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度量实验考》成书考
武冬海 冯立昇
内容摘要：清代以前，度量衡多记载于律数、历书以及食货志之中，一直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直到清代西学东渐以来，传教士将西方近代计量带到中国以后，清末民国的学者逐步建立了中国的近代度量衡体系。其中，吴大澂首次以实物全面考证度量衡，著录《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首次将度量衡从律学和金石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度量衡专著，对中国计量从传统到近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从成书时间、成书背景、思想方法与特点和意义等方面，考证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成书过程，旨为明晰其刊行时间和对中国度量学史的意义。
关键词：吴大澂 度量衡 《权衡度量实验考》
中国的度量衡史源远流长，自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度量衡体系开始逐步建立，到秦统一六国，发布统一度量衡的政令，及至汉朝形成了完整的度量衡制度和理论体系。此后的历朝历代虽有变化，但基本沿袭了汉代的度量衡理论和制度。清代以前，度量衡多记载于律书、历书以及食货志之中，一直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直到清代西学东渐以来，传教士将西方近代计量带到中国来以后，清末民国的学者逐步建立了中国的近代度量衡体系。其中，吴大澂所著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并首次以实物全面考证度量衡，在度量衡知识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承上启下作用。
1.《权衡度量实验考》及其著者
笔者所见《权衡度量实验考》全文约5000字，成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函一册，共84页，封面签题“权衡度量实验考”，内页题签“上虞罗氏刊”。原刻本首页题“光绪甲午正月，长沙节属开雕”，由王先谦作序。罗氏刊本现存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卷首有罗振玉作序。王先谦在序中说评价吴大澂的工作：
“今尚书精意累核得古玉与周尺相准者，至数十器之多，旁推交通，冥合神契为自来考据加家所未到，其论黄钟尺寸，实有可徵。视朱李二子虚造子亦班之辞（词），相去何啻于天壤。先谦于律数无所通晓，承命作序，推论其缘起。且谓本朝实事求是之学，旷隆往代。而天地之秘，声音之元（源），将有大显于二千年后者。先谦侧身其间，益得读所未见，为可幸也。”
罗振玉在序中也称赞此书“据传世古器物，以考订前籍，此学实至中丞而中兴，所造乃愈精也。”
《权衡度量实验考》原定分为尺、权、量三篇，实完成“尺、权”两篇，盖因吴大澂请缨出战甲午之缘故。
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于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清史稿》有传。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甘陕学正、湖南巡抚等官职，是晚清重臣，在赈灾治河、外交、边垦等方面卓有成就。同时又是收藏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书画家，在搜集整理古器物、识认青铜器铭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文化贡献。著有《愙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度量衡实验考》等权威著作。现代学者对其研究主要计重政治、军事、书法、金石学等方面。
2.成书时间
按《权衡度量实验考》初刻本首页所提“光绪甲午正月，长沙节属开雕”，此书应完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前，笔者查《愙斋自订年谱》、顾廷龙著《吴愙斋先生年谱》和相关文献，对其成书时间有如下考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大澂获得西安友人杨实斋所赠玉律管，“己丑十一月冬至前七日，西安友人杨实斋寄‘古玉律琯。”
根据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和顾廷龙《吴愙斋年谱》中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二十六日，吴大澂到衡山书院看望朋友王闿运，二人谈论圭璧、剡圭、璧羡等古玉器物。“（三月）二十六日，至衡山书院，访山长王闿运”[3]，“将夕，愙帅来，云‘廿年知名，又何太晚。说圭璧，大有发明。说剡圭，与余说暗合。剡即火焰，非削之也。又说‘璧羡，亦余所为照，采之人笺。”[4]。笔者认为，此时吴大澂在与王闿运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有了对古代圭璧进行实际测量的初步想法。
同年十月初七，吴大澂已经完成了《权衡度量实验考》中的《黄钟律琯考》三篇，时王先谦向吴大澂索要《权衡度量实验考》一阅，《吴愙斋年谱》中记载此事：“王先谦索阅先生所著《权衡度量实验考》，函属本善检版寄湘。”，吴大澂在给侄子吴本善的家书中也提到此事，“叔有自撰《黄钟律琯考》三篇，板存义庄（约八九块），佛常济未曾带来，板心写《权衡度量实验考》。王益吾索观，并印本益招不着。今冬事闲，拟将《权衡度量实验考》续纂成之，此前人所未道，必传世之书也。（与侄本山书，十月初十日）”[5]，说明光绪十九年之时，吴大澂已经写完《黄钟律琯考》并已經完成雕版，此时决定继续撰写《权衡度量实验考》，并于光绪二十年，此时应完成度、权两篇，量尚未完成，光绪二十年正月，请王先谦作序。光绪二十年四月，王闿运为此书作序：“（光绪二十年正月）王先谦为先生序《权衡度量实验考》”;“（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一，王闿运为先生序度量权衡实验考”[6]。
