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李影 莫晓琼 李吉裕 石崴 黎玉兰
〔摘要〕为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及情绪调节策略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网络成瘾量表和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对广西南宁市、玉林市的49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均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2）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青少年遭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严重，他们越倾向于产生网络成瘾，而且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他们越倾向于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出现网络成瘾。
〔关键词〕负性生活事件;网络成瘾;情绪调节策略;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24-0012-04
一、引言
网络成瘾是指个体由于反复使用网络而形成的一种慢性沉迷状态，这种沉迷状况的形成不受任何成瘾物质的影响，同时表现为想要增加网络的使用时间和张力等，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依赖[1]，损害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功能[2]。当前，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情况不容乐观。一项针对72832名中学生的大样本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发生率为9.4%[3];深圳市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生率为9.56%[4];4.7%的北京高中和职校学生报告了网络成瘾行为[5]。网络成瘾正在危害着我国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学业表现及其他社会功能[6]。过度沉溺于网络，会影响青少年作出正确的判断，还会造成青少年角色混乱和应对能力下降，使青少年的行为充满冲动性[7]，导致青少年离家出走、自杀。
引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因素有很多，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因素和社会因素均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8]。处于人生重要发展时段的青少年，心理上具有“半成熟”“自我中心”等特点，在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挫折事件时，往往容易形成消极的自我体验。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即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多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9-10]。较之于其他影响网络成瘾的因素来说，危险度最高的就是负性生活事件[11]。负性生活事件能直接预测个体的网络成瘾，同时，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机制。例如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是通过上行他人导向反事实思维实现的[9]。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也许会因为负性生活事件而降低，相对剥离感则增强，这间接促使个体网络成瘾的发生，即领悟社会支持和相对剥离感在二者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1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自我表露能够调节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的关系[13]。从这方面看，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探索。
情绪调节策略也是影响个体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因素[14-15]。高文斌、陈祉妍[16]的研究发现，导致网络成瘾的主要因素是情绪表达与情绪调控能力不足。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为实现在一定情境下的情绪调节目标而采取的调节策略，即个体为满足情境需要、适应社会和保持心理健康，对自己的内在体验、生理反应及行为表现进行调控，从而适应社会和保持心理健康[17]。情绪调节是为了使个体在情绪唤醒的情境中保持功能上的适应状态，帮助个体将内部唤醒维持在可管理的或最佳表现范围内[18]。正是由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适应性功能，一些研究发现了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或情境变量与个体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14，19-20]。此外，诸多研究表明，个体如果采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处理负性生活事件，可形成适应性情绪反应，反之，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则会妨碍个体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21-22]。
综上所述，青少年正处于一个发展完善的时期，他们会面临许多挑战，体验到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如果未能采取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青少年可能通过网络逃避压力、寻求支持，出现网络成瘾。据此，本研究作出假设：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受到负性生活事件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且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法来实证检验这一假设，为学校和社会采取有效措施缓解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向广西南宁市、玉林市四所中学的9个班级发放5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93份，有效率为99%。其中，初中生324人，高中生169人;女生252人，男生241人。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23]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该量表由27项负性生活事件组成，要求青少年事先确认该事件在某段特定时间内是否发生，未发生计0分，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为五级评定，即从无影响到极重度影响分别计1～5分。最后计算27个项目的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应激性生活事件给青少年造成的影响越大。该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网络成瘾量表
采用Young[24]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该量表共20个项目，由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网络成瘾耐受性、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四个维度组成，所有的项目采用五级量尺评定，即l=几乎没有，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最后计算青少年在20个项目中的评分之和，作為他们是否网络成瘾及网络成瘾程度的依据，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
3.认知情绪调节量表
认知情绪调节量表[25]共36个条目，包括9个分量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其中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包括接受、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五个分量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四个分量表。所有的项目采用五级量尺评定，得分越高则表示个体越倾向于采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在本研究中，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分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7.
