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李亮
[摘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正能量的话语体系在互联网上建立之前，互联网话语体系是“自我授权的”，是虚拟的、隐匿的、开放的。要建构“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需要解构互联网上所谓的“民意话语”，揭露隐藏在幕后的政治阴谋，建构“正能量”中国话语;解构“普世价值”，消解“西式价值观”、“西方中心主义”等错误思想，建构“民族话语”;解构“网络自由主义”，反对“三俗”、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建构“法制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起通俗、和谐、诚信的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
[关键词]“互联网+” 话语 普世价值 正能量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9）03-0049-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9.03.010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有一个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话语传播力和舆论场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报刊、电视、广播等，成为“超媒体”。网络话语似乎在“主流话语”之外形成了一个更加开放而封闭，更加自由而被某种权力所支配，更加通俗而被欲望占据的话语空间。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正能量的话语体系在互联网上建立之前，互联网话语体系是“自我授权的”，具有自媒体性质，同时又是虚拟的、隐匿的、开放的。也正因如此，在杂草丛生的互联网话语中存在着诸多话语“顽疾”，要解构其中消极的、敌对的、混乱的、庸俗的话语体系，建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体系。
一、解构“民意话语”，建构“正能量话语”
互联网话语是否意味着民意？起码从表面上看互联网似乎是与官方主流媒体话语相对的群众可以自由发声的一片“芳草地”。以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先生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又有论者认为，互联网上公民话语力量与政府权力存在着“博弈”关系，二者此消彼长，互相制衡。[1 ]事实上这一主流话语与互联网民间话语、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对立的看法并不确切，也不符合互联网话语实际。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16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39岁以下年轻人占比高达76.9，尤其是20—29岁网民达30.3%，绝大部分网民为80后一代年轻人。从学历情况看，高中以下学历人群占79.4%，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仅20.5%。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网民达到83.4%，3000元以下低收入人群占60.2%。从职业结构分析，学生、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公司一般职员三者占比为59.6%。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仅占0.4%，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占4.3%。如果将这些数字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网民主体当以年龄低、学历低、收入低的三低人群为主。而社会精英、国家公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社会最稳定的人群——中老年人群均是“被代表”。因此，当下网络所反映的“网络戾气”仅仅是部分人群的消极情绪，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实际情感。
话语权力理论的奠基人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避开其臃肿麻烦的物质性。” [2 ]要想理解互联网话语的“权杖”，需要看到权力背后的“物质性”存在。互联网的话语权实质上仍然是“成为派别的喉舌，或成为灌输思想的工具，以支持隐藏的利益集团或阶层（全都用公共利益的名义）”，互联网从来不是真实地反映中国普通大众的民间立场，也不可能形成真实的“民意”，只是在互联网上均以“民间立场”的幌子出现而已。
事实上，真正形成较大话语的有三个网络群体，一是门户网站以及较大的网站，二是网络微博中的大V，三是BBS论坛和聊天室等的发帖等。在海量的信息中，真正的群众散贴几乎微乎其微，所有在互联网上形成的“事件”无不有幕后的推手。比如方舟子与崔永元围绕“转基因”的网上论战，往往有的网页一边倒地骂崔，另一个网页一面倒地挺崔，如果不存在“水军”和网络推手，何以形成这样局面？著名市场调查公司美国尼尔森曾发布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为62%，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就在全世界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喝彩之时，就在中国体制被作为成功范本成为全球研究热点之时，唯独国内互联网上一片“唱衰”之声，这一反差显得极为滑稽和不正常。如果说这是民意，那么，起码不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意”，只能代表某些人的“民意”。
因此，如果仅仅把互联网看成百姓发表个人观点和见解的窗口是极为危险的。我们更应该看到互联网网民多为年轻人，尤其是学生，是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成熟的群体，极易受到负面言论的感染而产生诸多不良情绪，也容易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和网络大V、美粉“极左”、“极右”的煽动，实质上，互联网话语体系建设是一场争夺中国年青一代的重要斗争，也是塑造祖国未来建设者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斗争。因此，要解构这种所谓的民意话语，建构适合互联网的催人奋进的“正能量的话语”，形成“正能量”的事件，传播“正能量”的精神。
二、解构“普世价值”，建构“民族话语”
