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迁都环境因素考论
刘继刚
摘 要：四世紀末到五世纪中叶，北魏实行的大规模“移民实京”活动。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孝文帝时期的平城地区成为史书记载的灾害多发区，其频次占北魏全境灾害总量的一半以上。水、旱等灾荒频发的史实与文本表征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史书编纂者文本记录的侧重点，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平城作为北魏政治中心人口增多、环境承载力下降与社会关注度提高的史实。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外，平城及周边地区灾害频发的客观现实也是迁都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灾害；平城；洛阳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15-05
迁都洛阳是北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符合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决策。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历代王朝的定都与迁都因素极其复杂，但灾害与环境一直是重要的视域。钱穆先生于20世纪初提出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之一是“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的中心”①，即关注到了环境与迁都的关系，但一语带过、未曾深论。如果从《魏书》和《北史》中整理474至498年间平城及周边地区灾害记录，会发现一个较为独特的历史现象：孝文帝时期，平城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占到了北魏全境灾害总量的一半以上。这固然体现了史书编纂者记述的侧重点，但也不能忽视平城作为北魏政治中心灾害多发的事实，即迁都前后的平城已成为灾害多发区。本文即从灾害视域切入，探讨北魏孝文帝迁都中的环境因素。
一、文本记载平城地区的自然灾害
自474至493年的20年间，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为方便叙述，下文平城及其周边简称为“平城地区”）有17个年份发生了自然灾害，共计43次。具体而言，地震12次，约占灾害总量的28%，旱灾10次，约占灾害总量的23%，大风沙尘暴9次，约占灾害总量的21%，霜、雹、雪、冻灾害7次，约占灾害总量的16%，虫害和牛疫3次，约占灾害总量的7%，水灾2次，约占灾害总量的5%。再与北魏全境（下文北魏全境简称为“全国”）的灾情做一对比，上述阶段，全国共发生自然灾害116次，平城地区占自然灾害发生总量的37%，是发生灾害最多的地区。全国地震灾害21次，平城地区占地震灾害发生总量的57%，居全国第一。全国旱灾15次，平城地区占旱灾发生总量的66%，是全国旱灾最为频繁的地区。全国大风沙尘暴15次，平城地区占风灾发生总量的60%，也位居全国首位。全国霜、雹、雪、冻灾害10次，平城地区占比高达70%，是发生灾害最多的地区。全国虫害和牛疫12次，平城地区占总量的25%，是全国的高发区。全国水灾9次，平城地区占总量的22%，也是受水灾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②不可否认，由于平城及其周边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史家在撰写史书时难免会由于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导致记载带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灾害记载
所存在的主观性与倾向性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以及民众灾害认识的客观反映”③。因此，这一时期平城地区是灾害的高发区域。
平城地区的灾害呈现如下特点：其一，地震频繁。平城地区有1/4的灾害是地震，而且平均1.5年左右就会发生1次。虽然震级不高，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房倒屋塌情况，但是频繁的地震对人们的心理震慑不容忽视。其二，多种灾害并发。20年里，平城共发生了43次灾害，平均每年发生2.15次，一年之中多种自然灾害并发的情形时常出现。太和三年（479），旱灾、地震和霜灾各1次。太和四年，旱灾、风灾、雪灾、霜冻和地震等各1次。太和八年，水灾、蝗灾、风灾和地震总共发生了6次。多种灾害交织并生，对于北魏经济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其三，干旱和大风灾害引起了严重的雾霾。“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雾竟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④。土雾是空气中含有大量沙尘而形成的浓雾，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商纣之时“雨土于亳”的情形相同，且程度较之更为严重。土雾之中有火烟，又夹杂着刺鼻的气味，持续时间长达六天。土雾的形成还与平城周边频繁的大风天气有关。太和十二年五月，平城大风，从壬寅日刮到甲辰日连续三天，越刮越大，将树木和房屋连根拔起，壬申日又起大风。太和十四年七月丁酉日，平城遭遇大风天气，大量房屋和树木被毁。⑤其四，平城地区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集中高发区。就具体灾种而言，地震、旱灾、大风沙尘暴、霜雹雪冻等占全国灾害发生总量的50%以上，虫害、牛疫和水灾约占全国灾害总量的25%。
平城地区还特别寒冷，自公元479至490年，文本记录中的平城地区，霜冻灾害记录较多。从太和三年七月陕西、内蒙古、山西和甘肃部分地区霜致使禾豆全部死亡，到太和四年九月平城下大雪，再到太和七年、太和九年肆州、雍州、青州等地三、四月份陨霜。有学者指出，“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按照分布集中的程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435年到466年，32年间共发生冻灾6次，灾害分布比较分散；第二阶段479年到521年，43年间共计发生39次，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第三阶段自536年到578年，43年间共计发生9次，冻灾次数大大减少。⑥文本记录的多发，不能完全表明此时是南北朝时期冻灾最严重的时期，却反映了平城严寒已经成为北魏政治中心所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问题。其中第二阶段正好是北魏孝文帝主政的主要时期。王肃《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⑦可见，平城一带荒寒、干旱，已经成为北魏王朝面临的重要难题。
生存环境恶化必然带来饥荒与流民，发生在作为北魏政治中心的平城，则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为了消弭危机，北魏统治者需要进行减免赋税或者赈济抚恤之策，这必然需要耗费大量的财赋。
