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序曲：20世纪50年代台湾电影专业教育史略
秦宗鹏
20世纪50年代，台湾电影经历了从百废待兴到重振旗鼓的嬗变，从政宣片陷入低迷到台语片掀起热潮，从公营制片厂的勉力前行到民营制片公司的百花齐放，终于在60年代步入台湾电影的黄金时代，激起了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台语电影、黄梅戏电影、琼瑶电影以及武侠电影的百舸争流。在台湾电影逐渐向好的背后，我们应当主动探寻其电影人才培养与电影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肌理，将目光聚焦于电影教育，而此处及本文所指的电影教育，是指以电影作为教育的内容，所开展的关于电影本体的专业教育。
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的电影专业教育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校式教育，即正规学校所设立的电影相关专业及课程，包括政工干部学校和“国立”艺术学校。二是培训式教育，即电影公司、社会团体或个人所开办的短期训练班，这些短期训练班虽然目的不一、纷杂各异，但却与学校式教育一起为电影产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共同谱绘了50年代台湾电影人才培养的繁荣景观。
一、影剧科：作为戏剧教育的附庸
1951年7月1日，政工干部学校成立（现“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校”），旨在培养军中政工干部，建校之初即设有戏剧组[1]，并开设有电影课程，此为台湾第一所设有戏剧科系的大专院校，也是首次开设有电影课程的学校，戏剧组后改为影剧科。1955年10月31日，“国立”艺术学校成立（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原旨为恢复南京时期的国立戏剧学校，因而初设话剧科，次年话剧科更名为影剧科，以培养影剧实用人才为宗旨[2]。从专业名称上来看，两所学校所设立的电影相关专业均以“影剧”命名，专业设置上将电影与戏剧并置，而从名称的演变可知，“影剧”是由戏剧、话剧专业发展而来，即“影”从“剧”中来，电影教育是派生于戏剧教育的。这一观点绝非只是文字游戏，若深入考察其师资、课程及实践情况，我们会发现影剧科中的电影教育是作为戏剧教育的附庸而存在的。
首先從师资来看，影剧科主任都是戏剧出身，“国立”艺术学校影剧科的首任主任王慰诚是“中华实验剧团”的团长，第二任主任林若鋙是戏剧舞台设计师，第三任主任邓绥宁则是剧作家、戏剧教育家[3];其次，核心师资也主要以“中华实验剧团”的成员为班底，如刘垠、申江、段凌、宫波、顾毅、门祝华等[4]，另外也聘请了崔小萍、王勉之、虞君质、白克、雷亨利、郑炳森、黄宣威、姚一苇等担任教职[5]，其中除白克、郑炳森、黄宣威是电影导演、影评人外，其余均为戏剧工作者。同样，政工干部学校的师资教官也多是戏剧出身，鲜有专门的电影工作者。正是由于电影师资的严重匮乏，所以在课程设计上就偏重于戏剧，电影课程则聊备一格[6]，据笔者统计，“影剧科”的专业课中，与电影直接相关的只有约20%，编导课程多以戏剧为载体，独表演课程尚有共通之处，但也以舞台表演为主，至于电影还仅以概论见称，无史论之课程，与戏剧相比尚不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又因为课程偏重于戏剧，学生实践也就多以排演话剧为主，鲜有拍摄影片之举，一方面是师资不足，无人可教;另一方面是设备不足，无手可练，况且，学生毕业也是以戏剧公演的形式做结，电影实践则显得无足轻重。综上，影剧科中的电影教育是戏剧教育的附庸无疑。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我们不能只归究于二者天然的艺术亲缘性以及中国电影的戏剧传统，毕竟同时期的大陆已经孕育出独立的电影学校，并于1956年正式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迈入本科时代。而造成这一差别的缘由，必然应当从台湾的历史语境中探寻。笔者认为，这是台湾戏剧运动的活跃与本土电影的积弱所共构的社会图景使然。
（一）戏剧运动的活跃与黄金时代