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曾说：“很明显，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性在当中放下屠刀，政治在其中安定团结——话语其实是某些要挟力量得以膨胀的良好场所。” [3 ]美国掌握了世界上13个互联网根服务器中的10个，全球访问量最大的100个具有话语权的门户网站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美国微软操作系统占据全球台式电脑市场96%。前几年著名的“窃听门”、棱镜门等事件已经初步看出美国对世界信息的控制力之强大。目前，网上夹带着美式价值观的新闻、影视、广告、网游充斥网络，美国也以基金的形式不断资助国内“学术”以及网络大V，使网上充斥着大批侮辱、抹黑历史、党史、国内制度体制，极端渲染当下社会问题的文章。比如网上曾经流传的《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小布什自己打伞说明什么》《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克里给中国官员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克林顿不拿公家一支笔》等文章，不惜捏造谎言，大力宣传西方优于中国，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如孙海英、任志强等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络大V一面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一面极端“义愤填膺”地推销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处处与中央唱反调。
（一）解构“西式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美国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去我们手里挥舞着原子弹使人民害怕，现在我们控制着互联网使人们喜欢，这就为传播西方价值观开辟了新的有效途径。” 尼克松总统在《1999年：不戰而胜》中说：“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 [4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回国竞选总统时，在2012年11月1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国家》杂志举行的外交政策电视辩论会上说要联合中国国内的美国盟友，即中国网民，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因此其所谓普世价值的意图绝非仅仅推销文化价值观，更深层次是“颜色革命”，打垮政权。《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文详细地列举了美国对苏联的文化渗透，使苏联的公知和平民都服膺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最终苏联大厦轰然倒塌，后悔莫及。再比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后来的利比亚、埃及、南联盟、伊拉克，等等，无不是在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作开路先锋，诚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儿所指出：“美国操纵的战争一轮接着一轮，舆论更是铺天盖地。人民被告知战争是为了自由与民主……”但是这些包装着“普世价值”带来的却是极其近似的“普世问题”：衰落、饥饿、难民……
因此，要建构起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尚未尘埃落定，但是三个“弘扬”已经积累宝贵的精神资源，其中也不乏“自由”、“民主”等西式的表达词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理应是中国式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基础的。鲁迅先生曾经提出“拿来主义”的观点，要我们主动积极地大胆“拿来”，而不是让西方“送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出西方所指责中国的人权民主代表的是“金融资本”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本国的利益输出。诚如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写道：“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我国当前辉煌的建设热潮已经展现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
（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建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诚如习近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很多人看来“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对西式的民主和自由几近于迷信的崇拜，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西方俨然成了我们发展的标杆，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有力推手，是当下“公知”的必杀武器。我们现在的学术规范、学术话语、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设置社会各种制度、建设蓝图无不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状作为标尺，似乎我们学术的目的就是变成西方。如果总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进行对话，无异于拾人牙慧，难辨其真伪;邯郸学步，不知其亦步亦趋;毫无创意，缺少丝毫生气。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著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及“后殖民主义文化”即霸权主义，明确指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谬误，也不无惋惜地认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5 ]，因此需要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话语体系。诚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三）解构历史虚无主义话语体系，构建唯物主义史观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一波波历史虚无主义的热潮在网络上悄然升起，不断抹黑我们历史上的英雄，这些文章打着学术的幌子，极尽抹黑之能事，在这些文章中，狼牙山五壮士成了偷鸡摸狗的逃兵、刘文彩南霸天这样的恶霸地主成了慈眉善目的好人，邱少云的事迹不符合“生理规律”……这些诋毁和污蔑我们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成就、丑化英雄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往往披着“学术”的外衣，美其名曰“还原历史”，实则锋芒直指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背后隐藏着卑鄙的政治阴谋。因此要在互联网上解构其历史虚无主义的丑恶嘴脸，构建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用历史事实去反击和揭露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丑恶用心。要构建唯物主义史观，用历史事实说话，如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普及党史和国史教育，让民众真正理解历史事实。
