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的人文观照：小人物形象的“浪漫观”与“英雄观”之思
杨月梅 王玉
当今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对个体生命的价值越来越关注，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加剧了阶级固化的同时，也强化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想要摆脱生活窘境与落魄的心愿。当电影将底层人们的生活现状和感情世界作为捕捉到的视角进行演绎时，不仅能引发社会的思考，更能体现对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映射出底层人物的人文价值[1]。底层人物即所谓的小人物，他们都是籍籍无名之辈，他们沿着自己的规划，默默过着庸庸碌碌的一生，在挣扎中找寻身份的认可。电影《无名之辈》即讲述了这样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人，呈现了一出关于小人物生活百态的戏剧，在喜剧中包含了一个悲剧内核，却闪烁着积极向上光亮的温暖故事。
电影《无名之辈》自上映以来便备受好评，电影中除了精彩的多线叙述的呈现手法，演员精湛的表演技艺之外，更让观众动容的是它所讲述的关于小人物辛酸苦辣甜的人生故事。电影中略带夸张与戏剧性的演绎方式将底层人物在生活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呈现在观众眼前，引发社会对底层小人物人文价值的思考。
一、对小人物形象的塑造
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人物台词与人物行为的表现手法，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是影响着故事展开是否合理的因素，因此，在电影中对人物的塑造就显得至关重要。《无名之辈》中导演对人物的塑造便通过台词、人物行为以及人物情感的变化来完成，致使电影故事中的主体形象鲜活且立体，让观众总能将其中的人物与身边人或者自己进行替换，产生不期而遇的熟悉感，进而达到剧中人物与观众情感的共鸣[2]。
剧中的主人公之一马先勇，曾经是一个为完成任务奋不顾身的协警，却因为一场酒驾事故致使妻子丧命，妹妹高位瘫痪，从此以后他成为了一名想要重回协警队伍的保安，因为满心愧疚的他想获得被事故碾碎了的人生价值。但他不曾想到在人生中失去了的东西再想得到谈何容易，所以这一路走来他变成了一个不顾脸面的无赖。他能在和人打架以后，等警察到来时躺在地上装重伤，问对方要钱;也能吃别人吃剩下的东西;这副样子让他当协警时的队长感到憎恶。但处于全知视角的观众在他寻枪的一系列行为中，又能看到他对生活的不妥协和对协警身份的渴望，即使在最后知道有危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他作为协警的使命。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但在面对妹妹和女儿时，他是心存愧疚却支撑她们生活的人。通过角色刻画，导演表现出了一个充满浓浓市井气的人物，在他的行为和话语中皆透露着处于底层小人物的印记，虽然在大众的眼中他扮尽丑陋，但他的演绎人员陈建斌却说他有一股无畏的拼搏劲，而这股劲才是支撑这个人在失去妻子、工作后依然勇敢活着的力量。
胡广生外号眼镜，他表面凶狠狂妄，但其实是一个内心充满柔情的大男孩。他一心想干大事、想出名、想成就霸业为世人所重视和铭记，却在抢劫时拐进了银行旁边的手机店，用他的话说抢银行是未来“做大做强”后的目标。他一副无法无天的硬汉模样，却在上药时疼得打滾，嘴上说要杀人放火、胡作非为，却被一个残疾女孩儿的三言两语训得服服帖帖。他以为自己思虑周全，却费了老大劲抢回来一堆模型手机，就连他小时候打死的那条眼镜蛇也只是碰巧捡的一条死蛇。他起初被观众嘲笑，而在他得知自己被别人恶搞后如幼兽般嘶吼哭泣，在他对女孩展现柔情的一面，在他被兄弟抛弃后也只想告诉那个女孩不要欺负兄弟的时候，又会引起观众深深的反思和同情。他也是挣扎在底层的一分子，他想体面有尊严的活着，想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却苦于没有可以正常实现的途径。但是在剧情的发展中他由悍匪变为了憨匪，就像他无法摆脱的底层人生，成为了一个供人恶搞的笑话，想要得到尊严却在挣扎中丢失了尊严，这一人物矛盾的凸显足以戳痛人们的神经从而产生无限的思索[3]。
电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饱满血肉，他们都被生活所困。大头随着眼镜抢手机店，在于对大哥的维护和对爱人的承诺，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无形中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未来生活。马嘉祺原本充满活力与美好的生活被一场车祸夺走，她一生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骂身边人成为了她唯一的发泄。他们都在各自落魄的生活中得不到解脱，虽然有一股不服输的拼劲，但想要的生活方式却不由自己决定，他们开始在荒诞中找寻未来的期冀。
二、小人物的情感表达
所谓生活是一个网，各自有它的幸与不幸，只是小人物的挣扎更为艰辛。但引起人们感慨的永远都不是生活的残破，也没有人想同情苦难的生活，打动人们的永远是生活中细微之处的情感流露。电影故事中的情感在加强电影戏剧效果的同时也加深了观众对电影的印象与感想，因为只有情感才能让观众窥探到人物的真实内心，从而体味到小人物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
