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端午风俗在日本流变考
邱丽君
摘 要：日本的端午节源于中国，在公元7世纪传到日本，历经千余年的沉淀和蜕变由皇室例行活动和女性祭祀活动发展为男儿节，最终演变为今天的儿童节。日本人结合本土风俗习惯，将中国的端午节从庆祝方式和节日意义上进行变革。虽然日本政府根据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需要对这一外来文化加以修改和补充，形成了独具日本特点的端午节，但其端午文化内涵仍然具有中国文化因素。
关键词：日本端午节；农耕文化；女性；男儿节；儿童节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7-0121-06
中国端午节风俗传入日本与当时的推古天皇对佛教的信奉和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推古天皇的“请僧入宫”打开了中国文化在日本宫廷传播的大门，首次遣隋史的派遣开辟了一条中日文化交流之路。①日本的端午节风俗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最终发展成为目前的儿童节。本文拟从日本端午节的演变入手，分析其端午节风俗的发展演化，讨论其演变规律，以总结日本对异域文化接纳、传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及方式。
一、端午风俗向日本的传播
日本端午节是否起源于中国，其风俗是否吸收并传承了中国端午节的传统风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答案。
首先，日本史料有关端午节的记载时间上略晚于中国史书中对端午节的记载。南梁时期，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②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又有采艾辟邪、喝菖蒲酒、竞渡祭祀屈原之说。③以此可证明中国端午节最晚形成于公元6世纪。日本有关五月五日节日仪式活动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公元611年的《日本书记》：“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611年）五月五日在菟田野（现奈良县宇陀市榛原区足立）举行‘药猎，佛晓参加者集合在藤原池附近，天亮出发。”④文献中描述的“药猎”是指在野外猎取鹿角，采集菖蒲和艾蒿等药草。此记载也是日本相关历史资料中最早关于“药猎”活动的描述。在此之前，日本史料中并没有天皇带领群臣于五月五日举行仪式活动的记载。从文献记载端午时节庆祝“药猎”活动的时间上来看，日本五月五日仪式活动始于公元611年，如果将此活动看作日本端午节起源的话，这与南梁时期中国端午活动相距100年左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日本端午仪式活动晚于中国。
其次，中国端午习俗在隋唐时期已经成熟化。《荆楚岁时记》记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夏至节日食粽。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楝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⑤可推知当时在端午时节食用粽子，悬艾草，饮菖蒲酒，系五彩丝辟邪防疫祈求平安等习俗盛行。唐代端午节活动更加丰富。如《唐代端午节庆探释》中所述，唐代端午节习俗在继承自汉代以来的系朱丝辟兵、门贴彩印以及吃粽子以外，还在民间进行水上竞渡之活动。⑥唐朝诗词中也有很多关于端午习俗的记载，如文秀在《端午》诗中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⑦其中提到“屈原”“端午”“臣冤”，这些诗句可判断，唐代端午节活动内容与屈原是有联系的。唐朝诗人殷尧藩的《端午日》：“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⑧这里面写到了“艾符”“蒲酒”，其中“艾符”指艾草和驱邪符，“蒲酒”指菖蒲酒。这些诗人以端午节作为诗名，可见端午节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已有着较大的影响。
再次，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传播了中国文化，端午风俗应该也被传入日本。日本有关端午节活动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611年推古天皇关于“药猎”活动的记载。据《遣唐使》中记载，早在公元600年日本已经派遣隋使来到中国，虽然在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推古天皇初次派遣的遣隋使是否回到日本，但明确记载了第二次派遣的遣隋使小野妹子于公元607年到达中国，公元608年回到日本。第三次派遣的遣唐使于公元609年回到日本。⑨在此之前日本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五月五日举行仪式活动的相关记载。而在推古天皇三次派遣大使到中国之后，公元611年《日本书纪》中便有了五月五日关于举行仪式活动的详细记载。此记载详细再现了推古天皇在五月五日举行“药猎”仪式的隆重场面，严格要求大臣着装、仪态，命名先头部队和后队指挥官，可见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推断，公元611年五月五日的仪式活动在日本已经颇具规模。从“零记载”到“颇具规模”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隋朝端午风俗的借鉴。
最后，从日本五月五日节日风俗自飞鸟时期到平安时期的发展变化来看，其对中国端午风俗的吸收和借鉴是逐渐增多的。推古天皇时期，有关五月五日的仪式活动，仅仅是药猎，如“推古二十年（公元612年）五月五日举行‘药猎”⑩。“推古二十二年（公元614年）五月五日举行‘药猎”B11。皇极天皇和天智天皇时期也有五月五日进行药猎的活动。如“皇极一年（公元642年）五月五日在河内国依网屯仓前，召見使者观看狩猎”，“天智七年（公元668年）五月五日天皇去蒲生的原野（滋贺县蒲生郡）进行‘药猎”，“天智八年（公元669年）五月五日天皇去山科的原野（现京都市山科区）‘药猎”。B12以上史料中关于五月五日节日的仪式活动大多都是对“药猎”的记载。而在飞鸟时代后期《日本书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射礼”活动。据《日本书记》第29卷中记载，公元685年“天武天皇五月五日在南门举行‘射礼（平安时代在宫中举行的比赛射箭活动）后去飞鸟寺，向佛进献了珍宝并礼拜神佛”B13。天武天皇是日本第40代天皇，公元686年离世。天武天皇在离世前一年，病情加重的情况下还在五月五日举行了“射礼”。这足以说明五月五日节日的仪式活动已经发展为固定的宫廷活动，在日本宫廷的地位无可代替，即便在天皇病重垂危之际，仍不忘举行五月五日的仪式活动。进入奈良时代日本文献中开始出现有关五月五日赛马的记载，如“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五月五日令群臣五位（日本古代等级名称）以上的官员进行赛马，天皇观看了赛马活动”B14。