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档案文化及其建构
摘? 要：档案文化源于档案及档案現象，是一种包括了物质载体和附着信息形成过程的管理规则。档案文化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为基础，根本价值是建构档案学理论与参与包括社会记忆、国家治理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核心内容在于认同，衍生部分包括档案职业大赛、档案展览和档案电视片等等。
关键词：档案文化;档案职业;社会记忆;档案理论;学术评论
Abstract： The archival cul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archives and the archival phenomenon， which is a kind of management rule including the material carrier and the attached information formation process. The theory of archives culture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fundamental value is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archives and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including social memor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re content is identity， and the derivative part includes professional contest of archives， exhibition of archives， television film of Archives， etc.
Keywords： Archival culture; Archival occupation; Social memory; Archival theory; Academic review
大约在16年前，笔者受邀参加了广东省档案新馆的开馆仪式，并在同期举行的《档案与文化》研讨会上做了与会议题目相同的发言[1]，其间也分享了档案学界和业界同仁的真知灼见。十多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而有关档案文化的话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档案机构改革的深入和档案职业的发展[2]，档案文化现象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2019年1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所属的国家信息中心邀请笔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题进行了一次讲座。在备课和讲授过程中，又一次强化了笔者对档案文化现象的认识。本文即围绕这些“认识”所做的进一步探讨，纯属个人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1 现象之源：档案
就像一切文化都有其来源一样，档案文化一定不能脱离其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档案或者称为档案现象。而探寻档案现象及其文化之源，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1.1 从概念到资源
讨论档案文化，一定不能离开一个特定的现象，那就是档案。在档案领域，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争论可以与档案的概念相比。在笔者的记忆中，仅大规模的讨论就有1960年代、1980年代两次。至于小规模和不同分支学科中的相关论题，应该不计其数。许多学界知名学者的成名作品，大多与档案的概念有关;甚至在档案学研究生的初创阶段，档案的概念则成为一些前辈重要的讲授内容[3]。即便在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版）的讨论中对所谓“本法所指的档案……”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频率，也远远高于其他条款。
平心而论，之所以档案概念的讨论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屡试不爽，是因为与档案现象在业界和学界的重要程度有关。也就是说，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如果连档案都说不清楚，那档案事业何称其为事业？档案学又怎么能够叫做学科呢？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况，事情的重要程度并不与其讨论的时间成正比;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很可能是与这问题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若干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一种“理论”，并自命为《胡氏定理》。其中第一定理是这样表述的：手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手是基于人体的一个器官。手如果离开人体，则作用和功能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当然，正是因为这些“随机和不确定”所构成的N种理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4]。里面的寓意已经非常清楚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伴生物，与“基于组织管理方式”的文件相比，具有了许多不确定性。如果人们希望十分准确地界定一种不十分确定的现象，往往需要更多的辛劳。最终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人们的预期。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近些年业界或者学界正在用档案资源的提法来模糊以往档案的概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们不再拘泥于档案概念的逻辑学辨析，而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有益于社会的资源来讨论和开发，这应当是一种进步。即无论“档案”是文件、是数据，抑或历史记录，只要能够对社会有用，便是一种可资开发的资源。与过往时期仅仅谈论抽象的概念相比，档案资源说的导向意味着一种社会需求;只要有了需求，不但可以进一步说明档案本身的潜质或者价值，还可以通过需求来建构档案资源本身。就学科发展而言，这种“档案资源说”也从客观上预示着档案学正在经历从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论研究，丰富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多维度研究。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业界和学界有了“档案资源说”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对资源有清晰的认识。许多论者不过是以档案资源简单替代以往的档案，套牌而已。至于为什么改称资源并没有深入的分析。
如上所述，所谓资源就意味着有用性，即“有用即资源”。档案资源的出现，其前提就是一种社会（主体）的需求。就如同人们耳熟能详的信息一样，它不过是一种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表征。其中，“能够消除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一种主体诉求：这种“主体诉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叫做选择，在管理活动中称为决策。因此，所谓信息不过是相对于“选择”和“决策”才可以被称为信息，不然的话它只是一种叫做“客观存在”的表征而已。同理，档案资源说就意味着这种被称为档案的“社会活动伴生物”有了新的主体诉求;不然的话，“档案资源”不仅成为了“档案”的套牌，还误读了“资源”一词的本义。