3.《权衡度量实验考》的成书背景
3.1清末之前中国传统度量衡题材
我国现存最早的度量衡相关论著包括《书经·虞书舜典》、《周礼·春宫》、《周礼·考工记》、《尚书》等。我国的度量衡理论萌芽于春秋晚期，形成于西汉中期，成熟于东汉早期，分别体现于《国语·周语下》、《淮南子》和《汉书·律历志》。尤其是《汉书·律历志》中，以黄钟律管和累黍相互验证，确定出度、量、衡相互之间的关系。书中对度量衡的单位以及单位间进位关系的思想来源作了系统的论述。此后，历朝历代都延续了《汉书·律历志》中的理论体系。例如李淳风所撰的《隋书·律历志》，指出了《汉书·律历志》秬黍之说的理论瑕疵，并将隋代以前的各种容量和权衡情况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与回顾。
宋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度量衡方面的研究不仅仅存在于律书之重，例如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中，详细记述了所载器物的容量、尺寸合出土地点等。宋代学者丁度曾用大泉、错刀、货布、货泉相互参校来考求铜解尺。宋蔡元定《律吕新书》依备数、审都、嘉量、权衡次序介绍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
及至明代，朱载堉著《律学新说》中对明代的尺度、量器均有记载，其所著的《律吕精义·内篇》中对度量衡也有大量篇幅的记载，朱载堉还对历代尺度做了考证，并精确的校准了明代的各种日常用尺。除了律与尺以外，朱载堉还对周秦直至唐宋的斛法进行了考证和叙述。
及至清初，康熙主编的《律吕正义》及乾隆御订的《律吕正义后编》，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度量衡制度，逐步形成了清代的度量衡制度。
除以上律书以外，历代律书、史书中的食货志、《淮南子》、《说苑》、南宋《演繁露》、《玉海》、《续古今考》、元代《文献通考·乐考六》，《小尔雅》等都对度量衡有记述。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度量衡的诗词，如白居易《中和节谢赐尺诗状》、刘禹锡《平权横赋》、张九龄《谢赐尺诗状》等，此处不一一赘述。
从上述来看，我国古代度量衡史料分布零散，多著录于乐律学、史书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度量衡“律度不分”的特点。丘光明等曾评价：“中国古代度量衡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故历代文献中没有系统专题的记述，不过随乐律、历算以及食货、考工之学并存”[7]。
3.2西方计量的引入
明末清初，传教士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是的清代中国计量出现了不同于以前的特点，开始向近代计量转化。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引入了角度的概念，此外，时间也开始由昼夜百分刻划分变为九十六刻制。而温度计、湿度计的引入，扩大了计量的范围。清末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量西方计量及近现代科学知识、度量衡制度的传入，给中国传统礼教下的度量衡制度和理论带来了冲击。
从16世纪末开始，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著书立说，这些近代科学的引入，拓宽了计量的内涵和概念。
一方面，传教士引入了西方角度、温度、时间的计量体系。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对中国角度计量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让国人接受了圆心角分度体系。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将时任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验气图说》纳入了《新制灵台仪象志》中，成为第四卷中的《验气说》，介绍了制作温度计的必要性和制作方法，使人们关注温度计量。而对于时间计量，明末时，传教士在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原有的1日100刻的做法改为96刻，与十二时制相合，而这种算法较旧的100刻制度更为合理，为当时的天文学者采用。西方角度、时间的计量的引入，对我国的度量衡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例如傅兰雅的《格致汇编》，虽为科普读物，但其引入了西方玻璃制作、化学等。以及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书籍，虽未见度量衡或计量专著，但其涉及化学、电学、声学、工程制造、法律、军事等方面，都多少涉及了度量衡和计量方面的知识。此外，丁韪良在《中西见闻录》中也发表过《权量新法》与《权量表（续权量新法）》，提出了中国应该统一度量衡于国际标准化的建议。
第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的大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火炮打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制、法制、德制等度量衡制度引入，对清朝的度量衡制度和思想造成了冲击。
4.《权衡度量实验考》的思想方法与特点
继朱载堉之后，清人对古代度量衡之考证蜂起，最有代表性的是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权衡度量实验考》，一函一册，原刻本由王先谦和王闿运题序。
吴大澂撰写该书之前，曾撰写过一本金石著作《古玉图考》，《古玉图考》按吴大澂自订年谱所记，撰写完成于光绪十五年，原文如下：
十五年，己丑，五十五岁
督办河工善后事宜。因上年工竣，尚有余银六十余万两，故未添请工款也。