“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仁明天皇来到武徳殿观看骑马射箭。”B15平安时代的作品《荣华物语》中有五月五日在屋顶铺菖蒲，献药丸的描述。B16平安时代末期，五月五日的庆祝活动也由宫廷贵族间的活动逐渐转向武家和平民。五月五日当天，宫廷上下菖蒲随处可见，就连平民的屋檐下都插着菖蒲。日本的《令義解》编成于公元833年。在它的十杂中记载，“正月一日和五月五日都是节日”B17。可见公元833年日本已经将五月五日设立为举行公开仪式的节日。日本五月五日的庆祝活动由最初推古天皇在611年开始推行的“药猎”到天武天皇的比赛射礼，后至文武天皇在公元701年举行的赛马活动，最后发展为仁明天皇推行的观看骑马射箭，以及后来的菖蒲辟邪等活动大多类似于中国唐代端午节风俗，作为宫廷固定的仪式活动保留下来。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端午风俗在公元7世纪传到日本，经过遣隋、遣唐使不断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使其五月五日节日仪式活动更加完善并被明确命名为端午节，即“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仁明天皇来到武徳殿观看骑马射箭”。日本的端午文化经过古代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演变和发展，其庆祝方式、参加人员、举行时间、举办的场所等在宫廷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其风俗内容与中国端午风俗有较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日本的端午风俗，吸收借鉴了中国端午风俗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端午节及其风俗在日本传播的异化
中国端午节传入日本，最初流行于日本皇室和贵族之间，但是日本民间在五月也有一些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后来逐渐融入了中国端午习俗，演变形成了更具有日本民间特点的端午节风俗。
1.农耕祭祀活动为主的女性节日
古代日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人们敬畏自然，崇拜神灵，因而在播种和收获之前举行祭祀活动成为古代日本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日本五月的祭祀活动与农业生产插秧有着密切的联系。16世纪室町时代的《月次风俗图屏风》B18按月份描绘了当时人们一年之中举行的仪式活动，其中就有女性插秧的场面，在五月的细雨中，女性们弯着腰将一棵棵稻苗移植到田里，这样连续一天弯着腰工作数十个小时，在日本插秧实现机械化之前，女性是主要劳动力。因此这一天插秧的女性受到所有人的重视。同时古代日本人认为五月是“凶月”，还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消灾活动。为了迎接农耕之神，祈求丰收，担任插秧的女性需要净身。就是用菖蒲和艾蒿建造小屋，将女性单独关在屋内净化身体，除去污秽。人们相信只有将身体污垢清除后的女性，才可以插秧。B19女性在五月五日开始插秧前净化身体，是五月的祭祀活动，又被誉为“女性的节日”。即使是现在的日本，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日本中部和四国地区，从五月四日晚上到五月五日称家为“女人的天下”，或“女人的家”，即当天女性成为家的主人，其主要目的就是以女性祈祷丰收。这个时代五月五日节日的主角是女性。B20如“插秧这样和收获直接相关的重要日子，和中国的端午节结合，（在日本）五月五日成为了祭祀的日子”B21。因此可以推断日本民间五月五日的活动风俗是以结合本土农耕祭祀活动而开始的。
2.以武士阶级为主的男儿节
室町时代，武士接管了政府中皇家权力的剩余部分，在这样一个武士掌权军阀混战的时代，人们崇尚武士，把从军看成最具有吸引力的事业。因日语“菖蒲”的发音和“尚武”以及“胜负”的发音相同，同时菖蒲的叶片形状下宽上尖如武士佩戴的剑，所以给菖蒲赋予了新的寓意，即“振兴发展武士事业”。由此五月五日节日的主角从镰仓时代开始由年轻女性变为了男性，庆祝内容也逐渐发展为祈求男孩健康成长如武士般英勇出人头地。B22五月五日这天，武士阶层在客厅里摆放装饰用的盔甲，在室外挂旗帜和风幡，用以彰显武士家族的繁盛。现在日本端午节在庭院中竖起鲤鱼旗，用盔甲的模型和武士的人偶装饰室内的习俗就始于镰仓时代。B23由于五月五日节日的主人公变为男性，这一天的活动也更具有男性色彩。当时流行一种打石战的风俗，《洛中洛外图屏风》B24描绘了京都市内外的名胜以及居民的生活风俗，其中就有对五月五日节日本儿童进行菖蒲合战的描画。打石战是由相邻村落的男孩儿分阵对垒，在河滩进行投掷石块决胜负的游戏。B25从此五月五日的节日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男儿节”。
原本为女性节日的五月五日演变为“男儿节”的主要原因是武士阶级的崛起、武士社会的繁荣，有发展武士精神之意。另外，日本已将三月三日桃花节作为“女儿节”，日本人考虑到了节日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将五月五日定为“男儿节”。
3.发展为民间的男儿节
江户时代，日本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生活富足的平民，他们延续五月五日节日的习俗，并用武士的盔甲模型来装饰房间。
悬挂鲤鱼旗是日本独特的风俗习惯，有两种寓意。其一是基于中国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希望男孩奋发向上，逆流而上，飞黄腾达。B26其二，在日本更有“离水鲤鱼”之说，与其他鱼类不同，鲤鱼离开水之后，即使被宰割前放在砧板上也会纹丝不动。这被日本人推崇为武士的临危不惧，从容赴死的精神。B27江户时代挂鲤鱼旗的风俗也是对镰仓时代武士家族挂旗帜和风幡习惯的一种延续。江户时代初期，武士阶层在五月五日这天曾将印有家纹的旗帜挂在门前。当时那些生活富裕的平民百姓也仿照武士阶层过节（但是因为一般百姓没有家纹，不能像武家一样竖起家纹旗帜），于是他们用“鲤鱼旗”取代了家纹旗。在江户时代五月五日作为男孩子的节日逐渐渗透到广大平民阶层。B28
創作于公元1856年至公元1858年的《名所江户百景》是浮世绘师歌河广重对江户即现在的东京百所名景色的描绘，也是对当时的人情风俗等日常生活的写实。其中“水道桥骏河台”是一副描绘当时五月五日节庆景象的浮世绘。画中巨幅鲤鱼旗迎风飘舞，四周还飞扬着其他大大小小的鲤鱼旗和风幡。画中的鲤鱼旗虽然只使用黑色一种颜色，但是栩栩如生，甚至可以看到黑色鱼鳞上的细纹，有一跃出画之势。鲤鱼旗占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从作者对鲤鱼旗的着重描绘中可以看到，江户时代人们对挂鲤鱼旗的重视。从这幅画中也可以感受到江户时期百姓过节时的隆重。B29
江户时代五月五日节日期间已经有出售武士人偶、菖蒲刀、菖蒲叶等节日必需品的地方，连澡堂也会准备菖蒲水，其热闹程度不比女儿节逊色。人们喝着菖蒲酒，吃着年糕、粽子。孩子们在头上缠着细布条，腰里插着菖蒲刀，玩拼大刀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孩子们之间开始流行戴着报纸做的头盔，玩拼大刀游戏。B30由此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作为男孩子节日“男儿节”的风俗已进入成熟阶段，它不但借鉴了中国端午节风俗中的洗菖蒲浴、喝菖蒲酒用菖蒲来辟邪消灾。同时加上了吃柏饼、挂鲤鱼旗、在室内摆放装饰用盔甲、武士人偶等一些本民族所独有的习俗。