台湾光复以前，戏院早已普遍，1944年，全省约有168家戏院，位居全国第三，其中专映电影的28家，纯演戏的60家，混合戏院有80家[7]，戏剧演出场所是电影放映场所的两倍有余，可见台湾戏剧的活跃早有传统。光复后，大陆许多职业话剧团纷纷赴台公演，如欧阳倩予及“新中国剧社”“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剧团”等，这引起了台胞对新兴戏剧（即话剧）的爱嗜，从而普遍地展开戏剧运动[8]。1949年，大批职业话剧团来台居住，加强了台湾剧运的阵营[9]，他们与台湾的本土剧团汇合一起，凝结成一支更为活跃的劲旅，共同掀起了台湾剧坛的繁盛景象。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厉行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宣扬“国策”的大小剧团纷纷成立[10]，在那个斗志旺盛的年代，话剧是重要的文艺活动，不管是政宣、劳军或睦邻的演出，话剧队像游击尖兵，上山下海不畏艰辛地演出，达到安定人心之效[11];而戏院更是戏剧运动的中心，1953年台湾兼营影剧的戏院有299家，其中，演出比例为电影占30%，戏剧占70%[12];还有戏剧节汇聚各方戏剧同台演绎，于百花齐放之下，造就了20世纪50年代台湾戏剧的黄金时代。台湾戏剧的繁荣盛况，不仅孕育出大批优秀的戏剧工作者，为戏剧教育的师资来源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也使戏剧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散发着艺术美学与社会影响力，于无形中为年轻学子的求学之路播下了戏剧的种子。
（二）本土电影的积弱与艰难起步
从日据时期开始，台湾本土的制片活动就只能在夹缝中偶有萌芽，属先天不足;光复后的四年更是陷入停顿状态，仅有“台制”摄有少量的新闻纪录片。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电影制片公司、厂棚设备、生产器材以及电影创作与技术人员，80%留在大陆、15%到香港、5%到台湾”[13]，因此迁台初期，只能依靠少数的设备和人员艰苦重建，台湾本土的制片事业几乎呈现真空状态，每年只出品几部影片来点缀空白[14]。在1950-1955年间，台湾三家公营制片厂仅生产了14部故事片，其中，不是政策宣导片，就是战斗文艺片[15]，难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因此电影市场全是西片、日片以及港片的天下，其中好莱坞更是挟其二十多年的技术与经验，几乎强占台湾的电影市场[16]。在此外片盛行之际，台湾本土电影囿于圜局，举步维艰。试想电影产业尚缺乏人才以振兴，电影教育又何来充裕之师资呢？再者，电影产业的不发达亦直接影响学子对于就业前景的判断，而社会对电影又时常有较偏的观点，或不重视，或以为江湖演艺一类，乃致不愿从事电影工作的大有人在[17]。
其实，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戏剧教育与电影教育的关系恰似农业与工业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以农养工”的阶段，即利用农业发展积累的资金和市场以支持工业发展。相对电影产业的羸弱，学校的影剧教育则处于“以剧养影”的阶段，利用戏剧教育积累的师资和经验以支持电影教育，戏剧和农业的共性是都不依赖于工业基础，仅靠出卖“纯粹的劳动力”便可以自给自足，同时自给他足。而电影和工业正是在这种“供养”中不断孵化、蓄积力量，并最终逆袭，20世纪60年代，台湾工业的起飞与电影的黄金时代便是此一观点最好的证言。
所以，即便是作为附庸，影剧科也是即将起义的附庸，其通过电影教育培养的人才即是它的军队。这其中不乏有台湾主旋律电影的“教父”丁善玺和台语片的艺妲“皇后”白虹（“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还有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头牌编剧张永祥（政工干部学校），如此芸芸，不胜枚举。而他们正是“影剧科”为60年代台湾电影步入黄金时代所蓄积的“起义军”。
二、训练班：作为台语片繁荣的泡沫
自从1956年初台语片《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推出大获成功后，台湾电影界突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气，一年内开拍21部台语片，数量相当于迁台后7年来所拍摄国语片的总和，1957年更是生产了119部电影，其中，台语片111部，占93.3%，台语片俨然成为一项热门的新兴事业[18]。起初，台语片尚能从歌仔戏班、新剧剧团、台语剧团中发掘演员[19]，但随着电影产业的迅速膨胀，电影人才的缺口也被迅速放大。于是，各电影公司开始纷纷登报招考演员、编导及技术人员，其中，尤以台语演员需求最甚。以《联合报》为统计样本，1956年还只有5家电影公司登报招考演员，而1957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52家，其中92%以上都要求台语流利[20]。电影公司自行登报招考演员，虽然也不乏有演剧艺术天才的存在，但是大多均缺乏表演艺术素养[21]，而新晋演员也多是在缺乏足够训练的情况下即披挂上阵，演技自然有待琢磨，令人诟病。于是對于演员训练的需求应运而生，各种短期训练班如泡沫般纷纷涌现，其开办目的大致有内需、营利和公益三种。
