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灾荒与河南移民东北述论
张晓东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荒频仍，为救济灾民，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有鉴于河南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本地就食无望的现状，平赈会组织了灾民赴东北务工垦荒活动。经过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来自全省各地的数万灾民分批次到达东北，并在平赈会的全力协助下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谋生，虽属“消极之救济”，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
关键词：河南同乡；移民东北；平赈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30-06
灾荒移民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20年来，涉及民国河南移民的文著十余篇（部），研究时段多在民国后期，在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史料收集与整理等方面还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①本文依据相关资料，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活动为线索，考察北洋后期河南移民的历史背景，通过梳理移民活动的大致脉络，探究同乡组织与政府、社会团体及移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深化、补充近代移民问题的研究。
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河南社会
在经历1920年华北大旱后，自1928年开始，河南广大农村呈现出多灾并发的现象。据1928年的统计，在全省112个县中，遭受旱灾的县数104个，虫灾66个，雹灾13个，冷灾4个，风灾3个，水灾2个，②足见当时河南自然灾害的频度之高、危害之大。同时，兵灾和匪患，对河南农村的摧残破坏丝毫不亚于自然灾害。如豫西渑池县，乡民被土匪焚烧房屋5万间以上，绑掳5000余人。③《河南大事记》如是记载：“豫北彰德因长期激战，为害尤烈。”“豫西绿林武装四布，民不聊生。”④新、旧军阀的混战也给中原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各地驻军吃“地面”十分普遍，粮饷及一切军需、草料全让地方供应。辉县、滑县见于册籍的一年就分别为100万、400万元以上，人民负担数倍与此。⑤频繁的征战，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削弱了河南的经济力量，更给自然灾害的河南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河南“农田半作战场，梁柱多作炊材，牧畜皆被征发，农具损失殆尽，丁壮年被抓充当病夫，老弱转乎沟壑”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害，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普遍性。空间上表现为全省无处不灾、不处不荒。时间上表现为无岁不灾、无年不荒。据夏明方的统计，河南112个县中，1928年受灾县数112个，1929年受灾县数111个，1930年受灾县数112个。受灾县数之巨，在华北各省中居于首位。从受灾人数来看，1928年全省灾民总数4011666人，1929年受灾人口为15471422人，1930年受灾人口为13116115人，灾民比例分别为11.6%、44.7%、37.9%（关于20世纪30年代河南人口的统计数据，学界的看法尚不一致，在此采信郑发展的研究结果，记为34573326人⑦），如此高的比率，在全国也较为少见。⑧二是关联性。各种自然灾害相互关联，往往出现此起彼伏、交替伴生、甚至循环往复的态势。大旱之后常伴以蝗灾，水旱灾害过后常常是疫疠接踵而至。据赈务委员会的调查，1928年河南出现严重旱灾后，其后两年旱、兵、匪、水、雹等灾害随之肆虐横行。很多时候，在前期积累和蛰伏的基础上，灾荒还会呈现出扩大、蔓延、加深之趋势，给乡村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和打击。
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条件，被沦为颠沛流离的灾民。有因绝望而全家自杀者，更多的灾民选择了举家逃亡。1929年春新安县人口不满15万，逃亡者8万以上；渑池人口12万，逃亡者1万有余。孟津一带逃亡山西、河北、东北者6350户。⑨面对严重灾情，国内的一些知名慈善组织、救灾团体对河南灾民施以援手，他们多次在灾区设立粥厂，供给灾民食物。但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上述救济活动无异于杯水车薪，随着灾情的扩大，死亡人数也在不断的上升，不甘心坐以待毙的灾民只有外出逃荒别无活命之途。
二、河南灾民的组织与移送
鉴于河南灾荒导致大量民众逃亡迁移的情况，一些慈善组织积极协调，做好灾民的迁移事宜。如旅平河南赈灾会⑩于1929年正月，选派干员于廷鉴出关外，实地考察东三省接纳灾民的条件和待遇。推举陈麟仁会同于廷鉴拜谒张学良，商谈具体移民事宜，并与东北垦务督办公署达成移民意向。双双商定，由东北当局在京奉铁路打虎山设立入关移民接待点，计划5月1日前运毕。4月7日，在黄自芳、张钫等人的组织下，河南移送东北灾民郑州招待处成立，由黄自芳、魏曼卿负责。随后，省内外移民招待点依次建立。据河南地方志记载：“豫西旱灾尤甚，豫南灾情亦重，前往东北灾民趋为生路之地，今其居民且望东北而不可即。于是旅居北平之河南救灾会发起赴辽就食之计划，河南灾务会亟于本省策应之。按平汉、陇海两路接近灾区之较大各车站，设移民招待处十有一：首开封，次郑州，南则许昌、郾城、西平、信阳，西则洛阳、陕州，北则新乡、卫辉、彰德。而外省之保定、北平、丰台以及北宁路各站，均由旅平河南救灾会办理。”B11
移民接待点的广泛设立，为河南灾民移垦东北提供了保障。但如何把一团散沙的数以万计的灾民组织动员起来却是相当棘手的难题。平赈会显然对灾民到东北讨生活过于乐观，因为时至四月下旬，许多地方的灾民仍處于观望状态。毕竟相对于故乡的关外，举家移垦不是一件小事。为打消灾民顾虑，赴关外就食垦荒。平赈会一方面扩大宣传力度，一方面组织人员劝导督促，同时请求政府参与对灾民的动员工作。
平赈会对灾民的宣传动员颇下了一番功夫。该会的“赴东垦食宣传材料”，主要有“赴东北垦荒就食公启”“移送灾民垦荒就食办法”“劝告灾民白话书”三种，内容涵盖出关垦荒之利、沿途招待之优、垦荒地资源之丰、如何适应东北新环境等方面，形式上采用灾民能够接受和理解的“白话”版，言语恳切，乡情醇厚，感人至深。B12