4.由男儿节向儿童节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有关国民节日的相应法律，提出了将新年度开始的四月一日或女儿节的三月三日作为“儿童节”的方案。在1948年四月十三日的众议院文化委员会的提案中将五月五日作为“儿童节”。主题为“重视孩子的人格，谋求孩子的幸福，同时，也感谢母亲”。因此日本在1948年7月将五月五日定为“儿童节”，并规定五月五日这一天日本所有国民放假一天。B31它和五月三日的“宪法纪念日”，五月四日的“绿色之日”连在一起，再加上星期六和星期天，形成了一周的长假，在日本称为“黄金周”。B32日本的家长们利用黄金周带孩子出门旅游，庆祝儿童节。
虽然现在日本的五月五日是“儿童节”，但其仍保留了中国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如菖蒲，是节日期间家中不可缺少的用品之一。大家会在屋里插上菖蒲并洗菖蒲浴。五月左右在日本的溪流和水田边会有许多菖蒲，可以自行采摘使用，也可以在花店購买。日本的大小花店，都会在五月五日节日期间摆放许多菖蒲，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B33
日本“儿童节”的风俗是江户时代“男儿节”风俗习惯的延续，鲤鱼旗仍是“儿童节”不可缺少的装饰，这些用纸或布制作的鲤鱼旗，比江户时代的颜色更加鲜艳，也更加多样化。日本人还会在家里摆设五月人偶和装饰用铠甲、头盔等物品，因为这些也是儿童节的重要标志。当天人们不但用头盔模型等装饰室内环境，孩子们还会用报纸折成纸头盔戴在头上玩耍。B34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宪法，将五月五日法定为“儿童节”以填补日本节日中的空白，但其节日的风俗习惯，还保留了较多江户时代男儿节的内容。
三、日本端午节演化特点及其对中国端午节习俗的传承
日本端午节主要是学习和继承中国的端午节文化，在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中国端午节文化主体思想的继承性。日本的端午节文化从公元611年开始的宫廷仪式活动，发展至今历经数千年，无论庆祝对象如何演变，现今日本仍使用“端午の節句（或端午の節供）”B35，即“端午节”。日本人之所以将中国“端午节”的名称沿用至今，首先“端”在汉语中是“头、开头”B36之意，而在日语中“端”也有“端、头、边缘、开头、最初”B37的意思。中日两国“端”字的意思相同。因此当中国人将农历五月五日命名为“端午节”，并传播到日本时，日本人能够完全理解其含义并接受这个名称。其次基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传承时保留了传入文化原有的精髓。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传统节日如“七夕、上已、重阳”等名称都未做变动。现在“端午节”和“人日”（一月七日）、“上巳”（三月三日）、“七夕”（七月七日）、“重阳”（九月九日）并称为日本五大节日。
第二，日本端午节文化根源在中国，日本在继承中国端午节文化的同时也使其在日本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发展和创新。日本的端午节文化一直保留着中国端午节中“祛病防疫”的习俗，无论是宫廷中举行的“药猎”，还是后来的献药丸以及洗菖蒲浴、饮菖蒲酒等都是以“祛病防疫”为本意。其中公元611年日本推古天皇带领众臣“药猎”中有采菖蒲和艾叶的记载。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B38中，也有描写贵族们将菖蒲插在帽子上做装饰的词句。清楚地描绘了五月五日端午节由天皇带领高官大臣进行郊游、狩猎、举办宴会等仪式活动的场景。在帽子上装饰菖蒲。人们相信，菖蒲所散发的香气不但可以使人心旷神怡，而且能够驱邪除病。
另外，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创作的《伊势物语》中，详细的记载了端午时节人们相互赠送用菖蒲叶包的粽子。“端午节之时，有一位男子收到用来驱邪的菖蒲叶粽子，于是给对方写了回信。‘您去采菖蒲叶，我去野外狩猎，在沼泽地采菖蒲的您辛苦了，没能在一起非常遗憾，（现）送上猎物野鸡。”B39由此可以看出平安时代初期，五月五日的端午活动在民间已经盛行。它不但保留了飞鸟时代的“药猎”活动，还增加了用菖蒲叶包粽子的习惯，同时还有向亲朋好友互赠粽子和猎物的风俗。文献中所述的粽子不仅用菖蒲叶包，而且还附上了装饰物，是一种“装饰粽子”。
奈良时代的日本人已经深信菖蒲能够驱邪除病，《荣华物语》中藤原氏提倡五月五日用菖蒲的记载，足以证明菖蒲在宫廷和贵族间举行的端午庆典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民间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中，菖蒲也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首先在民间的“女性的节日”中，人们将插秧女关在用菖蒲和艾蒿建造的小屋中净化身体。在“男儿节”中由于菖蒲的叶片形状如剑，所以当时的人们相信菖蒲寓意着振兴武士事业。由此端午节的主角从镰仓时代开始变为了男性。庆祝内容也逐渐发展为祈求男孩健康成长如武士般英勇出人头地。因此现在“儿童节”中使用的武士人偶、装饰用盔甲、鲤鱼旗都和菖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菖蒲”的发音和“尚武”相同，才会把“端午节”演化为“男儿节”。也正是“男儿节”的“尚武”精神，规定了当时端午节所庆祝的内容和方式。而现在的“儿童节”中的这一部分习俗也是对“男儿节”的延续和传承。如《洛中洛外图屏风》所描绘的镰仓时代在端午节男孩儿有拼“菖蒲大刀”的习惯。江户时代人们在屋檐下挂菖蒲、洗菖蒲浴、喝菖蒲酒，将菖蒲缠在孩子头上或插在成人头发上祛病防灾。可以说菖蒲在日本端午节中发挥的作用比在中国端午节中的更广而且更深。
第三，日本端午节之所以能够历经千余年代代相承，并最终成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与日本统治者以及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有着密切联系。推古天皇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和佛学文化，他主动敲开中日交流的大门，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学习，仅史料中记载的派遣记录就有四次之多。随后，日本天皇又多次向中国派送大批遣唐使。这些日本大使来到中国学习唐代先进的技术和佛学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其中端午节习俗就是典型代表。在推古天皇派遣隋使来中国之前，日本并没有五月五日举行活动的相关记录。而在推古天皇第三次派遣隋使去中国并学成归国后，公元611年日本史料中便出现了推古天皇举行“药猎”活动的记载。这虽然是日本第一次举行五月五日祭祀活动，但仪式规模、参加人数、着装要求等都有别于一般活动，整体呈现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迹象。同时，从活动内容来看，其“采菖蒲”“猎取鹿角”的活动与中国唐代端午节“采草药”的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日本首次的端午活动充分借鉴和传承了中国的端午风俗。随后，日本的几位天皇承袭了五月五日举行庆祝仪式的习俗，并增加了其活动内容。但无论日本的端午习俗如何演变，其举行活动的目的和中国相同，即驱邪去病、祈求平安。