（四）要解构“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建构“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
在中国走向大国的路上，不断传来不和谐的声音，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没有条件论”、“象论思维”、“中国威胁论”等“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不断唱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略有常识的人都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就所惊叹，连弗朗西斯·福山都认为中国模式走出了不同于美国的另一条道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发表《北京共识》，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创造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实践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使“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模式相形见绌，甚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目前“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主流话语与网上诸多的“主观臆测”和“唱衰”等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上，决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要主动出击，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解释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
三、解构“网络自由主义”，建构“法制话语”
在“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虚拟”社区里，任何一种话语一旦形成一定的“舆论场”就会对现实形成“干预”，这也注定了互联网话语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尽管言论自由是一项极端重要的权利，但它并非是绝对的，为顾及个人尊严和民主的价值，所有国际和国内权利体系都承认对言论自由的有限限制，而且这些限制都得到谨慎地规定。” [6 ]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的三俗、暴力、谣言等言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核心价值和伦理道德。因此需要再建构网络法制话语，还网络一个人性化的空间。
（一）解构“三俗”话语，构建通俗话语
网络具有隐秘性，发生者隐匿在幕后，成为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隐形人”，社会学家称之为“身体缺场”，这个“身体缺场”使人在“本我”之外重新塑造了一个为无法被触摸的“真我”，所有在社会上不可示人的龌龊和虚伪都可以在网络上大摇大摆，若无其事。一些所谓的艺术家假借“接受美学”理论，以观众“需求”为导向，把在网上散布庸俗、低俗、媚俗的艺术作品作为牟利的工具，使互联网话语体系呈现出众语喧哗、思想多元杂糅的混乱状态，理论传播往往让位于“音调”，理智让位于滥情，真理让位于利益，高雅让位于庸俗……从“接受美学”去思考问题本没有错，但是却忽略了话语（包括艺术、新闻等作品）的引导的功能。网络虽然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单向互动平台，作为受众更多的是阅读和欣赏。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因此要通过立法的途径打击恶俗的网络红人、低俗的“低级趣味”直播、恶意的“网络炒作”、颠覆道德的媚俗搞怪……让“三俗”还原于“通俗”，成为真正的大众话语空间。
（二）解构暴力话语，构建和谐话语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话语极易形成网络暴力，动辄“道德审判”，一言不合就“人肉搜索”，毫无底线地“人身攻击”。比如“林妙可微博事件”，14岁的童星林妙可仅仅在网络上晒一张抻面的照片，微博的评论和转发中竟然充斥着大量的污言秽语，林妙可在微博上愤怒地回应：“网络是该实名了，好坏都该现身了，也好叫你们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好好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看什么、说什么。”互联网是虚拟的，但是互联网背后的发声人的主观动机是客观的，人的道德水平是客观的，人性的险恶与龌龊是客观的，形成的网络暴力是客观的，当事人的隐私、情感、感受也是实实在在的。网络本属于大众交流平台，打着“自由”的旗帜去干涉他人“自由”生活是野蛮行径，我国一直以来都提倡与人为善，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享，理应解构互联网上的暴力话语，回归以和谐的道德空间。
（三）解构网络谣言，构建诚信话语
网络诚信问题是互联网时代的“顽疾”。“身体缺场”的人似乎永远不用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诽谤和非法经营等事件以谣言为载体，不断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武汉大三女生求职时被割肾”、“玉溪将发生8.6级大地震”、“黔西部分乡镇儿童被抢劫盗肾”……类似网络谣言此起彼伏。2013年9月9日，我国最高法和最高检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使网络诚信有了法理依据。而主要发达国家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网络诚信问题，比如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聯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在打击网络谣言，建构网络诚信体系方面已经初见成效，但是网络监管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在网络上构建起一个全民诚信的“话语体系”，进而形成全民监督、构建网络道德，形成“全民皆兵”的网络环境，还互联网以清平和谐。
[参考文献]
[1]胡颖.我国互联网上公民话语力量与政府权力的博弈[D].南京师范大学，2016.
[2]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法]福柯.话语的秩序[A]//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辛灿.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美]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J].国际新闻界，2005（04）：9-11.
责任编辑：顾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