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郭新若

    摘要：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成为继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病毒以来又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伴随疫情蔓延，社会恐慌加剧，网络谣言也铺天盖地接踵而至。通过分析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传播条件及传播机制，从心理学、传播学角度，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防范治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机制;防范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5-0122-02

    1疫情中的网络谣言传播条件

    1.1技术条件：平台化的互联网与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特征

    随着网络时代高速发展，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1]。与此同时，Web2.0时代的去中心化传播特征使得用户拥有更多网络参与权和话语权。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繁荣以及自媒体时代的崛起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条件和平台支持，转发、点赞、浏览量等量化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谣言增添了权威性和可信度。

    1.2情感条件：用户对于疫情转机到来的强烈期盼心理和高度关注

    4月中旬，一张“31省市摘口罩时间表”在网上广泛流传，随后官方媒体出面辟谣。在此条消息传播过程中，谣言散布者利用公众疫情期间长期戴口罩出门的厌烦情绪，率先将图片在微信群发布，通过强关系或弱关系的网络社交圈子，信息首先在初级群体家庭内部传播开来，口口相传增添了信息的可信度和接近性。

    其次在微信朋友圈的强关系群体中通过点赞和评论互动以及微信群中经群体情绪感染放大群体动力作用，使得这一信息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迅速传播开来。而微博维持的弱关系网络则通过网络大V，网红等巨大传播节点爆炸式传播，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于此谣言的传播过程，才最终造成“空欢喜”的反转局面。在传播的各个节点中，文化水平越低的用户往往受骗程度越深，而此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活跃度高，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充当着微信群、朋友圈的意见领袖角色，采用“乐队花车法”宣传技巧，大肆宣扬各省市已陆续落实摘口罩行动，以“顺势而为”为托词，激发受众从众心理。

    1.3群体心理条件：突发群体性事件带来群体性迷失

    在集合行为中，人们情绪亢奋，很容易失去理性判断能力，从而轻易被暗示。在暗示和感染机制下的集合行为往往会产生破坏性效果。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跟风心理[2]。

    疫情带来种种高度不确定性，个体在群体传谣压力下引发内省式思考，潜移默化选择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以此获得归属感、安全感。然而，群体性并非一无是处，群氓的智慧能够在谣言破除、谣言监督等方面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初见端倪之时，李文亮医生为首的吹哨人率先向外界发出病毒防护预警的消息，却被冠以“发布不实言论”罪名遭到警示和训诫，引发众网友不满。时隔不久李医生确诊新冠去世，舆论更是一边倒力挺李医生，替他鸣不平，一时间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倒逼主流媒体改变议程设置，政府及时采取疫情防控措施，还李文亮医生以清白，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

    1.4部分媒体和受众自身媒介素养欠缺

    部分受众本身受教育水平不高，对信息来源和真假鉴别能力弱，媒介素养较差，很容易被单一信源所误导，不加核实和比较就进行二次传播。从日本核泄漏，中国各地上演“抢盐”闹剧，到新冠疫情担心粮食短缺，上演的囤米抢油戏码。受众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为避免孤立的恐惧，不敢发表与主流意见相悖的逆向意见。而选择沉默等同于默认该谣言的真实性，导致谣言市场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层出不穷。

    2疫情中的谣言的传播特点

    互联网为谣言散布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迅捷的传播速度和庞大的受众群体，其低门槛的特性使得媒介素养较低的受众也很容易参与到谣言的传播以及多次传播中。但正是互联网的平台性使得谣言可经由多方信源核实和讨论证实以及官方的反证，得以肃清。相比普通民生、八卦谣传，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中国民众甚至世界民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公共關注的焦点，其扩散性和传染性使得民众的畏惧心理达到比普通事件高得多的程度，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1传播呈爆炸式扩散，且范围广泛

