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中流
张占军
历史是现实之根，牢记历史莫忘过去。70年前，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击败了骄横而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中国人民、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御外辱从而赢得最后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雄蔚史诗。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之政治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下，旨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率先提出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且一以贯之地高举统战旗帜，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之最高政治组织形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凝聚主导作用。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并掌握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从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科学而先进的战略战术理论，从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发挥出领航性主导作用。再次，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矢志抗日、不屈不挠，在游击战略指导下，在长期的对日作战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战绩。再者，中共在全面抗战中通过因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实现了对全面抗战的政治思想警示和引领。
一、中共率先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解决了全民抗战之政治组织形式问题
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第一要务是建立反侵略战争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国防动员机制，进而凝聚和团结全民族的抗日力量这一深层次根本问题。面对这一历史难题，中国共产党知难而进。
第一，直面民族危机，号召停止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主张，举起抗日的旗帜。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首次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对象向全国发布，发出了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信号。5月25日，毛泽东致函阎锡山，呼吁共同抗日，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形成了中共处理国内矛盾的主导原则。“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相继提出的一系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时俱进，引领民族政治思潮主流。而国民党政府则顽固推行其对日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背时政策。两相比较，在政治上形成巨大的反差。中共在政治上的明智选择逐步赢得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逐步将全国各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民众紧密吸引团结在抗日旗帜之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奠定了扎实、广泛而雄厚的民众基础。
第二，弘扬民族大义，力促停止内战，推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共而言，怎样推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之由理论主张变为现实，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而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之间经过十年内战，两党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控着全国政权和大批军队，实行严酷的剿共政策。共产党失去了合法地位，且力量弱小。一个在野且失去合法地位的政党推动执政党转变政策，其中困难可想而知。在这一艰难的推动过程中，中共先后经历了从初期的反蒋抗战、逼蒋抗战到后期的联蒋抗战之策略变化、调整。关键在于，适时采取了两个非常重要关乎成败的政治步骤：其一是，从弘扬民族大义之立场出发，力促“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一契机对于推动促成国共合作为前提条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出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其二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尖锐矛盾暂趋缓和，此后中共中央借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机，使用通电方式向国民党昭示本党五项要求：1，停止内战；2，实行民主自由；3，召开国民大会；4，迅速准备抗日；5，改良人民生活。并进一步表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将上述五项要求确定为国策之基础上，中共可以做出四项保证：1，取消两个政权敌对；2，红军改变名称；3，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上列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充分表达出中共的合作抗日诚意“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1]通电发出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事实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1937年9月，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要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组织框架水到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抗日力量的团结，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全国的国防力量，从而为取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根本性条件。
第三，矢志民族解放，理性处理危局，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共既是积极倡导促成者，也是其模范实践者，一以贯之的坚定维护者，中共的坚定、真诚合作态度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党派各界力量和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使之最大限度上凝聚了全国的抗日力量。全面抗战初期，在山西前线对日作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忻口、太原等会战中，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妥善地协调处理与阎锡山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的关系。不仅自身作战英勇顽强，首战平型关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进而伏击雁门关，夜袭阳明堡，严重挫伤日军锐气，成为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军事上友好合作的范例。在建立国防动员机制问题上，中共通过协调与阎锡山的关系，双方协商成立了共同参加的“各级战地委员会”，成功创造了统战思想指导下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典型范例。在国统区，广泛宣传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等统战主张，广泛动员国统区广大民众投身抗战。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依据这一现实情况，中共明确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据此坚定地维护合作抗日大局。既理性、恰当地处理党派政治矛盾，也没有捆住自己的手脚。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此举“是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2]武汉沦陷后，伴随着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加剧，面对国民党相继发动反共高潮，尤其是“皖南事变”。中共在斗争实践中明确：一是面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复杂关系，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二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既斗争又联合，以斗争求团结之方针。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上述策略原则对于领导全党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坚持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出凝聚性指导作用。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出现空前的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二、中共创立、阐释并掌握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理论，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善于运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抗战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总结以往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针对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军事理论领域打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从而将全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系统地转化为指导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科学理论，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光辉思想系统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理论著述之中。
第一，中共创立的军事理论科学地阐明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引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著作应运而生。该书立意高远，论断精辟，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语言生动，高屋建瓴般论述并揭示了抗日战争之基本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论断。作出上述论断的客观依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要点一，日本是一个近代崛起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则是一个近代衰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弱国；要点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殖民战争，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要点三，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受总量限制，虽然会在战争初期凸显一时之强势，但是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消耗。中国则是一个大国，不仅地域辽阔，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而且物产丰富，人口多、兵源充足，有能力支持长期的战争；要点四，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其根本性质是非正义战争，在国际社会是失道寡助的，而中华民族被迫进行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属于正义战争，将会得到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上述四个要点依据清晰地显示出交战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大特征。这些矛盾动态演化必将导致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初期猛烈进攻得逞于一时，而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但经过长期苦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