第四，日本端午文化与其本土生活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日本统治阶级根据日本各个历史时期需要对外来文化加入修改和补充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端午节”。日本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也是日本端午节庆祝活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五月时节，日本正值梅雨季，潮湿且闷热，容易引起食物中毒。因而五月也被日本人认为是不吉利的月份，应多禁忌。所以，早期日本就有在插秧前让女性清除身体污垢的习惯，这一活动和中国传统端午风俗相结合，形成了日本民间最初的端午活动。虽然日本政府通过宪法将五月五日定为“儿童节”，但其活动的内容“洗菖蒲浴”“喝菖蒲酒”等仍是中国端午习俗的延续，而装饰人偶、盔甲模型、悬挂鲤鱼旗则保留了日本镰仓时代特有的风俗习惯。由此可见，现今日本端午节风俗习惯虽然和中国有所不同，但其名称、举行时间及活动目的都和中国端午节相契合。可以说日本的端午风俗是充分吸取中国端午节之精髓，又在中国端午节的基础之上融入了本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儿童节”。
四、结语
端午风俗能在日本广泛传播并代代相承，首先推古天皇功不可没。由于推古天皇在位期间兴建佛寺，大力推广汉文化，重视中国的礼仪，并多次派遣隋使带領留学生、留学僧侣去中国学习，在宫中有意识模仿中国文化活动，进行“药猎”，后在奈良和平安时代的数位天皇的努力下，端午风俗扎根于日本宫廷。镰仓时代武士阶级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推崇“精英武士”，社会上兴起“尚武”精神。而五月五日端午节使用的菖蒲因为和“尚武”在日语中发音相同，又因菖蒲的叶形如剑，于是发展为庆祝男儿的节日。江户时代的太平盛世使日本人不再盲目地崇尚武功和崇拜武士，端午节的主要庆祝人群也由武士阶级转为广大百姓。为完善日本传统节日的结构使其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在日本政府干预下通过制定节日法将端午节法定为“儿童节”，但其主要庆祝方式和内容还保留着中国唐代端午节的印记。
中国传统文化端午节风俗的传入填补了日本文化中的空缺，日本人将端午文化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糅合在一起，日本政府致力于传播和推进端午文化使其成为了连接日本国民与其社会制度的主要纽带。
注释
①井上光貞：《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5隋唐帝国と日本》，学生社，1981年，第109—114页。
②吴均：《续齐谐记》（上），“丛书集成初编”第270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③⑤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8、47—52页。
④⑩B11B12B13宮澤豊穂：《日本書記全訳》，株式会社星雲社，2009年，第476、477、480、322、673页。
⑥蒋方：《唐代端午节庆探释》，《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⑦⑧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诗词端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12页。
⑨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書店，2007年，第202—205页。
B14林陸朗：《続日本紀》第一分册，株式会現代思潮社，1989年，第22页。
B15村岡良弼：《続日本後紀 纂詁》，近藤出版部，1910年，第3、4卷。
B16松村博司：《栄花物語》，株式会社精興社，1973年，第352页。
B17経済雑誌社：《国史大系令義解》第12卷，経済雑誌社，1897年，第314页。
B18《月次风俗图屏风》是16世纪室町时代的作品，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B19伊藤敏克：《日本語ふしぎ探検》，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B20参见石井研士：《日本人の一年と一生変わりゆく日本人の心性》，株式会社春秋社，2005年，第9页；大島暁雄：《民族探訪事典》，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B21中村羊一郎：《年中行事としきたり》，思文閣出版，2016年，第50页。
B22参见伊藤敏克：《日本語ふしぎ探検》，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4年，第31—32页；村上龍：《日本の伝統行事》，講談社，2016年，第51页。
B23村上龍：《日本の伝統行事》，講談社，2016年，第51—52页。
B24《洛中洛外图屏风》由16世纪的日本画家狩野永德创作于1564年—1565年，是日本风土人情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现收藏于米沢市上杉博物馆，画中从当时权贵的官宅到百姓的民宅，以及农村的景色，对每年举行的惯例仪式活动等作了细致的描绘。
B25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卷，小学館，1973年，第36页。
B26B28石井研士：《日本人の一年と一生変わりゆく日本人の心性》，株式会社春秋社，2005年，第71—72、71页。
B27永田久：《年中行事を科学する》，日本経済新聞社，1989年，第37页。
B29《名所江户百景》由日本浮世绘大画家安藤広重又名歌川广重（1797—1858年）创作。《名所江户百景》是以色彩艳丽、布局合理、充满动感的画面表现了日本百姓的日常生活。
B30長沢利明：《江戸東京歳時記歴史文化ライブリー》，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81页。
B31卫晓波：《日本概况》，旅游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16—218页。
B32B35北原保雄：《明鏡国語辞典》，大修館書店，2007年，第565、1024—1025页。
B33B342012年至2013年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做调查。
B3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4页。
B37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小学馆编：《日中辞典》第2版，小学馆，2006年，第1524页。
B38白石静男：《万葉集訳文篇》，株式会社塙書房，1982年，第432页。
B39佐藤隆信：《伊勢物語》，株式会社新潮社，2017年，第66页。
责任编辑：王 轲