在平赈会的强力宣传下，越来越多的灾民打消了顾虑踏上北上移垦之途。据《旅平赈灾会征信录》记载，灾民主要从郑州、新乡、安阳上车。经郑州上车的灾民分别来自新安、洛阳、平等、偃师、巩县、宜阳、陕县、孟津、开封、舞阳、宝丰、汜水、自由等地，辐射豫西各县。经新乡北上的灾民，绝大多数来自新乡、原武、滑县、阳武、汲县、浚县、修武、武陟和延津等地。从安阳登车北上的灾民，登记资料不全，但大致可以判断他们主要来自豫北汤阴、涉县、内黄、安阳等地。从三地灾民动身北上的时间来看，豫西最早，豫北稍晚。个中缘由，据叶宗宝的观察，主要是“豫西灾难最深，民众赴东就食愿望较为强烈之故”B13。依笔者浅见，除去天灾人祸外，还有两个因素似乎不容忽视。一是赈灾会内豫西会员较多，组织动员工作较为得力。二是豫西多山地，民稠地薄，生存不易。总而言之，数万灾民毅然决然告别故土，不绝于途纷纷北上的现象足以证明，平赈会前期的组织和动员是卓有成效的。
远距离移民工作的最大难点，莫过于灾民移送和安插问题。平赈会计划的路线为，灾民从居住地就近到招待处，乘平汉线列车登车北上，到丰台转车，换乘平奉线到达东北之打虎山、沈阳，再转四洮、打通等路线到达昂昂溪中转站，由此派往东北各地安插。但是，在实际移送当中，车辆问题屡出波折，平赈会万般无奈之余，呼告奔走，动用各方关系，调剂“粮车”和“兵车”，才使灾民运输稍有转机。B14
出省灾民从河南出发到丰台，从丰台出发赴东北，途经天津、唐山、锦州等站，最终发往灾民安置地点。在丰台的情景，护送员王仲成回忆：凡是由河南来的灾民，都要经过北京丰台招待总站，平赈会的护送人员将他们登记造册，每十户编成一组，选一名组长，负责灾民与接待站点的联系，发放口粮和菜金。护送灾民的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招待站，便于照顾灾民生活。待灾民启程前往东北后，有愿护送到东北的可以随灾民前往。B15外省各接待站在平赈会的组织协调下，由各善团招待。“一路伙食给养有小米、稀粥、咸菜、馒头、玉米、高粱面饼、酱菜、药品、食盐等物，样式繁多，热情周到，善团参与之广，难以笔述。”B16据丰台护送员张培初报告，“河南灾民在丰台领取粮馍并钱项，非常从容优待，沿途慈善家早即踊跃，惟怕灾民中途受饥耳”B17。护送员王拂尘在送达平赈会的报告中，也有“出省灾民，无有不欢欣鼓舞喜出望外者”的记载。这显然与赈灾会前期的沟通协调密切相关。
大多数平赈会护送员的笔下，移民活动似乎平易轻快，一路欢歌，但陈翰笙的观察却道出了灾民远赴东北的艰难：“即使沿途的给养照常发给，也没有柴火，就是一杯薄汤都不容易得到。因为吃了面馍或饮凉水，途中泻痢的很多。有时久滞车中的难民，很少的食物都不容易得到。有些招待处甚至一点食粮都不能发给，办事人不忍看见难民的哀号哭泣，便自己避匿了。有些换车的地方，往往难民前批未去，后批又来，集在一块，有因给养缺乏而饿死的也有因经不起饥饿而逃亡的。”B18
三、移民的数量与区域分布
在赈灾会与关外官绅、慈善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河南灾民1929年5月18日抵达洮安，由屯垦公署分别安插，地方团体招待异常周到。但是，随后的几批灾民就没有如此幸运了。8月初，东北地区连日阴雨，大水冲坏了中转站打虎山以东的铁路，造成火车停运，灾民被迫暂缓出关。8月中旬，中东路事件爆发，灾民滞留打虎山1500余名。B19平赈会陈麟仁到辽宁省长公署求助，当局通饬各县调查容纳。20日上午，李茂修所领灾民开始在辽分批安插。30日，灾民1600人顺利到达黑龙江，全部安插至林甸县。9月3日，李茂修护送的另一批灾民被安排在泰来县落户。移送灾民的任务虽然因各种原因相对延后，但总体而言，在省内登记注册的灾民基本被运抵关外，并被安插落户，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据平赈会统计，自5月份开始移送灾民以来，到9月底，出关灾民35004人，安插黑龙江者23835人，在兴安屯垦区安家者3710人，落户辽宁省洮南附近各县者4252人。B20河南灾民安插情况大致如下：兴安屯垦区，3710人（6月7日—21日）；黑龙江讷河县，609人（6月30日）；黑龙江甘南县，416人（6月30日）；黑龙江布西县，369人（6月30日）；黑龙江龙江县，1484人（7月14日）；黑龙江呼兰、克山、绥化三县，4513人（7月19日）；黑龙江拜泉、安达、肇州三县，4552人（7月30日）；黑龙江肇东县，2683人（8月3日）；黑龙江龙江县1258人（8月6日）；黑龙江明水县，1824人（8月9日）；黑龙江肇州县，1967人（8月9日）；黑龙江林甸县，1583人（9月28日）；黑龙江泰来、大赉两县，878人（日期不详）；辽宁通辽县，2800人（9月9日—17日）；辽宁开通县，1200人（9月25日）；辽宁洮安县，762人（9月26日）；辽宁洮南县，1332人（9月27日）；辽宁镇东县，1000人（9月27日）。B21
这些灾民到达东北后，广布于黑龙江和辽宁20多个县区，黑龙江接收移民县数为17個。辽宁省有5个县接收了来自河南的移民。黑龙江省编制的年鉴对河南灾民来源地进行了统计，如安阳3832人，比例17.31%；汤阴2532人，比例11.44%；巩县2056人，比例9.29%；滑县1832人，比例8.28%；内黄1391人，比例6.28%；洛阳1346人，比例6.08%；宜阳711人，比例3.21%；孟津690人，比例3.12%；渑池348人，比例1.57%；新乡222人，比例1.00%；长葛92人，比例0.42%等，总数22136人。从中可以发现豫北安阳、汤阴两县移民黑龙江的人数最多，占比高达28.75%。B2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赈会在河南造册统计并计划发送黑龙江的灾民23835人，而黑龙江实际接收灾民为22136人，相差699人。据华洋义赈灾会的统计，移送东北的35004人中，半途下车另谋生路者或身故者有2063人。由此推断，安插黑龙江的灾民应为22136人，其余699人，疑为半途下车另谋生路、身故者，其中也不排除在东北其他地区谋生的可能性。
河南赈务会对灾民的记载与平赈会大致相同：“各灾民已经移送赴辽安插者二万四千余人。”“计自七月七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出关灾民三千又四十家，共三万五千零四人。”B23
移民东北的河南灾民，安插落户情况不一而足。据护送员的调查，他们或由百户长代寻住处安置者，如拜泉县；或由各区分领到户者，如讷河、肇东、肇州等县；或每井均分一户者，如克山、海伦等县。克山县共486井（每井六方里），该县共接收灾民600余人，疾病和死亡者甚少。安插办法为县里统一分配，每井一户。粮食房屋及生活用品统统由井中农户分摊供给。初来灾民给人做工每人每日工资大洋五六角，农忙时可得到一元七八角。能干的壮劳力，除自给外，待到来年开春可以获得七八十元的存款。至于懒惰之人，尚需各住户设法救济。讷河县接收灾民615口，绝大部分来自豫西孟津、巩县和洛阳，疾病死亡人数发生数例，灾民的安插主要通过各区富户分领。房屋食粮全由认领户提供，定以两月时间办领购置完结。被安插的灾民大多已经适应新生活，勤劳者已经自足衣食，少数懒得者，生活未免捉襟见肘。B24拜泉县人民性情豪爽，乐于接纳新来灾民，对于慈善事业办理尤为热心。该县面积合计4110井，接收灾民1043口，安插灾民按井分发，每井一户。佣工平日每人可得工资七八毛，忙时可达每日2元。初到灾民衣食住地均由地主供应。勤劳灾民，一年后即可获存三四十元。B25肇州一县有灾民1603口，住所为借人平房，每家一两间不等，室内多通暖管，食粮住房以供给三月时间为限。B26