《无名之辈》之所以能感动很多人，就在于它悲剧的底色上增添的关于感情的色彩，让原本寂寥暗淡的生活被温暖包裹。马嘉祺与两个劫匪的相遇让她以为自己可以在他们的抢下得到解脱，所以她试图激怒他们从而结束她卑微的生命，但是，刚从农村出来想在县城成就一番“事业”的两个色厉内荏的年轻人，即使拿枪抵着她的头，即使被她气得身体颤抖也开不了枪。导演用这样外在的表现方式揭露着眼镜的胆怯和内心的不忍，在前期啼笑皆非的剧情中，观众与马嘉祺一样在感受着眼镜的窘迫与表面强悍。而马嘉祺在怒骂两个劫匪的同时表现出她的困境与对生活的态度，她看似不怕死的表面上是对生活的无限渴望。强悍的两个人在互相看到自己最为难堪的样子时，对彼此敞开了内心，同病相怜的命运让他们彼此卸下心防。
大头在眼镜与马嘉祺之间更像一个和事佬，他的梦想就是娶到霞妹从此幸福生活。肇红霞就是大头爱的那个人，她是从农村出来在大城市迷失自我的那个人，她描述的爱情让观众动容，她供出波仔的时候守护了自己的爱情。她在警局看着窗户的那个笑容，和她在廊桥牵起大头奔跑的背影，以及她坐在车里吃着棒棒糖抬头看烟花时的满足与幸福，都在无声中感染着观众的情绪，这份感情让身为坐台小姐的她不再卑微，她也只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幸福女人。马嘉祺与两个劫匪在天台的那场戏，让观众感受到了两颗残缺的心抛却世俗紧紧相拥的一面，他问她为什么会有桥，她说路走到了尽头就有了桥。这句话仿佛在预示着他们都是将路走到尽头的人，但是路的尽头并不是绝境，还有桥可以通过，而他们就是将人生的大路走成桥的小人物[4]。马嘉祺最终听着音乐也没有在想象中的煤气中死去，当她被绚烂的烟花吵醒后，窗外夺目的光彩照亮了眼镜画的画以及写在上面的字“剩下的桥我陪你走”，心中有了牵挂死就会变得异常沉重和艰难。
在一系列的场景中，观众感受着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他们的窘迫、落寞、寂寥、对生活的渴望、对尊严的追求、对获得身份认同的付出以及对幸福的憧憬，都撞击着人们的内心。生活能困住你的手脚，却困不住你的心，所以底层生活的坚辛创造出了他们顽强的意志，而略带无赖与匪气的人物性格在生活这个维度中，也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三、悲喜剧下的人文关怀
电影《无名之辈》的演绎方式以喜剧呈现，但是喜剧的内核中承载着一个个悲剧式的故事，悲剧故事中又上演着一个个悲剧式的人物。小人物式的悲剧不仅体现在生活的不幸上，更多体现在对生活不再充满期待的内心世界中，当一个人心中了无牵挂的时候，他可以是无敌的，也可以是随时都会消逝的，索性电影中的人物虽然被生活困住，却没有真正失去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但是当他们以各自认为对的方式生活却被外人嘲笑和看不起的时候，这个社会是需要反思的。
电影只是对社会现象和现状的一种冷静和经过修饰的反映，但是能将其呈現在广大的观众面前，这已经是值得被铭记的一件事了。电影对小人物生活现状的呈现偏向于情感的正向化引导，里面的人物情感都是单纯且美好的，即使出现了小三，导演也将其进行了正面化的展现。眼镜离开农村去往城市奋斗的目标只在于成就大事业从而有尊严的活着，但却在意外中结识了马嘉祺，不经意间慢慢产生了爱情，使他们在各自单薄的不幸人生中增添了幸福的厚度。大头为了娶到霞妹去抢劫，最后一无所获的大头在机缘巧合下追寻到了与霞妹的爱情，即使他是被警察追捕的嫌疑犯，但他的爱情圆满了。马先勇在电影中是最落魄的一个，因为被妹妹憎恨着、被女儿不理解、被女儿的男朋友打、被曾经的队长嫌弃，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成为他追寻自己身份的阻碍，生活的重担已经使他麻木，他懂得想要得到就先要付出。随着剧情的发展，妹妹已经原谅了他，女儿也在他奋不顾身为其挡子弹的时候放下了怨恨，队长也收起了一贯的嫌弃模样，他终于可以重回协警的队伍，自尊不再受到践踏，身份也终将得到认同。
最终一切落下帷幕，看似最完美的结局，各自弥补了生命中的遗憾，但是救护车中在烟花的惊吓之下，眼镜还是向马先勇开枪了，回归平静的场面再次激荡起来。马先勇之前用钢板挡下的子弹，在为他找回身份后因为职责又回到了他的身上，眼镜还是被人耍了，他的生命依然是一场笑料。导演这样的处理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的结局是特别温暖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但因为每个人都在挣自己尊严，他们只有付出了这些代价，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归属和平静。陈建斌如果不挨那一枪，他就没法觉得自己赎罪了，他还会继续奔忙下去，和家人的关系不会舒解;大头要是就那么和姑娘跑了，那只是一时的浪漫，他们永远不会真的踏实幸福。就连章宇有一次喝多了，都开始痛骂我说我不让他死。曾经有一个结局乱枪被打死，他特别想死在这个故事里，他觉得更圆满。但对于我来说那不是圆满，我真的在给每一个人最好的结局。”[5]
《无名之辈》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电影，它展现的人物故事是对每个小人物自身的折射，生活的境遇永远都不值得被铭记，值得铭记的只有发生在故事中的人们，以及人们相处中产生的美好情感。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都有其活着的价值与意义，不是外人可以随意评价和质疑的，没有经历过的人生如何能被随意定义。这部电影便教导人们正视底层人们的现状和情感，充满烟火气的俗士孕育着不朽的情感故事，而这才是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所在，生活的困难随处可见，只是你是否具备了在灰尘中起舞的心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