如太和十一年平城及附近地区发生了大旱和牛疫，引起了严重的饥荒，魏孝文帝下诏“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⑧，政府鼓励民众出关寻找食物，并在户籍管理上提供便利。在更大的饥荒面前，政府甚至放任迁徙，并在管理及物资上支持饥民流动，甚至开放关津，任由民众自由迁徙。太和十四年，平城一带春夏连旱，高闾上书建议“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其处；开关弛禁，薄赋贱籴，以消其费；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赡。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⑨。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开放关津，允许灾民选择就食地方，饥荒之后可返回原居住地。
魏孝文帝时期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开仓赈济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达到了18年28次。⑩定都平城期间，北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以及京畿地区频繁的灾害与饥荒都给王朝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二、人口增长与平城周边生存环境
北魏初年的实都政策使平城人口急剧膨胀。4世纪末到5世纪中叶，北魏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移民实京”活动。如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民吏及街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会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B11天兴五年，“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充国遁走”，“徙其民于京师”。B12仅就上述资料来看，每家按十户，每户按五口计算，自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至献文帝皇兴四年（470）的74年间，迁往平城的人口就累计超过了85万，再加之平城本地原有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是毋庸置疑的，平城地区人口规模迅速攀升。日本著名学者前田正名推估，仅在北魏世祖时期（424—452年），迁往平城及其附近的人口就多达50万，从而使其总的规模达到了100万人左右。B13梁方仲先生认为，北魏明帝熙平至神龟年间（516—519年），全国有500万户，以户5口计，为2500万人左右。B14这段与平城时代相去不远，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人口数量大致相当，那么平城的人口就差不多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25。人口的急剧膨胀必然会给生存环境带来诸多问题。
平城地区人口数量大大超出了当地环境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环境资源所能容纳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大小。北魏太祖天兴元年，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当时机构精简，皇族宫人和杂役数量不多，都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都相对较小。政权稳定之后，中央集权统治日益加强，赋税徭役逐渐增加，大量人口移居于此，“京畿地区的人口优势可确保其在兵源征调、赋税征收、政治治理等方面有利地位，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也为统治中心的政治、经济核心地位提供人力保证”B15，但社会发展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当时平城的经济形式主要有两种，农业和畜牧业，或称之为畜耕并重。我们将平城地区的土地面积和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进行比对，来考察其环境承载力的情况。关于平城地区的地理范围，操晓理先生认为：主要包括《汉书·地理志》所载雁门郡大部和代郡的一部分，即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南至朔县一带，是桑干河流域上游的一个狭长盆地（大同盆地）。B16大同盆地长约200公里，盆地海拔约在1000—2200米，面积510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按1500亩计算，约合765万亩。其中有一些山地和林地是无法耕种的，依据农牧业分界线进行大致剪除，农业区域约占整个大同盆地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约为500万亩。再将平城一带的人口带入计算，北魏道武帝时期，平城一带有156万人左右，B17按当时人月食1.5石来计算B18，一年所需粮食为2808万石。以当时中田亩产5石来算B19，需要田地562万亩，加上休耕的田地一倍或两倍，所需田地当超过千万亩。退一步讲，即使将平城一带人口按100万来算，需要田360万亩，再加上休耕的田地，至少也需要田地720万亩以上。从北魏道武帝登基到北魏孝文帝迁都，历时近百年，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156万，而北朝时期平城一带农田产量并不高，很难达到当时的中田亩产。北魏孝文帝迁都前夕，平城地区饥荒频发，农业荒废已经非常严重，这些都充分暴露出平城地区环境承载力的下降。
平城的建设对周边地区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般来说，古代农业的大规模开发，主要在河流附近的平原地区，北魏初年毁林开垦发展农业势必会破坏当地的湿地、林地和草原等环境资源。此外，平城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柴使得周边地区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平城盆地，有百万以上的人口，薪柴消耗、手工业制造、交通工具、武器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更为严重的是，平城一带规模宏大的宫廷苑囿对木材的消耗是极大的。道武帝修建平城时运材数百万根，相当一部分来自山西地区。明元帝时期，平城一带大修宫殿，以大型工程居多。B20考古证实，北朝时期平城地区城邑众多，且规模宏大。平城及其周边有十三座城邑，大型城邑如平城城墙周长三十二里。B21一方面，修建宫殿会消耗大量的木材。另一方面，城邑建设会占用大量的可耕地，城邑建成后，又会移入更多人口，众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木材消耗，而林地、草地、湿地的破坏，又会引起和加剧自然灾害，给当地环境造成了恶性循环。
三、洛阳的独特位置与环境承载力