平赈会在1929年的移民活动，其数量和分布区域相对清晰。囿于资料，1930年的资料相对缺乏，学界大多根据王仲成的说法，认为平赈会成立于1928年年底，结束于1930年春。随着平赈会的解散，移民工作就此结束。B27但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以后，由于战事频繁，粮食、牲畜为之一空，河南灾情比之1929年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平赈会的移送工作与河南赈灾会、地方救灾会等组织开始实现联合。平赈会的核心成员依然活跃于赈济活动之中。地方史料记载：1931年4月开始，河南方面共组织5批移民奔赴东北。B281931年6月28日，平赈会曾致电蒋介石及刘峙称：近日河南调赣军队强抓前往关外谋生的难民为夫役，逃者用排枪击毙，所抓之夫，锁于闷车中两日，闷死多人，请下令禁止。B29地方文史资料也有相关记载：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河洛绅耆许鼎臣等倡议成立豫西救灾会，会址在洛阳市老集路西三府衙门后院。会长许鼎臣和平赈会主席李敏修是志同道合的契友。豫西救灾会与平赈会联系挂钩，移民到东三省。豫西各县移民到东三省去的都有，唯人数多寡不等。有去几十户的，有去几百户的，以宜阳为最多。B30
据此可知，平赈会的移民活动，在1930年春以后并没有停止，在1931年4月至6月的移民活动中平赈会依然在发挥作用。考虑到东北局势，受后来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它最后一次组织或者参与移民的时间应在1931年6月底，移民人数在6000人以上，移民地点为黑龙江。B31
四、移民的生存状态与影响
平赈会利用发放棉衣的机会，对移民在东北的生活作了调查。护送员王仲成实地考察了自己护送灾民的情况。在镇东，他发现落户灾民未分配土地，主要是出卖劳动力和做小生意。在洮南，这里的大多数灾民农闲主要靠上山采集蘑菇、野菜，一天可收一元来钱。而洮安灾民与当地蒙族杂居，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谋生不如其他各县。B32安插在林甸县的灾民，大多数生活和居住条件尚好。每人每月发放小米一斗，灾民所住为一家一间或两家一间不等。能工作的青壮男子，衣服已经能够完全自备，不能工作的老弱病残，带来的棉衣也足以御寒。安插在该县的五、六、七区（全县共八区），居住条件相对较差，有三家挤住一家房屋者，有蜗居草棚者。B33
调查人员还发现，由于各县给予灾民的待遇不尽相同，有移民二次迁居的情况发生，大致流向是条件较差者向待遇优厚的地区流动。再者，耕作条件差的移民地区，多数灾民选择了做小工。拜泉、海伦、明水诸县就有不少的实例。同样是做工，但是技术型工人工资明显高于其他工人。此外，在甘南、洮南等县，通过野外森林、滩地拾荒勉强糊口的灾民亦复不少。灾民在东北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当地人的照应，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相比河南有较大的改善，最直接的感受是生活相对安逸，土匪和溃兵的侵扰较之河南少之又少。陈麟仁向平赈会的汇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员）每到一处，灾民无不欣欣然面带喜色。谈话时，以当地人招待殷勤，谋生容易相称。当地土人谦辞有加，盛称河南灾民勤苦耐劳，主客极为和融相得。关外人工均在一元五六角左右，还管饭吃。东北地富人厚，接人待物大多古道热肠，所以灾民在此容易安身。B34
时至今日，移垦灾民留下来的文字已无迹可寻。《大公报》登载河南灾民的一封家书，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事移民豫人的心态。该信署名孙敏立，署名霍得胜、赵汉山、文新春等多人。内容从在东北的接待、安插写起，向祖父详细介绍了在关外的生活：“孙在此处食宿有所，查灾并拾秋粮一石五斗，得工资八十千。”“初时与各方接洽，无事可做，9月10日各区绅董开会决议，孙得充小学教员，工资足够生活费用。赈灾会所发棉衣已经领出，灾民均感激莫名。孙自来此地，并不感觉困难，一切资用均能自理。到此之同乡灾民，可谓升进了天堂。”B35
總体来看，平赈会在20世纪20、30年代组织的移民活动是较为成功的。经过平赈会的宣传动员，河南移民人数超过预期。从移民工作的诸环节来看，平赈会的前期准备、服务与管理工作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以同乡组织为主导，采用火车对灾民进行远距离移送、人数之多，分工之明确及组织化程度之高，在中国近代移民史上尚不多见。从平赈会调查回访的结果看，多数灾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灾民对移垦生活表示满意。B36陈翰章对山东、河南难民的移送情况进行了对比，指出：“山东难民的投奔东北，大多数是凌乱的各自逃生，河南的则完全是赈灾会移送。”B37当然，这次移民活动并非十全十美，出现了灾民中途丢失甚至死亡的情况，但这并非移民活动的主流，挽救数万灾民生命于水火，逃脱被荒灾吞噬的危险才是移民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河南移民的移垦改变了东北人口的分布状况，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到东北地区，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北地区特别是兴安屯垦区、黑龙江大量荒地得以开垦，河南移民功不可没。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广阔的就业前景吸引了河南灾民，他们或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工矿业，亦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加速了东北的近代化进程。河南移民“大部分携带家属，单身的很少，减少了回流的比例。除少数不良分子外，均能守本分，勤勉自立”B38。这对于开发边疆具有重要意义。移民的进入增加了东北的人口，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减缓了日、俄对东北利权的蚕食，客观上还起到了移民垦边、保卫边疆的作用，有着“救灾实边，双双并举”的效果。B39
河南移民到达东北后，将中原文化与当地的满族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谱系不断融合和碰撞，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新型关东文化。相对于广袤的东北，中原文化无疑具有先进性，移民的涌入促进了东三省的“汉化”过程，因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来说，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一定数量的人力”，“而且一般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B40河南移民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心理，带着中原儿女特有的朴实、善良、勤劳、坚韧性格从故乡而来，融入千里之外的黑土地，并视东北为第二故乡，将带有中原印记的语言、文化、风俗、伦理、宗教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生产方式相结合，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面貌，丰富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