摘 要：日本的端午节源于中国，在公元7世纪传到日本，历经千余年的沉淀和蜕变由皇室例行活动和女性祭祀活动发展为男儿节，最终演变为今天的儿童节。日本人结合本土风俗习惯，将中国的端午节从庆祝方式和节日意义上进行变革。虽然日本政府根据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需要对这一外来文化加以修改和补充，形成了独具日本特点的端午节，但其端午文化内涵仍然具有中国文化因素。
关键词：日本端午节；农耕文化；女性；男儿节；儿童节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7-0121-06
中国端午节风俗传入日本与当时的推古天皇对佛教的信奉和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推古天皇的“请僧入宫”打开了中国文化在日本宫廷传播的大门，首次遣隋史的派遣开辟了一条中日文化交流之路。①日本的端午节风俗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最终发展成为目前的儿童节。本文拟从日本端午节的演变入手，分析其端午节风俗的发展演化，讨论其演变规律，以总结日本对异域文化接纳、传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及方式。
一、端午风俗向日本的传播
日本端午节是否起源于中国，其风俗是否吸收并传承了中国端午节的传统风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答案。
首先，日本史料有关端午节的记载时间上略晚于中国史书中对端午节的记载。南梁时期，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②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又有采艾辟邪、喝菖蒲酒、竞渡祭祀屈原之说。③以此可证明中国端午节最晚形成于公元6世纪。日本有关五月五日节日仪式活动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公元611年的《日本书记》：“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611年）五月五日在菟田野（现奈良县宇陀市榛原区足立）举行‘药猎，佛晓参加者集合在藤原池附近，天亮出发。”④文献中描述的“药猎”是指在野外猎取鹿角，采集菖蒲和艾蒿等药草。此记载也是日本相关历史资料中最早关于“药猎”活动的描述。在此之前，日本史料中并没有天皇带领群臣于五月五日举行仪式活动的记载。从文献记载端午时节庆祝“药猎”活动的时间上来看，日本五月五日仪式活动始于公元611年，如果将此活动看作日本端午节起源的话，这与南梁时期中国端午活动相距100年左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日本端午仪式活动晚于中国。
其次，中国端午习俗在隋唐时期已经成熟化。《荆楚岁时记》记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夏至节日食粽。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楝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⑤可推知当时在端午时节食用粽子，悬艾草，饮菖蒲酒，系五彩丝辟邪防疫祈求平安等习俗盛行。唐代端午节活动更加丰富。如《唐代端午节庆探释》中所述，唐代端午节习俗在继承自汉代以来的系朱丝辟兵、门贴彩印以及吃粽子以外，还在民间进行水上竞渡之活动。⑥唐朝诗词中也有很多关于端午习俗的记载，如文秀在《端午》诗中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⑦其中提到“屈原”“端午”“臣冤”，这些诗句可判断，唐代端午节活动内容与屈原是有联系的。唐朝诗人殷尧藩的《端午日》：“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⑧这里面写到了“艾符”“蒲酒”，其中“艾符”指艾草和驱邪符，“蒲酒”指菖蒲酒。这些诗人以端午节作为诗名，可见端午节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已有着较大的影响。
再次，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传播了中国文化，端午风俗应该也被传入日本。日本有关端午节活动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611年推古天皇关于“药猎”活动的记载。据《遣唐使》中记载，早在公元600年日本已经派遣隋使来到中国，虽然在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推古天皇初次派遣的遣隋使是否回到日本，但明确记载了第二次派遣的遣隋使小野妹子于公元607年到达中国，公元608年回到日本。第三次派遣的遣唐使于公元609年回到日本。⑨在此之前日本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五月五日举行仪式活动的相关记载。而在推古天皇三次派遣大使到中国之后，公元611年《日本书纪》中便有了五月五日关于举行仪式活动的详细记载。此记载详细再现了推古天皇在五月五日举行“药猎”仪式的隆重场面，严格要求大臣着装、仪态，命名先头部队和后队指挥官，可见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推断，公元611年五月五日的仪式活动在日本已经颇具规模。从“零记载”到“颇具规模”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隋朝端午风俗的借鉴。
最后，从日本五月五日节日风俗自飞鸟时期到平安时期的发展变化来看，其对中国端午风俗的吸收和借鉴是逐渐增多的。推古天皇时期，有关五月五日的仪式活动，仅仅是药猎，如“推古二十年（公元612年）五月五日举行‘药猎”⑩。“推古二十二年（公元614年）五月五日举行‘药猎”B11。皇极天皇和天智天皇时期也有五月五日进行药猎的活动。如“皇极一年（公元642年）五月五日在河内国依网屯仓前，召見使者观看狩猎”，“天智七年（公元668年）五月五日天皇去蒲生的原野（滋贺县蒲生郡）进行‘药猎”，“天智八年（公元669年）五月五日天皇去山科的原野（现京都市山科区）‘药猎”。B12以上史料中关于五月五日节日的仪式活动大多都是对“药猎”的记载。而在飞鸟时代后期《日本书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射礼”活动。据《日本书记》第29卷中记载，公元685年“天武天皇五月五日在南门举行‘射礼（平安时代在宫中举行的比赛射箭活动）后去飞鸟寺，向佛进献了珍宝并礼拜神佛”B13。天武天皇是日本第40代天皇，公元686年离世。天武天皇在离世前一年，病情加重的情况下还在五月五日举行了“射礼”。这足以说明五月五日节日的仪式活动已经发展为固定的宫廷活动，在日本宫廷的地位无可代替，即便在天皇病重垂危之际，仍不忘举行五月五日的仪式活动。进入奈良时代日本文献中开始出现有关五月五日赛马的记载，如“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五月五日令群臣五位（日本古代等级名称）以上的官员进行赛马，天皇观看了赛马活动”B14。“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仁明天皇来到武徳殿观看骑马射箭。”B15平安时代的作品《荣华物语》中有五月五日在屋顶铺菖蒲，献药丸的描述。