识，如均认为华夏民族是先秦时期以史前黄河流域的族群为基础逐渐扩展融合众多族群而形成的，是汉民族的前身，炎黄二帝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等。④
近年来，华夏民族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理论和观点涌现，如王震中认为夏商周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自在民族，周代正式形成自觉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于中原地区。⑤李禹阶认为华夏民族与政治国家的交融十分紧密，政治国家推动了华夏民族的一体化发展。⑥
本文试从先秦族群迁徙融合角度入手来探寻先秦族群迁徙融合对华夏民族主体演变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便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做进一步探讨。
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族群汇聚与华夏民族原胚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献记载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是炎黄时期，此时出现了周边族群向中原地区汇聚发展的趋势，并促成了华夏民族原胚的形成。
炎黄族群最初起源于陕西。《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⑦姬水，徐旭生先生考证在今陕西省北部⑧。姜水临近姬水，沈镕曰：“姜水，在今陕西岐山县东。”《水经注》：“岐水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⑨炎黄族群发展壮大后，为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始向各地扩展迁徙，其中最重要的迁徙方向是向东进入今河南地区，并相继在河南建立都城。如“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⑩《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炎帝“初都陈，又徙鲁”B11，陈即今河南淮阳。至于炎黄族群东迁的路线，任崇岳先生认为炎帝的一部分沿渭水向东迁徙，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及冀、鲁、豫交界地带，与当地的东夷、九黎等族群杂居相处，其后裔扩展至全国各地。B12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族群的东迁路线“大约偏北，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B13。
炎黄族群迁入河南后，势力不断扩展，其后裔又扩散迁播至全国各地，炎黄也由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如炎帝后裔在周朝建立了齐、吕、申、许等诸多诸侯国，遍布于河南山东多个地区。B14黄帝族群的影响范围更大，“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B15涉及今天的山东、甘肃、湖南、河北等地区B16。而且黃帝后裔众多，如《国语·晋语》中有“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B17，《山海经》中甚至有北狄、犬戎均为黄帝后裔的记载。西周以后黄帝后裔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姬姓古国，如韩、魏、郑、燕、虢、焦、滑、虞、霍、杨、芮等。
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和影响范围来看，仰韶文化和其后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域与文献记载的炎黄族群的起源和扩展有所吻合。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位于关中渭河流域，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B18到庙底沟二期时，中心区域向东扩展，以晋陕豫交会处为核心，遍布关中东部、晋南、豫西等地，B19传播和影响范围则更大，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西北部，南至汉水中游，西抵青甘地区，东至豫东。B20这与文献中炎黄族群起源于陕西，后东迁西扩，以中原为中心，势力遍及各地，尤其对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影响深远的相关记载是有所相合的。
从考古学资料中显示的社会发展来看，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社会发展与同时期的其他区域考古学文化相比，在农耕技术、制陶术、建筑技术等领域颇有领先之处，对黄河流域上游和下游，及南北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B21所以其代表的族群应是当时的先进族群。这与文献记载中炎黄族群占据统治地位，建立都城，影响广泛也是相符的。仰韶文化对周边文化有广泛影响，并在交流和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其代表性的彩陶，影响非常广泛。如早期，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受其影响，陶器中普遍出现有彩陶代表色的红彩及红顶钵。中期，庙底沟文化对周边的辐射和影响更加显著，在西达到青海地区，北到河套地区，东北到辽河流域，南到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广大范围内，或发现具有浓厚庙底沟文化色彩的遗存，或大量存在着类似庙底沟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以弧边三角为主要构图的花瓣图案彩陶。B22当然，仰韶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中并不固步自封，同样也吸收了不少其他文化因素，如西王村文化和大河村文化都积极吸收东方和南方的一些文化因素，在陶器器型上有一部分采用了东方和南方地区的典型陶器。其后继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也是如此，延续了仰韶文化对周边地区强势渗入和影响的同时，积极吸收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与同时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屈家岭文化都有较多的交往和互动。这种融合贯通，为黄河流域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B23
从考古学文化显示的族群性质看，仰韶文化在大的文化面貌上虽然呈现出很强的一致性，但其实不同地域的仰韶文化，其来源和发展是有所区别的。仰韶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三支源流不同、分布范围不同、有自己独立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存。如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源于陕西李家村、老官台文化，随后向下发展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包括鄂西北，不包括豫西）的仰韶文化，源于本地的裴李岗文化，向下延续发展为当地龙山时期文化；河北、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则源于河北磁山文化，向下分别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B24这些来源不同的文化，长期交流融合，发展形成有着较多文化同一性，整体文化面貌相同的大文化圈，正暗合了文献中炎黄族群独自起源发展，后在中原地区融合，再发展扩大，影响周边地区的相关记载。
虽然不能把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群作简单比附对应，但在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互动上，确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族群的交流及融合趋势，正因为不同族群在中原地区的汇聚和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最初主体即原胚得以在以晋陕豫交界处为核心的地区形成并发展壮大。
二、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族群扩展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扩大
新石器时代末期即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时期，此时中原地区的族群联盟继续扩大，黄河流域下游东方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的原胚得以扩展。
