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与重构：《铁道飞虎》的叙事美学解读
邵珠春
《铁道飞虎》是丁晟导演执导、成龙领衔主演的抗日喜剧电影，影片融合当代潮流元素，将动画与当代网络流行语言注入主旋律电影，在原文本基本故事叙事框架下，将故事以环环相扣的五大叙事段落紧密展开。影片一改主旋律的严肃性，以成龙式的喜剧手段将悲壮的故事轻松表达，在文本再造、人物重塑、个体价值和英雄群体的表现上实现了对传统红色经典影片的创新与重构，开辟了红色经典电影表现的独特视角；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影片在弱化敌人的同时也降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单纯为追逐商业利益制作的革命喜剧刻意回避了共产党对铁道游击队的领导，将铁道飞虎的行为本身解读为个人英雄主义和江湖文化，不仅背离了历史真相，更不利于当代少年儿童对传统革命文化的正面理解，对原故事文本的深刻内涵与价值观传递形成干扰。
一、儿童视角下的抗日童话
影片以一位名叫Tiger的儿童参观火车博物馆透过火车锅炉看到的奇异景象展开叙述，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使卡通形象“小飞虎”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重要线索，也使这部影片走出了传统红色经典影片的严肃性，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下使红色经典以轻松的姿态走进观众的视野。虽然片中的飞虎队形象与传统枣庄铁道游击队的形象不符合，但由于这是基于儿童视角的故事讲述，使影片中的某些不合理之处在这一视角下得以消解。
但儿童视角并不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梦幻奇想，影片将日本人塑造成智商明显不足的表现手法或许能够博取观众的笑点，但也明显拉低了铁道游击队员的集体智商。对敌人的刻意弱化降低了影片的文化内涵与存在价值，飞虎队与敌人间如同玩游戏般的戏谑手法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的负面评价，不利于当代青少年对革命历史文化的认同，充满港台味的语言表达使影片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香港地区戏谑鬼子的童话故事。
二、《铁道飞虎》对历史语境的背离
（一）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的幻象
影片一开始由一名外教带领儿童参观火车的切入，更像是站在西方视角下对铁道游击队真实性的一种怀疑。影片刻意回避共产党对铁道游击队的领导，片面强化了个人英雄主义和江湖文化，将铁道游击队进行的一系列劫火车的行为降低为无意识的土匪般的抢劫，将炸大桥的行为仅仅作为完成大国的遗愿，至于炸桥的目的则全然不知，严重低估了铁道游击队员的智商。一方面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表现的过于疏离，八路军大国始终看不起人民群众，讽刺他们干不了大事，将共产党军民之间水乳交融、患难与共的关系完全抹杀，以至于将讲述八路军为炸桥牺牲的动画制作成只知道向前冲锋送死的场面。另一方面，将日本兵塑造成礼貌、耍萌、智商低下的秩序维护者。在日本人占领的枣庄地区，商业一片繁荣，市场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出门可以坐火车，吃的饭都是机器做的白面煎饼，这样的生活恐怕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做不到。另外，在劫火车以后铁道飞虎队员所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与《油菜花》更是严重背离了历史与文化语境，连为此片创作插曲的功夫都省略了，增加了影片的拼凑之感。这样的剧情安排从侧面也形成了对铁道游击队员的抹黑，贬低战争中的敌人并不能抬高自己，反而将自己的智商连同敌人一起降低。红色经典不是不可以拍成功夫片或喜剧片，但笑点不是将敌人塑造成弱智，如果弱智都能占领我们国家，那我们又是怎样的人呢？所以，笑点的背后更多的是痛点，是阿Q精神的复燃，是自我满足的意淫，是脱离历史语境的幻象。如此，这样的影片进入市场将对青少年形成怎样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同时上映，又会对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有何影响，恐怕正面价值远远低于负面影响。
（二）小人物成大事的武侠叙事套路
