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音乐审美：简单，是最丰富的高雅
杨宣华
2019年3月22日国内上映的电影《地久天长》是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执导的又一力作，影片2月14日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时，很多观众深受感动，潸然泪下，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景春和咏梅还以内敛克制、精湛到位的表演最终夺得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影片大获成功。
影片将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程浓缩在175分钟的故事——沈英明、刘耀军两家原本是亲如一家的好友，因为刘耀军儿子刘星的意外溺水而心生罅隙，为了避免触景生情，刘耀军带着妻子王丽云远走南方，并收养了一个男孩，再度起名为刘星。30年后，当两家人再度重逢，感叹时过境迁，岁月如梭，有些东西从未改变，而也有一些东西早已荡然无存……
《地久天长》是一部值得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影片。片中导演王小帅沿袭以往影片坚持的独特视角，继续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关注社会变迁给这些小人物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对两个家庭中每个人物的细腻刻画，赞美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厚道、隐忍与宽容，赞美人性的善良与伟大。在这样一部主要通过镜头语言叙事的长片中，音乐只有寥寥数笔，可以用“惜墨如金”来形容。屈指可数的二十余段音乐（其中还包括一些有源的客观音乐）占比甚少却耐人寻味，看完全片，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旋律性配乐几乎没有，但细细品味并与以往的影片比较后你会发现，这恰恰是王小帅导演所追求的风格——音乐不抢戏、不做作、不煽情，影片要尽可能留给观众最大限度的感受空间，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画面，集中在故事的讲述上。
众所周知，对于科班出身的作曲家而言，谱写旋律、让人们记住旋律是他们的长项，而让音乐感人至深更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这部影片中，导演的要求恰恰相反，他希望尽量避免鲜明旋律性的乐段出现，以防“喧宾夺主”，甚至在很多情绪达到爆发高点的场景中，强烈的期盼心理让观众觉得“此处应该有音乐”，只有音乐才能让悲伤、痛苦或纠结的情绪得以释放，但导演就是坚持不让音乐现身，以此追求影片的压抑感，窒息感。其实这个要求对于作曲家来说，无异于束缚手脚舞蹈，没有一定的悟性，很难做到。
为影片担纲作曲的是近年来一致活跃在影视音乐创作一线的青年作曲家董颖达，她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美国南加州大学（USC）音乐学院，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亲历好莱坞电影创作与制作流程，作曲经验丰富。2013年凭借电影《额尔古纳河右岸》配乐荣获美国洛杉矶第十三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原创音乐大奖”。后受邀回国，执教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并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开设电影音乐课程，致力提升、推广和普及中国电影音乐教育。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她依然笔耕不辍，为多部影视作品配乐，其中包括电影《猎梦人》《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影》《诗人》等;电视连续剧《大江大河》《北平无战事》《天盛长歌》《锋刃》《江河水》《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大明皇妃孙若微》等①，广受好评。
作曲家董颖达为影片创作和编选的音乐共分两部分，即用来叙事、说明时间和环境的客观音乐，用来刻画人物内心、表达哀婉惆怅情绪的主观音乐。但有一首主题音乐在片中却同时出任了主觀音乐和客观音乐两种角色，那就是脍炙人口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影片片名就来自这首歌曲，它最初的歌词用苏格兰语写成，意思是逝去已久的日子，与影片内容紧密契合。这首歌的歌词最初由18世纪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整理，被谱曲后，在世界各地流传。片中这首歌曲及器乐形式先后出现五次，是导演刻意强调的音乐元素，成为贯穿和结构剧情、点明影片主题的重要手段。
《友谊地久天长》作为主观音乐出现的两个场景包括：在医院抢救刘星，以及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回忆刘星童年的幸福时光，音乐由大提琴演奏，婉转低回，充满惋惜之情。作为客观音乐出现的三个场景包括：高美玉和张建新在宿舍“蹦迪”后和王丽云、李海燕一起，欣赏录音机播放的这首歌曲、刘耀军的口琴吹奏和舞会场景中的现场伴奏音乐。让这首尽人皆知的歌曲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绝非偶然，导演不断强调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观众，地久天长是人们美好的愿景，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或者亲情，世间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永恒。
片中具有代表性的客观音乐都是用来写实和叙事的，音乐着意营造了特色鲜明的年代感，人们不仅在高美玉和张建新关着宿舍门悄悄“蹦迪”的场景中听到了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的迪斯科音乐，还在群众舞会场景中听到了那个时候标志性的流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以及《我多么希望你别走》。著名录音大师陶经先生曾经在关于声音出现的角度方面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即不要放过影片中你听到的任何细微声音，因为它们可能是导演、录音师有意为之，并希望借此表达一些特定目的的方法。这里提到的声音，应该不仅局限于语言和音效，当然也包括最具情感性、最具感染力的音乐。因此，相信有过80年代生活体验的观众，一定可以在音乐中与主创达成精神上的共鸣，因为正是特定年代的特定歌曲，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那个年代的鲜活记忆，加上演员投入的表演，关于过往的一切瞬间跃然眼前。或许，这也是观众席流泪的观众大都是中年人的原因吧。
