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女性教师自测健康的调查分析

    傅 健 马爱民

    摘要: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对整群随机抽样的150名大学女教师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高校女教师中,未婚教师的健康水平高于已婚教师;不同职称水平的教师中,中级职称的教师健康水平最差;不同学历的教师中,普通学历的健康水平最高;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教师生理健康水平逐渐下降,但是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则有所提高。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健康;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4-0088-04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ues 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to investigate part of the female teachers in Yangzhou University , the result shows: Female teachers in college, the health of unmarried teachers higher than married teachers; Among the different title levels of teachers, health teachers i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itles is the worst;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is the best; With age increases, the level of female teachers physical health has gradually declined , but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health level was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female teacher; health; 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1 前 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大众化趋势的到来,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高等院校,其人数和比例在加速上升,据统计,高校女教师的比例由1980年的25.5%上升到1999年的37.6%[1],且从1990年开始,上升比例越来越快。高校女教师作为中国职业女性中素质较好、就业层次较高、社会地位较为突出的一个群体,是高等学校教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代表,也是我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典范。但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推陈出新,高校教师在科研和学术上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高校女教师除了要承受社会和职业角色带来的压力,还要时时受到社会、家庭等对其作为 “女性的”压力[2],因此高校女教师可能承担着比男教师更大的压力,如果高校女教师无法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做出有效的应付,就容易出现心理、生理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健康水平下降,影响工作和生活。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全面关注高校女教师的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调查高校女教师的健康状况及其不同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探明高校女教师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采取有效的手段、策略提高女教师健康水平提供实践基础。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某大学10所学院,发放问卷150份,回收得到有效问卷123份,教师的年龄在26-56岁之间,平均34.6岁。

    2.2 研究工具

    采用由许军[3]等编制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为测量工具,量表共有3个子量表,10个维度,48个条目。本次测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98,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子量表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57,0.847和0.815;10个维度的克朗巴赫α系数的范围为0.600~0.885,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4-5]。

    同时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人口学特征的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职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2.3 统计方法

    采集得到的数据使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T检验、F检验。

    3 结果

    3.1 婚姻状况与自测健康

    

    从表1可以看出已婚教师自测健康各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未婚教师,在社会支持和社会健康维度与未婚教师达到显著差异。

    3.2 职称与自测健康

    

    从表2可以发现,初级职称与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在自测健康各个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中级职称的教师在角色活动和社会健康维度与高级职称的教师存在显著差异。

    3.3 学历与自测健康

    

    注:高学历:研究生及以上; 普通学历:本科学历; 低学历:专科及专科以下

    从表3可以看出专科学历的教师在自测健康各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研究生和专科生,在社会资源、社会健康和量表总分上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存在显著差异,而专科生与本科生和研究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3.4 年龄与自测健康

    

    从表4中可以发现,年龄因素对高校女教师自测健康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在生理健康维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的得分下降,但其他维度的得分上存在“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

    3.5 各维度与自测健康分量表的相关分析

    

    表5是自测健康的分量表与婚姻、年龄、职称和学历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与高校女教师的社会健康有着显著正相关,年龄因素与高校女教师的生理健康有着显著负相关,职称和学历则与健康各维度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4 讨 论

    婚姻质量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内涵,其水平的高低对已婚者健康状况有显著的影响[6]。本研究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对高校女教师的社会健康有着显著影响,表现为高校已婚女教师的整体健康水平低于未婚教师,尤其是在社会健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思维定势往往是允许女性在完成家庭职责的基础上去追求社会目标,否则将面临巨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或者使女性处于事业与家庭都要兼顾的超负荷状态,最终因不堪重负而挫伤女性的进取精神或者导致家庭矛盾增多,夫妻感情恶化,使女性在事业上增加沉重的心理负担,同时已婚在社会支持获取方面也可能存在着问题,不能较好的调动现有的社会资源来应对应激,从而造成已婚形成了目前较常见的“女知识分子家庭角色功能不良”的现象[7]。

    职称是高校教师身份的代名词,很多高校教师认为,职称水平的高低是对自己多年来资历、实际水平的衡量,特别是职称与工资、津贴等挂钩后,职称对高校教师健康的影响更大。本调查结果发现虽然职称对高校女性教师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中级职称的女性教师与高级职称的教师在正向情绪和社会健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正向情绪方面差异非常显著。原因可能是女性教师对“成就”、“职称晋升”态度较敏感,渴望自己的付出能及时得到单位领导、社会承认。可现实中在职称晋升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现象,女性在教育学术领域中晋升职称难,晋升高级职称更难,女性发展仍突破不了“玻璃天花板”[8],越是向前就存在越大的压力。正是由于在晋升问题上不如意也影响到女性教师的情绪,进而影响到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

    随着高校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尤其评定职称中对学历的硬性规定,使相当一部分女性受到学历问题的困扰。本调查结果发现学历对高校女性教师并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高学历的女性教师与普通学历的教师在社会健康以及量表总得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能在于:普通学历的老师可能是进校多年的老教师,无论是其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还是职称水平都高于进校时间不长的高学历层次教师,而高学历的教师正是由于起学历较高,学校对其的期望更高,希望能为学校作出更多贡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高学历层次教师的心理压力,因此可以看出普通学历的女性教师整体健康水平尤其是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要好于高学历的教师。

    本研究发现年龄因素对高校女教师的生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机能的减退,不同年龄的健康状况又发生着变化,20-29岁女性健康水平最高,50岁以上的在生理健康维度低于中年女性教师,但在心理和社会维度却明显优于她们,而30-49岁的的健康水平则是最差的,此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9]。由于50岁以上的教师已经完成赡养老人、子女成家立业以及自身职称的晋升等人生重大生活事件,心理负担减轻,事业有成,虽然她们面临着生理机能的衰退,但总体而言,其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而30-49岁的中年女性她们面临着教师、贤妻、良母、女儿、儿媳等多重社会角色挑战,她们必须经历妊娠、分娩和极可能出现的非意愿妊娠所致的人工流产、节育措施、更年期等一系列的生理应激,又要应对子女升学和长辈养老送终的生活事件,还要直面高校激烈的职业竞争,分析接受大量信息,多出成果,晋升职称,加上该年龄女性生理特点导致的生物易感性,使其产生了更多负性情绪和主观不适[10]。因此,年龄在女教师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方面中起着潜在而深层的作用。

    5 结 论

    在高校女教师中,未婚教师的健康水平高于已婚教师;不同职称水平的教师中,中级职称的教师健康水平最差;不同学历的教师中,普通学历的健康水平最高;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教师生理健康水平逐渐下降,但是心理和社会健康水平则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999.

    [2] 杨剑. 高校教师职业压力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6, 6(6): 773-775.

    [3] 汪向东 ,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5-45.

    [4] 许军, 王斌会, 陈和年, 等. Delphi法在筛选自测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学术期刊文摘(科技快报)1999,5(2):215-220.

    [5] 许军,王斌会,胡敏燕,等.自测健康评价指标的研究[J].中国学术期刊文摘(科技快报),1999,5(10):1316-1319.

    [6] 王雁飞. 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2004,27(5):1175-1179.

    [7] 姚道元,成文琴,龚震明.出现婚姻心理障碍的抑郁患者及其治疗的研究[J].心理科学,1999,22 (3):259-260.

    [8] 印罗观. 江苏省城市老年妇女体育参与的心理需求特征调查与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0(5):117-119.

    [9] 卢莉,郭宏,阎惠质 等.已婚妇女婚姻质量及心身健康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 12 (4): 227.

    [10]李云.体质健康水平与其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6):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