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中原族群和东方族群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大范围的联盟或同盟，并在族群联盟中相继执政或担任重要职务。《尚书·尧典》载，舜担任邦国联盟首领后曾任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B25“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B26皋陶、益都是当时东方族群的首领，与大禹族群一起为当时尧舜部落联盟的成員。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皋陶和益继续辅佐他，《荀子·成相篇》载：“禹傅土平天下。”“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B27《史记·夏本纪》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后举益，任之政。”B28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舜、禹所属的中原族群与皋陶、益所属的东方族群之间的联盟合作关系。
此时，中原族群与南方族群则长期处于征战状态。如“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B29。《淮南子·脩务训》载帝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B30《墨子·非攻下》有：“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B31经过尧舜禹不同时期对三苗的征伐，到大禹时期，南方苗蛮族群除一部分南撤发展外，居于原地的大部分被中原族群同化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墨子·非攻下》中的“苗师大乱，后乃遂几”B32。
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看，这一阶段与仰韶时期有所变化，黄河流域中游相对统一的文化面貌出现了改变，各区域文化的独立性开始增强，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纷纷进入早期邦国时代，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都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期。如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发达的宗教祭祀，南方长江流域良渚文化辉煌的神灵崇拜，比之中原更加优越和突出。另外，这一时期，各地古城址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些具有明显的邦国都城性质，与文献中记载中的万邦林立高度吻合，如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发现有六七十座龙山时代的城邑，其中，山西襄汾陶寺、浙江余杭莫角山、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尧王城、河南新密古城寨、陕西神木石卯等城址，B33规模宏大，礼器众多，并有大型的礼制建筑，等级分明，明显具备龙山时代邦国都城的性质，强有力地印证了当时邦国林立的状况，也说明此时各地都已做好了迈入文明社会的准备。但最终，黄河流域尤其是中游地区，却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这种发展趋势恰与中原地区华夏民族主体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
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继续保持大范围的族群联盟和合作，尤其是与东方族群长期的交流融合，使整个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大范围的一致性，这是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不具备的。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看，由于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在文化面貌和内涵上的相似性，使其在发现之初曾被认为是同一类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文化，仅在地域上加以区分，即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对黄河流域这类考古学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各地的龙山文化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的共性和相似处，但本质上却是各有独立来源的。仅山东地区的此类考古学文化称为典型龙山文化，河南则有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之分，陕西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山西为陶寺文化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来源于本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独立发展，地域特色鲜明，并相继进入早期邦国时期。这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时期邦国林立，尧舜禹族群与东夷族群交流密切，形成大范围族群联盟或可相互印证。
另外黄河流域中游的族群，在长期维持族群联盟关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延续仰韶时期兼收并蓄的风俗，积极吸纳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这是中原地区能够一枝独秀，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建立广域王权国家的重要前提。从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内涵看，仰韶时期中原族群在强势渗透和影响周边地区的同时，也吸收一部分南方文化的因素为我所用。到龙山时期这种交流融合兼收并蓄更加显著，中原地区族群积极吸纳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融入自己的社会发展，如吸收东方大汶口文化中蕴含的酒礼及其等级观念，良渚文化中神权和军权统一的政治理念，北方红山文化的宗教祭祀理念等于一体，结合本地区长期承继的祖先崇拜和族权统治，使族权、军权、神权融为一体的王权开始迅速发展，B34为中原地区率先进入王权国家打下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这一阶段，黄河流域中下游族群的交流融合及兼收并蓄，不仅在地域上扩大了华夏民族的分布范围，而且在族群构成上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展，并在国家统治方式上成为先进制度的代表，为早期国家出现于这一区域奠定了基础。
三、夏商时期的族群扩张与华夏民族核心主体的确立
史前时期，华夏民族原胚形成，其主体是黄河流域多个族群形成的族群联盟，联盟成员之间相对平等，各自独立发展。但夏商时期，这种状态出现了改变，夏王朝和商王朝分别是以夏族群和商族群为主体建立的早期王国，国家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B35即以夏商族群为主体，包含众多与夏商族群结盟或附属于夏商族群的小部族、方国等，属于由众多部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夏族群和商族群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对王国内的其他族群有较大的支配权和领导权，同时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互动中也处于主动和输出地位。也就是说华夏民族的主体在夏商时期虽然包含多个族群，但却出现了核心主体，即夏代的夏族群和商代的商族群。
夏王朝建立后，其核心统治区是以郑州和洛阳为核心的伊洛颍汝地区。随着夏王朝国家的稳定和实力的发展，夏王朝中后期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张。西部疆域扩展至陕西关中东部，《史记·夏本纪》载夏后帝启继位后曾向西征伐有扈氏“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集解》引《括地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B36南方疆域已到达信阳、南阳等地，《史记·货殖列传》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B37《汉书·地理志》中载：“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B38说明颍川、南阳一带当时已经纳入夏王朝的统治区。在南方的影响区则更加广泛，长江流域中下游、东南江浙地区和西南巴蜀地区都有夏人支系或后裔。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B39长江流域巴人、楚人的先祖，也与夏族群密切相关。东部疆域到达今河南和山东交界的商丘、周口地区，与东夷族群长期互有进退，并在夏代后期处于主导地位。如《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相在位期间先后有征淮夷、征风夷及黄夷等重大军事行动。到夏王芬发继位后，已形成九夷来御的局面。