B16平安时代末期，五月五日的庆祝活动也由宫廷贵族间的活动逐渐转向武家和平民。五月五日当天，宫廷上下菖蒲随处可见，就连平民的屋檐下都插着菖蒲。日本的《令義解》编成于公元833年。在它的十杂中记载，“正月一日和五月五日都是节日”B17。可见公元833年日本已经将五月五日设立为举行公开仪式的节日。日本五月五日的庆祝活动由最初推古天皇在611年开始推行的“药猎”到天武天皇的比赛射礼，后至文武天皇在公元701年举行的赛马活动，最后发展为仁明天皇推行的观看骑马射箭，以及后来的菖蒲辟邪等活动大多类似于中国唐代端午节风俗，作为宫廷固定的仪式活动保留下来。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端午风俗在公元7世纪传到日本，经过遣隋、遣唐使不断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使其五月五日节日仪式活动更加完善并被明确命名为端午节，即“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仁明天皇来到武徳殿观看骑马射箭”。日本的端午文化经过古代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演变和发展，其庆祝方式、参加人员、举行时间、举办的场所等在宫廷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其风俗内容与中国端午风俗有较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日本的端午风俗，吸收借鉴了中国端午风俗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端午节及其风俗在日本传播的异化
中国端午节传入日本，最初流行于日本皇室和贵族之间，但是日本民间在五月也有一些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后来逐渐融入了中国端午习俗，演变形成了更具有日本民间特点的端午节风俗。
1.农耕祭祀活动为主的女性节日
古代日本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人们敬畏自然，崇拜神灵，因而在播种和收获之前举行祭祀活动成为古代日本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日本五月的祭祀活动与农业生产插秧有着密切的联系。16世纪室町时代的《月次风俗图屏风》B18按月份描绘了当时人们一年之中举行的仪式活动，其中就有女性插秧的场面，在五月的细雨中，女性们弯着腰将一棵棵稻苗移植到田里，这样连续一天弯着腰工作数十个小时，在日本插秧实现机械化之前，女性是主要劳动力。因此这一天插秧的女性受到所有人的重视。同时古代日本人认为五月是“凶月”，还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消灾活动。为了迎接农耕之神，祈求丰收，担任插秧的女性需要净身。就是用菖蒲和艾蒿建造小屋，将女性单独关在屋内净化身体，除去污秽。人们相信只有将身体污垢清除后的女性，才可以插秧。B19女性在五月五日开始插秧前净化身体，是五月的祭祀活动，又被誉为“女性的节日”。即使是现在的日本，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日本中部和四国地区，从五月四日晚上到五月五日称家为“女人的天下”，或“女人的家”，即当天女性成为家的主人，其主要目的就是以女性祈祷丰收。这个时代五月五日节日的主角是女性。B20如“插秧这样和收获直接相关的重要日子，和中国的端午节结合，（在日本）五月五日成为了祭祀的日子”B21。因此可以推断日本民间五月五日的活动风俗是以结合本土农耕祭祀活动而开始的。
2.以武士阶级为主的男儿节
室町时代，武士接管了政府中皇家权力的剩余部分，在这样一个武士掌权军阀混战的时代，人们崇尚武士，把从军看成最具有吸引力的事业。因日语“菖蒲”的发音和“尚武”以及“胜负”的发音相同，同时菖蒲的叶片形状下宽上尖如武士佩戴的剑，所以给菖蒲赋予了新的寓意，即“振兴发展武士事业”。由此五月五日节日的主角从镰仓时代开始由年轻女性变为了男性，庆祝内容也逐渐发展为祈求男孩健康成长如武士般英勇出人头地。B22五月五日这天，武士阶层在客厅里摆放装饰用的盔甲，在室外挂旗帜和风幡，用以彰显武士家族的繁盛。现在日本端午节在庭院中竖起鲤鱼旗，用盔甲的模型和武士的人偶装饰室内的习俗就始于镰仓时代。B23由于五月五日节日的主人公变为男性，这一天的活动也更具有男性色彩。当时流行一种打石战的风俗，《洛中洛外图屏风》B24描绘了京都市内外的名胜以及居民的生活风俗，其中就有对五月五日节日本儿童进行菖蒲合战的描画。打石战是由相邻村落的男孩儿分阵对垒，在河滩进行投掷石块决胜负的游戏。B25从此五月五日的节日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男儿节”。
原本为女性节日的五月五日演变为“男儿节”的主要原因是武士阶级的崛起、武士社会的繁荣，有发展武士精神之意。另外，日本已将三月三日桃花节作为“女儿节”，日本人考虑到了节日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将五月五日定为“男儿节”。
3.发展为民间的男儿节
江户时代，日本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生活富足的平民，他们延续五月五日节日的习俗，并用武士的盔甲模型来装饰房间。
悬挂鲤鱼旗是日本独特的风俗习惯，有两种寓意。其一是基于中国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希望男孩奋发向上，逆流而上，飞黄腾达。B26其二，在日本更有“离水鲤鱼”之说，与其他鱼类不同，鲤鱼离开水之后，即使被宰割前放在砧板上也会纹丝不动。这被日本人推崇为武士的临危不惧，从容赴死的精神。B27江户时代挂鲤鱼旗的风俗也是对镰仓时代武士家族挂旗帜和风幡习惯的一种延续。江户时代初期，武士阶层在五月五日这天曾将印有家纹的旗帜挂在门前。当时那些生活富裕的平民百姓也仿照武士阶层过节（但是因为一般百姓没有家纹，不能像武家一样竖起家纹旗帜），于是他们用“鲤鱼旗”取代了家纹旗。在江户时代五月五日作为男孩子的节日逐渐渗透到广大平民阶层。B28
創作于公元1856年至公元1858年的《名所江户百景》是浮世绘师歌河广重对江户即现在的东京百所名景色的描绘，也是对当时的人情风俗等日常生活的写实。其中“水道桥骏河台”是一副描绘当时五月五日节庆景象的浮世绘。画中巨幅鲤鱼旗迎风飘舞，四周还飞扬着其他大大小小的鲤鱼旗和风幡。画中的鲤鱼旗虽然只使用黑色一种颜色，但是栩栩如生，甚至可以看到黑色鱼鳞上的细纹，有一跃出画之势。鲤鱼旗占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从作者对鲤鱼旗的着重描绘中可以看到，江户时代人们对挂鲤鱼旗的重视。从这幅画中也可以感受到江户时期百姓过节时的隆重。B29
江户时代五月五日节日期间已经有出售武士人偶、菖蒲刀、菖蒲叶等节日必需品的地方，连澡堂也会准备菖蒲水，其热闹程度不比女儿节逊色。人们喝着菖蒲酒，吃着年糕、粽子。孩子们在头上缠着细布条，腰里插着菖蒲刀，玩拼大刀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孩子们之间开始流行戴着报纸做的头盔，玩拼大刀游戏。B30由此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作为男孩子节日“男儿节”的风俗已进入成熟阶段，它不但借鉴了中国端午节风俗中的洗菖蒲浴、喝菖蒲酒用菖蒲来辟邪消灾。同时加上了吃柏饼、挂鲤鱼旗、在室内摆放装饰用盔甲、武士人偶等一些本民族所独有的习俗。