笔者认为，本文论及的档案文化或者称为“档案文化说”，是与档案的概念、档案的资源有一定连带关系的衍生品。即如果可以将档案表述为一种文化现象，那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活动伴生物”不仅有着存在价值，还有了新的社会（主体）需求。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档案文化”应该也必须有着其他文化现象没有具备的发展潜质和社会定位，才可能有生存和继续发展空间。
1.2 从一语到众说
如果以张昌山《学习进一步提高档案人员的素质》中的一句，“档案是一种文化现象”为国内档案文化研究的发端[5]，那么在其后的30年里，档案文化研究用硕果累累来形容应该不算过分。
图1 “档案文化”论文量变化
在中国知网上以“档案文化”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可以查出相关文献4700篇（检索时间：2020年1月18日）。内容涉及档案文化、档案文化建设、文化机构、档案文化产品、高校档案文化、档案文化传播、文化建设、档案文化价值、文化传承、文化功能、文化价值、文化资源、文化属性、档案文化资源、档案文化产业、文化自信等方面。论文量变化如图1所示。
众多学者针对档案文化的内涵、价值、层次、实践等进行了研究探讨。择其要者，有以下观点。
姜龙飞在《档案文化论》中对档案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档案文化的结构层次、基本框架，以及狭义档案文化和广义档案文化进行了逻辑区分，分析和阐释了档案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对其进行研究、建设、传播的重要性[6]。阿迪在《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思考》中将“档案文化意识”作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认为其精神实质就是科学、民主和法律[7]。王英玮在自己的专著《档案文化论》中明确指出，档案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种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档案文化一般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广义的档案文化，则除了档案实体文化之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种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8]。任汉中则认为，“大档案文化”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如国家、民族等）的有关档案的文化现象，它包括社会的档案意识、档案传统、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法制建设、社会公众与档案有关的行为方式[9]。谢诗艺的博士论文《本体与空间：中国档案文化阐释》从“概念认知：档案文化之是”到“本体解析：中国档案文化之存在”，乃至“价值探索：中国档案文化之空间”对档案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标志着中国档案文化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0]。
上图也可以证明，档案文化的文章在2000年之后逐渐发酵，从1990年代的个位徘徊到2010年代的百余篇，2012年达到553篇的峰值，实现了从偶发话题到热门论题的发展过程。从文章内容方面看，档案文化正在经历从概念的移植到价值的共享、从理论的描述到实践的落实等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档案界在档案文化问题上正在经历从附庸风雅到自成一家的过程：从单向性的文化的输血、注水到正视文化冲突，再到主体性的文化建构，[11]进而达到形成的中国特色档案文化理论的境界。
2 理论之源：文化观
档案文化现象的出现为档案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像并非所有现象都可以成为理论体系一样，对档案文化现象的描述并不能直接形成档案文化理论体系。档案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理论的集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有益于档案文化的发展及其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地继承康德、黑格尔的“文化史观”基础上，将“文化”用作特指，与“精神生产”“意识形态”“哲学”互释，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人类解放意义的启蒙力量。“文化”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所不包，等同于“文明”，但在第二国际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论的“文化”约定俗成地在“精神”层面，实际上是特指学术、艺术、教育、美学等等[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的革命与社会的进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主义理论。具体到文化理论方面，几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倡导与建构者。有论者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五个发展阶段。即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的文化诉求，分别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邓小平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逐步形成;江泽民提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成熟;胡锦涛提出的“和谐文化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完善;习近平从“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三个方面架构了文化哲学体系。
毛泽东早在1940年代就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3]在毛泽东文化理论中，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邓小平不是以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作为出发点建立价值观念，而是把与文化有联系的“人——社会——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去揭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自然条件与文化发展以及文化的历史传承性等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宏观的文化视野，邓小平才得以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确立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观，为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找到了新的思路[14]。江泽民在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讲话中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15]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概念，强调了和谐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明了对待“古今中西”问题的科学态度[16]。