从夏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看，夏族群的强势扩张同样清晰可见，并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夏文化向西扩张至陕西关中东部，在豫西、陕西地区发现有多处典型二里头文化遗址、遗存和遗物，这种分布状况，并不是仅有文化交流或影响所能造成的，应是夏族群随着夏王朝西部疆域的扩展迁入这些地区，长期发展的结果。B40向南的扩张范围更大，在夏文化中晚期，即二里头文化二期后，“典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长江沿线和鄂北地区已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当时已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B41西南地区四川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早已有之，在二者的交流中以二里头文化的输出为主体，即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大量商文化的典型因素，尤其是青铜容器，但在中原商文化核心区却鲜见三星堆文化的相关因素。随着夏族群向各地的扩展和迁徙，夏族群所代表的华夏文化也随之传播至更广泛的区域。
商代与夏代的情况基本类似。商王朝时，复合制国家结构下的核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商族群，原有的夏族群大部分融入商族群，和其他商的同盟族群一起，成为当时华夏民族的主体成分之一。商代前期时，商王朝的扩张和人口外迁重点在西、北、南三个方向，向东并未能突破河南境界进入东夷腹地；随着商代中晚期都城向北迁徙，商王朝的控制中心开始北移，对西部和南部的控制开始缩减，加强东部地区的控制成为重心，商族群开始大量迁入东夷腹地。B42整体来看，商王朝的扩张迁徙，在南方地区深入到长江沿岸地区和江汉平原的湖北、湖南北部、安徽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北到冀南和晋南地区；向西进入陕西关中平原的东部地区；向东，除了胶东半岛及鲁东南部分地区外，今山东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商文化覆盖区，B43并且向东南延伸至靠近山东的江苏北部地区。在上述广大的区域范围内，典型的商代遗址随处可见，并且多地发现有商代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江西清江遗址、山西垣曲商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山东苏埠屯大墓等，或有浓郁而典型的商文化因素，或完全是商文化遺存，直接体现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控制方式，即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直接控制是指商王派遣商的同姓或异姓贵族迁往边境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或诸侯国，其遗址性质完全是商文化遗址；间接控制是指商族群的支系迁入周边地区，参与当地族群的社会治理，因此这些遗址除了有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外，还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两种控制方式都不可能仅有少数贵族前往，必须有大量的人口随迁才能够在当地建立稳定统治，这就直接形成了商族群的大量外迁，使商文化的影响范围迅速扩大。
从文献记载的夏商族群的扩张和考古学文化中体现的夏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出，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华夏民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也确立了夏商族群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核心和正统地位。夏商文化在当时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辐射和影响范围远比史前更加广泛，而且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和主导性也更加明显，在一些偏远地区甚至直接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夏商族群也因此成为当时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
四、两周时期的族群混居与华夏民族融合性主体的形成
文献记载两周时期各族群的交流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及都城国人的频繁迁徙，使周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族群长期处于混居杂居状态。随着各族群的长期混居融合，族群间的差异性日渐消失，统一的民族意识、文化认知、身份认知、心理认知开始在周王朝的控制区和影响区形成，华夏民族至此正式形成。
首先夏商周族群在西周时期率先融合为一体，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主干。商灭夏后，除一部分夏遗民外迁逃散，一部分继承夏祀成为商的封国外，大部分夏族群遗民融入商人族群，成为商族群的组成部分；周灭商后，也是如此，大部分商遗民作为周王授民授疆土的一部分，被分给各封君诸侯，随迁至诸侯国所在地，与同去的周族群和当地原有族群融为一体，成为周王朝统治下的新国民。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B44康叔的封地在今河南即卫国，鲁公封地鲁国位于今山东境内，殷遗民作为各封国的附属，必然会随之迁往封国所在地。
其次，分封制的推行，使周族群的分布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展，封国内，周族群与当地原有族群长期融合发展，是周代华夏民族融合性主体形成的重要原因。随着各族群的长期混居融合，族群间的差异日渐消失，周的礼乐制度普遍推行于各封国，促使华夏民族统一意识的出现和形成。
再次，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混战，国无宁日，迁徙不断，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的扩张，有的灭国，造成了极为频繁的人口迁徙，这种大范围的迁徙，进一步加强了各地族群的交流融合进程，促进了华夏民族融合性主体的形成。
最后，西周末年戎狄入侵中原，此后长期与中原族群交错杂居，一方面激发了华夷之辨和华夏民族统一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混居过程中，许多戎狄族群接受华夏民族的礼乐制度和社会习俗，并与中原族群甚至王族通婚，逐渐融入华夏民族，这也是两周时期称华夏民族主体为融合性主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甚至“伊洛戎强，东侵曹鲁”。B45由于长期杂居，相互间的交流融合逐渐加速，通婚现象也多有所载，《国语·周语》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B46。《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B47。到战国晚期以后，北方戎狄族群除少数加入东胡族群外，大多数已经融入周属族团，B48成为华夏族群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的族群融合状态在考古学资料中也有体现。即在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内，文化面貌上存在较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主要体现在能够折射社会制度的大型礼乐器物及其内涵的礼乐制度在各地高度统一。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族群间有着非常广泛而密切的交往。虽然不同地区诸侯国之间的礼制或埋葬制度有所区别，但在礼器种类、形制、组合等典型文化特征上，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明显是接受了同样的礼制内涵。另外，在冶铜、冶铁、开采铜矿、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制玉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各诸侯国从大的文化属性上来看，都属于中原文化周文化的大体系。
另外，在两周时期的考古材料中也能看到清晰的族群混居现象，典型的是今洛阳瀍河两岸，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和遗址，既有贵族墓又有平民墓，出土有大量具有西周早期风格的遗物和遗迹。除了大量的西周遗址外，还发现有一些典型殷商晚期风格的殷遗民墓葬，证实了文献记载中迁殷遗民于成周的事实。B49这说明，西周初年，洛邑迁入了大量的西周族群，与迁居于此的商遗民长期并存发展，最后融合同化，西周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在北方地区曾发现从事农业的中原居民与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居民埋葬在同一墓地的现象，这是由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族群与邻近的燕赵秦等来往密切，交流频繁，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族群的融合同化过程进一步加快。B50同时也说明不仅在中原地区族群混居现象常见，随着中原族群的外迁，各地都呈现着大杂居小混居的族群融合现象。