与平城寒冷的环境相比，洛阳确实温度相对温暖。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殷商以后，气温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和1700年。B22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我国第二个寒冷时期，这一成果得到了越来越多近现代学者的认同。满志敏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迁都前期正好处在第二冷谷的前沿B23。台湾学者徐胜一先生“推估（平城）408—537年間的平均最低温度至少比今日低0.82℃，而在479—509年的最冷时期，其平均最低温度则比今日低2.66℃”。B24学者研究，自1951至2000年的50年中，洛阳的年平均气温为14.5℃，其中夏季为6—8月，平均气温为26.3℃，冬季为12—2月，平均气温为1.7℃。B251959—2008年的50年中，山西省的年平均气温为9.52±0.64℃，B26大同位于山西省中部，年平均气温与之相当。1992—2004年，大同夏季平均气温为21.4℃，冬季平均气温为-7.8℃。B27大体上，洛阳与大同的温差一般为夏季5℃左右，冬季9℃左右。所以，平城与洛阳之间的温差较大。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寒冷是迁都的必然因素。毕竟，迁都以后长期住在北方的北魏旧臣一时之间还是难以习惯洛阳夏季的炎热。《魏书·孝文五王列传》载：“（恂）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B28《洛阳伽蓝记》载：正光年间，“北夷酋长遗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B29。朔州敕勒部人斛律金，统辖所部归入北魏，每到秋天来京师洛阳朝觐，春天之时就回到朔州，这样可以避开中原的酷热。平城冬季固然寒冷，洛阳夏季亦是酷热难耐。
不过北魏旧臣对洛阳夏季酷热难以忍耐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平城严寒成为迁都的因素之一。迁都洛阳前，史书对于严寒的记载颇多，一方面固然是气候恶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严寒是北魏统治阶层较为关注的事件。迁都洛阳后，史书关于严寒的记载明显减少，这种减少并非是气候发生了根本改变，而是统治者关注的问题已经转移。毕竟，古人的灾害记录有着特殊的语境与历史背景B30。一般而言，正史文本记录的侧重点，就是统治者的关注点，也是事关政权稳定与社会矛盾的焦点。严寒记录较少表明严寒问题已经不再是迁都后北魏政权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因此，洛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较好的环境承载力成为迁都不可忽视的因素。许多文本对此有着深入的描述，反映出古人对洛阳天下之中地理位置与宜居环境的认可，也侧面反映出孝文帝迁都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洛阳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曾说：“此（洛阳）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B31洛阳交通便利，四面八方的贡赋都可以到达这里。后世虽王朝疆域不断扩展，但洛阳基本处于历代统一王朝的中心地带。极具“据中而应四方”的便利条件。唐人孔颖达说：洛阳“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B32。宋人李格非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B33从地形上看，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对伊阙，可达江汉；西控函谷关，东抵虎牢关，扼制了我国古代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北魏时期洛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魏孝文帝谋划迁都之事，向大臣征询建议，李韶说：“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B34洛阳有七百年建都的深厚根基，位居天下之中，交通便利，有利于收纳贡赋，是建都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洛阳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远远高于平城地区。孝文帝迁都之前，洛阳地区人口较少，大概不会超过5万B35，远远少于平城地区。但河洛地区的耕地面积、宜耕程度却远超平城周边地区。河洛地区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的地理范围。B36面积达28820平方公里B37，约合4323万亩。除去近一半无法耕种的山地和林地，农业区域约为2162万亩。按前文的计算方法，可产粮约1.08亿石，能承载600余万人，再加之北朝洛阳一带农业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亩产往往高于5石，良田甚至10石。河内郡一带水稻产量就曾达到旱田亩产的几倍以上。B38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畜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B39，迁都后北魏建立河阳牧场，满足了鲜卑貴族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有学者指出，“唐代中叶以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经济，代表了中国北方经济的总体水平”B40。综合农业和畜牧业的条件来看，河洛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四、结语
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北魏政权的政治中心，其稳定直接影响政权的存亡兴衰。灾害频发的客观现实，不可能引发统治者对平城周边环境的警惧。而恰恰此时的北魏孝文帝汉化颇深，其中也接受了汉代以来儒学的灾异天谴观念，将灾害视为上天对他的惩罚。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一年，孝文帝下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B41十二月，再下诏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B42太和十五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孝文帝下诏曰：“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飨，何宜四气未周，便欲祀事？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B43从饥荒、严寒到干旱，在深受天谴观念影响下的孝文帝眼中，都是上天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古人对于灾害的认识或者概念界定在现代看来似乎是落后、愚昧、迷信，甚至是历史的局限B44。但历史语境下，却客观反映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灾害认知，而这一认知决定了其处理灾害的方式。因此，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增长导致环境承载力急剧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引起孝文帝的警觉，诏书中的“寤寐思求”“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考躬责己，以待天谴”等言辞，体现出他的惊惧之心，以及应答天谴的积极态度。B45同时期的洛阳人口较少，地理位置优越，环境承载力明显胜过平城，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因素也必然成为孝文帝在迁都过程中考虑的外在因素之一。