五、结语
平赈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松散的同乡组织如何形成有效的合力，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内部组织来看，在所有登记在册的303个成员中，有260余人为河南人。这表明平赈会是在同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乡情来维系。平赈会中，有1919年成立的旅京同乡会成员，有袁世凯帝制时代的国会会员，还有一部分是焦作中原公司职员以及刘镇华的僚属。平赈会成员之间凭借更小的“圈子”聚拢而来，比如同乡、同学、同事、亲戚等，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熟人相互介绍入会的。显而易见，平赈会这一同乡组织能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核心成员的声望和号召力无疑是关键。如果说平赈会是一张基于同乡关系而结成的“个人网”，而这个网络的“中心结”就是河南“一代耆宿”李敏修。B41显赫的个人经历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赢得社会和组织内部成员的关注、信任和支持，有利于移民活动的展开。
在平赈会的外部，还存在着一个内部成员与外部发生关系的“组织网”。这些内部成员拥有整合资源的能量，推动了平赈会与政府、社会团体乃至灾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单个成员来说，平赈会内部有军政要人（如刘镇华、张钫、万选才等），有学界名流（如李敏修、王敬芳、傅铜、余同甲等），有商界精英（如王锡彤、张镇芳、胡石青等）。他们将河南、东北、河北、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国内慈善组织充分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了既有资源，为灾民移垦东北服务。
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务工垦荒，是解决灾荒的权宜之计，归于邓云特氏所说“消极之救济”B42。它无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救济这一社会问题，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民国士绅在灾难救济、移民垦荒方面的举措和尝试，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苏全有，李风华：《民国时期河南灾荒史研究述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期，2005年2月，第64页。
②⑧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376—377页。
③④⑤B28B31王天奖：《河南近代大事记（1840—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4、287、297、300、297页。
⑥⑨B19B24B25B26B29B33B34B35B38B39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1929年8月1日、1929年4月26日、1929年9月9日、1930年2月5日、1930年2月6日、1930年2月7日、1930年2月10日、1929年12月17日、1930年2月28日、1930年2月28日、1929年7月18日。
⑦郑发展：《近代河南人口问题研究1912—1953》，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47页。
⑩旅平河南赈灾会于1928年12月在北平正式成立。公推李敏修为主席，委员们讨论并制定了《旅平河南赈灾会简章》，确定“募集赈捐赈济河南灾民”为其宗旨。平赈会分交际、文牍、会计、庶务、稽核等五个平行的股作为分支机构。简章还对各股的人员、职责、钱物的募捐与发放、日常开支、工作运转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平赈会虽为非官方的民间机构，但民主元素和现代议事规则却有所体现，与清末民初的同乡会馆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平赈会的人员组成共计303人，豫籍人士260人，外省籍人士43人。39位名誉委员全为河南知名人士。19名委员中，18人来自河南。各股股员62人，其中河南人54个。各招待处职员中有河南籍人士150余人。303名会员中，虽有少数外省人士加盟，但绝大多数仍是豫籍人士，同乡会特征十分明显。39名名誉委员和18名委员都是河南屈指可数的士绅名流。参见《旅平河南赈灾会委员姓名表》《旅平河南赈灾会分股职员表》，见《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组织”。
B11B23河南省档案馆、河南省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整理：《河南新志》（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1、561页。
B12旅平河南赈灾会：《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移送灾民实事报告”，1929年；天津《大公报》，1929年8月3日。
B13B41叶宗宝：《一九二九：同乡与赈灾——旅平河南赈灾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52、199页。
B14旅平河南赈灾会：《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郑州、新乡招待处来电，1929年，第295、340、345页。
B15王仲成：《旅平河南赈灾会片段记》，新乡文史资料（第1辑），第52页。
B16B17B20B21B36旅平河南赈灾会：《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1929年，第43—45、7—8、45、17—18、19—52页。
B18B37陈翰生等：《难民的东北流亡》，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店，1934年，第342—343、341页。
B22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东北年鉴》，1931年，第1272页。
B27王仲成：《我所知道的旅平河南赈灾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第170页。
B30孙乃熏：《我所知道的豫西救灾会》，偃师文史资料（第一辑），第46页。
B32王仲成：《我所知道的旅平河南赈灾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第170页。
B40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5—396頁。