（一）以内需为目的之训练班
这是电影公司为选拔、储备人才所开办的，招收名额通常较少，一般每期30人以内，因而录取时会经过较为严格的甄选，录取后施以3-6个月的集中训练，不收学费，受训后成绩优良者会被公司直接聘用为基本演员或特约演员，如华兴、玉峰、大同、南洋等电影公司的演员训练班都属此类。鉴于是自己培养人才，这类训练班的教学通常比较用心，属于训练班中的精英教育，学员依托于电影公司也拥有较好的实践机会，成才率相对较高。另外，以内需为目的也导致了教学风格上的多样化，像何基明主持的华兴电影制片厂训练班，注重通才训练，上课不拘形式，多重实务的演练、操作，随时可以上阵，边学边做[23]。而林博秋的玉峰影业公司（湖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则较为严格，不仅系统安排了文学、音乐、舞蹈、表演、化妆等专业课程，还加强生活管理，规定学员一律住宿，男女严守分际，各有舍监管理，戏外严禁女子抽烟，平日不得上妆，异性不得独处等，借以提高演艺人员的气质，改变台湾演员让人看轻的观念[24]。该班培养出来的张美瑶、凌云等，不仅日后成为了台语片的巨星，其气质也确实高人一等[25]。
（二）以营利为目的之训练班
这是面向社会需求所开办的纯粹的教育机构，其学员招收名额较多，每期少则50人，多则150人，通常分日夜两班，甚至早午夜三班。这类训练班多是利用青年男女的明星梦而借名敛财的，不仅收费名目繁多，诸如报名费、实习费、材料费等，甚至主配角的训练都有不同价码，此外，为吸引学子报名，其招生简章上往往列出强大的教授名单，堂堂皇皇，可实际上课时却寥寥无几，多半改由徒弟教徒弟，或师哥教师弟，属于“有名无实”[26]。后来台湾省教育厅为避免良莠不分，于1958年3月开放“影剧演员补习班”的申请立案以加强管理，第一批获审查合格的训练班包括亚洲影业公司附设影剧演员补习班、现代影剧演员补习班、黎明影剧演员补习班[27]，这类立案通过的训练班则通常属于“有名有实”或介于二者之间，如亚洲影业公司附设影剧演员补习班依托于自身影业公司，强调理论与实务相配合，一边上课，一边以实习为名拍戏，既替公司节省了拍片费用，也为学生提供了机会进行实践磨练，既能赚利也确能培养出不少人才[28]，像该班毕业的郭南宏、白兰、陈扬、许玉等日后都成为了台语片或武侠片的红人。
（三）以公益为目的训练班
这是由社会团体或个人所开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免费训练班，旨为培养影剧艺术人才，提高艺术水准而进行的义务教学，通常都有公家提供经费支持，如辛奇创办的“中兴台语实验剧社”、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文化工作总队与台湾省民众服务处联合设立的“影剧艺术研究班”、文艺协会文艺研习部与电影戏剧协会联合举办的“影剧研习班”都属此类。其中，“中兴台语实验剧社”尤为特别，其成立训练班的初衷，是将片场附近游手好闲的孩子（不乏有几个流氓）集合起来，晚上一起上课、排戏，培养正当的兴趣，如此不仅可以共同推广戏剧与电影，也可以少一些犯罪的可能，这种公益行为也得到了“中央党部”和省政府社会处的经费支持。虽然训练班是公益性的，但其教学并不随意，课程内容相对丰富，涉及表情、演技、摄影、编剧、技术等，师资阵容也非常坚强，包括辛奇、徐守仁、陈千万、李川、林清源、赖文进等业界行家[29]，因此。该社也先后培养了蔡扬名、江南、余汉祥、张清清、陈云卿等一批台语片时代知名的演艺编导人才。
训练班纵使繁花似锦，也仅此两三年的好光景，1959年，随着台语片第一次高潮的结束，各式训练班也渐渐地随之衰落下去[30]，毕竟，一旦电影产业沦入低潮，内需、营利和公益的目的也必然会随之冷却。训练班随台语片的兴盛而起，也随台语片的低潮而落，恰似泡沫般迅即涌现，也如泡沫般转瞬即逝，表面繁荣兴旺，而内里虚浮不实。但即便如此，这些纷杂各异的训练班也确实为台湾的电影产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不仅及时填补了第一波台语片热潮的人才缺口，更为60年代台语片更大的高潮蓄积了力量，并成为台湾电影黄金时代的主力军。
结语
无论是作为学校式教育的影剧科，还是作为培训式教育的训练班，都与电影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或因之成为戏剧教育的附庸，或因之成为台语片繁荣的泡沫，可见，电影产业所带给电影教育的往往不是好的开始。然而，无论是作为附庸的影剧科，还是作为泡沫的训练班，都为电影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或即时补位，或蓄势待发，电影教育所带给电影产业的，却是一个喷薄欲出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