影片所表现的历史故事虽然来自山东枣庄地区，但影片所呈现的人物和文化则与此全不相干，虽然枣庄本土源远流长的墨侠文化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但墨侠文化与港式武侠文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墨侠文化强调的是对领导的服从和为他人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气度，其表现的是为了明确的目标而实施的计划缜密的行动，这种文化深刻影响了铁道游击队的产生和党对铁道游击队的领导。而此片则完全是港式武侠的内壳贴上铁道飞虎的标签，抽离了党对地方游击武装的领导，刻意将故事塑造成小人物成大事的港式武侠模式。八路军正规军干不成的大事自然成为飞虎队个人价值实现的机遇，飞虎队没有像八路军一样直接冲过去送死，而是借助巧妙的借助火车上成箱的炸药包去炸大桥。影片中的韩庄大桥高大坚固，类似今天的高铁大桥，这样的大桥靠着八路军背得那几个炸药包岂能撼动？影片为了体现小人物做大事又刻意的降低了八路军的智商，将八路军塑造成只知道向前冲锋的死士，以此来彰显飞虎队的英明才智，这样的处理极易引起国内观众的反感，从豆瓣影评中即可看到对这一现象的嘲讽。同时，将飞虎队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简单归结为义气，将武侠中的这种侠义精神表现为马原对大国的承诺，炸掉大桥完成大国遗愿，炸大桥这件“大事”仅仅成为飞虎队这群底层小人物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
（三）复仇动机与地盘文化下的江湖审美
影片中大哥马原手中不离一杆烟锅子，他的解释是他父亲抽烟时被日本人打死了，他媳妇正给他点烟时也被日本人打死了，留着烟锅子是为了记住仇恨；还有片中大奎说讲“凭什么啊，这是咱的地盘啊。”复仇文化与地盘文化体现出独特的江湖文化与审美，一如港片中反复出现的报仇与地盘之争，此处将飞虎队革命精神的来源归结为复仇与地盘这样的江湖文化，显然降低了原作的精神高度。影片对红色经典的刻意背离让人不免将其与“临城铁路大劫案”联系起来。1923年5月5日发生在山东枣庄的“临城铁路大劫案”便是由当地江湖土匪组织的一次“劫票”，由孙美瑶率领的“山東建国自治军”在津浦线上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劫持了从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将其中的39名外国旅客，71名中国旅客押往峄县的抱犊崮巢云观，而此次土匪绑票的目的仅在于希望官军停止围剿和将他们收编为国军。这些人说是土匪，实际上他们都是当地被逼上山的普通百姓，为了生计进行的杀富济贫的行为，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活跃在津浦线上的这些人亦侠亦匪，就像一开始由马原带领的一帮弟兄去劫火车，他们将劫来的物质存放在微山岛上，这种行为本身的目的何在？“再干一票”“干票大的”的语言表述具有典型的江湖特色。“干”也因此成为《铁道飞虎》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眼，此处以江湖性的帮派文化悄悄替换掉原作中的革命文化，是对红色文化的刻意回避与抹杀。
（四）红色精神消解下的主题缺失
《铁道飞虎》刻意回避了红色经典中对政治意识的话语表达，将原著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八路军和共产党隐去，完全颠覆了原作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基调，将事件本身定义为枣庄本土工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江湖侠义行为，降低了整部影片的思想性和精神性。在炸大桥这件事情上，飞虎队成员在山洞里讨论时说出的 “飞虎队没有怂包”“死也不能做亡国奴”“精忠报国”“匹夫有责”等语言，刻意淡化了主旋律的意识形态性，更多显示出飞虎队成员的江湖气质，大哥马原的总结“少说话”更是对主旋律电影中英雄群体思想深刻表达的刻意抹杀，从而使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演变为简单的复仇情绪和江湖义气。
《铁道飞虎》将《铁道游击队》打造成为一部功夫喜剧，这已经宣告了它同原著中严肃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背离。以至于影片最后飞虎队员们舍生取义的悲壮场面也仅仅来自为“干大事”而“炸大桥”的无厘头叙事，消解了原作的精神高度与主题内涵。
三、《铁道飞虎》对红色经典的重构
《铁道飞虎》这部电影虽然在内容上背离的历史文化语境，存在众多令人诟病的不合理因素，但除去这些令观众不悦甚至愤怒的负面影响来说，影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传统红色经典的重构，表现出其积极的一面。
（一）影像文本的再造