注释
①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2页。
②⑥袁祖亮：《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2—344、210—211页。
③闵祥鹏：《历史文本中的人口聚集、区域经济与生存环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④⑤⑦⑧⑨B11B12B28B34B41B42B43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1、2900、1799、162、1206、32、39、588、886、162、163、168页。
⑩李辉：《试论北朝时期的“开仓赈济”措施》，载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B13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B1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
B15闵祥鹏：《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B16操晓理：《北魏平城地区的移民与饥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B17李憑：《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3页。
B18B19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7页。
B20张金龙：《北魏政治史（2）》，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81—385页。
B21杨扶虎：《北朝时期山西地区城市分布初探》，2013年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3、57页。
B2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B23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B24徐胜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与气候变化之研究》，《台湾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003年第38期。
B25马淑玲、盛建萍、任炳潭：《洛阳市近五十年气温变化特征》，《河南气象》2001年第3期。
B26王孟本、范晓辉：《山西省近五十年气温和降水变化基本特征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B27杨淑华、梁进秋、李腊平、贾利芳、王丽丽：《大同地区近50年来气温突变的诊断分析》，《中国农业气象》2010年增刊。
B29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116页。
B30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B3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
B32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0页。
B33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3页。
B35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1页。
B36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地域范围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B37黄以柱：《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
B38高敏：《古代豫北的水稻生产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B39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B40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B44闵祥鹏：《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
B45闵祥鹏：《帝降、天降与天谴：天灾观念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 轲
On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Emperor Xiaowen′s Capital Relocation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Liu Jigang
Abstract：From the end of 4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5th century，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immigrant activ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Pingcheng area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Xiaowen became a disaster-prone area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books， and its frequency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disaster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ehind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frequent floods and droughts， on the one hand， it reflects the focus of textual records of historian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Pingcheng， 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ere an enlarged population， decrease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increased social concern. In 493 AD， Emperor Xiaowen moved to Luoyang.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cultural and other reason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frequent disasters in Pingche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is also one of the factors of capital relocation.