4.由男儿节向儿童节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有关国民节日的相应法律，提出了将新年度开始的四月一日或女儿节的三月三日作为“儿童节”的方案。在1948年四月十三日的众议院文化委员会的提案中将五月五日作为“儿童节”。主题为“重视孩子的人格，谋求孩子的幸福，同时，也感谢母亲”。因此日本在1948年7月将五月五日定为“儿童节”，并规定五月五日这一天日本所有国民放假一天。B31它和五月三日的“宪法纪念日”，五月四日的“绿色之日”连在一起，再加上星期六和星期天，形成了一周的长假，在日本称为“黄金周”。B32日本的家长们利用黄金周带孩子出门旅游，庆祝儿童节。
虽然现在日本的五月五日是“儿童节”，但其仍保留了中国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如菖蒲，是节日期间家中不可缺少的用品之一。大家会在屋里插上菖蒲并洗菖蒲浴。五月左右在日本的溪流和水田边会有许多菖蒲，可以自行采摘使用，也可以在花店購买。日本的大小花店，都会在五月五日节日期间摆放许多菖蒲，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B33
日本“儿童节”的风俗是江户时代“男儿节”风俗习惯的延续，鲤鱼旗仍是“儿童节”不可缺少的装饰，这些用纸或布制作的鲤鱼旗，比江户时代的颜色更加鲜艳，也更加多样化。日本人还会在家里摆设五月人偶和装饰用铠甲、头盔等物品，因为这些也是儿童节的重要标志。当天人们不但用头盔模型等装饰室内环境，孩子们还会用报纸折成纸头盔戴在头上玩耍。B34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宪法，将五月五日法定为“儿童节”以填补日本节日中的空白，但其节日的风俗习惯，还保留了较多江户时代男儿节的内容。
三、日本端午节演化特点及其对中国端午节习俗的传承
日本端午节主要是学习和继承中国的端午节文化，在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中国端午节文化主体思想的继承性。日本的端午节文化从公元611年开始的宫廷仪式活动，发展至今历经数千年，无论庆祝对象如何演变，现今日本仍使用“端午の節句（或端午の節供）”B35，即“端午节”。日本人之所以将中国“端午节”的名称沿用至今，首先“端”在汉语中是“头、开头”B36之意，而在日语中“端”也有“端、头、边缘、开头、最初”B37的意思。中日两国“端”字的意思相同。因此当中国人将农历五月五日命名为“端午节”，并传播到日本时，日本人能够完全理解其含义并接受这个名称。其次基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传承时保留了传入文化原有的精髓。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传统节日如“七夕、上已、重阳”等名称都未做变动。现在“端午节”和“人日”（一月七日）、“上巳”（三月三日）、“七夕”（七月七日）、“重阳”（九月九日）并称为日本五大节日。
第二，日本端午节文化根源在中国，日本在继承中国端午节文化的同时也使其在日本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发展和创新。日本的端午节文化一直保留着中国端午节中“祛病防疫”的习俗，无论是宫廷中举行的“药猎”，还是后来的献药丸以及洗菖蒲浴、饮菖蒲酒等都是以“祛病防疫”为本意。其中公元611年日本推古天皇带领众臣“药猎”中有采菖蒲和艾叶的记载。
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B38中，也有描写贵族们将菖蒲插在帽子上做装饰的词句。清楚地描绘了五月五日端午节由天皇带领高官大臣进行郊游、狩猎、举办宴会等仪式活动的场景。在帽子上装饰菖蒲。人们相信，菖蒲所散发的香气不但可以使人心旷神怡，而且能够驱邪除病。
另外，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创作的《伊势物语》中，详细的记载了端午时节人们相互赠送用菖蒲叶包的粽子。“端午节之时，有一位男子收到用来驱邪的菖蒲叶粽子，于是给对方写了回信。‘您去采菖蒲叶，我去野外狩猎，在沼泽地采菖蒲的您辛苦了，没能在一起非常遗憾，（现）送上猎物野鸡。”B39由此可以看出平安时代初期，五月五日的端午活动在民间已经盛行。它不但保留了飞鸟时代的“药猎”活动，还增加了用菖蒲叶包粽子的习惯，同时还有向亲朋好友互赠粽子和猎物的风俗。文献中所述的粽子不仅用菖蒲叶包，而且还附上了装饰物，是一种“装饰粽子”。
奈良时代的日本人已经深信菖蒲能够驱邪除病，《荣华物语》中藤原氏提倡五月五日用菖蒲的记载，足以证明菖蒲在宫廷和贵族间举行的端午庆典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民间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中，菖蒲也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首先在民间的“女性的节日”中，人们将插秧女关在用菖蒲和艾蒿建造的小屋中净化身体。在“男儿节”中由于菖蒲的叶片形状如剑，所以当时的人们相信菖蒲寓意着振兴武士事业。由此端午节的主角从镰仓时代开始变为了男性。庆祝内容也逐渐发展为祈求男孩健康成长如武士般英勇出人头地。因此现在“儿童节”中使用的武士人偶、装饰用盔甲、鲤鱼旗都和菖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菖蒲”的发音和“尚武”相同，才会把“端午节”演化为“男儿节”。也正是“男儿节”的“尚武”精神，规定了当时端午节所庆祝的内容和方式。而现在的“儿童节”中的这一部分习俗也是对“男儿节”的延续和传承。如《洛中洛外图屏风》所描绘的镰仓时代在端午节男孩儿有拼“菖蒲大刀”的习惯。江户时代人们在屋檐下挂菖蒲、洗菖蒲浴、喝菖蒲酒，将菖蒲缠在孩子头上或插在成人头发上祛病防灾。可以说菖蒲在日本端午节中发挥的作用比在中国端午节中的更广而且更深。
第三，日本端午节之所以能够历经千余年代代相承，并最终成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与日本统治者以及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有着密切联系。推古天皇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和佛学文化，他主动敲开中日交流的大门，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学习，仅史料中记载的派遣记录就有四次之多。随后，日本天皇又多次向中国派送大批遣唐使。这些日本大使来到中国学习唐代先进的技术和佛学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其中端午节习俗就是典型代表。在推古天皇派遣隋使来中国之前，日本并没有五月五日举行活动的相关记录。而在推古天皇第三次派遣隋使去中国并学成归国后，公元611年日本史料中便出现了推古天皇举行“药猎”活动的记载。这虽然是日本第一次举行五月五日祭祀活动，但仪式规模、参加人数、着装要求等都有别于一般活动，整体呈现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迹象。同时，从活动内容来看，其“采菖蒲”“猎取鹿角”的活动与中国唐代端午节“采草药”的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日本首次的端午活动充分借鉴和传承了中国的端午风俗。随后，日本的几位天皇承袭了五月五日举行庆祝仪式的习俗，并增加了其活动内容。但无论日本的端午习俗如何演变，其举行活动的目的和中国相同，即驱邪去病、祈求平安。