B4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205页。
责任编辑：王 轲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荒频仍，为救济灾民，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有鉴于河南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本地就食无望的现状，平赈会组织了灾民赴东北务工垦荒活动。经过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来自全省各地的数万灾民分批次到达东北，并在平赈会的全力协助下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谋生，虽属“消极之救济”，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
关键词：河南同乡；移民东北；平赈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30-06
灾荒移民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20年来，涉及民国河南移民的文著十余篇（部），研究时段多在民国后期，在课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史料收集与整理等方面还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①本文依据相关资料，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活动为线索，考察北洋后期河南移民的历史背景，通过梳理移民活动的大致脉络，探究同乡组织与政府、社会团体及移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深化、补充近代移民问题的研究。
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河南社会
在经历1920年华北大旱后，自1928年开始，河南广大农村呈现出多灾并发的现象。据1928年的统计，在全省112个县中，遭受旱灾的县数104个，虫灾66个，雹灾13个，冷灾4个，风灾3个，水灾2个，②足见当时河南自然灾害的频度之高、危害之大。同时，兵灾和匪患，对河南农村的摧残破坏丝毫不亚于自然灾害。如豫西渑池县，乡民被土匪焚烧房屋5万间以上，绑掳5000余人。③《河南大事记》如是记载：“豫北彰德因长期激战，为害尤烈。”“豫西绿林武装四布，民不聊生。”④新、旧军阀的混战也给中原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各地驻军吃“地面”十分普遍，粮饷及一切军需、草料全让地方供应。辉县、滑县见于册籍的一年就分别为100万、400万元以上，人民负担数倍与此。⑤频繁的征战，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削弱了河南的经济力量，更给自然灾害的河南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河南“农田半作战场，梁柱多作炊材，牧畜皆被征发，农具损失殆尽，丁壮年被抓充当病夫，老弱转乎沟壑”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害，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普遍性。空间上表现为全省无处不灾、不处不荒。时间上表现为无岁不灾、无年不荒。据夏明方的统计，河南112个县中，1928年受灾县数112个，1929年受灾县数111个，1930年受灾县数112个。受灾县数之巨，在华北各省中居于首位。从受灾人数来看，1928年全省灾民总数4011666人，1929年受灾人口为15471422人，1930年受灾人口为13116115人，灾民比例分别为11.6%、44.7%、37.9%（关于20世纪30年代河南人口的统计数据，学界的看法尚不一致，在此采信郑发展的研究结果，记为34573326人⑦），如此高的比率，在全国也较为少见。⑧二是关联性。各种自然灾害相互关联，往往出现此起彼伏、交替伴生、甚至循环往复的态势。大旱之后常伴以蝗灾，水旱灾害过后常常是疫疠接踵而至。据赈务委员会的调查，1928年河南出现严重旱灾后，其后两年旱、兵、匪、水、雹等灾害随之肆虐横行。很多时候，在前期积累和蛰伏的基础上，灾荒还会呈现出扩大、蔓延、加深之趋势，给乡村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和打击。
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条件，被沦为颠沛流离的灾民。有因绝望而全家自杀者，更多的灾民选择了举家逃亡。1929年春新安县人口不满15万，逃亡者8万以上；渑池人口12万，逃亡者1万有余。孟津一带逃亡山西、河北、东北者6350户。⑨面对严重灾情，国内的一些知名慈善组织、救灾团体对河南灾民施以援手，他们多次在灾区设立粥厂，供给灾民食物。但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上述救济活动无异于杯水车薪，随着灾情的扩大，死亡人数也在不断的上升，不甘心坐以待毙的灾民只有外出逃荒别无活命之途。
二、河南灾民的组织与移送
鉴于河南灾荒导致大量民众逃亡迁移的情况，一些慈善组织积极协调，做好灾民的迁移事宜。如旅平河南赈灾会⑩于1929年正月，选派干员于廷鉴出关外，实地考察东三省接纳灾民的条件和待遇。推举陈麟仁会同于廷鉴拜谒张学良，商谈具体移民事宜，并与东北垦务督办公署达成移民意向。双双商定，由东北当局在京奉铁路打虎山设立入关移民接待点，计划5月1日前运毕。4月7日，在黄自芳、张钫等人的组织下，河南移送东北灾民郑州招待处成立，由黄自芳、魏曼卿负责。随后，省内外移民招待点依次建立。据河南地方志记载：“豫西旱灾尤甚，豫南灾情亦重，前往东北灾民趋为生路之地，今其居民且望东北而不可即。于是旅居北平之河南救灾会发起赴辽就食之计划，河南灾务会亟于本省策应之。按平汉、陇海两路接近灾区之较大各车站，设移民招待处十有一：首开封，次郑州，南则许昌、郾城、西平、信阳，西则洛阳、陕州，北则新乡、卫辉、彰德。而外省之保定、北平、丰台以及北宁路各站，均由旅平河南救灾会办理。”B11
移民接待点的广泛设立，为河南灾民移垦东北提供了保障。但如何把一团散沙的数以万计的灾民组织动员起来却是相当棘手的难题。平赈会显然对灾民到东北讨生活过于乐观，因为时至四月下旬，许多地方的灾民仍處于观望状态。毕竟相对于故乡的关外，举家移垦不是一件小事。为打消灾民顾虑，赴关外就食垦荒。平赈会一方面扩大宣传力度，一方面组织人员劝导督促，同时请求政府参与对灾民的动员工作。
平赈会对灾民的宣传动员颇下了一番功夫。该会的“赴东垦食宣传材料”，主要有“赴东北垦荒就食公启”“移送灾民垦荒就食办法”“劝告灾民白话书”三种，内容涵盖出关垦荒之利、沿途招待之优、垦荒地资源之丰、如何适应东北新环境等方面，形式上采用灾民能够接受和理解的“白话”版，言语恳切，乡情醇厚，感人至深。B12