Key words：disaster； Pingcheng； Luoyang
摘 要：四世紀末到五世纪中叶，北魏实行的大规模“移民实京”活动。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孝文帝时期的平城地区成为史书记载的灾害多发区，其频次占北魏全境灾害总量的一半以上。水、旱等灾荒频发的史实与文本表征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史书编纂者文本记录的侧重点，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平城作为北魏政治中心人口增多、环境承载力下降与社会关注度提高的史实。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外，平城及周边地区灾害频发的客观现实也是迁都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灾害；平城；洛阳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10-0115-05
迁都洛阳是北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符合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决策。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历代王朝的定都与迁都因素极其复杂，但灾害与环境一直是重要的视域。钱穆先生于20世纪初提出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之一是“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的中心”①，即关注到了环境与迁都的关系，但一语带过、未曾深论。如果从《魏书》和《北史》中整理474至498年间平城及周边地区灾害记录，会发现一个较为独特的历史现象：孝文帝时期，平城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占到了北魏全境灾害总量的一半以上。这固然体现了史书编纂者记述的侧重点，但也不能忽视平城作为北魏政治中心灾害多发的事实，即迁都前后的平城已成为灾害多发区。本文即从灾害视域切入，探讨北魏孝文帝迁都中的环境因素。
一、文本记载平城地区的自然灾害
自474至493年的20年间，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为方便叙述，下文平城及其周边简称为“平城地区”）有17个年份发生了自然灾害，共计43次。具体而言，地震12次，约占灾害总量的28%，旱灾10次，约占灾害总量的23%，大风沙尘暴9次，约占灾害总量的21%，霜、雹、雪、冻灾害7次，约占灾害总量的16%，虫害和牛疫3次，约占灾害总量的7%，水灾2次，约占灾害总量的5%。再与北魏全境（下文北魏全境简称为“全国”）的灾情做一对比，上述阶段，全国共发生自然灾害116次，平城地区占自然灾害发生总量的37%，是发生灾害最多的地区。全国地震灾害21次，平城地区占地震灾害发生总量的57%，居全国第一。全国旱灾15次，平城地区占旱灾发生总量的66%，是全国旱灾最为频繁的地区。全国大风沙尘暴15次，平城地区占风灾发生总量的60%，也位居全国首位。全国霜、雹、雪、冻灾害10次，平城地区占比高达70%，是发生灾害最多的地区。全国虫害和牛疫12次，平城地区占总量的25%，是全国的高发区。全国水灾9次，平城地区占总量的22%，也是受水灾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②不可否认，由于平城及其周边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史家在撰写史书时难免会由于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导致记载带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但“灾害记载
所存在的主观性与倾向性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以及民众灾害认识的客观反映”③。因此，这一时期平城地区是灾害的高发区域。
平城地区的灾害呈现如下特点：其一，地震频繁。平城地区有1/4的灾害是地震，而且平均1.5年左右就会发生1次。虽然震级不高，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房倒屋塌情况，但是频繁的地震对人们的心理震慑不容忽视。其二，多种灾害并发。20年里，平城共发生了43次灾害，平均每年发生2.15次，一年之中多种自然灾害并发的情形时常出现。太和三年（479），旱灾、地震和霜灾各1次。太和四年，旱灾、风灾、雪灾、霜冻和地震等各1次。太和八年，水灾、蝗灾、风灾和地震总共发生了6次。多种灾害交织并生，对于北魏经济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其三，干旱和大风灾害引起了严重的雾霾。“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雾竟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④。土雾是空气中含有大量沙尘而形成的浓雾，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商纣之时“雨土于亳”的情形相同，且程度较之更为严重。土雾之中有火烟，又夹杂着刺鼻的气味，持续时间长达六天。土雾的形成还与平城周边频繁的大风天气有关。太和十二年五月，平城大风，从壬寅日刮到甲辰日连续三天，越刮越大，将树木和房屋连根拔起，壬申日又起大风。太和十四年七月丁酉日，平城遭遇大风天气，大量房屋和树木被毁。⑤其四，平城地区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集中高发区。就具体灾种而言，地震、旱灾、大风沙尘暴、霜雹雪冻等占全国灾害发生总量的50%以上，虫害、牛疫和水灾约占全国灾害总量的25%。
平城地区还特别寒冷，自公元479至490年，文本记录中的平城地区，霜冻灾害记录较多。从太和三年七月陕西、内蒙古、山西和甘肃部分地区霜致使禾豆全部死亡，到太和四年九月平城下大雪，再到太和七年、太和九年肆州、雍州、青州等地三、四月份陨霜。有学者指出，“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按照分布集中的程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435年到466年，32年间共发生冻灾6次，灾害分布比较分散；第二阶段479年到521年，43年间共计发生39次，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第三阶段自536年到578年，43年间共计发生9次，冻灾次数大大减少。⑥文本记录的多发，不能完全表明此时是南北朝时期冻灾最严重的时期，却反映了平城严寒已经成为北魏政治中心所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问题。其中第二阶段正好是北魏孝文帝主政的主要时期。王肃《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⑦可见，平城一带荒寒、干旱，已经成为北魏王朝面临的重要难题。
生存环境恶化必然带来饥荒与流民，发生在作为北魏政治中心的平城，则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为了消弭危机，北魏统治者需要进行减免赋税或者赈济抚恤之策，这必然需要耗费大量的财赋。