从上述先秦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主体的演变过程来看，族群的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不同族群的迁徙融合，华夏民族才得以在中原地区汇聚成型并扩展壮大。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地区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族群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以夏商族群为主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建立以及夏商族群向周边地区的扩张，使夏商族群分别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打破了商周时期的血缘政治，地缘政治逐渐加强，人口的流动迁徙更加频繁，实现了不同族群的大范围融合，此时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这种融合性民族主体的出现是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华夏民族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因此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应在两周时期。
注释
①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②陈玉屏：《再论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③沈长云：《关于华夏民族形成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徐杰舜：《汉民族形成三部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④唐嘉弘：《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徐杰舜：《汉民族形成三部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王震中：《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等等。
⑤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红旗文稿》2016年第1期；《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⑥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⑦⑨B17B4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336—337、334、46页。
⑧B1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
⑩B11B15B26B28B36B37B3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3年，第2、4、6、51、83、84、3269、1739页。
B12B14任崇岳：《中原移民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4页。
B16B40B42B43B48张国硕：《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4、104—105、121、121、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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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8—206页；张国硕：《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B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9、241、268、522页。
B22王仁湘：《中国新石器时代花瓣纹彩陶图案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B24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B2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第62—64页。
B27荀况著，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7—148页。
B29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360页。
B30高诱、刘安等编著：《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
B31B32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220、220页。
B33王震中：《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红旗文稿》2016年第1期。
B34李玲玲：《先秦时期陶、玉、青铜三大礼器谫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B35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B38班固：《漢书》，中华书局，2002年，第1654页。
B41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B4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536页。
B45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2页。
B47楊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页。
B49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B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责任编辑：王 轲
On the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Lingling
Abstract：The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re-Qin ethnic group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Huaxia nationality.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pre-Qin period， due to the different scale and scope of ethnic group migration， the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during its formation. The original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was the Yanhuang ethnic group that converged and merg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period of Yaoshunyu， the addition of the Dongyi ethnic group enabled the expansion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main body. During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the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of the Xia and Shang ethnic groups made the Xia and Shang ethnic groups the core subjects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hou Dynasty seal system had achieved a large-scale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was no longer dominated by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ut it had developed into a truly integrated subject.
Key words：the pre-Qin period； the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main body of the Huaxia nation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