《铁道飞虎》对红色经典的影像重构不仅体现在对原有文本的喜剧化处理，也体现在导演与演员对人物角色的重塑，颠覆了观众对传统红色经典人物的认知，借助铁道游击队这一故事文本建构一个属于当代的铁道飞虎传奇，诙谐的语言与笑点百出的讽刺手法抹去了战争的残酷，无视生死的自杀式炸桥行为本身又隐喻着对自身价值存在的思考，引发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深层追问。
（二）人物形象的重塑
《铁道飞虎》的几位主要角色的出场设置富有传奇色彩，从沿着铁道的柳树旁从天而降，一开始就强化了飞虎队名称的由来。影片从一开始趴在火车头上的一只猫来暗示这列火车即将遭遇的飞虎队，在日本宪兵登上火车看到飞虎队所画飞虎形象时第一反应便是“又是长翅膀的猫”，也暗示出这样的行动已经不止一次。而对他们身份的追问伴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清晰，这些有着飞檐走壁般功夫的飞虎队原来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就是社会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唯独一个引起怀疑的还是因为个子长得太高的大奎。定格与飞入的人物介绍突出了这几个小人物的不平凡之处，令日本人经常焦头烂额的飞虎队便是他们的隐藏身份，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身份象征，这些攀爬火车、抢劫日军物质的行为尽管英勇，但由于这些行为本身到底有何意义使飞虎队集体陷入了困惑，因此在八路军大海和范老板说他们“干不了大事”时竟无法反驳，虽然劫火车事件本身的隐蔽性不容宣扬，但在飞虎队内部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从他们在山洞大海对马原的追问：“你说咱这么多枪不能开，这么多衣服也不能穿，咱留着干什么？”“咱什么时候能干点大事？”从大海对他们所做事情意义的追问，使飞虎队陷入了对自身价值实现的反思。“干大事”也因此成为飞虎队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标准。
（三）个人价值的另类表达
“干大事”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叙事语言，是飞虎队实现个人价值的标志。在拯救八路军伤员大国之前，飞虎队对“大事”的理解是模糊的，在旁人看起来的很多大事，在飞虎队看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大国临终前托付的“炸大桥”一事成为飞虎队心中的大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事”一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完成的利国利民的事情，只有这样的事情才可以称之为大事。在大国与马原的对话中，大国说：“这桥必须要炸，为打一场大仗，给你们说也没用。”“你们这种人干不了大事。”在此，“大事”便直接指向“炸大桥”这一任务，在马原心中，連八路军正规军都完成不了的事情才叫“大事”，于是，原本无组织、无目的劫持列车捣乱的飞虎队开始迅速成长，在为“炸大桥”这件“大事”上形成了统一地认识。
影片在构造历史事件时，围绕“干大事”这一内容核心，从自发反抗日军、给日军捣乱走向有组织、有纪律的铁道游击队的成长经历，从马原的个人仇恨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大义，马原的父亲被日军杀害、妻子被日军杀害，个人仇恨促使马原走上对抗日军的道路，但在拯救八路军的过程中，炸桥成为飞虎队心中的“大事”，飞虎队从主体身份的不确定中成长起来，炸桥也因此成为飞虎队向八路军靠拢的标志。影片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轻松讲述了飞虎队的成长历程，从一开始盲目劫火车到后期有意识的组织行动为炸大桥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找到了飞虎队成员对自身价值的答案。
（四）群体英雄的集体塑造
《铁道飞虎》一改往日红色经典电影人物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过度拔高，将飞虎队群体定位为普通的百姓群体，减少了爱国口号和政治说教，将主要人物设定为飞虎队群体，凸显出每个成员在“大事”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将马原的大哥形象过度拔高，这种忽略核心人物的叙事方式为红色经典的群体英雄表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因此更加符合当代社会青少年的个性需求和时代审美，因此，抛开影片对反面角色的表现来看，《铁道飞虎》对飞虎队成员的人物塑造还是血肉饱满的，完成了每个成员在整部电影中的人物定位和存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