如太和十一年平城及附近地区发生了大旱和牛疫，引起了严重的饥荒，魏孝文帝下诏“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⑧，政府鼓励民众出关寻找食物，并在户籍管理上提供便利。在更大的饥荒面前，政府甚至放任迁徙，并在管理及物资上支持饥民流动，甚至开放关津，任由民众自由迁徙。太和十四年，平城一带春夏连旱，高闾上书建议“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随运以溢其处；开关弛禁，薄赋贱籴，以消其费；清道路，恣其东西，随丰逐食，贫富相赡。可以免度凶年，不为患苦”⑨。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开放关津，允许灾民选择就食地方，饥荒之后可返回原居住地。
魏孝文帝时期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开仓赈济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达到了18年28次。⑩定都平城期间，北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以及京畿地区频繁的灾害与饥荒都给王朝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二、人口增长与平城周边生存环境
北魏初年的实都政策使平城人口急剧膨胀。4世纪末到5世纪中叶，北魏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移民实京”活动。如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民吏及街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会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B11天兴五年，“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充国遁走”，“徙其民于京师”。B12仅就上述资料来看，每家按十户，每户按五口计算，自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至献文帝皇兴四年（470）的74年间，迁往平城的人口就累计超过了85万，再加之平城本地原有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是毋庸置疑的，平城地区人口规模迅速攀升。日本著名学者前田正名推估，仅在北魏世祖时期（424—452年），迁往平城及其附近的人口就多达50万，从而使其总的规模达到了100万人左右。B13梁方仲先生认为，北魏明帝熙平至神龟年间（516—519年），全国有500万户，以户5口计，为2500万人左右。B14这段与平城时代相去不远，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人口数量大致相当，那么平城的人口就差不多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25。人口的急剧膨胀必然会给生存环境带来诸多问题。
平城地区人口数量大大超出了当地环境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环境资源所能容纳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大小。北魏太祖天兴元年，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当时机构精简，皇族宫人和杂役数量不多，都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都相对较小。政权稳定之后，中央集权统治日益加强，赋税徭役逐渐增加，大量人口移居于此，“京畿地区的人口优势可确保其在兵源征调、赋税征收、政治治理等方面有利地位，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也为统治中心的政治、经济核心地位提供人力保证”B15，但社会发展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当时平城的经济形式主要有两种，农业和畜牧业，或称之为畜耕并重。我们将平城地区的土地面积和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进行比对，来考察其环境承载力的情况。关于平城地区的地理范围，操晓理先生认为：主要包括《汉书·地理志》所载雁门郡大部和代郡的一部分，即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南至朔县一带，是桑干河流域上游的一个狭长盆地（大同盆地）。B16大同盆地长约200公里，盆地海拔约在1000—2200米，面积510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按1500亩计算，约合765万亩。其中有一些山地和林地是无法耕种的，依据农牧业分界线进行大致剪除，农业区域约占整个大同盆地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约为500万亩。再将平城一带的人口带入计算，北魏道武帝时期，平城一带有156万人左右，B17按当时人月食1.5石来计算B18，一年所需粮食为2808万石。以当时中田亩产5石来算B19，需要田地562万亩，加上休耕的田地一倍或两倍，所需田地当超过千万亩。退一步讲，即使将平城一带人口按100万来算，需要田360万亩，再加上休耕的田地，至少也需要田地720万亩以上。从北魏道武帝登基到北魏孝文帝迁都，历时近百年，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156万，而北朝时期平城一带农田产量并不高，很难达到当时的中田亩产。北魏孝文帝迁都前夕，平城地区饥荒频发，农业荒废已经非常严重，这些都充分暴露出平城地区环境承载力的下降。
平城的建设对周边地区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一般来说，古代农业的大规模开发，主要在河流附近的平原地区，北魏初年毁林开垦发展农业势必会破坏当地的湿地、林地和草原等环境资源。此外，平城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柴使得周边地区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平城盆地，有百万以上的人口，薪柴消耗、手工业制造、交通工具、武器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更为严重的是，平城一带规模宏大的宫廷苑囿对木材的消耗是极大的。道武帝修建平城时运材数百万根，相当一部分来自山西地区。明元帝时期，平城一带大修宫殿，以大型工程居多。B20考古证实，北朝时期平城地区城邑众多，且规模宏大。平城及其周边有十三座城邑，大型城邑如平城城墙周长三十二里。B21一方面，修建宫殿会消耗大量的木材。另一方面，城邑建设会占用大量的可耕地，城邑建成后，又会移入更多人口，众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粮食，需要更多的木材消耗，而林地、草地、湿地的破坏，又会引起和加剧自然灾害，给当地环境造成了恶性循环。
三、洛阳的独特位置与环境承载力