    2.1.1 meme爆炸式传播

    1月31日，有关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的消息刷爆朋友圈，双黄连口服液五分钟全网脱销。从传播过程来看，社交媒体平台为谣言的病毒式传播提供了平台。新华社“新华视点”、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主流媒体因其较强的公信力和权威官方性，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扳机效应，引起各大媒体纷纷转发、跟进报道，同时网民对权威信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接连点赞、转发，加速了谣言的传播。

    2.1.2互联网的平台化和匿名性

    相比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互联网时代下匿名性和平台多样化成为谣言散布者又一利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使得信息的把关难上加难。从喝酒、蒸桑拿可杀菌灭毒，到食用抗生素防止病毒感染，各类短视频、营销号在散布谣言时采用耸人听闻的标题，甚至配上恐怖背景音乐。受众在集合行为中表现出了情绪激烈、无异议和低智商特征，在不断转发、杜撰新内容的过程中扩大了网络谣言的影响力。

    2.2突发事件不确定性强，伪装科学提高谣言甄别的门槛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中谈到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3]。换言之，越是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在事件的真相并不明了，暧昧程度高的情况下，受众的不安全感越强烈，渴望随大流、减少被孤立的恐惧感的欲望越强烈。

    上海主干道大面积消毒的信息，落款市政府办的字眼。这类谣言主要是结合社会热点进行自我包装，以取得公众的信赖感和忠诚度为目的，利用公众的不安情绪煽风点火，以“专业人士称”“最新科学研究表明”等形式为自己披上科学神圣的外衣，容易博得信任，引发各大媒体及用户转发。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防范与治理

    3.1政府及有关部门严肃法律法規，严厉打击造谣传谣行为

    疫情期间，有关本土确诊病例数量和各省市疫情发展趋势成了人们关心和热议的核心话题，谣言流言此起彼伏。谣言猖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散布成本低，影响力大，谣言惩治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对谣言的查证和处罚大多是亡羊补牢式的后知后觉。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热门谣言的制造和散布往往只需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便可在网络蔓延开来。

    由此，法律制定者务必要严格网络门槛准入制度，从源头出发，落实各大平台实名认证政策，及时打击关闭不良网站;此外，网络谣言作为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新型附属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切实完善网络谣言法律法规，基于互联网新特征，联合多方力量，从根源处切断造谣者散布谣言的途径，使谣言可见、可控、可追溯。

    3.2主流媒体发挥带头引领作用

    官方主流媒体应认真对待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扮演好“把关人”角色，面对谣传及时辟谣。尽可能第一时间查明事实情况，让事件公开透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缓解公众焦虑和疑虑，不给谣言可乘之机[4]。疫情期间，12360海关热线多次针对海关征用口罩谣言进行辟谣。据统计，有关“海关征收口罩”的造谣传谣信息量为2726条，而辟谣和相关处置的信息量却达到7627条，成为众媒体学习借鉴的榜样。

    3.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媒介素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究想问题办事情要抓住事物的要害，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想防止悲剧重演，根本在于如何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自身的媒介素养和基本健康卫生常识，加强公众的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引导公民知法、守法。钟南山院士等医疗专家先后针对“双黄连”“板蓝根”可抑制病毒等诸多谣传及时辟谣、广泛普及科学防治疾病的健康常识，为公众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政府及有关部门针对传谣现象进行处罚和及时制止，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作用。

    4结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谣言传播作为新一轮热门话题登上2020年热搜榜。公共卫生事件波及范围广、影响深远，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加之其突发性和非常态性，极容易激起公众情绪爆炸。同时在互联网平台化、多元交互式发展的技术动因下，此类网络谣言的传播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广阔的受众市场。谣言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识别它、防范它。对于谣言的整治，应跳出谣言本身，深入社会心理以及社会舆论中去，优化舆情引导能力，这才是破除不利谣言的治本关键之道。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2]陈力丹.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J].东南传播，2016（1）：33-35.

    [3]郭小安，王国华.谣言定性与定量的再思考[J].情报杂志，2012，31（10）：59-64+82.

    [4][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译.沈阳：辽宁出版社，2003.

    （责编：陈静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