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十二年》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表征剖析
刘英峰
《为奴十二年》将奴隶制下主人公所罗门真实的苦难经历搬上银幕，将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种族平等和民主自由的政治高度，持续引发全社会的反思。本文从小说改编电影的转换作为切入点，从歌谣、镜头、叙事和服饰四个维度对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氛围的选择进行阐释，以期能够更好地帮助大众捕捉创制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要素和价值观念，体悟影片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表征，继而实现自我认知的深化。
该片由所罗门·诺瑟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由史蒂夫·麦奎因执导，并斩获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该片不单反映了作者所罗门·诺瑟普的真人事迹，更是对黑人奴隶制的全面揭露与控诉。虽然现在距废奴法案的颁布已150多年，但关注国际政治局势的人势必会发现奴隶制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民族与肤色之间的矛盾尚存，平等与自由的话题仍紧扣着社会脉搏。电影是一种大众休闲娱乐的方式，但电影所承载的意义和内涵远非如此。影片在传达一定的艺术价值并达到一定艺术追求的同时，传播或传递的应当是凸显时代特色的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这是影片在超脱文学作品静的表达方式基础上的感官调动，尤其是对观众“视”与“声”的刺激的更全方位和立体的表征。《为奴十二年》作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影片，改编自所罗门·诺瑟普的亲身经历，以这个黑人小提琴演奏者的悲惨经历将黑奴贸易的不堪历史重新搬上银幕。主人公作为黑人种族的一个缩影，放大的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下黑人群体的屈辱和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史为鉴可以让人们在多元化的交融浪潮中以更加包容和平等的胸怀来对待每个个体。
一、歌谣——声响文化的认同
电影艺术较之于文学作品，可以兼顾视听的统一，既可以实现收获视觉刺激还可以捕获听觉的旋律，使人沉浸在情與景、声与心的氛围中。[1]《为奴十二年》在故事的设置上并没有过多新奇之处，其一方面受到真实事件演绎的束缚，导致许多观众在观看影片伊始就料想到了结局，另一方面则是导演摒弃了惯有的艺术痕迹与手法，选择采用中规中矩的方式来进行内容叙述。基于这两方面的“短板”，影片标新立异的艺术技巧只能巧借“歌谣”的力量。音乐在影片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抛开其烘托情感、推进剧情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深化主题等功效之外，配乐还可以侧面体现影片一定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一般情境下，歌谣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并且会有一定的社会隐喻，其通俗意义上的文字表述或音乐旋律会指向深层次的意涵，并隐喻尖锐的社会问题。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两首民谣，为《跑，黑鬼，跑》和《回去，约旦，回去》，这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两首黑人歌谣。影片中，当白人监工——一个手艺粗糙，面孔狰狞的木匠，拿着鞭子在旁用粗俗的语言“抽打着”黑人奴隶让他们赶紧干活，不得有片刻停歇，他甚至还要求这些可怜的黑人停下手中的活，用双手拍打着节拍为他的音乐伴奏，而第一首歌谣在他的口中变成了另一种版本，他把“跑，黑人，快跑”改为“只要逃跑，就会被捉住”，如此侮辱性的音乐竟然要这些饱受折磨的人格个体为之附和，实在是具有戏谑意味与讽刺效果。第二首歌谣的出现是当庄园里的黑人奴隶爱布拉姆叔叔因为过度劳累死后，在他一生终结之际，只得到一个布袋来裹住所有的尊严与不幸。所罗门·诺瑟普和其他奴隶为他简易地安葬，在送葬过程中，一位女性黑人默默地唱起了这首歌谣，随之大家纷纷吟唱，起初所罗门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别人的悲痛和反应，但渐渐的，他被这种释放的氛围所感染，不由得大声跟唱，他吼出来的是对不公命运的不服，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对周遭不幸的痛苦，是对自己能否迎来自由之日的担忧与失望，他将所有的期待与不甘都寄托在歌声中，传达出悲伤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像是失去了脊梁般的疼痛……
