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管窥

张彩霞
摘 要: 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多渠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有效举措,术业有专攻的研究机构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既是传播海外汉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又见证着中国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去把握最新的海内外研究动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经常审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开启深度研究,推动海外汉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充分彰显海外汉学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海外汉学;学科内涵;发展态势;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9-0141-05
改革开放40年来,“以中国为其研究对象的海外汉学(中国学)成为西方学术中发展最快的学术领域” ?① ,国内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一股海外汉学研究的热潮。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中关于其学科内涵的不同阐释、发展态势及前景展望等进行简单梳理和思考,以探寻新兴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关于“海外汉学”内涵的不同阐释
“海外汉学”是指海外研究者以他者视角对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问,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海外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学术形态,在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严重文化危机使得一些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想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挖掘出有益的东西来补救西方文明的偏弊。这样,不单是从政治的、经济的现实利益需要出发,而且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并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借鉴,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转折,也是一个进步” ?② 。
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汉学”的认识与理解,与“汉学”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外及内、由具体到整体、由观点各异到认识趋同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学者对“海外汉学”的深入辨析使得相关概念越来越清晰。
李学勤认为,“汉学”一词的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同时为了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区别开来,又称“世界汉学”或“国际中国学”,并强调“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③ 严绍璗认为,“‘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 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 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 ?④ ,并提出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四个范畴 ?⑤ 。阎纯德指出,“汉学(SINOLOGY)”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其内容“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 ?⑥ ,强调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 ?⑦ 张西平在海外汉学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其《西方汉学研究导论》一文从汉学与中国学、汉学与国学、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程、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等八个方面,对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较为客观地总结了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多层含义、基本构成、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史意义等。朱政惠则在其《近二十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合著) ?⑧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 ?⑨ 等文章中提出不少独到见解,认为“海外中国学的外延很广,举凡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军事等,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难以穷尽,只能通过具体学科的研究来各个击破。它们的研究会有交叉重叠,但又相对独立。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的借鉴,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很多经验,也会成为相关学科建设的有益养分,即使是谬误也会是一种借鉴” ?⑩ 。
经过多年的探讨与交流,研究者们逐渐从观点不一发展到求同存异,认为“海外汉学”虽然与“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名词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都是指国外研究者以“他者”视角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
二、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态势
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二是专业性的研究机构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三是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
1.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2003年以后,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均大幅攀升。“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籍”是相关领域研究的三个关键词,三者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其中“海外汉学研究”和“国际汉学研究”侧重于学术史的研究范畴,而“域外汉籍研究”更“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漢籍”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统计,可以看出三个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基本趋同。从2000年至2018年7月间收录的论文来看,以“海外汉学”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分别为6、4、1、18、11、22、23、15、20、26、18、30、35、42、42、39、31、29、12;以“国际汉学”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分别为1、5、0、11、4、18、13、4、11、17、13、20、12、15、13、15、24、6、0;以“域外汉籍”为主题词的论文数量分别为0、0、0、2、0、2、9、3、11、3、6、10、13、14、7、8、10、13、6。这三组统计数据基本折射出最近20年海外汉学研究的现实状况,也反映出“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小众学科逐渐上升的研究热度及其在传统学术研究方面所占的比重。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出版学术著作大多为研究者“单兵作战”的个人行为。新世纪以来,一些有前瞻性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纷纷与相关领域的出版社或研究机构交流合作,推出一系列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丛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断得到凸显。如大象出版社2002—2010年间陆续推出的“大象学术文丛”“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华书局2004年推出的“北京大学二十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推出的“国际汉学研究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2013年推出的“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学苑出版社2007—2015年推出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等,都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与法国汉学界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在推动海外汉学特别是法国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汉学论丛”、《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等一系列汉学论著,开阔了中国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学术视野。
大数据资源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读秀”“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欧盟数字图书馆”等中外在线数据平台的服务日趋完善,大数据资源在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数字资源和海量文献信息的同时,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如唐磊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0多篇相关研究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对“高产作家、高产机构、研究热点、研究对象和主要范式进行了统计分析”,进而得出“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虽然在建制层面上具有了学科化的一些特征,但是“在研究范式等认知属性上,其学科性尚不充分” ?(11) 这一结论,这是近年来采用新技术手段研究分析海外汉学的典型。
2.专门研究机构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成立了10多家新的海外汉学研究机构。这些专门研究机构通过多渠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学科建设,先后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汉学研究文章,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海外汉学研究著作,召开了一些海外汉学研讨会,推出了严绍璗、张西平、阎纯德、黄卓越、张伯伟、金程宇等一批知名学者,有力地促进了海外汉学的研究与传播。例如,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相继推出“域外汉籍研究丛书”“域外汉籍资料丛书”;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编辑《国际汉学集刊》;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东亚文化研究院,推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等研究成果;2005年四川外语学院(2013年4月更名四川外国语大学)成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编辑《中外文化》(辑刊);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域外汉文小说大系》;2005年苏州大学成立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出版“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2008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2009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建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出版《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中国文学与文化》《跨文化对话》《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中英文刊物;201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辑《中国学季刊》。与20世纪90年代海外汉学研究比较松散的状态相比,新世纪以来的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团队化、规模化、组织化等特征,在推进传播海外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
《汉学研究》《国际汉学》《法国汉学》《世界汉学》等专业学术刊物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它们既是传播海外汉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又见证着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阎纯德主办的《汉学研究》体现了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是我国最早创刊的纯粹汉学研究学术集刊,在学术界具有先锋地位。它自觉承担起“西学東渐、东学西传”的使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推动国内汉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汉学研究》进入CSSCI来源集刊,编辑出版更加规范,每年出版两集,即“春夏卷”和“秋冬集”,目前已出版24集。