第四，日本端午文化与其本土生活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日本统治阶级根据日本各个历史时期需要对外来文化加入修改和补充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端午节”。日本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也是日本端午节庆祝活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五月时节，日本正值梅雨季，潮湿且闷热，容易引起食物中毒。因而五月也被日本人认为是不吉利的月份，应多禁忌。所以，早期日本就有在插秧前让女性清除身体污垢的习惯，这一活动和中国传统端午风俗相结合，形成了日本民间最初的端午活动。虽然日本政府通过宪法将五月五日定为“儿童节”，但其活动的内容“洗菖蒲浴”“喝菖蒲酒”等仍是中国端午习俗的延续，而装饰人偶、盔甲模型、悬挂鲤鱼旗则保留了日本镰仓时代特有的风俗习惯。由此可见，现今日本端午节风俗习惯虽然和中国有所不同，但其名称、举行时间及活动目的都和中国端午节相契合。可以说日本的端午风俗是充分吸取中国端午节之精髓，又在中国端午节的基础之上融入了本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儿童节”。
四、结语
端午风俗能在日本广泛传播并代代相承，首先推古天皇功不可没。由于推古天皇在位期间兴建佛寺，大力推广汉文化，重视中国的礼仪，并多次派遣隋使带領留学生、留学僧侣去中国学习，在宫中有意识模仿中国文化活动，进行“药猎”，后在奈良和平安时代的数位天皇的努力下，端午风俗扎根于日本宫廷。镰仓时代武士阶级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推崇“精英武士”，社会上兴起“尚武”精神。而五月五日端午节使用的菖蒲因为和“尚武”在日语中发音相同，又因菖蒲的叶形如剑，于是发展为庆祝男儿的节日。江户时代的太平盛世使日本人不再盲目地崇尚武功和崇拜武士，端午节的主要庆祝人群也由武士阶级转为广大百姓。为完善日本传统节日的结构使其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在日本政府干预下通过制定节日法将端午节法定为“儿童节”，但其主要庆祝方式和内容还保留着中国唐代端午节的印记。
中国传统文化端午节风俗的传入填补了日本文化中的空缺，日本人将端午文化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糅合在一起，日本政府致力于传播和推进端午文化使其成为了连接日本国民与其社会制度的主要纽带。
注释
①井上光貞：《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5隋唐帝国と日本》，学生社，1981年，第109—114页。
②吴均：《续齐谐记》（上），“丛书集成初编”第270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③⑤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8、47—52页。
④⑩B11B12B13宮澤豊穂：《日本書記全訳》，株式会社星雲社，2009年，第476、477、480、322、673页。
⑥蒋方：《唐代端午节庆探释》，《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⑦⑧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诗词端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12页。
⑨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書店，2007年，第202—205页。
B14林陸朗：《続日本紀》第一分册，株式会現代思潮社，1989年，第22页。
B15村岡良弼：《続日本後紀 纂詁》，近藤出版部，1910年，第3、4卷。
B16松村博司：《栄花物語》，株式会社精興社，1973年，第352页。
B17経済雑誌社：《国史大系令義解》第12卷，経済雑誌社，1897年，第314页。
B18《月次风俗图屏风》是16世纪室町时代的作品，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B19伊藤敏克：《日本語ふしぎ探検》，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B20参见石井研士：《日本人の一年と一生変わりゆく日本人の心性》，株式会社春秋社，2005年，第9页；大島暁雄：《民族探訪事典》，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B21中村羊一郎：《年中行事としきたり》，思文閣出版，2016年，第50页。
B22参见伊藤敏克：《日本語ふしぎ探検》，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4年，第31—32页；村上龍：《日本の伝統行事》，講談社，2016年，第51页。
B23村上龍：《日本の伝統行事》，講談社，2016年，第51—52页。
B24《洛中洛外图屏风》由16世纪的日本画家狩野永德创作于1564年—1565年，是日本风土人情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现收藏于米沢市上杉博物馆，画中从当时权贵的官宅到百姓的民宅，以及农村的景色，对每年举行的惯例仪式活动等作了细致的描绘。
B25日本大辞典刊行会：《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卷，小学館，1973年，第36页。
B26B28石井研士：《日本人の一年と一生変わりゆく日本人の心性》，株式会社春秋社，2005年，第71—72、71页。
B27永田久：《年中行事を科学する》，日本経済新聞社，1989年，第37页。
B29《名所江户百景》由日本浮世绘大画家安藤広重又名歌川广重（1797—1858年）创作。《名所江户百景》是以色彩艳丽、布局合理、充满动感的画面表现了日本百姓的日常生活。
B30長沢利明：《江戸東京歳時記歴史文化ライブリー》，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81页。
B31卫晓波：《日本概况》，旅游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16—218页。
B32B35北原保雄：《明鏡国語辞典》，大修館書店，2007年，第565、1024—1025页。
B33B342012年至2013年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做调查。
B3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4页。
B37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小学馆编：《日中辞典》第2版，小学馆，2006年，第1524页。
B38白石静男：《万葉集訳文篇》，株式会社塙書房，1982年，第432页。
B39佐藤隆信：《伊勢物語》，株式会社新潮社，2017年，第66页。
责任编辑：王 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