在讲述黑人奴隶的电影中引用黑人的歌谣，这即是在肯定黑人文化的价值，是站在该种族的立场上对其进行最直观的肯定与身份认同。黑人的一切与任何其他民族没有不同，各个民族都有着历史积淀与自我特色。在历史的某个节点，黑人群体无法融入其他文化和语境，他们只能借助音乐的魅力来进行自我情感的表达和宣泄，而这亦是实现自身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
二、镜头——写实与留白的共存
影片的拍摄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制者艺术呈现的水平和想要表达的聚焦点与情感要素。[2]《为奴十二年》的导演巧妙地采用了长镜头、特写和虚焦的拍摄手法。当所罗门·诺瑟普不堪凶残的监工迪比兹的百般刁难与侮辱之后，终于爆发，他将迪比兹按倒在地上进行捶打，狠狠教训这个歹毒的白人。随后迪比兹找来几个人对所罗门进行报复，将他吊在树上;就在他奄奄一息之际，另外一名监工闻声赶来制止了这一举动;虽然迪比兹一伙暂时罢休，但脖子上的吊绳还在，他在泥潭中要不停地踮着脚尖来保持不被勒住，但泥潭毕竟是湿滑的，他需要不停地移动来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该镜头场景足足持续了3分钟之久：由所罗门个体到镜头逐渐拉长，庄园里其他人的活动也映入眼帘，有的人在洗衣服，有的人在做木工，所有人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场域，大家对所罗门的遭遇置若罔闻、不管不顾。这样一个长镜头显现出黑人奴隶自我意识的麻木和奴隶意识的根深蒂固，从侧面反映出奴隶制度的延续不仅是白人犯下的罪恶，更是黑人群体不反抗的结局，就是这种只求生存不求生活的奴性意识阻碍了黑人解放运动的展开，为废奴运动抹上了一层悲观色彩。影片对女性奴隶帕茜的很多刻画，都是通过特写和虚焦的手法来呈现的。有着“奴隶终结者”之称的庄园主艾普斯对帕茜的占有不仅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占有这一层关系，其更是将帕茜作为泄欲的机器。镜头给帕茜和艾普斯特写时，观众可以看到帕茜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这种刻画隐含了创制者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帕茜在面对艾普斯的侵犯时，只是留下了泪水，强忍着呐喊与委屈，因为她深知这不能为她带来解放和自由。当帕茜去肖先生的庄园工作以换取一小块肥皂时，艾普斯像一个野兽一般爆发，他将帕茜绑在树上，脱掉她的衣服，还强制命令所罗门鞭打帕茜。起初所罗门愣在原地，不肯使劲，但邪恶的艾普斯扬言若是所罗门不使劲的话，他就要杀掉所有的奴隶。接下来，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镜头中血雾的腾起，帕茜倒在了地上，艾普斯终于停止了这一惨无人道的举动，这一幕的最后是一块掉落在地上的小小的洁白的肥皂。肥皂的洁白和帕茜所遭受的肮脏对待，肥皂小小的价值与生命置换的等值，彰显了奴隶制度下黑人生命的渺小与卑贱，这是对生命的亵渎。镜头接下来呈现了一个黑漆漆的血肉模糊的背，唯一还灵动的是上药时疼痛的抽搐。经过12年的隐忍，巴斯先生终于帮助所罗门求得了重获自由身的机会。帕克先生的马车在接所罗门离开南方的时候，帕茜和所罗门拥抱在一起，随后镜头使用了虚焦的手法，帕茜晕倒在地并被人拖了回去，这一场景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而所罗门马车远行的背景却愈加清晰。一虚一实，对比的是他们将来不同的命运。
三、叙事——今与昔的重新整合