四月，至济宁查勘运河各工。撰《古玉图考》，寄至上海同文书局石印。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吴大澂收到西安友人杨实斋寄来的“古玉律琯（管）”。吴大澂对所藏玉琯进行了研究：“余所得白玉律琯，适容千二百黍，定为古黄钟律。杨实斋来书云得之咸阳。”《权衡度量实验考》中也有类似的用米粒对所藏玉进行实验的记录。[8]
按罗振玉版《权衡度量实验考》开篇所述，吴大澂读《汉书·律历志》，对于古代度量衡尺度如何确定“茫然若明”，后通过收藏的圭璧、玉琮以及古玉律琯，推测出周尺、黄钟律琯尺长以及容黍数量。录原文如下：
不知古尺，不可与言律;不知古律，不可与言数。数起于黄钟。黄钟之律，失其制则权衡度量皆不得起正。而古乐由以正矣;律吕之误，误于汉刘歆之私说以黄钟律琯为九寸，而不言起口径客黍之数。班固漢志袭其说。郑康成注周礼亦沿其误，后之改律吕者以班郑为师法，以黄钟九寸为定论而莫能正其非。故隋志历验各律容黍之数无一合秬黍千二百者。后人遂疑黄钟之琯不能实容千二百，误矣。
……
大澂素不知算，亦不知律。始读《汉书·律历志》茫然莫明其理，及得古宏璧、镇圭、镇琮，尺寸皆同，始知周尺之准。后得古玉律琯，又与宏璧、镇圭、镇琮、尺寸丝毫不爽。度之则十二寸。以黑秬黍实（试）之，适容千二百颗，始知始琯为周之黄钟律琯（管）无疑。律琯之尺寸既确，则大澂所定周尺益可自信。而黄钟之琯实容秬黍千二百颗亦可深信而不疑。由此计算而类推之古尺、古权、古量皆可得其实数而一以管贯之矣。
可见，吴大澂撰写《权衡度量实验考》，是为证明“黄钟律琯为九寸，而不言其口径容黍之数”的舛误，又实际度量得出“琯为周之黄钟律琯无疑，为十二寸，以黑秬黍实之，适容千二百颗”的结论。
全书通过吴大澂所藏古镇圭、古玉琮、古兵器、古钱币等器物，以实物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周尺、黄钟律琯尺、唐开元尺、新莽铜卡尺等器物进行相互对比，实验论证，且书中所论证之物皆有图，对黄钟律琯的考证，尤为缜密。
吴氏（大澂）具圭璧、镇琮、古玉律琯、古钱以及秦代铜权考证权衡度量，虽后人论及其对尺度的考证“不能无疑”，然以实物全面考证度量衡，确实为首例。[9]《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中，大量引用吴氏所存古器物，对比古籍记载进行对比研究，辅以实物验证，逻辑缜密，条理清晰。
在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计量方式涌入，并且中国度量衡未成为专门学科之时，吴大澂以“权衡度量实验考”命名其书，以实物对比试验考证度量衡，开中国度量衡专门学科之先河。其后学者诸如王国维、刘复、马衡、唐兰、罗福颐、陈梦家等，都是以吴大澂的研究方法为起点的。
5.小结
吴大澂以其所藏周、秦、汉、唐历代的镇圭、玉璧、玉琮、古玉律琯、权、兵器、钱币、古尺等古器物，以实验方式考证古代度量衡，并以“权衡度量”为书名，在度量衡知识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承上启下作用，并对民国度量衡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清]吴大澂撰.权衡度量实验考[M].长沙节署刊.
[2][清]吴大澂撰.权衡度量实验考[M].上虞罗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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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岳麓书院出版社：湖南，1997：1853.
[5]赵尔巽等.清史稿[M].中华书局：北京，1997：12551-1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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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然.略论吴大澂的传古之功[D].东北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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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龚昊.传科学的传教士[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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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中亚.《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D].复旦大学，2009.
[12]顾廷龙.顾廷龙全集·著作卷·吴愙斋年谱 严九能年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注 释
[1]2018年12月26日摄于中科院科学史所图书馆.
[2]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6）：3.
[3]顾廷龙.《顾廷龙全集·著作卷》.
[4]（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岳麓书院出版社：湖南，1997：1853.
[5]顾廷龙.《顾廷龙全集·著作卷》.
[6]顾廷龙.《顾廷龙全集·著作卷》.
[7]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页.
[8]安然.略论吴大澂的传古之功[D].东北师范大学，2007.
[9]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3.
（作者介绍：武冬海，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度量衡史研究;冯立昇，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学史、技术史、传统工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