此外，影片还运用了作曲家董颖达原创的主观音乐。影片《地久天长》进入后期剪辑阶段，董颖达才接到导演王小帅的配乐邀请，其实这并不符合董颖达一贯的创作习惯，作为有着多年国内外电影音乐创作经验的一线作曲家，为了让电影配乐更充分、更准确地表现人物、情绪和情节，她总是在剧本创作阶段就开始跟进，甚至提前进组和演职人员一起到拍摄地体验生活。但这一次，她了解到王小帅其实是一位不大愿意在自己执导的电影中过多运用音乐的导演，按照导演自己的说法，这是他第一次在影片中运用场景音乐，以往都是在片尾放一首歌曲就结束全片了。这一次，不仅对于作曲家是个挑战，其实对于导演自己，对音乐的运用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接受邀约后4个月，导演和作曲家之间没有任何关于电影的交流，作曲家坦言，自己被难住了。在接受采访时，董颖达回忆道：“我最初看到的片子是三个半小时的版本，导演让我一个人去看，没有音乐，我本来担心三个半小时会坐不住，但是第一次看时，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最后看完，我手里不知不觉已经握着一大坨纸巾。导演寥寥几笔就讲述了两个家庭跨越数十年的故事，演员表演克制，情感却已相当饱满丰富，音乐应该在哪里介入？影视音乐大部分情况下是隐形的，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有两三次‘高光呈现，要恰到好处。”②
基于这样的要求，董颖达为影片创作了钢琴+弦乐的主观配乐，音乐完稿交给导演时，导演非常满意，并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当作曲家在影院中首次听到最终版配乐时，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出于影片氛围和情绪的考虑，除了完整出现在影片当中的一些原创音乐未做改动之外，个别发展得较为完整和充分的乐段已经被分轨音乐取代，变得更加单薄，也更加无助，甚至有些乐段出于剪辑的需要在片中戛然而止。但恰恰是这种改变，让影片始终处于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痛苦和压抑的情绪之中，虽然不动声色，却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片中男主人公刘耀军的主题，由大提琴、小提琴和钢琴完成，舒缓平静，娓娓道来，钢琴不断重复着由分解和弦构成的固定音型，弦乐则在这个背景的伴奏下以弱起、半音上行的方式缓慢进行，乐句间频频出现休止且并不刻意强调旋律，更多的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音乐与男主人公的内向性格、普通人身份、以及因丧子之痛而导致的沉默寡言相得益彰。
《水中照片》的原创音乐同样是在钢琴小调式的分解主和弦伴奏下，由大提琴和小提琴一问一答地奏出弱起的动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重复、不断扩大配器规模，让音乐逐渐达到高潮后最终回归平静，以此表现刘耀军夫妇丧子多年之后，面对养子刘星的叛逆表现出的无奈与心痛。如果没有这段音乐，画面给人们的感觉只是伤感、难过，是平淡的叙述;但音乐的加入，让镜头中的一切瞬间变得多元和立体，人们在音乐中，和主人公一起，在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真实、希望与失望之间踟蹰、徘徊……
导演没有在片中运用渐隐渐现的剪辑手法，而通过时间线交叉剪辑且不加任何字幕提示的方式，让观众与主人公一起，在跨越30年的人生旅程中负重前行。在随片拍摄的纪录片中人们看到，拍摄现场的导演王小帅经常因为触景生情或演员的精彩表演而痛哭失声，有时甚至需要平复情绪才能继续拍摄。可以想象，没有音乐参与的拍摄现场尚且如此，加入音乐的完成片会是多么的感人至深。
其實，片中为数不多的音乐元素中，还有对音效化音乐的运用，这就是带有浓郁年代感的手机铃声，采用了莫扎特《g小调第40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动机，这段选自古典音乐的手机铃声的运用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意味深长。因为原本交响乐的这个主题动机的下行“叹息”音调，为了是表现一种无奈与失落，恰好与影片的主题和氛围契合。片中这个独特的手机铃声先后出现三次，无论在车间，还是车站送别茉莉之后，亦或片尾在刘星墓前，每一次响起都让人有别样的感受。
在《地久天长》的电影配乐中，导演和作曲家牢牢抓住了“少就是多”极简主义风格，尽量减小乐队规模，尽量减少乐器数量，能用一件乐器完成的乐句绝不用两件，能用两个音交代清楚的动机绝不用三个音，大量休止符的运用让音乐时断时续，给人叹息抽泣之感。正是这种朴实凝练、言简意赅、不动声色的音乐语言，让观众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细细品味每一次开怀大笑，每一次默默流泪，和每一次无奈抉择……
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创作而言，无论是文学、绘画、戏剧还是建筑，最难的其实不是堆砌和叠加，最难的往往是怎样做减法，怎样精简到极致。《地久天长》的配乐做到了，导演和作曲家想尽一切办法让音乐做到最少，无论是出现的次数，还是和声、配器、织体写作等表现手法，都让影片有着完全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同时也赋予整部影片强烈的作者意识和艺术电影特有的气质。
影片《地久天长》是王小帅导演“家园三部曲”的第一部，他对写实风格和纪录片手法的借鉴，让175分钟的故事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跨越30年的时代背景，对特殊时期特殊政策和特定社会现象的反思，对底层小人物的聚焦，无不折射出导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温情的人文关怀。而作曲家董颖达“迎难而上”、用“减法”创作的配乐，以及导演在最终定剪时故意让配乐完成的留白，则牢牢抓住了影片情绪、内容和观众心理期待之间的尺度，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无形的桥。
因此，很多时候，简单并不意味着少和无;相反，简单，是最丰富的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