在平赈会的强力宣传下，越来越多的灾民打消了顾虑踏上北上移垦之途。据《旅平赈灾会征信录》记载，灾民主要从郑州、新乡、安阳上车。经郑州上车的灾民分别来自新安、洛阳、平等、偃师、巩县、宜阳、陕县、孟津、开封、舞阳、宝丰、汜水、自由等地，辐射豫西各县。经新乡北上的灾民，绝大多数来自新乡、原武、滑县、阳武、汲县、浚县、修武、武陟和延津等地。从安阳登车北上的灾民，登记资料不全，但大致可以判断他们主要来自豫北汤阴、涉县、内黄、安阳等地。从三地灾民动身北上的时间来看，豫西最早，豫北稍晚。个中缘由，据叶宗宝的观察，主要是“豫西灾难最深，民众赴东就食愿望较为强烈之故”B13。依笔者浅见，除去天灾人祸外，还有两个因素似乎不容忽视。一是赈灾会内豫西会员较多，组织动员工作较为得力。二是豫西多山地，民稠地薄，生存不易。总而言之，数万灾民毅然决然告别故土，不绝于途纷纷北上的现象足以证明，平赈会前期的组织和动员是卓有成效的。
远距离移民工作的最大难点，莫过于灾民移送和安插问题。平赈会计划的路线为，灾民从居住地就近到招待处，乘平汉线列车登车北上，到丰台转车，换乘平奉线到达东北之打虎山、沈阳，再转四洮、打通等路线到达昂昂溪中转站，由此派往东北各地安插。但是，在实际移送当中，车辆问题屡出波折，平赈会万般无奈之余，呼告奔走，动用各方关系，调剂“粮车”和“兵车”，才使灾民运输稍有转机。B14
出省灾民从河南出发到丰台，从丰台出发赴东北，途经天津、唐山、锦州等站，最终发往灾民安置地点。在丰台的情景，护送员王仲成回忆：凡是由河南来的灾民，都要经过北京丰台招待总站，平赈会的护送人员将他们登记造册，每十户编成一组，选一名组长，负责灾民与接待站点的联系，发放口粮和菜金。护送灾民的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招待站，便于照顾灾民生活。待灾民启程前往东北后，有愿护送到东北的可以随灾民前往。B15外省各接待站在平赈会的组织协调下，由各善团招待。“一路伙食给养有小米、稀粥、咸菜、馒头、玉米、高粱面饼、酱菜、药品、食盐等物，样式繁多，热情周到，善团参与之广，难以笔述。”B16据丰台护送员张培初报告，“河南灾民在丰台领取粮馍并钱项，非常从容优待，沿途慈善家早即踊跃，惟怕灾民中途受饥耳”B17。护送员王拂尘在送达平赈会的报告中，也有“出省灾民，无有不欢欣鼓舞喜出望外者”的记载。这显然与赈灾会前期的沟通协调密切相关。
大多数平赈会护送员的笔下，移民活动似乎平易轻快，一路欢歌，但陈翰笙的观察却道出了灾民远赴东北的艰难：“即使沿途的给养照常发给，也没有柴火，就是一杯薄汤都不容易得到。因为吃了面馍或饮凉水，途中泻痢的很多。有时久滞车中的难民，很少的食物都不容易得到。有些招待处甚至一点食粮都不能发给，办事人不忍看见难民的哀号哭泣，便自己避匿了。有些换车的地方，往往难民前批未去，后批又来，集在一块，有因给养缺乏而饿死的也有因经不起饥饿而逃亡的。”B18
三、移民的数量与区域分布
在赈灾会与关外官绅、慈善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河南灾民1929年5月18日抵达洮安，由屯垦公署分别安插，地方团体招待异常周到。但是，随后的几批灾民就没有如此幸运了。8月初，东北地区连日阴雨，大水冲坏了中转站打虎山以东的铁路，造成火车停运，灾民被迫暂缓出关。8月中旬，中东路事件爆发，灾民滞留打虎山1500余名。B19平赈会陈麟仁到辽宁省长公署求助，当局通饬各县调查容纳。20日上午，李茂修所领灾民开始在辽分批安插。30日，灾民1600人顺利到达黑龙江，全部安插至林甸县。9月3日，李茂修护送的另一批灾民被安排在泰来县落户。移送灾民的任务虽然因各种原因相对延后，但总体而言，在省内登记注册的灾民基本被运抵关外，并被安插落户，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据平赈会统计，自5月份开始移送灾民以来，到9月底，出关灾民35004人，安插黑龙江者23835人，在兴安屯垦区安家者3710人，落户辽宁省洮南附近各县者4252人。B20河南灾民安插情况大致如下：兴安屯垦区，3710人（6月7日—21日）；黑龙江讷河县，609人（6月30日）；黑龙江甘南县，416人（6月30日）；黑龙江布西县，369人（6月30日）；黑龙江龙江县，1484人（7月14日）；黑龙江呼兰、克山、绥化三县，4513人（7月19日）；黑龙江拜泉、安达、肇州三县，4552人（7月30日）；黑龙江肇东县，2683人（8月3日）；黑龙江龙江县1258人（8月6日）；黑龙江明水县，1824人（8月9日）；黑龙江肇州县，1967人（8月9日）；黑龙江林甸县，1583人（9月28日）；黑龙江泰来、大赉两县，878人（日期不详）；辽宁通辽县，2800人（9月9日—17日）；辽宁开通县，1200人（9月25日）；辽宁洮安县，762人（9月26日）；辽宁洮南县，1332人（9月27日）；辽宁镇东县，1000人（9月27日）。B21
这些灾民到达东北后，广布于黑龙江和辽宁20多个县区，黑龙江接收移民县数为17個。辽宁省有5个县接收了来自河南的移民。黑龙江省编制的年鉴对河南灾民来源地进行了统计，如安阳3832人，比例17.31%；汤阴2532人，比例11.44%；巩县2056人，比例9.29%；滑县1832人，比例8.28%；内黄1391人，比例6.28%；洛阳1346人，比例6.08%；宜阳711人，比例3.21%；孟津690人，比例3.12%；渑池348人，比例1.57%；新乡222人，比例1.00%；长葛92人，比例0.42%等，总数22136人。从中可以发现豫北安阳、汤阴两县移民黑龙江的人数最多，占比高达28.75%。B2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赈会在河南造册统计并计划发送黑龙江的灾民23835人，而黑龙江实际接收灾民为22136人，相差699人。据华洋义赈灾会的统计，移送东北的35004人中，半途下车另谋生路者或身故者有2063人。由此推断，安插黑龙江的灾民应为22136人，其余699人，疑为半途下车另谋生路、身故者，其中也不排除在东北其他地区谋生的可能性。
河南赈务会对灾民的记载与平赈会大致相同：“各灾民已经移送赴辽安插者二万四千余人。”“计自七月七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出关灾民三千又四十家，共三万五千零四人。”B23
移民东北的河南灾民，安插落户情况不一而足。据护送员的调查，他们或由百户长代寻住处安置者，如拜泉县；或由各区分领到户者，如讷河、肇东、肇州等县；或每井均分一户者，如克山、海伦等县。克山县共486井（每井六方里），该县共接收灾民600余人，疾病和死亡者甚少。安插办法为县里统一分配，每井一户。粮食房屋及生活用品统统由井中农户分摊供给。初来灾民给人做工每人每日工资大洋五六角，农忙时可得到一元七八角。能干的壮劳力，除自给外，待到来年开春可以获得七八十元的存款。至于懒惰之人，尚需各住户设法救济。讷河县接收灾民615口，绝大部分来自豫西孟津、巩县和洛阳，疾病死亡人数发生数例，灾民的安插主要通过各区富户分领。房屋食粮全由认领户提供，定以两月时间办领购置完结。被安插的灾民大多已经适应新生活，勤劳者已经自足衣食，少数懒得者，生活未免捉襟见肘。B24拜泉县人民性情豪爽，乐于接纳新来灾民，对于慈善事业办理尤为热心。该县面积合计4110井，接收灾民1043口，安插灾民按井分发，每井一户。佣工平日每人可得工资七八毛，忙时可达每日2元。初到灾民衣食住地均由地主供应。勤劳灾民，一年后即可获存三四十元。B25肇州一县有灾民1603口，住所为借人平房，每家一两间不等，室内多通暖管，食粮住房以供给三月时间为限。B26
