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死亡态度及生命意义感的追踪研究

    李玥 王玲 李显丽 何雨锟

    关键词 死亡态度 生命意义感 追踪研究 医学生

    基金项目:2018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2018JS869)。

    作者简介:李玥,昆明卫生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王玲,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李显丽,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何雨锟,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101

    医务人员是接触生命、死亡最高频率的职业群体,作为未来的医生或护士,医学生必须思考生老病死等问题。死亡态度是指个体对死亡做出反应时所持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1],医学生的死亡态度受专业、宗教信仰、自觉生理状况、是否接受过死亡教育等因素影响[2];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目的与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认识程度,医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受自我评价、有无自杀想法、有无个人前途压力、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影响[3]。有效的死亡教育或生命教育能对医学生的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产生积极影响[4]。研究旨在了解医学生死亡态度及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追踪医学生死亡态度、医学生生命意义变化,为开展生命教育提供依据。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年级分层抽样法,选择昆明某医学院校在校医学生一、二年级学生。2018年9月发放问卷40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24份,有效率93.55%,其中男生1194人,女生2530人;高职一年级学生2324人,高职二年级学生1400人。2019年6月同批学生发放问卷3800份,回收有效问卷3490份,有效率91.84%,其中男生1075人,女生2415人;高职一年级学生2113人,高职二年级学生1377人。

    (二)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用问卷星发放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由统一培训的人员指导完成。本研究对同一批被试进行为期1年的追踪。

    1.一般资料问卷。自编问卷,内容包含姓名、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政治面貌、身心状况、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父母文化程度、人际关系等一般个人情况。

    2.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DAP-R)。该问卷由Wong等人编制,本研究采用廖芳娟等人修订的死亡态度描绘量表,共32个问题,采用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越同意该项目观点。问卷共5个分量表: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避接受 ,各分量表Cronbachs 系数为0.71,0.61,0.64,0.95,0.83[5],在本研究中各分量表Cronbachs 系数为0.865、0.836,0.837,0.914,0.886。

    3.生活目的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 PLT)。该问卷由Crumbaugh等人编制,包含20个题目,有8道反向计分题,采用7级评分。112分以上为高分组,92-112分为中间组,92分以下为低分组。本研究采用宋秋蓉等人的修订版,将量表分为生命的热诚、生活目标、自主感、逃避、对未来的期待5个分量表,总量表Cronbachs 系数为0.847[6],在本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s 系数为0.829。

    (三)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 =0.05。二、结果

    (一)总体情况

    自然接受得分最高(3.58?.91),其次是死亡逃避(2.88?.96),死亡恐惧(2.36?.81),趋近接受(2.24?.80),逃离接受得分最低(2.16?.90);生命意义感总分为(96.07?6.44),根据分组标准,低生命意义感2858人(39.62%),中等生命意义感3008人(41.50%),高生命意义感1348人(18.88%)。各维度总分与均分见表1。

    

    表1:医学生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得分情况(n=7214)

    

    表2: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医学生死亡态度得分比较(n=7214)

    (二)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分析

    1.死亡態度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年级、人际关系、父母文化程度是医学生死亡态度的影响因素。一年级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显著高于二年级。无人际关系紧张学生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离接受的显著低于有人际关系紧张学生。见表2。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父亲文化程度在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离接受上主效应显著,成对比较结果:自然接受维度,父亲大专及以上文化显著高于初中及高中学历(p=0.01),初中及高中文化显著高于小学和文盲(p=0.00);趋近接收维度,父亲大专及以上文化显著高于初中及高中、小学和文盲文化(p=0.00,p=0.02)。母亲文化程度在死亡恐惧、中性接受上主效应显著,成对比较结果:死亡恐惧维度上,母亲初中及高中文化显著低于小学和文盲(p=0.01);自然接受维度上,母亲大专及以上文化显著高于初中及高中学历(p=0.01),初中及高中文化显著高于小学和文盲(p=0.00)。

    2.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发现年级、人际关系、父母文化程度是医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一年级自主感、逃避显著低于二年级。无人际关系紧张学生对生命的热诚、生活目标、自主感、逃避、生命意义感总分显著高于有人际关系紧张学生。见表3。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父亲文化程度在生活目标、逃避、对未来期待上主效应显著,成对比较结果:生活目标维度,父亲为初中及高中文化显著高于小学和文盲(p=0.01);逃避维度,父亲大专及以上文化显著低于初中及高中、小学和文盲文化(p=0.00,p=0.02);对未来期待维度,亲初中及高中文化显著低于小学和文盲文化(p=0.00)。母亲文化程度在生活目标、逃避、对未来期待上主效应显著,成对比较结果:生活目标维度,母亲初中及高中文化显著高于小学和文盲文化(p=0.00);逃避维度,母亲大专及以上文化显著低于初中及高中、小学和文盲文化(p=0.01,p=0.04);对未来期待维度,母亲初中及高中文化低于小学和文盲文化(p=0.00)。

    

    表3: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医学生生命意义感得分比较( x眘,n=7214)

    (三)医学生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的追踪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一、二年级医学生追踪比较结果:一年级第一次死亡恐惧、死亡逃避、中性接受得分显著高于第二次;第一次的生活目标、逃避显著高于第二次。二年级第一次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显著高于第二次;第一次对生命的热诚、生活目标、逃避、生命意义感总分显著低于第二次。见表4。三、讨论