习近平架构了文化哲学体系，即“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其中，“灵魂论”是关于家庭、阶级、社会视阈下的文化灵魂作用的论述，指认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建设任务，旨在拒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基因论”是关于文化遗传、重组、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规律的论述，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旨在打击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心论”则是关于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文化需要的论述，要求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旨在克服“文化工业”现象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三论”分别从三个侧面诠释人与文化的理论关系，而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的总体性认识，具有鲜明的超历史性[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发展新中国档案事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档案文化理论是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档案界的体现和落实。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继往开来。
2.2 档案文化的理论线索
按照目前档案界有关档案文化的基本思路，狭义的档案文化以档案实体为依托，即档案的内容和档案的载体;广义的档案文化是附着在实体/载体之上的信息。按照姜龙飞的观点，广义档案文化是除却档案实体之外、依托和围绕档案信息展开的一种生活方式[6]。推而广之，档案文化可以表述为或者蕴含在档案的本身、档案的管理和档案的间接影响力之中。这些观点既代表了档案文化理论的基本成果，也反映出档案文化理论的局限性。一言以蔽之，这种局限性恰恰是沒有明确指出档案文化的价值。
按照习近平提出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论，文化是可以“文而化之”的一种“建设任务”。“文”可以理解为客观存在的“肌理”，“化”则可以理解为传播等行为方式。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什么是肌理”？相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以及“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笔者曾经提出一种较为通俗、可视的说法，即文化中的“文”（肌理）不过就是一种规则的描述和体现。如此一来，风俗、习惯是规则，精神、法律是规则，道德、伦理是规则，艺术、传统更是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实施和流传过程就是“文而化之”。按照这种思路，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伴生物，它一定是在特定规则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档案的管理过程也一定产生着特定的规则。这就是文化与档案的基本关系，即文化的档案和档案的文化[1]。档案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是通过一种包括了物质载体和附着信息形成过程的管理规则，并以此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国家治理，在民众及特定群体中形成认同。
在组织层面，档案的文化是指档案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特定规则，它是通过文化形态体现的：一方面，档案管理通过对一种管理资源——文件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使组织的管理活动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档案管理通过管理程序的不断演绎，揭示了管理活动的规律。从早期的文书档案发展到中期的科技档案，再到近期包括“民生档案”“实物档案”在内的所谓专门档案，无不体现着档案文化对不同领域的影响力。其中的要旨并不在于让广大民众理解档案的概念，而是接受档案文化的理念和运行模式。这才是文化即“文而化之”的本义。在社会层面，档案馆作为集中保管和提供档案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可以用整体的形象向社会公众展示档案文化的存在价值。档案馆的存在一方面使档案与其产生的环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脱离”，档案已经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管理要素;另一方面，使档案以“集合”的形式介入管理活动和社会活动，档案即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要素。档案馆的存在完成了档案文化功能的转变：使档案从组织文化向社会文化过渡，使档案文化在社会领域得以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看，档案馆的存在标志着档案文化的里程碑。
3 建构之源：档案文化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所讲的“改变世界”是相对于“解释世界”而言的。应该包括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即在理论方面是指应当有所建树——形成新的观点和学术体系，在实际方面是指理论观点应当转化为现实（或曰改造现实）——不能光说不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文化已不止步于对历史的记载和固化，更增添了“建构”意义，并且，这种对过去的建构，受控于现在，而影响却在于未来——所涉因素更复杂，所具意义更深远[19]。也就是说，档案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诠释理论观点，更应该成为档案学理论和档案职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3.1 档案文化的核心内容
如果将文化建构的根本任务界定为认同，那么包括档案文化在内的文化形态就应该以此确定自身的结构，是档案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档案文化的结构，即功能决定结构。
在档案学和业界的通常认识中，档案的文化应该构成社会记忆的有机部分[20]。档案学界与档案业界一起，参与了各级政府或者国内外组织的有关“社会记忆”的活动和项目，并出现了一大批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成果。社会记忆的形成，是一种“始于仿生，终于认同”的组织行为，其最终目标是强化和维系群体的凝聚力。除了包括档案在内的“刻写”之外，更多“社会记忆”的获取方式在于“演练”，其最终的指向是“权力决定规则”。[21]包括传统的档案提供利用以及“口述档案”等运作方式，在一定规则（文化）下为某些特定群体形成若干被称为社会记忆成果的出版物，进而标记和强化特定群体的认同感，显示特定群体的凝聚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的“特定群体”，可以是组织、族群、部落乃至国家。比如，由陈祖芬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项目号11CTQ031）及包括理论篇和实践篇在内的同名学术专著，通过研究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存现状、当代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中的关键问题、当代妈祖信俗口述档案的建立等内容，为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理论、拓展妈祖文化的研究范围、唤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了贡献[22]。《档案春秋》杂志发表的《健桥听风日志——听米士奇讲红墙里的故事》[23]也属于此类作品。目前，档案界参与完成的此类成果数以百计，不胜枚举。其共同的特征是通过“社会记忆”的方式，传播或者建构档案文化，维系群体的凝聚力。