平赈会在1929年的移民活动，其数量和分布区域相对清晰。囿于资料，1930年的资料相对缺乏，学界大多根据王仲成的说法，认为平赈会成立于1928年年底，结束于1930年春。随着平赈会的解散，移民工作就此结束。B27但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以后，由于战事频繁，粮食、牲畜为之一空，河南灾情比之1929年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平赈会的移送工作与河南赈灾会、地方救灾会等组织开始实现联合。平赈会的核心成员依然活跃于赈济活动之中。地方史料记载：1931年4月开始，河南方面共组织5批移民奔赴东北。B281931年6月28日，平赈会曾致电蒋介石及刘峙称：近日河南调赣军队强抓前往关外谋生的难民为夫役，逃者用排枪击毙，所抓之夫，锁于闷车中两日，闷死多人，请下令禁止。B29地方文史资料也有相关记载：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河洛绅耆许鼎臣等倡议成立豫西救灾会，会址在洛阳市老集路西三府衙门后院。会长许鼎臣和平赈会主席李敏修是志同道合的契友。豫西救灾会与平赈会联系挂钩，移民到东三省。豫西各县移民到东三省去的都有，唯人数多寡不等。有去几十户的，有去几百户的，以宜阳为最多。B30
据此可知，平赈会的移民活动，在1930年春以后并没有停止，在1931年4月至6月的移民活动中平赈会依然在发挥作用。考虑到东北局势，受后来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它最后一次组织或者参与移民的时间应在1931年6月底，移民人数在6000人以上，移民地点为黑龙江。B31
四、移民的生存状态与影响
平赈会利用发放棉衣的机会，对移民在东北的生活作了调查。护送员王仲成实地考察了自己护送灾民的情况。在镇东，他发现落户灾民未分配土地，主要是出卖劳动力和做小生意。在洮南，这里的大多数灾民农闲主要靠上山采集蘑菇、野菜，一天可收一元来钱。而洮安灾民与当地蒙族杂居，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谋生不如其他各县。B32安插在林甸县的灾民，大多数生活和居住条件尚好。每人每月发放小米一斗，灾民所住为一家一间或两家一间不等。能工作的青壮男子，衣服已经能够完全自备，不能工作的老弱病残，带来的棉衣也足以御寒。安插在该县的五、六、七区（全县共八区），居住条件相对较差，有三家挤住一家房屋者，有蜗居草棚者。B33
调查人员还发现，由于各县给予灾民的待遇不尽相同，有移民二次迁居的情况发生，大致流向是条件较差者向待遇优厚的地区流动。再者，耕作条件差的移民地区，多数灾民选择了做小工。拜泉、海伦、明水诸县就有不少的实例。同样是做工，但是技术型工人工资明显高于其他工人。此外，在甘南、洮南等县，通过野外森林、滩地拾荒勉强糊口的灾民亦复不少。灾民在东北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当地人的照应，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相比河南有较大的改善，最直接的感受是生活相对安逸，土匪和溃兵的侵扰较之河南少之又少。陈麟仁向平赈会的汇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员）每到一处，灾民无不欣欣然面带喜色。谈话时，以当地人招待殷勤，谋生容易相称。当地土人谦辞有加，盛称河南灾民勤苦耐劳，主客极为和融相得。关外人工均在一元五六角左右，还管饭吃。东北地富人厚，接人待物大多古道热肠，所以灾民在此容易安身。B34
时至今日，移垦灾民留下来的文字已无迹可寻。《大公报》登载河南灾民的一封家书，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事移民豫人的心态。该信署名孙敏立，署名霍得胜、赵汉山、文新春等多人。内容从在东北的接待、安插写起，向祖父详细介绍了在关外的生活：“孙在此处食宿有所，查灾并拾秋粮一石五斗，得工资八十千。”“初时与各方接洽，无事可做，9月10日各区绅董开会决议，孙得充小学教员，工资足够生活费用。赈灾会所发棉衣已经领出，灾民均感激莫名。孙自来此地，并不感觉困难，一切资用均能自理。到此之同乡灾民，可谓升进了天堂。”B35
總体来看，平赈会在20世纪20、30年代组织的移民活动是较为成功的。经过平赈会的宣传动员，河南移民人数超过预期。从移民工作的诸环节来看，平赈会的前期准备、服务与管理工作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以同乡组织为主导，采用火车对灾民进行远距离移送、人数之多，分工之明确及组织化程度之高，在中国近代移民史上尚不多见。从平赈会调查回访的结果看，多数灾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灾民对移垦生活表示满意。B36陈翰章对山东、河南难民的移送情况进行了对比，指出：“山东难民的投奔东北，大多数是凌乱的各自逃生，河南的则完全是赈灾会移送。”B37当然，这次移民活动并非十全十美，出现了灾民中途丢失甚至死亡的情况，但这并非移民活动的主流，挽救数万灾民生命于水火，逃脱被荒灾吞噬的危险才是移民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河南移民的移垦改变了东北人口的分布状况，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到东北地区，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北地区特别是兴安屯垦区、黑龙江大量荒地得以开垦，河南移民功不可没。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广阔的就业前景吸引了河南灾民，他们或从事农业生产，或从事工矿业，亦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加速了东北的近代化进程。河南移民“大部分携带家属，单身的很少，减少了回流的比例。除少数不良分子外，均能守本分，勤勉自立”B38。这对于开发边疆具有重要意义。移民的进入增加了东北的人口，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减缓了日、俄对东北利权的蚕食，客观上还起到了移民垦边、保卫边疆的作用，有着“救灾实边，双双并举”的效果。B39
河南移民到达东北后，将中原文化与当地的满族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谱系不断融合和碰撞，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新型关东文化。相对于广袤的东北，中原文化无疑具有先进性，移民的涌入促进了东三省的“汉化”过程，因为“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来说，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一定数量的人力”，“而且一般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B40河南移民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心理，带着中原儿女特有的朴实、善良、勤劳、坚韧性格从故乡而来，融入千里之外的黑土地，并视东北为第二故乡，将带有中原印记的语言、文化、风俗、伦理、宗教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生产方式相结合，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面貌，丰富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
五、结语