    医学生的五种死亡态度中仅有自然接受得分超过3[7],说明医学生的死亡态度表现为中性接纳,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即医学生倾向于以平常心来看待死亡,能比较平静地接纳死亡,较少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逃避或将死亡视为逃避现实痛苦的方式。大部分医学生以中等程度生命意义感为主,说明近一半的医学生缺乏对其生命意义感的探讨,不明确活着的意义,不明确生命的目标和方向,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9-10]。

    年级、人际关系、父母文化程度是医学生死亡态度影响因素;年级、人际关系紧张和父母文化程度是医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年级增高会显著降低医学生死亡恐惧、死亡逃避,显著提高医学生自主感和逃避,这可能由于医学学习一定程度能降低医学生对死亡的恐惧和逃避,增加个人自主性,对有积极生活态度。死亡态度结果与彭亚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由于被试专业不同;生命意义感结果与蒋晓姗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1]。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接受得分下降可能预示着医学生需要生命教育引导其树立积极的生死观。

    

    表4:医学生两次测量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比较

    人际关系对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有积极影响,人际关系紧张会显著提高医学生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趋近接受、逃离接受,显著降低对生命的热诚、生活目标、自主感、逃避和生命意义感总分,说明积极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建立积极的死亡态度,增强生命意义感和生活目标,这可能是由于拥有积极人际关系的医学生能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形成积极的情绪,降低对死亡的消极态度并产生较高的生命意义感[12-13],该结果与过去结果基本一致[14-15]。值得一提的是,人际关系緊张会降低对死亡的自然接受,这可能是由于独处有利学生思考生死。

    父母文化程度对医学生死亡态度、生命意义感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孩子对死亡更能自然接受、生活目标更高,对生活较少逃避;母亲高文化程度越高,孩子对死亡更能自然接受、生活目标更高,较少感到死亡恐惧或逃避生活。消极影响表现为,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孩子倾向接受死亡,认为死亡是通向快乐或逃避痛苦的途径,对未来更少期待;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孩子对未来期待越少。这可能是由于高文化程度家庭教育压力会导致孩子对未来缺少期待甚至逃避,总之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教养对孩子死亡态度和生命意义感影响机制是复杂的,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追踪研究发现,一二年级经一年学习后死亡态度、生命意义感各维度的变化不同。在死亡态度上,经过一年医学课程学习,一二年级学生的死亡恐惧得分均出现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积极的死亡态度可以通过培训获得,医学课程也能发挥类似作用。不同的是,一年前后对比,一年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态度下降,而二年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显著下降。说明一年级学习使得医学生不逃避死亡,但需要引导树立更中性的对死亡的态度;二年级学习使得学生对死亡的趋近倾向更低、更珍惜生命。上述差异这可能由于不同年级课程设置不同造成的,一年级开设基础医学课,二年级开设专业课及方向课,可能说明不同医学教学内容可能对死亡态度发挥不同作用。在生命意义感上,一年后,一年级医学生的生活目标、逃避均显著下降,即学生生活目标感更加模糊,对逃避现有生活,该结果与前人结果基本一致[16];二年级医学生对生命的热诚、生活目标、逃避及生命意义感总分显著提高,说明经过二年级学习医学生更加热爱生活、明确生活目标、生活意义感更强,但对现在生活表现出更多逃避。

    如何对医学生开展有效的生命教育需要教育者思考。本研究结果启示不仅要关注医学生本身,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家庭教育;设置生命教育课程时,需要充分的考虑不同教学内容对生死观有不同影响,不同年级可能存在需求。

    参考文献:

    [1] DEZUTTER J, LUYCKX K, HUTSEBAUT D. “Are you afraid to die?” Religion and death attitudes in an adolescent sample[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009, 37(3): 163-173.

    [2]杨锡宇,庞海玉,宁晓红,等.医学生死亡态度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基础医学与临床,2018,38(8):1203-1206.

    [3]张开利,王霞,唐四元,等.376名本科医学生生命意义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报,2015,22(15):36-39.

    [4]張慧兰,王丹,罗羽.军医大学医学生死亡教育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6,31(21):63-67.

    [5]廖芳娟.台湾警察之死亡态度研究[D].台湾:南华大学,2000.

    [6]宋秋蓉.青少年生命意义之研究[D].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研究所,1992.

    [7]唐鲁,张玲,李玉香,等.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用于护士群体的信效度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4,29(14):64-66.

    [8]彭亚,赵莉,沈梦蝶,等.本科护生的死亡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研究,2018, 32(3):380-383.

    [9]唐孟言,李晓玲.本科护生死亡态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8,35(7):539-541+560.

    [10]谢云天,陈涛.医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关系研究[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4,34(5):768-769+776.

    [11]蒋晓姗.高职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比较与干预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5.

    [12]周雪梅,徐晟,陈杉,等.老年人生命态度及其与抑郁和社会支持的关系[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11(2):164-169.

    [13]赵娜,马敏,辛自强.生命意义感获取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6):1003-1011.

    [14]杜丽.606名实习护生生命意义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报,2019,26(22):47-51.

    [15]占春旺,胡光丽.护理本科生孤独感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J].护理学报,2013,20(7):69-72.

    [16]郭一扬,陈宇,高钰琳,等.某医科大学学生生命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11):1348-1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