三、研究结果
（一）负性生活事件、情绪调节策略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负性生活事件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和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存在显著正相关;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显著正相关。详见表1。
（二）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相关分析中，各个变量之间均两两存在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层次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对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显著正向预测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将积极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纳入回归方程后，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回归系数从0.51下降到0.41，但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也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因此，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例为ab/c=（0.36*0.24）/0.41=0.21，即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1%;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不成立，详见表2。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即当青少年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网络成瘾的程度越高，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9]。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青少年则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尤其是网络上的社交性服务来逃避现实。网络的虚拟性可满足青少年根据自己的喜好创设虚幻世界的需要，这使他们从中体验到了强大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从而投入到网络中的精力更多，直至成瘾。
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也可以间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中的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即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但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结果相似[19]。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包括沉思、责难他人、自我责难等。青少年受到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的程度越大，就越倾向于采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但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不能帮助他们有效调节负性情绪和应对压力，他们转而通过虚拟的网络来排遣自己的负面情绪，久而久之便形成网络成瘾。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接受、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等。在本研究中，青少年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他们采用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就越少，但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减少并不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学校和社会开展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科学预防和临床干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方面，负性生活事件容易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为此，在现实生活中，当青少年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学校管理者、教师或社区工作者一方面要开导青少年，让他们正确应对这些事件，减少负面影响，以降低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教授青少年相应的情绪调节策略，减少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来调节自己的心理，从而减少对网络的需求，避免网络成瘾。
五、结论
（1）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情绪调节策略和网络成瘾呈两两显著相关。
（2）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网络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青少年遭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严重，他们越倾向于出现网络成瘾;而且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他们倾向于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出现网络成瘾;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参考文献
[1]李弘扬，张云鹤，刘贺.网络游戏成瘾与青少年心理发展[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旬刊），2018（5）：113-115.
[2]吕欢.大学生网络成瘾与抑郁、孤独的相关性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11）：228-229.
[3]张志华，孙业桓.中国中学生网络成瘾现况及流行特征的Meta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0）：47-51.
[4]黄泽鹏，吴宇，罗青山.深圳市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國学校卫生，2016（7）：1028-1030.
[5]韩耕愚，雷园婷，吕若然.北京市高中生网络成瘾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8，26（10）：77-81.
[6]方晓义，刘璐，邓林园.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1）：100-107.
[7]孙经，袁蒲，李凤娟.河南省初中学生离家出走现况及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调查[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8，32（2）：57-59.
[8]邵云云，许晟，陈佳.青少年网络成瘾成因结局及干预效果[J].中国学校卫生，2020（2）：316-320.
[9]范丽恒，王富洋，常文佼.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反事实思维的中介作用[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5）：123-126.
[10]朱云娇，孙业桓，郝加虎.安徽省职业院校新生负性生活事件、抑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9，40（10）：1499-1502.
[11]毛富强，郑文静，练睿.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生活事件、自我调节和养育方式多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0）：73-75.
[12]高峰强，耿靖宇，任跃强，等.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相对剥夺感在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7，31（9）：734-738.
[13]曹科岩.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自我表露的调节作用[J].教育学术月刊，2017（9）：90-95.
[14]赖雪芬，王艳辉，王媛媛.父母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12（3）：437-441.
[15]周珲，赵璇，董光恒.情绪状态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2）：77-79.
[16]高文斌，陈祉妍.网络成瘾病理心理机制及综合心理干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96-603.
[17]张少华，桑标，潘婷婷.情绪调节灵活性的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2017（4）：139-146.
[18]曾盼盼，俞国良.情绪调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J].教育科学研究，2008（8）：89-92.
[19]李颖.试论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网络成瘾的关系[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10）：148-150.
[20]宋川川，李冉冉，许远理.大学生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J].学理论，2012（13）：129-131.
[21]韩黎，廖传景，张继华.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幸福感：情绪调节与心理韧性的多重中介模型[J].中国特殊教育，2016（11）：75-81，37.
[22]赵连俊，吴国兰，葛维.中学生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6，168（6）：81-84.
[23]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1）：39-41.
[24]Young.Caught in the net： how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internet addiction–and a winning strategy for recovery[J].Assessment，1998，21（6）：713-722.
[25]朱熊兆，羅伏生，姚树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2）：121-124.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宁，530299）
编辑/于 洪 终校/刘永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