第二，中共创立的军事理论，以高远的战略眼光描绘了抗战胜利的路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演变进程必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才能获得最终胜利。经过三大阶段的交替演变，中日双方的战争力量强弱对比必将发生渐变乃至易位。我方必将由初始之劣势渐趋平衡继而转化到优势，而日方则必将由优势渐近平衡继而降为劣势。演进过程中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会相当长，我方在这一阶段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会最多，不过它是整个抗日战争发生转变的枢纽。战略相持阶段的战争是相当残酷的，我方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将是艰苦的，我们在这个阶段所应采取的作战方式主要是游击战，同时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能够取得胜利。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与之相应的作战方针作出了详细的论述，为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三，中共创立的军事理论指明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廓清了迷雾。《论持久战》是中共组织、领导抗战的政治军事纲领。它不仅从战略高度指明了必须坚持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的宏观远景，而且阐发出一整套动员全国广大民众，在持久战中日渐消弱敌方的力量，发展壮大我方的力量，从而逐步实现强弱易位。在广泛的人民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科学地回答了抗战以来许多人头脑中产生的种种疑问。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抗日民众。同时，也对国民党阵营产生巨大影响，有力地批驳、回击了泛滥一时的“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认识，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综上可见，中共所创立的科学军事理论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指路明灯领航性主导作用。
三、中共领导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而创造了敌后战场从小到大、愈战愈强的奇迹
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共已经走过了1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道路，并逐渐形成其自身之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基本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具备了创造和运用先进理论独立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以往的革命斗争中锻造出一批具有丰富经验且对党忠诚的骨干。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上述优势愈加突出。因此，中共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先进理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把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实施于广大民众之中，从而使他们在中共之领导下紧密团结并投入抗战，进而取得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长足发展。
第一，坚持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确定有效抗战形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创造性地颠覆传统军事理论，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敌后战场的战略指导方针。为何把传统中战术层面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呢？依据基于两点：一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的敌我双方大小强弱等特点对比分析归纳；二是基于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游击战争”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和作战效能，要把游击战作为战略基点。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协调、配合的”。[3]
第二，实践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广泛开辟敌后战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处于第一阶段即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此阶段，战争的走向出现两大态势：一是国民党军队先由北朝南，继由东向西败退汇集，并沿长江流域的线性区域内逐次抗击，屡战多败且节节败走，尽管不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给侵略军以相应打击，但是，国民党军队愈战愈弱，正面战场呈现颓势。二是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奉命分别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华北、华中处于广阔敌后的山岳、平原、水网地带。相继发动民众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对日军占领区内的一些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形成了反包围的犬牙交错态势。
这一阶段内，中共在敌后广泛发动，组织民众构建以地方政权为根基，以正规军为军事依托，地方部队、民兵队伍辅助的人民战争模式。这种模式初见成效就给日军带来很大麻烦。有效地配合了国军的正面作战。
第三，坚定发展游击战争，变日军后方为前方，创造辉煌战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中共的顽强努力下，游击战在敌后战场开展的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根据地迅速扩大、发展。人民战争模式威力日隆，而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所控制区域却萎缩至中国西南一隅，在日军的政治诱降政策影响下，国民党内部悲观、投降暗流涌动。从坚定抗战，团结抗战这一政治大局出发，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打出了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的巨大声威，爆发出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海内外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百团大战对于坚持抗战、遏制国民党妥协派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到了积极作用。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军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以不可替代的历史担当精神驰骋在敌后战场。
抗日战争进行到1945年春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遍布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地的大小19块，控制区域土地面积达95万多平方公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辽阔的中国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抗日战争中，中共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共计作战达12.5万次，总计毙伤俘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而八路军、新四军则伤亡60余万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民众伤亡计600余万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中共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没有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没有最广泛的人民战争实践，就不会出现人民军队愈战愈强的奇迹。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要坚持到底和取得最后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中共在抗战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并因时警示、纠正国民党之偏颇，从而实现了对全面抗战的政治思想引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存在先天不足的严重政治缺陷，从其本质上讲国民党不代表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阶级属性规定了国民党对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难以实施正确的政治思想引领。其具体表现为：最高决策层的抗战决心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由犹豫、徘徊转而坚定继之悲观、动摇再至正常；其党组织结构松散，纪律涣散，内部派系林立、矛盾尖锐、利益冲突自身难以协调；政治经济腐败严重；军事上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根本特点是一场人民战争这一本质属性，从而单纯依靠正规军作战，虽坐拥一批忠于国家和民族之忠勇将士，却难以长足发挥其作战效能。
中共则不同，抗战时期中共虽属在野党，但其宗旨决定了中共是一个党派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的党，是一个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的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代表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党。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共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独特作用，作为一个非执政党，在抗日战争中因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实现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引领，其具体变现为：
第一、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七七事变”次日，中共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全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中共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和正确方向。
第二，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战争逐步进入困难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活动，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妥协、投降倾向明显增长。针对这种危险情况，为了保证统一战线的完整和统一，为努力争取全国上下一切力量团结抗战，遏止、消除分裂投降主义。1939年7月7日，中共抓住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契机，公开发表了对抗战时局的宣言，因时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三大方针的提出对于国民党集团内悲观、妥协、投降的论调和活动发出政治警示，发挥出一定的纠偏作用。
第三，战略反攻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此一时期的国民党却加速走向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反面，具体表现为：它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采取消极避战、观望态度；另一方面则对中共继续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并在行动上酝酿发动臭名昭著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所幸被中共及时应对并加以制止。针对国民党破坏全国团结统一抗战局面的反动行径，于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以有力的政治回击，获得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赞同和拥护，对于保证全面抗战正确路线的继续实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签字投降历经14年，在此期间，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苏联、美国、英国等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特别是苏联出兵东北，美国进攻日本本土，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将士将铭刻历史，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但是任何因素都无法替代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出的砥柱中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毋庸置疑的团结抗战之重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2.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4.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