《国际汉学》在张西平等人的努力下,实现华丽转身。2000—2014年间,《国际汉学》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以大量刊登国际汉学领域的优秀论文与译文而知名,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国际汉学》历经19年努力,在北外彭龙校长的亲自关怀下,于2014年获批成为正式刊物,并在2017年正式成为C刊”,“如今成为国内唯一一份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专业学术刊物”。 ?(12)
李学勤等人创办的《法国汉学》每年出版一辑,自第4辑起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辑刊登录了多位当代著名汉学家的精彩论文,其中,桀溺教授(Jean-Pierre Diény,1927—2014)的论文《驳郭茂倩——论若干汉诗和魏诗的两种文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引起很大关注。从第5辑开始,每辑围绕一个中心论题展开,目前已出版的第6—16辑中的敦煌学、科技史、宗教史、粟特、考古以及“中国与欧洲司法研究对话”等专号都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汉学》是国内汉学研究方面第一家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旨在“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 ?(13) 。
复旦大学中文系吴兆路等人主编的《中国学研究》“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而赢得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良好影响”。“《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它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现状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高档次、高品位、高水平的办刊宗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14)
此外,台湾乐学书局出版的《国际汉学论丛》,是台湾地區第一本研究和介绍国际汉学的专刊;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推出的《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也都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三、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思考
尽管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传播交流历史非常悠久,国内外研究界也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还比较年轻。无论是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内传,还是对国内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整理出版,研究者都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继续在整合学术资源、开阔学术视野、探索研究方法和更新思维观念等方面再下一番深功夫。
第一,推动海外汉学研究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陈寅恪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5)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也说过:“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16) 二者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海外汉学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中外学者对待汉学的看法和立场有很大差别,所以人们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既不能随意夸大,又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坚定的学术立场、通变的学术思路、恰当的研究方法,审慎地构建海外汉学的学术框架,尽可能地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寻找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外文化传播交流的有效路径。
第二,推动海外汉学研究要处理好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互动问题。海外汉学研究涵盖了不同国别、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属于典型的文化多元现象。从学科属性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成果多属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范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成果多属于古典文献学或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而同样是学术史研究,任继愈、李学勤、葛兆光等人的研究属于哲学、宗教学或历史文化研究,乐黛云、严绍璗、阎纯德、朱政惠、张国刚等人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张伯伟、王勇、金程宇、卞东波等人的研究则更侧重于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其研究方向虽然各不相同,但是相互之间却常有交叉,见仁见智。李学勤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17) ,强调“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 ?(18)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如果愿意加强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珍贵的学术资源,从而避免研究视野本土化、研究内容同质化、研究方法模式化等现象发生。
第三,推动海外汉学研究要坚守人文学科的时代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推动着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令人欣慰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并没有使文化同质化”,而且“艺术在跨文化的大潮中创新,而跨文化相逢又激励各民族文化在其内部的独创性表达。多元混合的结果总会重新创造出多样化,同时鼓励彼此沟通” ?(19) 。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学科正面临着时代风潮的碰撞与冲击,中国本土文化的统治地位逐渐被多元文化的强劲发展势头所替代,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 ?(20) 。这些变化为海外汉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加崭新的前景,同时又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按照乐黛云先生的观点,当前新汉学家的介入“必将大大促进和加深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看和互相照亮”,“西方主流理论家逐渐开始关注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将取代过去局限于同质文化中不同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这就必然会大大开拓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视野”。 ?(21) 因此,从事海外汉学研究,一定要充分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坚定自己的学术自信,坚持自己的学术视角,坚守自己的学科价值,准确把握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语境中展示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元素,将中华文化延续五千年的根和种子继续传播下去。
四、结语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意义的动态工作。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力度,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人文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较为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持续向好的文化环境,也为海外汉学研究的继续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高质量的发展平台。随着大数据资源对社会生活全领域的覆盖,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去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经常审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并将其作为推动海外汉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的有效手段,不断加大中外文化交流力度,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开启深度研究,使海外汉学研究在沟通过去、实践当下、启迪未来的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这些将是今后海外汉学研究应该重点把握的内容和方向。
?注释
①张西平:《西方汉学研究导论》,《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②任继愈:《汉学研究在中国》,收入林徐典主编:《汉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27页。
③李學勤:《列国汉学史书系·序》,《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④严绍璗:《我对SINOLOGY的理解和思考》,《世界汉学》2006年第4期。
⑤参见严绍璗:《国际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者的素质》,《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
⑥⑦(20)阎纯德:《汉学历史与学术形态——列国汉学史书系·序二》,《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4、5、5页。
⑧参见朱政惠、吴原元:《近二十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2—77页。
⑨⑩朱政惠:《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1)唐磊:《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的自我建构——基于文献计量结果的考察》,《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
(12)苏悟森:《张西平:问学于中西之间》,《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6日。
(13)《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创刊号)。
(14)姚君喜:《〈中国学研究〉出版刊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16)[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17)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18)李学勤:《列国汉学史书系·序》,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
(19)乐黛云:《帝国霸权·文化自觉·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
(21)乐黛云:《国际汉学研究的新发展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A Glimpse of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in China Since the New Century
Zhang Caixia
Abstract: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is an academic field involv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has important value in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has shown a good sit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has shown a spirally upward trend. The multi-channel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The specializ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overseas sinology communication. The academic journal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successively are an important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for disseminating overseas sinolog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verseas sinology. In the key stage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ers should catch up with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at home and abroad in a macro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 examine regularly the existing crisis in the development with a high cultural awareness, comprehensively make use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nd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s, and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existe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entry of the overseas sinology into society from studies and then to highlight the uniqu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the new century; overseas sinology; development trend; academic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