与平城寒冷的环境相比，洛阳确实温度相对温暖。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殷商以后，气温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和1700年。B22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我国第二个寒冷时期，这一成果得到了越来越多近现代学者的认同。满志敏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迁都前期正好处在第二冷谷的前沿B23。台湾学者徐胜一先生“推估（平城）408—537年間的平均最低温度至少比今日低0.82℃，而在479—509年的最冷时期，其平均最低温度则比今日低2.66℃”。B24学者研究，自1951至2000年的50年中，洛阳的年平均气温为14.5℃，其中夏季为6—8月，平均气温为26.3℃，冬季为12—2月，平均气温为1.7℃。B251959—2008年的50年中，山西省的年平均气温为9.52±0.64℃，B26大同位于山西省中部，年平均气温与之相当。1992—2004年，大同夏季平均气温为21.4℃，冬季平均气温为-7.8℃。B27大体上，洛阳与大同的温差一般为夏季5℃左右，冬季9℃左右。所以，平城与洛阳之间的温差较大。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寒冷是迁都的必然因素。毕竟，迁都以后长期住在北方的北魏旧臣一时之间还是难以习惯洛阳夏季的炎热。《魏书·孝文五王列传》载：“（恂）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B28《洛阳伽蓝记》载：正光年间，“北夷酋长遗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B29。朔州敕勒部人斛律金，统辖所部归入北魏，每到秋天来京师洛阳朝觐，春天之时就回到朔州，这样可以避开中原的酷热。平城冬季固然寒冷，洛阳夏季亦是酷热难耐。
不过北魏旧臣对洛阳夏季酷热难以忍耐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平城严寒成为迁都的因素之一。迁都洛阳前，史书对于严寒的记载颇多，一方面固然是气候恶劣，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严寒是北魏统治阶层较为关注的事件。迁都洛阳后，史书关于严寒的记载明显减少，这种减少并非是气候发生了根本改变，而是统治者关注的问题已经转移。毕竟，古人的灾害记录有着特殊的语境与历史背景B30。一般而言，正史文本记录的侧重点，就是统治者的关注点，也是事关政权稳定与社会矛盾的焦点。严寒记录较少表明严寒问题已经不再是迁都后北魏政权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因此，洛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较好的环境承载力成为迁都不可忽视的因素。许多文本对此有着深入的描述，反映出古人对洛阳天下之中地理位置与宜居环境的认可，也侧面反映出孝文帝迁都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洛阳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曾说：“此（洛阳）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B31洛阳交通便利，四面八方的贡赋都可以到达这里。后世虽王朝疆域不断扩展，但洛阳基本处于历代统一王朝的中心地带。极具“据中而应四方”的便利条件。唐人孔颖达说：洛阳“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B32。宋人李格非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魏赵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B33从地形上看，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对伊阙，可达江汉；西控函谷关，东抵虎牢关，扼制了我国古代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北魏时期洛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魏孝文帝谋划迁都之事，向大臣征询建议，李韶说：“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B34洛阳有七百年建都的深厚根基，位居天下之中，交通便利，有利于收纳贡赋，是建都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洛阳地区的环境承载力远远高于平城地区。孝文帝迁都之前，洛阳地区人口较少，大概不会超过5万B35，远远少于平城地区。但河洛地区的耕地面积、宜耕程度却远超平城周边地区。河洛地区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的地理范围。B36面积达28820平方公里B37，约合4323万亩。除去近一半无法耕种的山地和林地，农业区域约为2162万亩。按前文的计算方法，可产粮约1.08亿石，能承载600余万人，再加之北朝洛阳一带农业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亩产往往高于5石，良田甚至10石。河内郡一带水稻产量就曾达到旱田亩产的几倍以上。B38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畜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B39，迁都后北魏建立河阳牧场，满足了鲜卑貴族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有学者指出，“唐代中叶以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经济，代表了中国北方经济的总体水平”B40。综合农业和畜牧业的条件来看，河洛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四、结语
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北魏政权的政治中心，其稳定直接影响政权的存亡兴衰。灾害频发的客观现实，不可能引发统治者对平城周边环境的警惧。而恰恰此时的北魏孝文帝汉化颇深，其中也接受了汉代以来儒学的灾异天谴观念，将灾害视为上天对他的惩罚。据《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一年，孝文帝下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B41十二月，再下诏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B42太和十五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孝文帝下诏曰：“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飨，何宜四气未周，便欲祀事？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B43从饥荒、严寒到干旱，在深受天谴观念影响下的孝文帝眼中，都是上天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古人对于灾害的认识或者概念界定在现代看来似乎是落后、愚昧、迷信，甚至是历史的局限B44。但历史语境下，却客观反映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灾害认知，而这一认知决定了其处理灾害的方式。因此，平城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增长导致环境承载力急剧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引起孝文帝的警觉，诏书中的“寤寐思求”“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考躬责己，以待天谴”等言辞，体现出他的惊惧之心，以及应答天谴的积极态度。B45同时期的洛阳人口较少，地理位置优越，环境承载力明显胜过平城，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因素也必然成为孝文帝在迁都过程中考虑的外在因素之一。
注释
①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2页。