平赈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松散的同乡组织如何形成有效的合力，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内部组织来看，在所有登记在册的303个成员中，有260余人为河南人。这表明平赈会是在同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乡情来维系。平赈会中，有1919年成立的旅京同乡会成员，有袁世凯帝制时代的国会会员，还有一部分是焦作中原公司职员以及刘镇华的僚属。平赈会成员之间凭借更小的“圈子”聚拢而来，比如同乡、同学、同事、亲戚等，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熟人相互介绍入会的。显而易见，平赈会这一同乡组织能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核心成员的声望和号召力无疑是关键。如果说平赈会是一张基于同乡关系而结成的“个人网”，而这个网络的“中心结”就是河南“一代耆宿”李敏修。B41显赫的个人经历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赢得社会和组织内部成员的关注、信任和支持，有利于移民活动的展开。
在平赈会的外部，还存在着一个内部成员与外部发生关系的“组织网”。这些内部成员拥有整合资源的能量，推动了平赈会与政府、社会团体乃至灾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单个成员来说，平赈会内部有军政要人（如刘镇华、张钫、万选才等），有学界名流（如李敏修、王敬芳、傅铜、余同甲等），有商界精英（如王锡彤、张镇芳、胡石青等）。他们将河南、东北、河北、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国内慈善组织充分调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了既有资源，为灾民移垦东北服务。
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务工垦荒，是解决灾荒的权宜之计，归于邓云特氏所说“消极之救济”B42。它无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灾荒救济这一社会问题，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民国士绅在灾难救济、移民垦荒方面的举措和尝试，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苏全有，李风华：《民国时期河南灾荒史研究述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期，2005年2月，第64页。
②⑧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376、376—377页。
③④⑤B28B31王天奖：《河南近代大事记（1840—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4、287、297、300、297页。
⑥⑨B19B24B25B26B29B33B34B35B38B39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1929年8月1日、1929年4月26日、1929年9月9日、1930年2月5日、1930年2月6日、1930年2月7日、1930年2月10日、1929年12月17日、1930年2月28日、1930年2月28日、1929年7月18日。
⑦郑发展：《近代河南人口问题研究1912—1953》，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47页。
⑩旅平河南赈灾会于1928年12月在北平正式成立。公推李敏修为主席，委员们讨论并制定了《旅平河南赈灾会简章》，确定“募集赈捐赈济河南灾民”为其宗旨。平赈会分交际、文牍、会计、庶务、稽核等五个平行的股作为分支机构。简章还对各股的人员、职责、钱物的募捐与发放、日常开支、工作运转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平赈会虽为非官方的民间机构，但民主元素和现代议事规则却有所体现，与清末民初的同乡会馆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平赈会的人员组成共计303人，豫籍人士260人，外省籍人士43人。39位名誉委员全为河南知名人士。19名委员中，18人来自河南。各股股员62人，其中河南人54个。各招待处职员中有河南籍人士150余人。303名会员中，虽有少数外省人士加盟，但绝大多数仍是豫籍人士，同乡会特征十分明显。39名名誉委员和18名委员都是河南屈指可数的士绅名流。参见《旅平河南赈灾会委员姓名表》《旅平河南赈灾会分股职员表》，见《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组织”。
B11B23河南省档案馆、河南省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整理：《河南新志》（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1、561页。
B12旅平河南赈灾会：《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移送灾民实事报告”，1929年；天津《大公报》，1929年8月3日。
B13B41叶宗宝：《一九二九：同乡与赈灾——旅平河南赈灾会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52、199页。
B14旅平河南赈灾会：《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郑州、新乡招待处来电，1929年，第295、340、345页。
B15王仲成：《旅平河南赈灾会片段记》，新乡文史资料（第1辑），第52页。
B16B17B20B21B36旅平河南赈灾会：《旅平河南赈灾会征信录》，1929年，第43—45、7—8、45、17—18、19—52页。
B18B37陈翰生等：《难民的东北流亡》，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店，1934年，第342—343、341页。
B22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东北年鉴》，1931年，第1272页。
B27王仲成：《我所知道的旅平河南赈灾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第170页。
B30孙乃熏：《我所知道的豫西救灾会》，偃师文史资料（第一辑），第46页。
B32王仲成：《我所知道的旅平河南赈灾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9辑），第170页。
B40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5—396頁。
B4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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