笔者始终认为，档案学理论是档案文化的高层次体现。《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是档案学理论集大成之作。目前这部丛书收录了1890年代至2010年代31位作者的30部作品，内容涵盖民国时期的13部“旧著”、台湾地区的代表作、大陆地区的“学史”和“学论”部分，以及欧美档案学的早期著作。正如冯惠玲所说：“中外档案学经典之作，是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记录了中外档案学诞生、成长的足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中外经典，需去除偏激与盲从，以温情与敬意，接过前贤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和创新精神，以解决时代发展面临的新的学术问题，建立新的学术典范。”[24]其中建立学术典范，就是为了实现档案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档案文化在学术领域有效传播和建构方式。而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的成立则是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25]展开建设的学术研究平台，是档案文化传播从个体意愿变为组织行为的有效尝试。
之所以将档案业界参与社会记忆和档案学界的理论研究作为档案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因为文化的价值及其生命力在于建构。毋庸置疑，档案学的理论研究之建构，不论是理论的原创性还是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是一种认同的结果[26]，这就是文化的本义。参与社会记忆的项目，不仅是对档案本身的一次整合，更是一种“演练”，而“整合”“演练”不但是社会记忆的要旨，而且是档案文化的精髓。
3.2 档案文化的衍生部分
档案职业就是通过向社会提供职业产品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在这些档案职业产品中有相当的部分都属于档案文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除上述3.1的内容之外，档案文化的衍生部分还应该包括档案职业大赛、档案展览和档案电视片等等。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档案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我国档案、图书以及秘书等领域女同胞们健康阳光、爱岗敬业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美好职业形象，提升社会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档案意识，2011年8月15日，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首届“航星永志杯”兰台风韵大奖赛（以下简称大奖赛）在山东大学成功举办[27]。作为我国档案、图书、文博、秘书行业展示职业形象平台，大奖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高校档案学、图书馆学、秘书学等专业的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报名参加。此后大奖赛每隔两年举办一次，自第四届起赛制分为选拔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选拔赛进行理论知识、实务操作、情景展示、口语表达、才艺表演等选拔环节，总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此外还有“最佳形象”“最佳业务”和“最佳才艺”三个单项奖和14个优胜奖。参加现场决赛选手的水平之高、表演之精彩，赢得了众多领导和专家的普遍赞誉，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近十年的时间可以证明，大奖赛是一种既符合档案界生态，又可以传播和弘扬档案文化的有效形式。
2000年9月，主题为“档案与休闲”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西班牙召开[28]。作为新千年的第一次档案界盛会，其主题自然预示了在新世纪所关注的焦点，探讨的问题当然与档案工作者现在或是在未来所要面临的工作重点密切相关。这对于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中国档案人士，自然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尽管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在中国知网上用“档案与休闲”的篇名进行检索，依然可以找到71篇文章（检索时间：2019年12月27日）。论题涉及中外比较、档案利用方式、休闲产品的开发、审美意识、档案编研等，不一而足。更有积极的践行者，在某省档案馆开办了“档案休闲中心”，店铺的牌面上“兰台足浴”赫然在目[29]。笔者不愿揣摩这些论者和践行者的动机和初衷，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尝试都可能成为档案文化的传播渠道。
此外，近些年在档案界流行的档案展览、档案电视片等档案衍生产品，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档案文化的载体，向世人展现了档案文化的魅力。
4 结论
如果借用村上春树的句式“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那么本文的结論就只能是“当我的谈论档案文化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了。这绝不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调侃，而是笔者始终认为，不论是先贤学者还是当代达人，都无法穷尽档案文化这个现象。他们很可能与笔者一样，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学识，触及到档案文化的一角，然后如瞎子摸象般地阐述了一些貌似正确但又可有可无的观点。
对于这样一个“大家说的都不错，但又不全对”的开放性论题，最好的态度就是将其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语境。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相信终究会有一天，“档案文化”将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结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编号：17ATQ01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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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莆田学院管理学院、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9-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