②⑥袁祖亮：《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2—344、210—211页。
③闵祥鹏：《历史文本中的人口聚集、区域经济与生存环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④⑤⑦⑧⑨B11B12B28B34B41B42B43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1、2900、1799、162、1206、32、39、588、886、162、163、168页。
⑩李辉：《试论北朝时期的“开仓赈济”措施》，载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B13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孙耀、孙蕾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第78页。
B1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
B15闵祥鹏：《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B16操晓理：《北魏平城地区的移民与饥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B17李憑：《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3页。
B18B19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7页。
B20张金龙：《北魏政治史（2）》，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81—385页。
B21杨扶虎：《北朝时期山西地区城市分布初探》，2013年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3、57页。
B2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B23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B24徐胜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与气候变化之研究》，《台湾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003年第38期。
B25马淑玲、盛建萍、任炳潭：《洛阳市近五十年气温变化特征》，《河南气象》2001年第3期。
B26王孟本、范晓辉：《山西省近五十年气温和降水变化基本特征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B27杨淑华、梁进秋、李腊平、贾利芳、王丽丽：《大同地区近50年来气温突变的诊断分析》，《中国农业气象》2010年增刊。
B29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116页。
B30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B3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
B32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0页。
B33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3页。
B35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1页。
B36薛瑞泽：《河洛地区的地域范围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B37黄以柱：《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
B38高敏：《古代豫北的水稻生产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B39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的畜牧业》，《中国农史》2009年第3期。
B40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B44闵祥鹏：《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
B45闵祥鹏：《帝降、天降与天谴：天灾观念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 轲
On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Emperor Xiaowen′s Capital Relocation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Liu Jigang
Abstract：From the end of 4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5th century，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immigrant activ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Pingcheng area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Xiaowen became a disaster-prone area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books， and its frequency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disaster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ehind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frequent floods and droughts， on the one hand， it reflects the focus of textual records of historian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Pingcheng， 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ere an enlarged population， decrease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increased social concern. In 493 AD， Emperor Xiaowen moved to Luoyang.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cultural and other reason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frequent disasters in Pingche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is also one of the factors of capital relocation.
Key words：disaster； Pingcheng； Luoy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