叙事是整部影片的骨架，是推动影片叙事走向和情感升华的重要支撑，因为故事的诉说演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众情绪的获得和理念的把握。[3]电影《为奴十二年》没有像小说那样直接叙事，而是采用了半倒叙和半插叙的叙事手法。影片开篇是一个美国南部的农场，众多黑人奴隶在白人监工的指挥下进行着农作物收割，他们的表情是那么的顺从和麻木，这其中就包括影片的男主人公，這个本应在纽约过着幸福生活，并拥有着自由民身份的所罗门·诺瑟普。接下来镜头切换到了所罗门与一个黑人女性的场景，突然之间，床上的这个女人变了模样，原来这是所罗门和他妻子从前亲昵的画面。线性时间轴下的所罗门进行的是和其他女性的男女关系，而此时插入了其之前的生活画面——强烈的悬念和对比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对人物的兴趣。影片沿用了两条时间轴，一条是所罗门的回忆，即交代了导致他现今遭遇的来龙去脉，另一条即12年来其被作为黑奴在美国南部生活的蹉跎岁月。观看这部电影的人会发现，在农场里劳动这一场景出现过很多次，该场景亦交代了所罗门被作为奴隶贩卖至南部后的主要生活现状和境况，同时也是他回忆与现实的交汇点，其反复出现使得观影者在观看的过程中可以时刻了解故事的基本走向和主要情节，起到贯穿整个影片的凝聚效果。当看到庄园主与妻儿其乐融融、欢聚一堂的画面时，所罗门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一家四口去商店买行李箱的场景，想到了自己满心欢喜地跟着所谓的马戏团来表演赚钱的美梦变成了醒来之后手脚都带上镣铐，反抗却被鞭子抽打的惨状，他的名字和身份都被邪恶的奴役贸易者进行了更换，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欢乐与极度的悲伤在影片中不断地更替，白人的权利和黑人的卑微不断地进行着对比，白人的道德标榜与其行为的丑陋不断地冲撞，这就是该片所勾勒描绘出的真实画面，这样的叙事方式传递着创制者对时代背景的控诉、对奴隶制度泯灭人性的揭露、对践踏他人生命与尊严的不齿。
四、服饰——尊严和屈辱的面纱
影片中，对服装的描述并没有过多着墨，但是，就黑人奴隶群体而言，他们的衣服并不只为遮羞而存在，更是他们尊严与屈辱的界限。所罗门遭受鞭打之后，被要求换上一件新衣服，即让他脱下身上那件来自纽约妻子做的衬衫之后，换上另外一件衣服，从此他变成了普拉特。那件被别人拿走的破烂衣服代表了他之前作为一位在法律上享有自由权利的人的全部尊严，而新衣服开启的是其屈辱的另一段人生之路。当所罗门与木匠监工发生冲突之后，迪比兹命令他将自己的衣服脱掉，接受来自主人的鞭刑。此时，白人让所罗门脱掉的并不是保护肉体的衣服而已，脱掉的是所罗门作为人应有的伦理观和自我意识，监工迪比兹想让所罗门像个动物一样等待着主人的施暴和善举，这是一种主观上剥夺他人人性的愚蠢观念。当影片的高潮，帕茜被艾普斯鞭打的时候，艾普斯也是命令他人脱掉帕茜的衣服，让她将自己全部暴露在阳光下和众人的视野中;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将帕茜作为泄怒的对象，更是让庄园里的其他黑人奴隶看到，对于白人而言，他们的姓名不值一提，更不要说人性的尊严和自由，黑人奴隶仿佛就是白人圈养的动物，不应具有道德观念和人权意识。衣服，是人类羞耻观念觉醒之后推动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这不仅意味着作为人类，我们有着更强的道德观和理性意识，更是维系我们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自信。对于服装的剥夺，其实夺取的是人最初的起点，是对黑人群体所构建的民族文化的根本否定与磨灭。[4]
结语
有影评者说《为奴十二年》的成功是因为有了敏感的“政治性”为其保驾护航，然而当观众在审视这部优秀影片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多维度的鉴赏和剖析，特别是将着眼点聚焦于剧中人物丰满形象的塑造、能够调动观众情绪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手法和多种拍摄手法切换却不失统一的镜像表征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悟那个时代背景下奴隶制度的存在带给黑人群体的肉体疼痛和精神磨折，才能更好地进行当下的民族平等、宣扬自由的人性实践。
参考文献：
[1]张建军.文学经典与电影改编：从三个潜在文本看《蝴蝶君》的文化诉求[ 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06）：138-145.
[2]黎风，周钰棡.文学的电影化生存与失落[ J ].当代文坛，2017（03）：138-142.
[3]李焕英.探析后现代电影创制中文学的文本嬗变与跨学科融合[ J ].电影评介，2018（13）：92-94.
[4]丛钊.英美名著改编电影中的文学精神重构[EB/OL].（2018-11-12）[2019-03-01]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DYLX20181002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